《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导言

史华兹

　　本书旨在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相关的学说框架及其内部的政治关系方面，考察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历史。由此，从促进运动发展的“客观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方面或者从运动对群众的影响方面研究，不是该书的主旨。本书也不对可能有利于运动发展的那些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作任何详细的论述。无需赘述，这些方面都不能彼此孤立地研究。当然，不了解中国的客观环境或它的文化遗产，就不可能理解在中国形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或中国共产党内各派之间以及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之间的政治关系。虽然是这样想，然而我们仍然感到应当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至今被特别忽略的领域。

　　我们意识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倾向于怀疑这样一个考察的价值。对于那些谈论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哲学的假想的奥林匹亚顶峰的人来说，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不可避免地源于“客观形势”。对这样的人来说，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思想的先见似乎是过于空谈事实的表面，而他们之间政治关系的细节似乎是不值得研究的过于小的话题。

　　当然，否认客观环境先验的重要性是绝对愚蠢的行为，所有的政治活动一定是与实践客观形势所赋予的任务有关的。然而，我的确坚决反对那种主张“形势”自动引起结果的万物有灵论。无论任务完成与否，其中的方法和取决于任何其他因素一样，也取决于最终承担完成任务责任的那些人的思想、意图和抱负。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以他们特有的各种预设，已实现了应付这些艰难险阻的责任，我以为，在决定未来客观情况方面，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此外，我们并不打算孤立地考虑学说，而是把它看作是由活生生的人形成并改变的，是在具体情况下起作用的，是受各种动机驱动的学说。在中国出现的情况当然不是共产党领导者现成学说和意图的简单结果，它更有可能是这些学说和意图与这些领导者所处形势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但是，忽略了领导人的学说又是忽略了这一矛盾冲突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自相矛盾的是，那些对意识形态问题极端鄙视，除了“客观”因素之外拒绝考虑任何因素的人，经常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对意识形态的主张特别天真。正是因为他们拒绝考虑学说问题，他们经常倾向于接受完全是空洞的形式语言的意识形态主张的表面。只有通过研究学说与行为之间的矛盾冲突，才能够学会区分已经死的教条与依然活的信仰。

　　然而，需要进一步反对的是，在关注少数领导者的思想和意图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这些事实：我们在中国所目睹的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是一次群众自发起来的运动，而领导者仅仅是这些民众要求和愿望的代言人。现在，虽然我们确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人民运动的高潮逐渐拥有了权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的领导权本身是人民意志的象征性体现，或者它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人民愿望的表现。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特别是在共产主义信条里，基本的历史性决策将由政治领袖而不是由群起的民众做出。

　　我认为，在考虑如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分明的小的群体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应该避免两种过于简单化的观点。一方面，一种倾向认为，由于这些群体已经学会了用外国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因此他们完全与民众脱离，而且与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对于那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来说，必须指出，即使这些人向国外寻求解决方法，他们并不能完全脱离他们所生长的环境以及他们所身处的形势。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倾向认为，亚洲西化的知识分子政治家的声音完全是被明确表达的群众的声音。这个观点忽视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既受到他们信奉的外国哲学的影响又受到他们自身抱负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些群体与民众的关系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矛盾的，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与民众相关联，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与民众又是疏离的。至于民众物质和经济需要之外的愿望，除了我们进入中国农村与它的居民生活在一起之外，如何能知道呢？当然，或许在渴望摆脱当时的悲惨境况之外，民众对于他们希望过上的那种生活是完全困惑的。无论事实如何，我们理应以一种谦逊的客观的态度探讨这个问题。如果就“群众的愿望”这个说法而言，我们完全意指民众的政治领袖知道什么是民众最需要的，政治领袖将使他们自己的愿望成为民众的愿望，那么，我们就这样说说吧，但是不要满足于感情上的言语。我们知道民众希望摆脱他们当时的悲惨境况。然而，不了解情况，我们无权说中国的民众希望在中国再造一种底特律或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的模式。但是，我们却能够很好地研究他们的领袖的抱负和愿望。

　　因此，我认为，在中国我们目睹的不仅是一次民众自发的奋起，而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的统治集团逐渐掌握权力。它们是两个既相关但又独立的事实。

　　对有些人来说，这个研究似乎过多地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派生形式的细枝末节。首先，应该注意到，这种理论的具体的细枝末节，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生活的环境、呼吸的空气。如果我们没有对它形成一些认识，我们就会完全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更重要的是，只有抓住了学说的细节，我们才能尝试判断哪些学说内容仍然是行动的推动力量，哪些学说内容已经成为掩饰学说危机的过时的赘词。

　　大体上，我们的观点是，尽管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表面上是“成功的”，它在东进的过程中―――进入它最初假设所没有预料的环境―――仍然经历了一个缓慢但持续的瓦解过程。这个过程伴随列宁本人已经走出了一段距离，并且如果他活的时间更长，这个过程可能走的距离更远。在最初的学说中，有机联系的不可分离的内容伴随着列宁已经被分离并且被彼此孤立。当然，这个过程伴随着斯大林走得更远，并且这个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表明这个过程如何由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再推进了一步。

　　诚然，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受到强大的“正统意志”（与有关集团的权力利益密切相关）的约束和抵消。无论何时环境最终导致了一个先前学说没有预料的行动方针，就会尽一切努力证明这种行动实际上是预先设想的，然后新的合理解释就会构想出来，以使新的经验与精心构筑的一贯正确和始终高明的外表相一致。另一方面，只要政治行动看来与正统信条相一致，这些信条就被认为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

　　这个研究的结论是，毛泽东的政治战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计划好的，甚至在这个战略最初明确时莫斯科仍然认为是与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信条相违背的，只是形势的压力才最终导致莫斯科对这个新经验给予了合理解释的外表。

　　如果这个结论是可靠的，那么它对克里姆林宫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何影响呢？如果毛泽东主义战略不是在莫斯科预先计划的，如果毛泽东的领导不是直接由莫斯科选择的，那么，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就要考虑一些历史因素的作用。然而，必须强调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取决于过去继承下来的因素一样，相当有可能取决于当时和后来的一系列因素。

　　另一方面，这个结论的确更直接地对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种预先计划他们宏伟的全球战略，并且不给出人预料的偶然事件留有余地的不可思议的科学的大量断言产生了影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历史学正在极力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描述成是斯大林的自我预知和巧妙计划的结果。奇怪的是，这个虚构信念已经被许多认为自己是克里姆林宫最仇恨的敌人的人所接受，甚至强调。然而，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的失败与成功一样，常常是未曾预先计划的。

　　低估苏维埃领导者的精明或他们对于自身目的的执著追求都是绝对愚蠢的行为。另一方面，承认他们的自我形象是依据绝对正确的历史科学进行活动的超人的“社会工程师”同样是危险的。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形象对于不顾一切地寻找救命稻草的大多数近代人的吸引力。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形象对于那些反对克里姆林宫的人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并且不相信它能够在一个仍然充满不可预知的偶然事件的世界里派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