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语出惊人：“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个月底在瑞士的达沃斯召开。这自然是精英的聚会。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先生与会并发表了演讲。或许论坛召开之际正值华人的春节，因此，他谈到了儒家的价值观问题。他的话可谓语惊四座。他明确无误地说，儒家价值观在信息经济时代已经过时。我们援引一位现场的记者对李光耀的描述：

　　李光耀像顽童般地微笑着，谈起自己在达沃斯就餐时曾与计算机巨子戴尔相邻而坐，当时他问戴尔，他是否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30岁前跻身《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戴尔礼貌地回答说是，但他现在老多了：他今年35岁。李说，尊重学问是好的，但“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

　　这是一幅很有意思的场面。戴尔先生同他的同行们刚就“数字鸿沟”发表了意见，他与李光耀比邻而坐，大概想他们之间除了存在“数字鸿沟”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鸿沟，即价值观方面的鸿沟，因为，李光耀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亚洲价值观”的鼓吹者和辩护士。我想，戴尔对李光耀的话一定感到吃惊吧。

　　实际上，李光耀从亚洲价值观立场上后退，并不是在达沃斯开始的。我最早了解到这一点，是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文章里。吴先生报道说，在去年北京召开21世纪论坛期间，他注意到，李光耀没有讲儒家价值观，而通篇在讲如何发挥每个个人的创造性，“我特别提出要请领导们注意李光耀先生的讲演，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权威主义这套东西，在新经济中必须改变了”(吴敬琏：《新世纪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果考虑到达沃斯论坛上李先生的讲话，我们便不得不说吴先生的观察力是惊人的。

　　李光耀作为一位亚洲价值观的头号鼓吹者，一直就面对着各种批评。1994年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的文章，使他更成为舆论谈论的焦点人物，“文化冲突论”的代表人物亨廷顿严厉地批评过他，甚至著名的“新儒家”代表学者杜维明也对李光耀的论说有些微词。但他似乎没有后退过。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放弃儒家价值观呢？

　　在谈到儒家价值观“过时”的时候，李光耀都明确把这个立论放置在“信息技术”时代这个基座上。从他的谈话看，他已经是一个“网迷”，许多的信息都来自因特网。面对信息技术，他感到了传统文化的不适应，比如他说，儒家文化扭曲了家长们的雄心，如果有儿子，他们就希望他成为学者。“我觉得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经济发展”。“我认为要改变父母、叔叔大爷、表哥表姐和外甥侄子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是非常艰巨的事情。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李光耀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采访时所说)。在达沃斯他还对儒家的“孝道”表示了疑义：“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

　　从李光耀先生的转变可以看出，在信息技术时代，国家之间除了存在着“数字鸿沟”，还存在着价值观的鸿沟，前者是技术层面的，后者则涉及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层面，是更为根本的鸿沟。在达沃斯，政商巨头们讨论了数字鸿沟问题(这个问题自去年西方七国首脑冲绳会议之后成了解释信息技术造成国家间和国内贫富差距的共识)，但是从讨论的情况看，他们显然没有对后一种差距、鸿沟予以足够的重视。

　　从东亚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对亚洲价值观的反省就已经开始出现。信息技术的冲击，更使反省有了依据。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信息技术带来的决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冲击，而是对一个社会全方位的冲击。这意味着社会组织的重组、重建。如果没有在这个层次上实现变革，那么信息技术革命未必就能带来真正的发展，信息技术革命很可能是“半吊子的”。比如说数字鸿沟，只要这些症结犹存，新经济就不会自动消除贫富差距，只要这些症结存在下去，数字鸿沟就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即使数字鸿沟确实缩小了，也未必会给这些国家带来真正的发展。

　　由此可见，李光耀先生的转变，实在是一件有重要价值的事件，他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两个鸿沟”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比起单单从数字鸿沟角度思考问题，会取得更有价值的思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