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肉身”告别革命
---读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与刘小枫的其他著作相比，《沉重的肉身》是一本很小的书，但仅仅是在篇幅上。

　　《沉重的肉身》讲了很多故事，他人的和作者自己的。但严格地说来只有一种：他人讲述的故事如何生成为属己的生命经历，即他如何听、读、看这些故事的故事。通过对近代以来的著名的大动荡的年月（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意大利民族革命一直到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为背景的一个个“革命故事”的“再叙述”，作者表达了一种特独的个人记忆。

　　“再叙述”（revert）在这位基督教神学和社会理论学者的眼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前现代社会的“叙事”极不发达，人们世世代代讲的只有少数几个故事。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这一特征更为明显棗新约的四福音书不过是同一个故事的四种叙述。人的意识中意向的当下性决定了人的感觉织体是疏松的，而再叙述能强制性地改变感觉之网的疏松度，它既在阻止“一次性”叙述中必定发生的意义的大量渗漏，又在促使原故事与自己的故事在互动中孕育崭新又自身同一的故事。

　　“叙事的发达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事性”，每天一次性消费的大量的故事（从五花八门的新闻到层出不穷的肥皂剧）恰如其分地象征着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棗记忆和复述已显得毫无必要。由此可知现代的叙述方式同时是一种生存方式和伦理品质：通过身体和感官的放纵来放逐身体和感觉，使自己的身体越来越飘浮和不切身。摇滚这种现代音乐形式其实是现代人身体状态的“形而上学”：它们是对于大叙事（旋律）的极端反叛，每一个音符都力图压倒、颠覆前一个音符，都努力呈现为甚嚣尘上的、革命性和一次性的。每一个跳摇滚的人都沉醉于自以为属己的兴奋中，强烈地扭动着并感受着自己的身体，以致于根本无暇注意到“其实却和所有别的人一样重复相同的动作”（昆德拉语）。“不断革命”是没有旋律的摇滚的永恒且唯一的旋律。

二

　　摇滚乐在三十多年前开始风行于世。此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纵深处发展”，并波及到西方。很多人以“五月风暴”和法国“红卫兵”运动为标志的青年学生的造反称之西方 “文革”，并把它与中国的“文革”大相参证。

　　刘小枫曾著专文界定这两个“文革”之可比性的限度。《沉重的肉身》并未直接涉及这一话题，两种“文化革命”的差异却是这本书的一个潜在主题。它关注的正好是这两种文革分别代表的现代社会的两大伦理（自由伦理与人民伦理）的冲突（这也就是丹东与罗伯斯庇尔、马梯尼与牛虻、冬妮娅与保尔的冲突）及其各自的困境。

　　《沉重的肉身》首先面对的是肉身的悖论性。这一话题并不新鲜，它几乎所有宗教和哲学思想的恒常主题。肉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才有了“身家性命”、“要命”等说法），而它的不重要棗偶然、易朽棗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它不过是某个男人与某个女人“在未经约定的沉溺中偶然留下的一道生命痕迹”，能被某个不速之客随手抹去。而且，它还是一切痛苦的渊薮棗“吾所以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语）。

　　所以，在哲学和宗教的层次上，杀人有没有道理，本身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乞今为止的历史表明，对于这个问题，人类从未限于纸上谈兵。更令人惊异的，主张杀人者比反对杀人者的论辩听起来更为滔滔，如书中征引的雅各宾的宣传部长鞠斯的那一段引来“长久不息的掌声”，“一部分代表激动地站起来”的著名演说。各个时代的罗伯斯庇尔显然不同于图财害命的歹徒和例行公事的刽子手，他们本质上是哲学家，他们杀人是身负宗教和哲学使命的杀人（断头台是罗伯斯庇尔和早年丹东的“礼拜堂”），只不过他们比许多哲学家幸运（或不幸）棗能有机会把一种有深厚传统的伦理思想转化政治实践。

　　刘小枫把这种伦理－政治思想统称为“人民伦理”。它的基本思路是：在偶然、脆弱的个体肉身（小我）之外，存在着一个超逾时间有限性的强大的身体（大我），它是人类共同的而且是真正的身体。当个体的人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不再作为一个碎片般琐屑、廉价的身体而存在时，他就不再脆弱、易朽。

　　关于偶在之体与必然性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有多得难以计数的比喻。丹东的比喻最为生动（当然也最令人怵然）：人类的这个共同体是一个强壮有力因而胃口极好的罗马食神，为了保证他的强大和必然，就必须用无数的鲜活的肉身来畏养他。偶在的个体被吃掉时，应该感到的不是痛苦和绝望，而是兴奋和自豪棗正是在被吃掉和消化的过程中，偶在的生命的获得了真正的位置，它因此变得重如泰山，不再“像落叶般飘零无依”，被无常的风任意吹到“随便哪一个恶心的地方”。这一过程也可以概括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以革命不仅革去了旧的社会和文化体制的命，而且革去个体的旧的生命并让他获得了新的生命。杀人，不过是一种免不了疼痛和流血的救命的手术而已。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人民伦理这种现代宗教的上帝，“罗马食神”虽然每走一步脚下就是一座坟墓，但他的面目常常并不狰狞，事实上他常常呈现出端庄、秀美的面貌，比如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的公开身份是“自由女神”。

三

　　刘小枫远未止于像丹东那样对这种由来已久的“善良愿望”的质疑。他通过对《丹东之死》的“再叙述”，与毕希纳一起做了一次思想的“刑事侦探”棗质疑丹东的质疑。当丹东“让革命的骏马停在妓院门前”时，他显然是要进行另一场以身体正义性为名义的革命。他从前的杀人与后来的嫖娼一样，都是负有宗教和哲学使命的行为，正如西方的“红卫兵”在摇滚乐中的狂扭着身体与中国的“红卫兵”挥舞着红宝书一样是宗教性和政治性的。

　　刘小枫“侦探”的结果是，丹东同样“撞见了虚无”。在断头台前，偶在的肉身是作为食神饲料的无数肉身中的“随便哪一个”，像一颗饭粒一样微不足道；在妓院（又一个“新的礼拜堂”）中，肉身同样是妓院中的“随便哪一个”。差异仅在于，他从前感到“自由女神”像一个娼妇，他现在感到娼妇像一个“自由女神”。

　　丹东在不同的“礼拜堂”与“自由女神”不情愿的相遇，正好反映了刘小枫所说的“人义论”的困境棗以身体、自然来为人的自然状态之合法性辩护所引致的绝望。

　　维特根斯坦说，“真正的哲学问题能够被把握和解决的唯一地方是火车站。”“火车站”大大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在这个空间固定不变、火车定时开出的地方，实际上包含着无数个“极富可能性的偶然”。所以刘小枫特意重述了奇斯洛夫斯基电影《盲目的机遇》，它讲的发生在火车站、改变了一个人一生命运的三次偶然事件。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相遇都是在“火车站”的相遇，都是有无数的不确定性紧随其后的相遇，无论这相遇实际上发生在教堂里还是发生在床上。

　　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犯的是同一个错误：尽力为偶在的肉身寻找一个把偶然性关在门外的教堂，一次性解决肉身的孱弱和痛苦。他们都不承认肉身与生俱来的欠缺性，不愿不加抱怨地接受自己作为碎片的状态，使生命的过程程成为一场“终究意难平”的“恒久忍耐”，坚定地以为人可以充当自己的造物主，将出于上帝之手的“次品”改造成“正品”。现代社会中频仍发生的“革命”就是在断定有人间造物主存在（比如中国的红卫兵相信毛泽东是，西方的红卫兵相信自己是）的前提下，对于同样是一种大叙事的“逻各斯”的造反。而其结果实质上也是同一的：销解个体偶在的肉身，使之成为“随便哪一个”。

　　这是两种看似绝然不同的道德，或者说是给人类指明的两种“人间正道”。《沉重的肉身》在寻找另一种“正道”，它既不同于人义论人民伦理大叙事的“康庄大道”，也不同于人义论自由伦理开出的可以随心所欲、恶狠狠地行走其上但说到底让人原地不动的道路棗供跳摇滚的人们“行走”的舞场。那是卡夫卡所说的那种“与其说是供人行走，不如说是用来绊人”的“正道”，一条让偶在之身始终感到自己之偶在性的“永不消散的生存雾霭中的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