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胡适的盲视

世纪中国

发生在30年代初的"民主与独裁"之争，虽然对中国实际政治生活并无明显影响，但其言论所涉，却是百年中国民主化进程始终难以回避的困境与难以克服的顽疾，因而对此一论争的评论可以也应当参照现代中国政治文化来进行。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是，胡适在这场论争中为捍卫民主、反对专制提出了三点理由后来全部为事实所否定。

　　这三点理由是胡适在《再论建国与专制》一文中首先提出、后来又在其他文章中不断申论的：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中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

　　第三，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法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1]

　　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水平如此低劣，民主化建设反倒是必须。胡适此论主要针对蒋廷黻《革命与专制》一文而发，蒋所说的"专制"以及丁文江说的"独裁"都是指"新式"的，也即"开明专制"。近代政治史上的"开明专制"脱胎于君主专制制度，兴起于18世纪中叶，它以推动社会的改革和进步为合法性依据，以非宗教的世俗理性治理国家，是专制与民主的过渡形态。梁启超有一个简明的区分："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2]在晚清以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梁启超倡导的"开明专制"迅即为共和浪潮所抛弃，孙中山提出而后为国民党实行的"以党训政"基本上属于"开明专制"，但其实践的结果是越来越趋向旧式专制，"开明专制"从未在中国开花结果。不过胡适此论真正意思并不是为"新式专制"在中国的命运而遗憾而抱怨，而是说中国没有实行"新式专制"的必要和可能，我们惟一可选择的只能是自由民主体制。如果这是在表达一种政治理想和应当追求的目标，当然正确无误；但如果作为一个事实评估或客观分析，以为中国真的没有专制的可能和条件，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完全可以乐观地期待，那就完全错了。

　　首先，中国是不是没有能够实行专制的人、党或阶级？

　　胡适之所以做出否定的回答，前提是专制训政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新式专制"的首领没有"朕即国家"的旧式君主的任意自由，也没有公民投票、国会辩论、责任内阁等可以依赖，种种决策全靠自己运筹帷幄，当然只有像拿破仑、弗里德里希大帝之类才能运用自如，开创新局。"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决不是一般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的。" 不但首领要有天才与知识，首领下面还要有无数专门的技术人才。"独裁论者"丁文江具体地提出了独裁首领的四点要求：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同一个旗帜之下。[3]中国没有一个政治家符合这样的标准；至于配合独裁首领治理国家的专门人才，胡适坚信，没有一个超过40年历史的大学的中国是根本造就不了。由于当时执掌国家政权的是国民党，所以论争的双方其实都是以国民党为讨论对象的，而国民党的"训政"的特点是既无民主的气度，也乏专制的胆量，故而在民主和专制两方面都不够到位。1931年胡适主张对日讲和，丁文江写信给他说："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4]也正因为国民党不够"专政"、不能"独裁"，"独裁论者"才希望中国出现真正独裁，但除国民党内部的"蓝衣社"外，知识分子中没有谁认为国民党或蒋介石能够承担此一重任。只有"独裁论者"的钱端升以假设的语气说过："如果国民党能独裁，一方面铲除破坏统一及阻碍中国近代化的阶级，一方面则偏重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则这种独裁的结果必定可以增加国家的权力，增长率进民族的经济地位，并得到大多数人民的赞助。"[5]终其统治大陆的20多年，国民党从来就没有拥有这种"独裁"的能力。这一点，自由主义的后进储安平在40年代有精辟的分析。

　　但国民党不能独霸政治舞台，中国还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与党派集团，还有更高明的政治人物，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做不到、或做不好"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也做不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回来后向他的同志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6]毛泽东从来都是有重心的。"民主""自由"之类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依靠的是"革命"和"专政"。从1925年的"问茫茫大地，谁主沉浮"到1936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纵横挥洒霸气盖世，以武力打败国民党，以"阳谋"领导全中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全国围绕党，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就是毛泽东。"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毛泽东乾纲独断，除了"自我调整"，他的一切言行容不得任何批评和非议，"反右"之类的运动封住了党外人士的嘴，"路线斗争"之类的党内整肃封住了党内的嘴，从此万里江山基本上步调一致，数亿国民只能山呼万岁。以至于1962年3月陈毅在广州"垂涕而道"：现在"形势很严重，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兆头。"[7]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毛不但可以令人大、政协停止活动，而且发动群众"向党进攻"以改造不那么称心上手的党。"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毛战略战术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黯然失色，岂是胡适这样一个书生所能想象？胡适对国民党比较熟悉，他的结论是："今日的领袖，无论是那一党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确实没有可以充任开明君主的"诸葛亮"，却不意味着没有可比旧式专制君主的"秦始皇"或新式独裁的斯大林。

　　其次，中国有没有具有魔力的活问题？

　　如果说中国没有堪任独裁首领的判断显示了胡适对未来事件缺乏足够敏感的话，那么否认中国有具有魔力的活问题，则又暴露出胡适对现实情境的某种迟钝。中国的现实环境没有自由主义可以施行的政治秩序和理智水平，诸如内外环境的持续动乱，传统价值规范的解体，社群气氛之乖谬等等，都使国民的心理情绪难保中和平正，不是僵化麻木，就是激进冒险。胡适曾说起一件事：徐谦曾对蔡元培说："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惧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得更左倾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地拍掌，我就越说左倾了。"[8]这则轶事除提示着群众心理的热烈外，同时更说明激进的、左的口号有着鼓动国民的巨大潜能。"民主与独裁"之争的起因之一是"九·一八"事件后的民族存亡的刺激。"独裁论者"中除蒋廷黻可能是"蓝衣社"成员外，其他都是标准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放弃民主、提倡独裁的动机，一不是投靠政府、二不是反对民主，而是认为在国难时刻国家需有强有力的领导，遂主张独裁政府以为应急方案。仅此一点，已可见国难的情势可以改变一些学者长期秉持的政治理念。1933年，华北危急，胡适认为中国只能妥协退让以换取整顿国家的时间，然而，这一理智的考虑不但被急进学生骂为"木石心肠"，一向对他执弟子礼甚恭的傅斯年也写信向他抗议，声言要退出《独立评论》。联系到张学良、杨虎城愿冒绝大风险把蒋介石抓起来，可见抗日就是当时中国具有魔力性的活问题。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韦君宜晚年回忆说："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9]

　　现代中国长期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外部世界的挑战又提示了无数理想意象，政治组织和党派集团根本不难找到吸引多数国民的口号，从早期的"打倒列强"、"统一中国"到后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赶美超英"，"四万万阿斗"哪一次不是争先恐后一踊而上？在鲁迅笔下，阿Q也知道借用"革命"来提高自己的地位，遑论深谙群众心理、精于"洗澡"和"洗脑"的政党？事实上，垄断国家权力的组织不但可以借题发挥，而且可以借助宣传技术在诸如时代精神、历史规律的旗帜下制造种种人民呼声、运动口号，无中生有，指鹿为马。"工人说话了"、"人民发言了"之类都是政治家得心应手的工具，并且可以数字化、通俗化、日常化。20世纪中国政治的经验之一，就是发明了一套组织群众、改造群众的语言、仪式、幻想以及相应的暗示、摹仿、诱惑的技术。

　　第三，民主政治是否幼稚园？

　　此论有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就对民主的理解而言，当时的张奚若就发问：若民主政治是幼稚园，那么升学后的政治是什么呢？当代学者林毓生则从历史角度认为胡适混淆了民主政治的历史成因与实际运作的现象。"欧美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不但有胡先生所说的幼稚现象，而且更出现低俗，甚至卑劣的现象。然而，民主运作具有这些现象的事实却并不蕴涵'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事实上，民主制度的建立与运作需要许多复杂条件的配合。"[10]理论问题容有讨论的余地，重要的是"民主幼稚园"之说的现实动机是要强调民主政治的普遍性，即使经济贫困、教育落后、没有法治的中国也可以实行民主。应当说，尽管胡适对民主的普遍性的解说大可商兑，但民主政治有其普遍性论点已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在世界上的每一种文明中，都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存在。当代民主理论家萨托利专门讨论了民主的移植问题，他的观点是，自由民主包括（一）"对民众的保护"，即保护人民免于独裁暴政和（二）"民众的权力"，即实行民众的统治这两个要素，从程序上看，前一点也就是"消极自由"和对民众的保护是民主的必要的和先决的条件，是一般的或普遍的可以输入到任何地方的要素，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宪法政形式的民主制度的可取性、普遍性及输出就取决于免于伤害的规则。"[11]我们可以把这两个要素分别称之为"低调民主"和"高调民主"。

　　问题是，即使接受民主幼稚园的观点，民主政治在中国的移植也极为困难，原因甚至主要不是于国民的政治文化水准还处于幼稚园状态，更在于政治力量和权力系统极少认真实行这项移植工程，而是想方设法把国民关于自己家里，不让他进幼稚园，终于连"低调民主"也维持不了。比如，从"五四"时代的提倡"易卜生主义"到1928年的"人权论争"，胡适一直在为国民争人权，但始终没有实际成效，随意捕人杀人的事频频发生，一封信、一出戏都可以引出一场大狱，人相食的现象数次发生在"自然灾害"的年月和"阶级斗争"的时代。一个世纪中，有多少政治组织和党派集团把普通国民的人权以及生命当回事？个人权利无法保护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权力或以国家代表自居的个人的权力太大，民主体制因此起码要有一个国会来约束政府，胡本人也特别看重国会，认为它是解决国内冲突、达成国家统一的标志。但自曹锟贿选国会议员后，国会的形象一落千丈，使得此后的政治家以为议会根本就只是"清谈馆"、"表决机器"。胡适富有远见地看到，即使这样软弱的议会、这样腐败的议员，也有它的政治功能。"当倪嗣冲、马联甲盘据安徽的时代，一个很腐败的省议会，居然能反抗盐斤加价，居然能使安徽全省人民不增加一个钱的负担。"[12]这当然是人民的力量，但假如倪嗣冲等根本不承认省议会的权威、甚至解散省议会，安徽人民还能吃盐不加钱吗？议会之所以能制约政府，前提是政府本身是任命的，是政府承认人民的同意是其存在的前提。而正像蒋廷黻说的，只要政权在军人手中，国会便行同虚设。无论是叫立法院还是叫人民代表大会，国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使它具有限制政府的能力而不只是对政治强人或执政党的决定"橡皮图章"，"民主论者"陈之迈说得清楚："政治制度--尤其是民治化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改造环境的功能，反之，它是随着环境走的。"[13]

　　胡适终生致力于民主政治在中国的"上轨道"，但民主的中国道路过于崎岖，很多时候、许多地方甚至就根本没有路。比如表面上不起眼实际上很重要的开会，在中国就是问题。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特别注意美国人的开会，并实际主持过学生俱乐部和学生会议，掌握了民主议会程序。回国后发现，虽然孙中早在《民权初步》中就规定了议事规程，但多数政治人物并不懂如何开会。胡适有一次主持会议时，注意一些人特地跑来观察开会的程序。直到世纪末，李慎之还注意到这一现象："到现在，严格地说，中国人还是连会都不会开。前几年，在一个规格极高的会上，有一位地位显要的老人突然悄悄地问我：'这么重要的提案，连附议都没有，怎么就能付表决了呢？'"[14]这位老人还不明白，即使能开好一个会，又能怎样？握有至上权力的人完全可以调动一切力量开好一个会，主席团、秘书处，草案、讨论稿，大会发言、分组讨论，庄严隆重，煞有介事，而其最后结果不过是"热烈鼓掌一致通过"领导人的既定方针。而且，即使经过严格程序通过的具有法理性的决议典章之类，其实也属于信则有不信则无的东西，没有多大约束力。1954年通过的宪法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一年后，他的几句批示不就使全国很多人因为胡风的一封信而锒铛入狱吗？"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15]"无法无天"的人不会对任何轨道感兴趣，推翻包括党代会、人代会在内的任何会议决定，毛泽东几句话就可以否决。据王光美回忆，"八大"闭幕后几天，毛就对"八大"路线表示反对。

　　所以，不是专制在中国的不可能，而是民主在中国举步维艰。以胡适的清明的理性，难道看不出中国其实没有幼稚园供国民政治练习吗？不能说胡适不了解国情。除了对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鬼闹中华"的痛心疾首，直至说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愤极之语外，他对中国的专制传统也体会甚深。1935年4月，针对当时的"本位"文化论者，胡适说："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和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16]顽固延续的专制传统可以使任何"良法美意"都失去效力。在与丁文江论争时，胡适说："我可以断断地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17]事实也确是如此。

　　但胡适反对专制的三点理由确实又为他一贯所坚持，严峻的现实却总是无法冷却胡适民主的热情，专制的沉疴顽疾始终没有影响他对民主化的乐观预测。1933年11月蒋介石在谈话中表示："中国与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国情不同，故无独裁之必要。"蒋介石不是不想要独裁，而是没有建立独裁制的力量与资本，但胡适却喜孜孜地引蒋的这段话以为自己主张张目，他没有料到，民主幼稚园会为专政的天下所取代，旧式专制真的大行其道。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个性使他无法接受中国的民主化的悲观前景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思想中历史经验的缺失。严格地说，自由主义者胡适只懂得"上轨道"的政治，但中国的政治就是不"上轨道"，所以胡适论政总有一层隔膜。蒋廷黻说："我认为他对自由议会政府的想法太天真。他似乎对许多民主国家幕后的贪污、腐化、浪费、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对批评19世纪自由主义的浪潮也不重视。"[18]蒋由此得出中国应当实行专制是错误的，但民主理论必须正视、回应相关的现实事态和不同意见却是必要的。

　　胡适对中国经验体会不深，以至于他无法提出像丁文江这样的英美自由主义何以也成为"独裁论者"这一非常值得一问的问题。胡适认为，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前途端赖自由、民主、法治与科学精神和制度的建立与落实，"我深信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政治的意义，千言万语，只是政府统治须得人民的同意。"[19]此语深得民主精义，确实也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走上康庄大道。但是，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天经地义，人民除了为英雄豪杰出力卖命打江山从来就不知道自己还有选择统治者的权力，民主自由如何才能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中生根成长呢？胡适的民主理论极少深入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对于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等等，他更喜欢谈"是什么"、"应当如何"，而不怎么谈"如何去实现"。"如何去实现"不是一个理论性的程序设计问题，而是民主自由成为中国现实的问题。胡适他讲人权，主要是揭发批判中国的没有人权，讲人权的内容和意义，但如何使从不讲人权的政治权力真的保护人权，他却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独裁论者"一般持"武力统一论"，胡适主张通过中央与地方联贯的国会制度来完成统一，他讲国会的性质、讲国会的功能，就是不谈在军阀竞雄之中，国会如何能建立自己的权威、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说到底，民主需要全体国民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而在国民一盘沙、政治力量争斗不已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民主所需要的"共识"，这就难怪胡适的民主理论留下了许多未尽之意。

　　胡适对国际经验存在某种盲视。"独裁论者"的主要支援是民主化的世界性退潮。从1922年到1942年，以群众为基础的、更加残酷的和更加普遍的新型极权主义成为时髦，有13个国家偏离民主回到传统的专制政体。[20]蒋廷黻等人在论争中都大量援引德意俄的范例，事后尽可以说他们是短视的，但中国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进行民主化建设却是肯定的。胡适坚持认为民主政治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并正确地预见到德意俄的独裁终将失败，但他始终未能对民主化的退潮做出认真反省。从思想起源说，胡适的英美视界妨碍了他对德俄事件的认识。"五四"的直接起因是一战结束后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归宿问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以德国为主的一方与以英法美为一方的西方的分裂，也为反资本主义、反现代性的种种思潮广泛进入中国提供了契机。展开"五四"主题中"科学"一面的是1923年的"科玄论战"，玄学派的张君劢就有德国"新浪漫主义"背景；展开"五四"主题中"民主"一面就是"民主与独裁"之争，"独裁论者"就有德国经验的支持，可见德国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个巨大存在，国共两党与德国思想都有特别的亲和力。与此类似，苏俄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也决不可忽略，但胡适对苏俄的了解长期停留在"梦想"状态，直到1946年雅尔塔协定的消息传来才猛醒过来。在这方面，他远远落后于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后者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就认定苏俄专政制度必将产生斯大林独裁。这当然会削弱他在民主化退潮时代论证民主的力量，小看威胁民主的潮流。

　　历史经验的缺失，使胡适难以看清中国民主化的许多困境，他为民主所作的辩护更多是理论的推演和信念的表达。格里德在评论"民主与独裁"之争时说："在更大的程度上说，胡适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更多地是由他仍在对民主政治所持的信心而不是由他对专制的实际保留意见所决定的。"[21]过分强烈的信心可能导致对不支持这种信心的现实的盲视。但有失就有得，也许正基于其"肤浅"的乐观，胡适才毕生保持着对民主"疯狂的偏见"，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主要思想家。"五四"人物中，陈独秀、鲁迅的历史意识都比胡适深刻，对人性中的黑暗面、对历史的反复曲折甚至倒退的体认都比胡适准确得多。但也正因此，他们没有胡适坚定不移的民主立场，而是在一种激越的冲动中为非民主的革命理念所感染。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的"幼稚的"民主理论才显得特别可贵。

　　但后来者应当超过胡适，为了民主，必须对中国社会中与之相反的趋势、力量有清醒的认识。自从梁启超在19世纪末《时务报》时期宣传改革政治体制、在20世纪初的《民报》时期鼓吹文化启蒙以来，此后又经过胡适等人的努力，民主政治的大略原理已经输入得差不多了，但中国政治始终像胡适所说的那样"不上轨道"，所以民主化的当务之急是如何真正进入实践的问题，胡适的未言之语和未竟之意正提示着今人的使命。

　　2001年月10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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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引自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同前。

[3] 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载北平：《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31日）

[4]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5页。

[5] 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载上海：《东方杂志》三十一卷1号（1934年1月1日）

[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2页。

[7] 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32页。

[8] 胡适：《福建的大变局》，《胡适文集》（11）第365页，同前。

[9]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页

[10] 林毓生：《热烈与冷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08页。

[11] 萨托利：《自由民主可以移植吗？》，刘军宁编：《民主和民主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6页。

[12] 胡适：《宪政问题》，《胡适文集》（11），同前。

[13] 陈之迈：《统一的基础》，载北平：《独立评论》第134号（1935年1月6日）

[14] 李慎之：《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载长沙：《书屋》2001年第5期。

[15] 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113页。

[16] 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胡适文集》（5），同前。

[17] 胡适：《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胡适文集》（11），同前

[18] 《蒋廷黻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9年，第141页。

[19] 胡适：《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引自林毓生：《热烈与冷静》第206页，同前。

[20] 参见享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一章，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21]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79-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