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自由主义，抑或一种新自由主义？
任不寐
(转自《不寐之夜》)
任何一个思想者都会遇到三个问题：人性、族性和神性（可以想象别尔嘉耶夫相关的三部著作，我认为秦晖先生对别氏的“唯物主义”批判有失“公正”）。我在90年代的有关著述中多少接触了神性和族性的问题，那么这里主要关注人性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人是生命现象，生命的本质是自由。10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20世纪的黄昏缓缓降临之际，我们迎接的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落日，还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黎明？“中国自由主义”面临着双重任务：自由的汉语化和汉语自由的世界化。第一个任务刚刚开始，第二个任务又不期而至。
“把个体作为社会理论的基础”（1），已经是自由主义和近代以来一切进步哲学的共识。但把“个体”的“什么东西”置于社会理论或认识论的基础，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构成了哲学的不同流派从而构成哲学史。哲学是人学，本文试图在对生命真相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建立“新生命哲学”，并在这新哲学的基础上引出一种新自由主义：生命自由主义。
一、生命的真相？
我认为在欣赏“自生自发秩序”（2）之美的同时，有必要在为这个“秩序”找回主词，这个主词就是“生命”。所有的哲学都是“关于生命的哲学”，也都是“生命的哲学”。
生命总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这是“历史主义”以来批判哲学的伟大发现。个体生命观构成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自由秩序的社会学基础。但在“自由秩序”中个体生命仅仅获得了相对自由和有限的自由，因而自由的事业仍然漫长，“自由秩序”仍需在进一步认识生命真相的前提下不断“改革”，以适应生命充分自由的需要。
生命及其自由
认识生命最基本的方法是通过常识。根据常识我认为，生命的真相是“生命的自组织秩序”和其否定的“生命的自组织无秩序”的交替上升。生命无疑是“复杂科学”的范畴，是典型的“复杂的适应性系统”（3）。当这个“交替上升”过程无外力强制和阻碍的时候，生命是自由的。
生命自由有四个原理：
1、“生命的自组织秩序”。它的作用是整合“生命结构要素”（4）使之恢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生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独立性与完整性。“自组织秩序”使混钝奔跃的生命处于稳定状态。这个原理是生命“安全原理”。
2、但生命不满足这种稳定，在实现了生命稳定之后和获得了安全感之后，生命要进一步前进，进入一个新的无秩序世界，即进入“生命的自组织无秩序”状态，在这一过程中，生命意识到自己的绝对无制约性，即自由状态。这是生命的“自由原理”。
3、实现“自由”以后，生命又不满足这种悬空状态的无着落感，它追求新的“生命安全”，这种“否定之否定”无限延伸、交替上升，这是生命的“辩证原理”。
4、但是“生命安全”、“生命自由”和“生命辩证”都是生命的“自组织”的结果，生命是自己的主体和客体以及方法，这是生命的“主体原理”。
“自由”和“安全”是生命的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自由”是生命的动态特征，“安全”是生命的静态特征，生命是运动和相对静止的辩证统一。
我们可以以一条线来代表生命，那么,“生命线”上的点就是安全，而线就是自由。线是由点组成的；这个线是无限向前延伸的。
生命的四个原理构成“生命自由”。传统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个体自由，生命自由主义的目标是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个体生命自由。
生命结构
“生命原理”揭示的是生命的外部特征，了解生命的真相也要了解生命的内部特征。现在我们分析生命的结构。我们以下对生命的结构性理解仅仅是为了说明的方便，是生命理解自己所需要的一种辅助手段，它是形而上学的。这些结构既是构成生命的“固体元件”，又是可以互相融合的“液体元素”；或者说生命结构呈“波粒二相性”的特征。
生命自组织秩序包括互相内在的五个方面的结构：
1、生命的精神存在和广延存在及其相互的关系。我之为生命结构的“存在之维”。
“精神存在”和“广延存在”是共时性的，二者在生命那里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是不可或缺的，是互相外在的，同时也是互相内在的，是不能严格分离的。唯心论和唯物论以不同的方式共同肢解了生命，然后把生命单脚树立在“精神存在”（唯心论）或“广延存在”（唯物论）的基础之上。这是“生命的跛足”。
2、生命的“精神存在”内部诸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组关系称谓生命的“灵魂之维”。构成生命“灵魂之维”的诸要素包括：“本能”、“意志”、“情感”、“理性”、“意识”、“潜意识”“道德感”、“语言”等等诸精神要素。
我希望“要素”这个概念不要引起这样的误解：以为这些灵魂元件是完全可以进行物理分类的。这些精神元件是生命精神存在不可缺少的组成，同样是彼此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是从属关系；互相否定是徒劳无益的，你否定对方它也照样存在，强行否定就变成了否定哲学的谎言，强行奴役对方就变成的“同一论”和“唯XX论”的独断。这些要素即是对立的，也是合作的，即是可以相对分类互相外在的，也同时是互相融合互相内在的。它们之间不是数学关系，而更多是化学关系，但这些要素不象化学元素那样独立存在和稳定存在，它们不独立存在，也不稳定存在。哲学的“数学病”最大的灾祸是产生了唯理论、唯意志论、和唯潜意识论等等生命的叛徒，它们首先把灵魂之维肢解，让诸上精神元素彼此绝对分离，然后认为它们之间仅仅是对立和斗争的关系。这种二元论用马克思的语言讲就是，“生命哲学的历史就是灵魂元件互相斗争的历史”。有“斗争”就有胜负，因而它们进一步把某一精神元素（或理性,或意志,或本能
等等）置于专制统治地位，其它灵魂之维沦落为奴隶。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一种专制反对另一种专制的斗争。对灵魂整体性的“解构”是“生命的肢解”。生命自由主义要超越这种恶性循环，捍卫生命的领土完整，实现灵魂之维“法律上的平等”或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让它们“自由竞争”，以促进灵魂和生命的整体性进步。
3、生命的“广延存在”内部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组关系称谓生命的“境遇之维”，它包括两个要素：社会要素和自然要素。社会要素指个体生命和个体生命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要素指个体生命与生存环境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传统自由主义是社会要素最合理的解决，但它只在这个领域起作用。社会要素并不是外在于生命的，它是生命的内在因素。社会性是人的需要，个体生命在与其他生命接触中始意识到和保证自身的存在和意识到存在的价值。社会要素是实现“道德感”这一精神存在的唯一途径。社会性是生命的结构之一。生命自由主义认为原子化个人主义----可以把它理解为杜威说的“旧个人主义” （5）。----揭示了生命存在的第一个事实，但同时，生命的另一个同时存在的事实是，生命的原子特性必需在生命的社会性的帮助下实现。社会性也不能临驾与个体生命之上，它是个体生命的社会性，个体生命是它的主人。理查德· 道金斯著名的《自私的基因》所揭示的是生命的部分内容只是部分是正确的，“基因自私”远远不是生命存在的全部特征，它尤其否定了生命的社会性，产生“生命的孤独”。（6）在人的社会性领域，人是既合作又竞争的，人的社会性的实现形式也远远不仅仅表现为这两种方式。马克思和霍布斯仅仅把竞争看作人的社会性，是一种极端的片面性。这是把人的生命特征动物化，这正如达赖喇嘛的洞见：使用暴力解决问题是动物的特征。
人是自然的产物。但从生命的立场出发，自然环境是生命的自我实现形式，是生命成为自身的一种内部需要。灾民理性热衷于与自然的斗争，其实质是生命与生命自己斗争，是“生命的自虐”。这种生命的悲剧同样存在与工业主义之中，疯狂工业化对生存环境的漠视和破坏，在本质上是对生命本身的破坏和蔑视。
4、生命的“存在之维”、“灵魂之维”和“境遇之维”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内在同时相互外在的关系，我称之为生命的“整合之维”。生命四维之间以及个子要素之间是共时性的，也同时是平等的，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他们在分离中融合以达到生命的和谐或自由。
5、生命存在自己的否定，即死亡。死亡过程和死亡意识一直是生命的内存过程。这是生命的“否定之维”。非自然死亡是“生命的他杀”，极权主义越来越成为“生命的他杀”的主要凶手。自然死亡是“生命的自杀”，疾病和时间是逼迫生命自杀的凶手。生命不仅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是“生死关系的总和”，并且是两个“总和”的“总和”。生命的否定之维同样是生命的内在结构。
二、否定哲学与整合哲学
西方哲学史是哲学批判史，所有的新哲学都建立在对以前哲学的批判的基础上，或它本身就是对以前哲学的批判。这种批判精神是思想进步的动力，但在这种批判中也能发现哲学家的“否定人格”。当批判变成了否定的时候，批判理性就包含着否定人格的不理性。哲学必将在互相否定中片面化。因此我将此前的哲学称为“否定哲学”或“片面哲学”。新哲学应试图超越这种片面性，建立“生命哲学”或“整合哲学”。“整合哲学”从生命的整体特征出发，整合理性和非理性、安全和自由、逻辑偏执和反逻辑愤怒以及二律悖反与“语言考古”，而不是让对立的双方互相否定，因为所有这些对立的因素都是生命的不可缺少的要素，否定对方在生命的整体性看来，是一个谎言。从常识出发，我们发现，否定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人仍然在使用逻辑推理，坚持罗格斯中心主义的人的意识里仍然存在反逻辑的精神幽灵；否定非理性的人也总是有非理性的行为和欲念，非理性主义者一直在充分利用他们的理性；批评科学主义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到森林里去，解构体系的人都在建立自己的体系……新哲学的目的就是解除这种否定的暴政，抢救生命并解放生命。
19世纪晚期三位重要的哲学家尼采、狄尔泰、帕格森他们首先推进创立了“生命哲学”（Leben-sphilophie），这是“对抽象理性主义日趋强化的僵硬性以及相随而来的发达资本主义下个体存在的标准化的一种合法抗议”。（7）生命自由主义同情“生命哲学对理性专制主义的抗议”，但生命自由主义“批判”而不是“否定”抽象理性主义。这种批判立场是扬弃的立场，甚至是部分全盘接受或包容否定哲学的主要观点，它主要反对传统哲学全面否定它以前的哲学价值的简单化和片面化，但赞同传统哲学在独立出来的领域里独到的发现，并把这些互相否定的观点在生命统一性的基础上整合起来。每一否定哲学只揭示了生命的部分真相，却以为发现了生命的全部真相。霍克海默说：“哲学上取消科学，在个人生命中是一种慰籍，在社会生活者则是一个谎言。”（8）生命需要科学，但也需要慰籍。
否定哲学的本体论片面性
我这里仅仅举例说明否定哲学的片面性，而不是重写一部哲学批判史。
海德格尔和帕格森的哲学是“灵魂之维”的孤军奋战，他们共同把“臭皮囊”（“广延之维”）委弃在地上让生命飞起来，但飞起来的不是生命，而是生命的春梦。生命离不开它的广延性，生命整体起飞不仅需要哲学幻想，也需要自然科学。
“人权就是生存权”这个臭名昭著的理论仅仅把人看作广延性存在，这个丧失了灵魂之维的“人”只能是一个动物存在。
黑格尔说：“我们对于哲学的态度，必饱含一个肯定的方面和一个否定的方面。”这种否定人格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精神之癌。马克思主义是一座倒立的大厦，或众多倒立大厦的连续堆积。比如他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基础上把人类社会倒立起来，因为事实上，阶级斗争仅仅是人类社会“片面”的或部分的特性。唯理主义、唯意志主义、“唯下意识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等等，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康德对生命结构的不同部分的调和是对立，是二律悖反，是“互相外在”，而不是联合和融合。相对主义是生命的“疯颠状态”，完全忘记了“生命的安全”。后现代主义对科学和理性的否定是非理性的谎言。
…………
否定哲学的错误在于，它仅仅拾到生命结构的一个元件（理性、非理性；自由、安全；精神，广延），就认为发现了整个生命的意义，于是建立了各种“唯”字头的片面理论。它既不知道这块东西仅仅是生命复杂组织的一部分，也不知道这块砖同时也是“液体”，这液体只有与其它生命“液体”融合在一起才能存在。他们摸到了大象的一个耳朵，然后就狂妄地建立大象的整个学说，而这个大象是以否定“头”和“脚”等器官而存在的。。
否定哲学的问题不在于它的理论和发现是“错误的”，正相反，任何一位可以称为思想家的人都不会完全信口胡说，他们都发现了真理，但仅仅是部分真理。他们的错误在于它把这种片面的真理说成是生命的全部真理，他们把这种片面的正确性当做全部正确性，然后企图在此基础上解释全部问题和更多问题。他们建立了一个个尖顶的大厦，不过这些大厦全部是到立着的，人类思想史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倒立景观，哲学史并不仅仅是“连续不断的觉醒”（黑格尔）,也是“连续不断的觉醒的倒立”。我们不需要把它们翻转过来，就象马克思说的，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因为这些思想的基础并不是错误的，而是“片面性”。否定哲学的错误在于它在这一个正确的支点上堆积了太多的不是这个支点能支撑的砖头。
整合哲学的任务是把倒立的大厦联合起来，把他们片面的正确性调和为完整的正确性。这种整合是没有止境的，因为生命的秘密还远未打开。整合哲学是开放的哲学。“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准确的和片面的。”（9）。但生命自由主义坚守这种谦逊的精神，但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确定性的追求，这是“生命的安全“发出的命令之一。笛卡尔对确定性的追求已经失败了；但这种追求本身仍然是正确的。
否定哲学的方法论片面性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把生命结构的五个方面比作一条玉米带，我们假设其中共有5个玉米。哲学家是采集玉米的黑熊，根据那个著名的寓言，这个黑熊每采集到一个玉米，就不知不觉地或刻意地把原来采集到的玉米丢掉了——最后的一个玉米似乎是“后现代主义”。他每采集到一个玉米（或理性、或情感、或潜意识、或本能、或存在或意识等等），就编制了关于整个玉米带的故事，并疯狂地否定前一个玉米的存在和价值。西方哲学史就是这5个玉米相继发现的过程，它的贡献是发现了5个玉米，它的缺点的每个人以及最后一个人都获得了一个玉米；而他们都坚持说，这片玉米带只有一个玉米，或只有自己手里的玉米最棒。当然，这种比喻不意味这到现在为止，哲学的所有问题都被发现了，应该还有“第6个”或更多的“玉米”。
西方哲学史是在批判理性的支持下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表现在新的“玉米“的发现上——由于生命或“玉米带”的容量及结构总是相对有限的和相对固定的，因而，哲学的各种流派的出现次序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在生命结构的框架内，新哲学是把旧哲学没有发现的生命结构发现出来。新哲学不过是把“奥铿剃刀”（10）割掉的东西再一个一个地翻找出来。
这里我想谈谈我对体系的看法。希腊人对理性秩序的钟爱是哲学体系（哲学秩序）建立的大背景，毕达哥拉斯就曾以数的体系来制定事物的秩序，这种爱好一致保留到近代。18 世纪是哲学反体系的时代，也是新体系建立的时代。解构体系和建立体系的斗争持续了整个19世纪。到今天，反体系的造反运动正方兴未艾。
我们曾经说过，希腊哲学长期沉迷与宇宙秩序的时期里，忘记了人，这为反体系运动提供了历史的前提；反体系就是恢复被忽视了的人的主体性存在：体系是人建立的。人是个体性的和生动的，人类的精神在构造体系的同时，必然又反对任何绝对体系的束缚和体系的“异化”。封闭体系与生命自由是不相容的，因而继起的人本主义思潮必然要反对传统的体系。“在文艺复兴时代，新的知识，无论是关于古代的或是关于地球表面的，都使人厌倦于理论体系；人们感到理论体系是座心灵的监狱。”（11）。
“体系癖”遭到了现代哲学毁灭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建立在两个历史经验上：任何体系都难免是自我封闭的和独断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在实践领域导致了体系的暴政。黑格尔对哲学体系的“同一论”处理是体系遭到反击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把范畴人格化，进而把哲学史看作各种范畴的进化史，这不仅与思想的自由天性不相容，也与生动的现实不相符。我们可以从文德尔班（12）等哲学家那里发现同美国实用主义一样的对体系的“现代厌烦”。在后学那里，对体系的批判达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
整合哲学认为，体系是生命的安全的一种需要，完全否定体系是有害的，也是不可能的。哲学的任务是批判体系的绝对性和主体性，恢复人的主体性和精神的自由。必需承认体系具有工具价值，虽然不是唯一的精神工具。许多对体系攻击的思想家仍然不自觉地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而有的思想家在攻击体系的独断和自大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独断和自大——再没有比尼采对形而上学独断和自大的攻击更独断和自大了。
思想体系化是思想内在的要求之一，就象非体系化同样是思想的性格之一一样。问题的关键是思想体系必须抛弃自大狂，体系是生命自由的工具，而不是相反。这是一个常识。因此必需反对哲学家为了适应他的体系而宁可胡说八道。“人应占有体系，而不是被体系占有”。
最重要的是，思想体系不能政治化和权力化，那时思想体系已经丧失了思想，它不是思想体系，仅仅是权力体系的精神形式——利用权力建立思想体系是对思想的犯罪，必须坚决反对思想体系权力化。否定思想体系的权力化是整合哲学唯一的否定。
三、生命自由主义及其敌人
生命自由主义首先仍是一种自由主义，她把传统自由主义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就象西方现代经济学以亚当· 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一样，生命自由主义基本接受传统自由主义的主要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生命的完整性和主体性。生命是自由的主体，生命是最高价值。传统自由主义和生命自由主义有以下两点区别：第一、传统自由主义缺乏对生命真相的整体把握；第二、作为一种结果，传统自由主义对生命的“安全”缺乏责任感。生命自由主义建立在传统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否定“自生自发秩序”理论。生命自由主义理论由传统自由主义、和平主义或个人世界主义、世俗人道主义或生命主义和宇宙自由主义等理论构成。
传统自由主义
传统自由主义是人类反政治专制主义的产物。反对政治专制主义是生命自由主义首要的任务，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第一目标，它目前也是检验自由主义和伪自由主义的首要标准。在反击政治专制主义的目标下，生命自由主义完全站在传统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它不以任何美丽虚幻的借口无视政治罪恶，因为在专制社会，政治罪恶是一切生命悲剧的最大制造者。“诗歌是一种语言的叛逆形式，它所怀疑恶对象远远不止某一具体的政治制度：它对整个存在制度提出疑问，它的敌人是成比例地增多的。”（13）自由是生命的叛逆形式，生命自由主义的敌人不仅仅是政治专制主义，但在现时代，政治专制主义是它的头号敌人。
个人世界主义
生命自由反对一切强制，战争是最大的强制。
战争是人类的瘟疫。一致到今天，人类仍然没有脱离战争的阴影。生命自由主义把自己的反战立场和和平主义立场解释为“个人世界主义”，它试图通过呼吁建立个人的世界性联合以及在个人联合的基础上通过“国际新社会”制止战争。
“战争崇拜”由来已久。赫拉克利特似乎是第一个严重的战争精神病患者：
“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
黑格尔以德国特有的方式也染上了战争精神病:
“战争具有更崇高的意义,通过战争……各国民族的伦理健康由于它们对各种有限规定的凝固表示冷淡而得到保存，这好比风恶吹动防止湖水腐臭一样；持续的平静会使湖水发生相反的结果，正如持续的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14）。
根据黑格尔的“吩咐”，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使德国民族堕落为乞丐，第二次使德国人堕落为疯子。它的确防止了湖水的腐臭，不过是通过向湖水注入尸体从而是湖水更加腐臭来防止的。
“现代战争的进行方式是人道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刻骨仇恨，个人的敌意……”（15）。我相信他说的不是战争，而是国际象棋比赛。杀人是人道的，这只能是疯子的逻辑。我认为治疗战争精神病最直接的办法是马上把“病人”投入他们热爱的战争，并为了成全他们的崇高首先把他们变成炮灰——他们一定会感激不尽的，因为我们是“人道的”，因而他肯定不会对我们怀有“刻骨仇恨”和“个人的敌意”的。
1999年中国的“战争崇拜”者（真的与假的）在黑格尔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熏陶下“站起来”来，使我们有理由承认，人类的动物特征的转化是需要漫长的路程的。“战争崇拜”者有一个典型的“局外人幻想”，即认为自己可以置身战争杀戮之外；他们还有一个“非我族类”的部落主义仇恨，即认为被杀的人不是人，至少和他不是一样的人。他们应该学会敬畏生命而不是恐惧权力。
战争起源于利益冲突和人的好战本性。人的好战本性是人性之一，但远远不是人性的全部。而好战本性也不必然表现为战争。生命自由主义承认人类的好斗本性，但并不因此对人类实现和平而悲观失望，因为即使人类的好斗本性是不变的，但其表现形式是可以改变的；就象人类的食欲本性是不变的，但是吃什么是不断变化的：人类已经早已不再把同类当作捕食对象了。所以我不同意顾准先生这样悲观的观点：“互相残杀的动力是利益和权力的追求。我不知道人怎能不去做这种追求，所以我不知道怎能没有战争。”（16）。人类好斗本性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转移----事实上，这个转移已经发生了----体育比赛和各种竞争性游戏、与自然恐怖的斗争以及保卫环境和新探险——征服宇宙等等。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探险已经结束了，这一次探险是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置于人类的地图上。这次探险也是人类好斗精神的文明转化：“随着火药的发明，个人私斗的怒火消失了。徒逞一时意气的浪漫冲动让位于另外一种冒险，这冒险并不是愤怒和报复的冒险,也不是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冒险，而是一种比较无害的冒险，如发现新大陆，发现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航道。”（17）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过程并不是完全文明的，而且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当原子弹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后，人类似乎看到了自身的灭亡。从此以后，在核武器的威协下，人类每天都处在‘时间终结的前夜’。”（18）。随着核武器的发明，人类必须把核力量转移到新的探险上去，而不是在地球上耀武扬威和自相残杀，人类不得不再次平息他们愚蠢的怒火。人类的第二次探险将在地球以外进行，月球和火星是我们的基地。这个过程刚刚开始。我们为这个时代的到来而兴奋，但人类告别战争不能仅仅依赖这种缓慢的文明“自生自发秩序”，人类必需发挥能动性。为了制止和消灭战争，世界主义一直是人类关于“永久和平”（康德）的一个伟大的梦想。
为了告别战争，人类历史上无数伟大的思想家都试图建立“世界联邦”、鼓吹“世界主义”来保障世界和平。他们无数次憧憬：“世界将变成一座花园，而人类将变成一个家庭”。人类无数次拥有这样的期待：“我梦见世界一致赞成，人类从此结束战争。”（19）
“个人世界主义”以前的“世界主义”思想往往是一种“选民世界主义”，认为某一优质民族应该统治世界，这是世界性战争的思想根源。柏拉图认为世界是伟大的神的作品，神把灵魂弥漫于全世界，因而世界是一个整体。但丁的“世界帝国”（20）是上帝的意志，是他对和平的渴望，但他把罗马人作为上帝在人间建立世界帝国的选民。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是为建立在日尔曼民族的世界统治而体出来的。
基督教的世界主义是最早的“个人世界主义”，因为它宣布人类在上帝面前彼此是平等的兄弟。基督世界主义充满了对人类不幸的悲悯。我认为没有基督世界主义，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和世界主义思想是不可想象的。此后有彭加勒的“道德联盟”思想，但他对人类的军事主义的比喻可能使生命自由置于一定的风险之中。
可以把欧洲的“联邦主义”看作世界主义在20世纪后期的发展，与其说它产生与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不如说它是对起源于欧洲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文化适应。人类“秩序理性”的发达导致了毁灭自身能力的提高，这种悲剧促使人类在世纪忏悔中寻找防范“恶”的力量。阿尔蒂埃罗－斯皮奈利的“联邦主义”是康德的哲学、美国的实践，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济学（21）的总结，它的哲学是自由主义，它的方法是社会契约论。1941年发表的《文托内特宣言》是个人世界主义的里程碑，《宣言》承认了各民族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它宣布，民族国家的这种作用已经完结，已经退化并导致极权主义国家的诞生。
“进步政党与反动政党的分界线已不再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民主，多一点还是少一点社会主义这种形式上的分野，而是一种极新的、实质上的分野。这种分野把两种人分别开来：头一种人把获取民族政治权力的那种自古以来的目的视为斗争的根本性目标，而他们这样做，即使是无意识的，也将有利于反动力量，将是民众激情的炽热熔岩凝固于陈旧的模子当中，并重新酿发过去的蠢事。第二种人则把创建一个牢固的国际国家视为中心任务，把人民的力量引向这一目标，而且即使取得了国家权力之后，他们也将首先把这种权力作为实现国际统一的工具来实用。”（22）
个人世界主义有理由在联邦主义那里受到鼓舞。“我们悲叹由于民族主义积淀而导致的分界。我们已经到了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最佳的选择是超越民族独立界限，走向建立世界共同体，使所有的人类家庭都能参与这一共同体。我们期待世界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建立于超越国界的联合政府的基础上的世界秩序的完善。这一世界重视文化多元论和多样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类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独立于其它部分的情况。每个人的前途都与全人类的前途相联。”（23）。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球一体化，为世界主义这一伟大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希望。我赞同托夫勒先生的看法，数字网络无论在个人联合的质量方面，还是在个人联合的范围方面，无论是实现经济自由，还是政治民主包括直接民主，都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手段。网络的发展是世界主义的胜利。不仅如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个人的联合才能更快地实现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为生命的自由和安全将提供更多的可能。保障人权和救助灾害，保卫环境和稳定经济，世界主义越来越成为生命不可遏制的需要。特别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这要求自由主义超越传统自由主义自负的人本主义和缓慢的“渐进主义”，通过积极的个人联合在世界范围内保卫生命的安全。“如果我们要维护这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居住的星球，现在就需要一致行动”（威廉· 瓦特）。
个人世界主义的第一个理论前提是人类必需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而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的理想就是自由主义和生命自由主义。“西方世界的存续问题，也可能仰赖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将世界上足够强大的各民族联合起来，结盟于一共同的理想之下。”（24）。我认为“结盟于共同的理想之下”决不仅仅是“西方世界的存续问题”，而是整个世界的问题，特别是整个世界的存续的问题。我相信托克维尔的预言，“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的和普遍地到来。”（25）而民主时代的到来就是个人世界主义时代的先声。我们在“世界主义”前冠以“个人”两个子有以下目的：
第一，只有个人主义才能建立民主国家，而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实现世界的联合。
第二、我们呼吁各国公民在政府主持外交的同时，大力发展公民外交，个人有权利不通过所在地的政府，自由地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个人或组织建立各种联系；我们赞成哈耶克的观点，国际间个人的关系比国家的关系更有利于促进和平和进步：“如果各国的资源被当作为各国自身的独占性财产，如果国际经济关系不是成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不和及猜忌的根源。”（26）。
第三、因此，联合国有义务增加各国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的席位，特别是由于一些专制国家，政府尤其代表不了人民；联合国有权力也有义务统一组织各国非政府代表的选举工作并督促和监督专制国家的民主选举。
第四、个人世界主义强烈反对“互不干涉内政”的教条和“国家力量均衡”理论（基辛格）。这个教条应修正为“互不武装颠覆政府”。世界上每一个人或组织有权关心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并为他（她）提供帮助。个人不是国家的财产，他的事不是某个政府的“内政”，是他自己的“内政”，是人类的“内政”。“互不干涉内政”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人类的互不关心，只有野兽才会互不关心。主张不干涉内政的人实际上是主张“我”可以干涉“我”的臣民的一切“内政”，这是“我”的势利范围。他们要求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可是他们什么时候尊重过自己国家的人民的选择了呢？
第五、如果世界主义不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就可能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就必然发生“优秀民族”统治世界的战争。
生命主义：从权利的时代到责任的时代
生命主义是对暴力、疾病和贫困的解决方案，它是人权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它的基本信条是生命的价值和个人尊严至上。任何形而上学或唯物主义所确定的价值对象，都在生命价值和个人尊严之下，也即，为了生命价值可以牺牲“其他价值”，而为了“其他价值”不能牺牲生命价值。
1、一个生命就是一切。所有以人道面目出现的思想都面临着一个权威标准的检验：对某个人生命和尊严的尊重就是对“多数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而不是相反。这是检验伪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试金石。“自由缺少了怜悯，就变成了魔鬼”（27）。仅仅“怜悯”还不够，它必需诉诸个体对象，否则就是伪善。“每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生命……每个人就是人类。”（28）所以雨果说：“把宇宙缩减到唯一的一个人，把唯一的一个人扩张到上帝，这才是爱。”生命主义认为，这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受难，人类就都在受难，有一个人死去，我就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在死亡，有一个人在无辜地残害别人的生命，我就感到自己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或者“我感到他们是在杀我。”（29）所以我认为，达赖喇嘛的“宇宙责任”（30）。实际上应是个人责任和对个人的责任，因为“个人就是宇宙”。在这个人责任伟大的光辉中，家庭的院墙倒塌了；民族和国家的城墙倒塌了；主义的藜笆拆除了；个人的面具融化了。——个体生命在彼此的照耀下充满了温暖，这个温暖迷漫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角落在温暖中伸直。
我看过一本叫《黑境头》（31）的书，该书集中介绍了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这些作品主要反映的是非洲的饥荒和战争给人类造成的苦难。我建议这本书送给世界上每一个军人和战争的热爱者，我相信，任何人性未泯的人都会在这些镜头面前深深战栗和反省。人类应在这些悲剧面前集体反省。我非常理解那个面对人类的苦难而自杀的记者，但活着的人应该努力。“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是单个人总是能够被拯救的。”（32）如果说“时间是站在人道主义一边的。”（33）这首先需要我们每个人站在人道主义这边。这个世界上个体生命和个人尊严最大的敌人是现实存在的毫无任何乌托邦真诚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这栋建筑的设计师和包工头是这个世界的头号杀人犯。他们所伪托的理论，在第一个工人死去的时刻就被宣布为是十足的荒谬和罪恶。陀思陀耶夫斯基说:
“假使你自己要建筑一所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在于最后造福人类，给予他们和平和安谧，但是为这个目的，必须而且免不了要残害哪怕一个小小的生物——比方说就是那个用小拳头捶胸脯的孩子吧，要在他的无法报偿的眼泪上面建造这所大厦，在这种条件下，你答应不答应做这房子的建筑师呢？”（34）。
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也必然使我们导向和平主义，把任何战争投入看作是人类的愚蠢和未开化。中国“两弹”发射成功而中国人集体表达由衷的狂欢的情景，通过电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种因在杀人手段上获得“进步”而狂欢，遍及全世界和每个地球人的心灵。我为这种普遍的“由衷的喜悦”而由衷地恐惧和惊诧。
2、敬重一切生命。根据生命“境遇之维”的要求，我们不仅要敬重个体人类的生命，也必需对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抱有同情之心，对他们的死亡和不幸有感同身受的悲悯之情。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阿尔贝特· 史怀泽先生在他伟大的作品《敬畏生命》（35）中，提出了经典的论述。敬畏生命特别应是思想家、政治家、艺术家的第一生活准则，因为他们占有更多的资源，对世界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敬畏生命的伦理促进任何人，关心他周围的所有人和生物的命运，给予需要他的人真正人道的帮助。敬畏生命的伦理不允许学者只献身他的科学，尽管这对科学有益。它也不允许艺术家只献身他的艺术，尽管他因此能给许多人带来美。”因此，他坚决反对“成熟”，即精神的庸俗以及良心的麻木，他说：“我决心保持敏感和同情，也不害怕多愁善感的谴责。……我本能地防止自己成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成熟的人’。被应用于人的说法‘成熟’，对我来说始终有些令人害怕。因为，在此我总是听到如此不和谐的词：贫乏、屈从和迟钝。通常，我们看到的所谓人的成熟的标志是：顺从命运的理性化。……成年人太喜欢在其可怜的境况中卖弄，以使青年人明白：总有一天，他们会把今天极为珍视的一切的绝大部分东西看作只是幻想。”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成熟”的民族，可以说“成熟”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别成为政治动物的集体标志。在中国，“被称谓上流社会的，大抵只是许多磨光了棱角而拼凑起来的杂烩。”（36）。这种成熟就是我们定义的灾民理性。
但是史怀泽先生认为在中国，人和动物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这说明他还不了解中国。他只是通过孔子的只言片语来“了解”中国的。敬重生命的第一原则应是敬重所有的生命，特别包括敬重人的生命，若一个人敬重动物的生命而蔑视人的生命，这种人只能是生命的敌人。是的，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先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的确“爱”动物，但他们爱的是“宠物”，是一种财产；而不是对自然状态中生命的敬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由于对人的绝望和敌意而移情到动物身上的，他们并不敬重生命，尤其不敬重人类的生命。在中国，一般人的生命价值往往不如这些“爱生主义者”的宠物，这方面的丑闻不胜枚举。我想可以给史怀泽先生讲一讲他可能熟悉的俾斯麦的故事，作为铁血宰相，俾斯麦和敬畏生命是不沾边的，然而，他是非常“敬爱”他的动物的生命的：“他除了对狗和马以外，根本没有任何同情心理。在他的狗‘苏尔特尔’死掉时，他一边抱着它，一边哭着，因为他在前不久打了它。”（37）还有希特勒，还有他的追随者，很多人都是爱动物的，都是素食主义者。因此，敬畏生命必需以人道主义为第一原则。当我们面对身边不断出现的践踏和侮辱个人生命和尊严的暴行而无动于衷、无能为力时，我们有什么资格在电视上表演自己对熊猫和麋鹿的“爱心”？
3、敬重环境与生命危机。如前所述，制止“生命的自虐”，人类必需敬重环境。特别是在灾民社会，“与天斗，与地斗”的“生产斗争”应该告一段落了，因为自然界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了。这场持续几千年的战争，越来越威协到生命的存在，而自生自发秩序无力拯救这种全面的生命危机。看看今天的北京，我们发现，世界末日已经越来越近了。权利目标尚遥远，责任目标又“提前”降临。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独特的悲剧性命运。
我一直对中国世俗的自欺的“歌德”式的乐观主义以及西方疯狂自负的工业乐观主义感到厌烦。在我看来罗马俱乐部的乌鸦们比那些政治喜鹊们和科学知了们要深刻一千倍、人道一万倍；多年来，他们的预言似乎没有成为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预言毫无根据，正相反，灾难尚未降临是因为有理性的人基本上听从了他们的劝告；而他们预言的悲剧仍在发生和演进。我不知何以布朗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几句逆耳忠言竟使中国一些粮食理论家象针扎了屁股似地跳起来。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具有环境意识和终极关怀的人，是那个一直被当做嘲笑对象的古代“傻子”——那个“忧天的杞人”。杞人精神在马寅初先生的思想里闪烁了微弱的光芒，随即被来自宫廷的中国喜鹊主义轻易地踩灭了。此后她一直熄灭着。中国在７０年代末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并不值得乐观的成果导致了新喜鹊主义或暴发户的疯狂，在已经熄灭的杞人精神的灰烬上又覆盖上了一层盐。对于中国而言，当２１世纪即将降临的时候，一起降临的也可能包括很多灾难。我们已经能看到这场灾难模糊的轮廓，这一模糊的轮廓在华北地区尤其是北京令人恐惧的大气污染和水源枯竭中日益明晰。政治动物和经济动物们只顾饕餮和争夺。它们很忙。制止或延缓这一悲剧的建设性的努力我们仍未看到。在孩子们的哭声漫过来之前,我们先听见北京街头玉兰花树的抽泣声，那是拒绝活埋的“闹事”般挣扎的哭泣。对玉兰树的早衰视而不见，对她的哀求充尔不闻——《擒获未来》一书（38）为中国读者讲述了一篇科学神话，他把西方肤浅的曼彻斯特乐观主义表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可以想见，这篇童话只能强化中国政治动物和经济动物们的忽视环境灾难的商业偏执。地球这个“梨”将从中国这个地方最先溃烂。这个铁坦尼号即将沉没的时候，人们一边诅咒那该死的船长，一边你死活地争夺求生的方舟逃向异国他乡，逃向大海、地下、天空和外太空。“大发现”的时代持续了500年，未来500年是否是一个“大逃亡”的时代？毋庸讳言，当国际媒体日益关注中国非法移民的时候，当移民动机同时与生态危机正相关的时候，当我可怜的同胞不断惨死在太平洋的茫茫征途上的时候，我有理由担心：大逃亡时代已经开始了。“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是怎样的一种“学术之盲”？
生命主义在生命危机意识下宣告传统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即终结“权利的时代”，进入“责任的时代”，以个人责任伦理深化（而不是完全否定）个人权利伦理。
宇宙自由主义
如果说，政治暴政是生命自由主义第一个敌人,那么，“空间专制”和“时间专制”就是生命永恒的敌人。生命对空间有无穷的探求欲，但目前人类在宏观世界还未能“有效地”离开地球，在微观世界仅仅认识到基本粒子。空间对生命自由的这种约束，我称之为“空间专制”。直到目前,人类对时间的认识仍然是肤浅的，可以说仍然一无所获，生命在时间中没有任何自由，特别是面对死亡完全束手无策。“对死亡保持沉默——你能忍受多久？……你唯一的逃避是通过一个不同姿势朝向死亡（卡内）。这就是我所说的“时间专制”。在一定意义上，空间专制总是表现为时间专制，因此，我们将二者集中在一起讨论。对时间专制的超越，是生命否定之维的号召，是生命整体性的号召，是生命的“宇宙自由主义”方案。
时间专制是指人受时间的绝对统治：人目前仍不认识时间的本质，同时，个体生命必然地被时间毁灭掉。反对时间专制有两个目标：延长人类的寿命和摆脱时间的绝对控制或时间对人的外化。时间以铁的规律和无限的绵延性外在于人的任何能动性，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覆盖在我们的头上，过去的将永不再来，生命在一分一秒中被它捏搓为沙粒。人如一群惊呆了的无可奈何的石头，在时间的水流中狼狈地翻着跟头，衰老、死亡、然后沉淀、风化。自有人类以来,面对时间专制，迄今为止，风化是人类的唯一命运。“象征时间的老人，代表死亡的骷髅收割者,同样带有一把镰刀……时间到了，谁也逃不过那把镰刀……人生的悲哀归根到底来自时间的不可逆转。不言而喻，最后胜利属于死亡。”（39）。人类在时间面前的无力感和被奴役感是由来已久的。孔子叹息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而古希腊的诗人们则同样叹息：
时间枯萎了青春的娇妍,
时间摧残了美人的眉黛,
它饱餐自然真理的珍馐,
万物都在等待着它那镰刀来割刈。（40）
时间专制是人的大命运层次上的一种充分专制或绝对专制、或哲学专制。但人类面对时间专制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反时间暴政的抵抗运动在历史上一直风起云涌。
关于时间专制，生命的感性思考的历史应该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延长生命是人类古老而永恒的情感，也是对时间专制最原始的反叛。但在这方面人类的进步非常缓慢。于是人类更期望能让时间静止或留住过去并控制未来，这就是“回忆“和”期望”。反抗时间专制只能表现为对时间的精神“克隆”，“时间克隆”集中的表现是因怀旧而旧地重游或重逢旧友和对未来的幻想。“克隆时间”是一种消极的、但是必要的反抗。在柏拉图那里，回忆是人类精神的基本特征，由于回忆，死亡的时间在精神世界里复活，它就是现在。亚里士多德认为回忆和希望是快乐的必要条件。这种精神胜利法影响了包括奥古斯丁和海德格在内的很多哲学家。
个人回忆和期望的宗教形式就是时间的循环模式，认为时间是周而复始的，这是精神胜利的极端形式。灾民社会更倾向这种幻想，生命的短促使人类通过幻想来“延长”生命。基督教的末世论是整个人类对死亡恐惧的解脱。
千百年来，折叠时间的努力形成了许多固定的符号：故乡、母校、童年、故友、未来世界、世界末日等等。怀旧通过重逢来实现，但重逢远非复印式的，而是现在的我与现在的过去重逢，这种重逢把时间折叠或凝固在空间或人身上，通过精神活动完成对时间不可逆性专制的否定。这是一种“虚假的”精神自由，但他使上帝死而复活，在时间专制的长夜里，这种精神自由安慰着人类。
但这种安慰满足不了人类，于是哲学家开始粉墨登场，企图为人类寻找新的安慰。自有哲学以来，时间问题就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苏格拉底对死亡的超然理解并没有使后人对死亡同样超然，正相反,“苏格拉底之死”激起了人类对时间和死亡更热情的思考和反叛。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认识表明了人类理性的局限和人类理性的自信，他启动了哲学史上哲学战胜时间的历史序幕。伊璧鸠鲁象苏格拉底一样认为：死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是无感觉的东西都与我们无干——哲学就这样“战胜”了死亡。奥古斯丁是完全主观地用“现在”把过去和未来折叠起来战胜时间的。笛卡尔的主观主义最彻底，“我思故我在”，我不思时间就不存在。康德则把时间看成是“我”的“纯粹直观”，意思是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认识时间，就象眼睛不能看见自己一样。近代唯物主义似乎感到了这种胜利的脆弱，它干脆把脸背过去，企图忘却死亡（从斯宾诺莎开始），历史证明，作为人，生命是不能彻底地作到“忘却”。
于是，时间和死亡又成了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苦苦纠缠的核心问题。可以说，没有这个问题，就没有现代哲学，尤其没有存在主义哲学和各种后现代主义。但现代哲学的反抗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安慰，毋宁说它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绝望。如海德格尔的观点，我不明白，何以死亡提前“到场”人就更自由呢？这是一种变相的宿命论。人类渴望飞向天空，但哲学家们仅仅为人类制造了风筝。对于哲学，我同意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的看法，他把形而上学叫作“人脑中的偏头疼”，他说：
“最平常的东西一到哲学便成为不可解决的难题。哲学以无上的技巧建造了空间和时间的概念，然后又发现这样的空间里不可能有物体，这样的时间里不可能有过程发生……把这个叫作逻辑，我看就象一个想去山区旅行的人，穿着长而累赘的衣服，在平地上没走三步就被绊倒了一样。这种逻辑来源于对所谓的思想规律的盲目信任……为了追究到底，我拜读了黑格尔，可是那里我看到的是滔滔不绝、不清不楚而又毫无思想的一番空话！…就是在康德那里，也有不少话，叫我莫名其妙；以至令我怀疑，像他这样脑筋灵敏的人，是否在跟读者开玩笑，还是存心欺骗读者。”（42）。
哲学家对时间的解释是抵抗运动的第二次失败。
生命自由主义主张人类采用物理时间而不是哲学时间，并希望物理时间和经验时间不断趋向统一。人类应该从哲学时间的迷雾中走出来。抗拒时间专制不能仅仅以文学方式和哲学方式，应进行科学上的努力，对时间专制发起斜面推石头式的悲壮的全面冲击。生命自由主义欢迎现代科学结束了牛顿时代对时间专制问题的回避，并对科学帮助人类战胜时间专制寄以厚望。这种抵抗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合作责任”，合作才更有胜利的希望。没有合作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人的伟大在于人能意识到自身的“无能为力”，并对这种状况感到不平。他要反抗。“我们怎么也无权认为自己高枕无忧。我们或许是的地球上所有动物中特有的忧患动物。我们担心着未来，不满于现状，不能够接受死亡这个想法，不能够稳坐钓船，我们因忧患而伤心。……试图假装我们是另一种动物，假装不需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假装可以不要进行探索、研究和实验而过下去，假装人的头脑可以干脆声称有些事情它不需要知道就能超越自己的无知，这才是最大的风险。以我的思路，这才是真的狂妄,并会危机我们大家。”（43）。反抗可能失败，但反抗将永远进行下去。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基础上，人类开始了对传统时间压迫的反抗，反击刚刚开始，也许他还未开始就已经失败，但他已经在时间无边的专制黑暗中闪了一个亮点，这个亮点熄灭了，但他燃起了希望。这种希望是汉皇金盘玉露的希望无法比拟的。在热力学第二定律基础上确定时间的箭头，这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开端，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说时间行走就象一支箭，这是一个不祥的比喻：时间之箭射穿了人类的心灵。尽管我们失望地目睹了牛顿、玻尔兹曼、爱因斯坦、海森堡、薛定谔、史蒂芬· 霍金等伟大的人类英雄们在时间专制的“镇压”下中箭纷纷落难，但我们相信，新的人类英雄将继续高举自由的大旗，——愈挫愈奋，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伟大之处。生命自由主义搀扶着人类坚强起来，在死亡的极端强大面前，让我们用戴高乐将军的话鼓舞我们自己：“谁说败局已定？！”
注释
（1）《法兰克福学派史－霍克海默》P33。
（2）《自由秩序原理》〖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著 三联书店 1997年12月
北京第一版。
（3）参见《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
著
三联书店 1997年4月第一版。
（4）参见后文“生命结构”一节。
（5）参见《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年1月第一版。
（6）参见《再创未来》〖美〗托马斯·A·巴斯
著 三联书店 1997年4月第一版。
（7）（8）《法兰克福学派史》P59、P60。
（9）（10）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P.17-18 P.17-18。
（11）一个经济学原理，即将理论中不能被观测到的所有特征都割除掉。
（12）参见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
（13）《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 P107。
（1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P.341。
（15）同上,P.350。
（16）《顾准文集》顾准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9月第一版 P.291。
（17）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P.4。
（18）《1945年以来的世界》〖法〗夏尔·佐尔格比伯
著 商务印书馆 1995年12
月第一版 P.2。
（19）参见《美国读本》埃德·麦克迪。
（20）《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 1985年5月第一版
（21）《计划经济与国际秩序》、《战争的经济原因》。参见《当代欧洲政治思想》
。
（22）《当代欧洲政治思想》P216。
（23）《保卫世俗人道主义》P.45-46。
（24）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P.3。
（25）《论美国的民主》〖法〗托克维尔
著 商务印书馆 1988年12月第一版 P.1。
（26）《通往奴役之路》P.209。
（27）《人的奴役和自由》〖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
年4月第一版 P.4。
（28）皮埃尔·勒鲁《论平等》P.263。
（29）《见证》，肖斯塔克维奇。
（30）《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P.203。
（31）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年6月第一版。
（32）《文明的孩子》P36。
（33）《保卫世俗人道主义》〖美〗保罗·库尔茨
著 东方出版社 1996年4月第一
版 P.14。
（34）《陀思陀耶夫斯基哲学》P.325。
（3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2月第一版。
（36）《雅典娜神殿断片集》P.51。
（37）参见《从俾斯麦到科尔》。
（38）〖美〗迈克尔·G·泽伊著
三联数店1997年10月第一版。
（39）《时间之箭》〖英〗彼得·柯文尼
罗杰·海菲尔德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1995年10月第一版，P.3。
（4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P.75。
（41）《时间之箭》P.7。
（42）《水母与蜗牛——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续）》〖美〗刘易斯·托马斯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年10月第一版 P.14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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