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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
赵京华译，经作者校定
转自中国学术城

来源：《读书》授权发布

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
日本《世界》杂志分数期由多位作者所论及有关东史郎诉讼案问题，使关心此问题的读者多得思考。特别是二000年四月号所载孙歌的《日中战争——感情与记忆的构图》，其中提到有关历史学及历史研究者应有的状态这一深刻的问题，即：我们应该怎样面对“现在”这个历史?这个历史是否要排除感情记忆?
打个小小的比喻吧：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人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土兵。
这个比喻揭示了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对那个少女来说，两米高这一数值并非事实记录，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在邻国一方则以此数值为事实的记录，并以两米高的土兵之不存在来证明强奸事实的不存在。
南京大屠杀“被害者三十万”这个复杂的政治性数值，己足以显示日中之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同时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互不相通，使之成为两国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之象征。
对中国人来说，三十万这个数值，是对他们眼中“至今”仍不肯认罪的全体日本人之情感的数值。在这里，过去的感情记忆作为战后战争责任这一现在进行时态的问题正将被历史化。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日本人来说，这个数值正是把南京大屠杀“虚幻”化，进而把对中国的侵略架空化之绝好的事实材料。在此，这些日本人试图把感情记忆的非科学性硬拉进历史学之“科学性”中来，从而以“历史”之名合法地抹煞感情记忆，将整个事件非历史化。这种不同问题意识的上下文，在立场上正相背反。
到底有没有克服这种乖离的方法?如果有，将是怎样的方法呢?对此孙歌已经给出了暗示。这就是，让“感情的记忆”承担“复杂的历史内容”。
再回到前面那个比喻上来吧。让感情记忆承担历史内容，意味着不是把两米高这个数值视为史实问题，而是把两米高这一感情记忆，即现在形态的事实历史化。
请允许我使用一个挑战性的说法：这里存在着两种历史学的态度，一种是死的历史学，另一种是活的历史学。
在死的历史学那里，只有以某种形态留存下来的史料才是历史史料，而与这种史料相关联的流动着的现实，更逞论感情记忆，将被排除于史料之外。拘泥于三十万这个数值的所谓科学的“良心”态度，不仅将感情记忆从历史中抹杀掉，而且是一种把事件非历史化的共谋行为。
在活的历史学那里，感情记忆的现实存在，是作为历史的现在时态而被接受的。人们自觉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不仅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事实之中，而且还起因于感情记忆至今仍然存活着这一结构的多重性。进而，如何把这种感情记忆与历史事实的二重奏历史化，也就意味着如何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历史化。
孙歌指出，“南京大屠杀”乃是中国人对于日本政府及右翼愤怒的“象征”。同时“也象征着战后五十年来中国人和日本人感情上的创伤之难以修复”。把南京大屠杀历史化也即是把到了“难以修复”程度的现在时的隔阂历史化。
“南京”与“广岛”的乖离
每年八月十五日，在中国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在日本则被视为终战、战败纪念日。在迎接这一天的时候，两国电视播放的画面是不同的。在中国所放映的是抗日战争场面，登场的是残酷无道的日军官兵和与其英勇战斗的农民或士兵；在日本放映的则是东京大空袭，广岛，冲绳，硫黄岛。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刻下侵略中国的体验。如果有，也只是在如东史郎那样的退役军官、士兵那里。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已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而且多数人将战争记忆封存于自己的内心不愿讲述。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的感情记忆则不仅以实际的体验活在战前一代人心里，而且，在战后的几代人中，由祖父母、父母那代人的传达，及每年不断更新着的电视荧屏上的战争场景、学校教育等，这个感情记忆不断地被重复再生产着。
在日本与此相应的是象征性的“广岛”，而不是“南京”。就是说渗透于两国民众之间的战争感情记忆并没有面向着同一个对象。中国留学生参观广岛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时，曾喊道：“别只展览日本人的尸体照片，南京中国人的尸体照片也该同时展出!”这喊声正是他们面对两国民众感情记忆的修复性冲突而发的。
问题在于，这种对中国人来说的修复性冲突，在日本人中间却没有作为深刻的问题被自觉到，即使注意到，也没有使之问题化。
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下面这个心理构造在起作用：即比起加害的记忆来被害的记忆更易于留存下来。不过，日中两国之间记忆的分歧恐怕不仅仅来自这种体验记忆的不同，实际上，作为记忆装置的看不见的某种机能也在起作用。例如，使记忆文字化、图像化，在画面上不断加以再生产的媒体的作用；又如每年八月六日和九日在广岛和长崎分别举行的原子弹轰炸日纪念活动，及接下来举行的八月十五日战败纪念日仪式，有意识地——或作为一种客观结果——把人们的战争体验记忆专向太平洋战争方面诱导。人们记忆的比重比起日中战争更倾斜于太平洋战争。
不过，还不仅仅如此。
我认为这种使媒体诱导记忆的另一个看不见的装置，是在国民中潜在地共有的历史认识及诱导这种历史认识的力量。
比如，就中国而言，中国人的战争记忆集中于抗日战争，这是以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这样的认识为基准的，感情记忆常被诱导向这个方向，并沿着这个渠道被再生产着。
另一方面，在日本，国民的战争体验主要偏重于所受美军空袭的体验方面，大体上看，这是与明治以后的脱亚入欧路线基本暗合的。就是说，在此历史认识的理路上，日本是与欧美对抗、与欧美争战，最后败于欧美特别是美国，而非败给了亚洲。从这个思考理路来讲，把“广岛”定位为向欧美发出新挑战的出发点是顺理成章的。它同时也成为从战败中站起来之不屈精神及国民困苦与勇于奋斗的象征。而诱导这些思考的就是关于近现代的历史认识。
谢罪内容是什么?如何谢罪?
在有关近代历史的讨论中，无论把日本的近代化过程视为帝国主义之近代，还是视为文明开化之近代，日本的近代是较亚洲各国在经济、军事、制度上处于优越地位的近代，在这一点上认识是共同的。如果把此一观点称为“入欧的近代”，初看起来似乎在历史意识的层面上与“抵抗的近代”不同，但实际上就共有一个西洋“近代”的轴心这一点而言是相同的，至少在日本人的历史价值观中，“入欧”是被视为优越的。
在日中两国的战争记忆的外部，以欧美的近代为轴心，以此为基准带有优劣价值判断的历史价值观，则以隐蔽的形态存在着，这种意识或者对此意识的抵抗情绪，渗透于战争记忆中。
日本人就本国的侵略行为向中国人谢罪，并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中日甲午战争这一事实进行反省时，即使未必是有意的，但仍是以“资本主义化的成功”这一优越性为潜在的前提，而其谢罪本身亦是寓于“谢罪之傲慢”这一认识中的。而就同一问题的另一面而言，中国人如果视日本的近代化为成功而给予肯定性评价，在逻辑上便完全可能容忍日本的侵略，从而使自己陷入两难之境。
如果战争记忆里渗透了这样的历史意识，我们日本人对于战争要谢什么罪，谢罪到什么范围?是仅就残酷暴行谢罪，对出兵侵略中国本身谢罪，还是对明治以来的近代化全过程谢罪?可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全过程就这样成了对其他国家的罪孽，这难道是可能成立的事吗?
为什么日本的侵略战争行为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呢?
这里有着东亚近代观的复杂交错关系。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以近代化的迟早、先后为衡量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之优劣标准的历史，而且，基于这种历史意识上的记忆仍以现在时态存在着。
不管中国人是否意识到，通过控诉日本人的残酷暴行，中国人是在对从自尊心上无法接受的日本人近代优越意识之傲慢进行焦虑的抗议。而且，当中国人站在西洋标准的近代史观上，身处不得不承认日本近代的优越性这一两难之境时，则更加焦虑。所抗议的对象轮廓的不清晰。使得抗议之矢不知何时如同“归去来器”般又刺向自身，于是这时其焦虑便越发严重。
我很久以来就主张这样一种近代史观：以未受到欧美压力的十六、十七世纪为日中两国近代过程的起点，两国近代构造的架构在“西洋的冲击”以前即已形成了。这里我只希望指出，在旧有的“西洋”基准的近代史观之下；日中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共有历史，即不是基于优劣论而是基于类型之差异上的历史讨论是无法进行的。
战争感情记忆的历史化问题，必须涉及到对近代史的总体架构的讨论，并且期望在日中之间共同进行。
怎样面对现在时态的历史?
近一阶段，现实发生了巨大的流动与变化。就在这个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实话实说》这个节目。孙歌指出，这个节目意在“使中国市民多样化的感觉表面化，为这种多样化提供获得合法地位的空间”。这个节目以《战争的记忆》为题，组织了由东史郎和日本留学生参加的讨论。这个讨论成功与否，我不在此评论。重要的是，我想指出，对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制作者们来说，节目制作本身即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民主”而做的努力。而“南京”在中国这种“民主”斗争的语境里被讨论的历史性意义，才是我们特别需要理解的。就是说，这正是流动着的现在时态的“南京”历史之多重化断面。
但是，报道了这个节目的《产经新闻》(一九九九年六月二日)，对中国的这种语境未加注意，把焦点集中于日本诉讼案中的争议点——东史郎从军日记的可信性上，即把“南京”嵌入日本的语境中，并截取《实话实说》节目里中国发言者感情化的部分，以《历史认识日中两国之间的断层曝光》的大标题，以古森义一的署名来报道。另外，同是这家《产经新闻》(二000年三月二十八日)，这回仍以“中国报道总局”局长古森的署名文章《日中历史问题的无结论横行过市之中国方面的感情论》，对《世界》杂志发表的孙歌论文予以了回应。
孙歌论文的一个主题是寻求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感情记忆”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希望中国人“切断民族感情的恶性循环”，把感情记忆当作自己的“思想资源”，旨在追求“已非仅仅属于中国的历史”而是“与他民族共有的世界史”。对于孙歌的这个呼吁，古森的署名报道则只对针对日本人的前一部分加以反驳，认为这是“欲将一国的感情”“强加于对方”，而对面向中国知识分子的呼吁及自我反省的后一部分却不置一顾，只斥之为“风马牛不相及”!
我在本文中，多次提到日中两国之间的隔阂，这里对待隔阂有两个立场。一个是，为消除隔阂，揭示自己与他者之间的差异性、不协调性，另一个是，把隔阂视为必然，乃至以隔阂为前提而加以强调。让人明显感到属于后一立场的古森，是把自己心里的不调和感直接视为隔阂的证据。当然，我并不想在此以批判古森的方式了结这个问题。站在以历史眼光观察的立场，毋宁说，我想知道，现在古森心中是怎样的感情记忆促使他做出这样的立场选择的。因为，我想把他对孙歌的批判也放到本文提起的历史之现在时态的问题中去。
日中两国的“知识共同”怎样才能成为可能?
“南京”问题即日中战争问题不仅是过去的历史事实，而且是作为历史以现在时态在我们之间，于内部不断孕育着对立和裂痕而复杂地存在着。基于这一观点，可以发现，问题的一个焦点便是孙歌发表于《世界》杂志的论文中向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上述呼吁。
孙歌这篇论文曾以基本上同样的内容发表于北京三联书店发行的《读书》杂志二000年第三期上。在该杂志发表的孙歌的文章与后面要提到的日本人的两篇论文一起，刊出之后立即在美国被翻译成英文转载于当地的杂志，以“日本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战后第一次从正面讨论日中战争和中国革命问题的值得纪念之尝试”受到关注。
三年来，我们进行了“日中知识共同体”的活动，并于二000年一月在北京就“日中战争与中国革命”这一论题，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召开了第三次讨论会。到此经过三年时间，终于第一次成功地揭开了交流的端绪。就是说，基本上弄清了两国之间知识世界的差异，对做什么，为什么而做，怎样提出问题等等今后对话的前提，双方获得了共识。在会上宣读的几篇论文中，孙歌、小岛洁及我的论文共三篇，在《读书》杂志的卷首以小特辑形式发表出来。在只注重向欧美寻求知识资源方面与日本相差无几的中国，关于日本的事情成为特辑的题目，而且，日本人所写论文载于卷首，这本身于《读书》恐怕还是第一次。
并且，在这一期《读书》的卷尾，还附有围绕战争问题而写的三页长的编辑手记，末尾这样写道：
“如果说，战“争本身有迫不得已和自发的一面，战争也曾起到了‘创造历史’的作用的话，那么，关于战争的话语实际上是在战争的过程中和战争结束后被逐渐有意无意地建构起来的。而它们一旦被建构起来，确实就变成了种种‘宏大叙事’，不仅可以遮蔽历史，甚至也可以压抑历史中的主体。”“关于战争的叙述当然太沉重，‘叙事’本身却必须被关注。我们今天的叙事，是笼罩在古典传统和翻译传统的阴影下吗?如果不能冲破这两大阴影，新的叙事还有可能吗?没有一种新的叙事，我们又怎样理解‘在相互缠绕的历史中创造历史’呢?这些，都相互缠绕着，也都一直困惑着我，惟一期待的，是更多的自由讨论。”
包括孙歌论文在内的三篇在美国得到翻译，这不仅表示三篇论文受到了评价，更重要的是，《读书》组织日中两国关于战争问题的小特辑，并将此送到众多的读者之中这一事实里所包含的历史性，得到了注目。这个历史性，在日本是以孙歌论文在《世界》杂志发表的形式得以展现的。很遗憾，《读书)的编辑手记没能在日本得到介绍，不过，仅从上面一段，也可以知道那亦是面向日本人的发言。
就是说，在这里，日中之间“知识共同”的工作这一新的局面，加到了“南京”这个历史的层面里去了。换言之，“南京”不仅是作为过去考证的史实，而且是作为“创造历史”之“历史中的主体”存在于我们的眼前，或不断地在推动着我们。
直面日中之间历史的磁场
指出围绕“南京”问题日中之间的历史认识、近代认识上的隔阂，如果只停留在知识世界的层面，作为应该解决的问题并非是困难的事情。但如果这是一个包含了感情世界的问题，那么，只捞取上面澄清的部分是不成的。我们恐怕需要踏进感情持有者本身亦未注意到的某种无意识之历史意识的世界中去。
例如，中国人对“不肯谢罪的日本人”的抗议情绪或者嫌日情绪中，或许融合进了中华大国与岛国“小日本”，即对作为中华文明圈于地域、文化上曾共有某种封闭空间这一时期的记忆。另一方面，日本的反华、排华情绪里，可能交织着各种复杂的感情，例如潜在的“近代的优越”意识，还有作为上述构图中遗留意象的对于中国“大国”意识的对抗情结，对“小日本”之称，或对从前憧憬中国、一边倒的“亲”中派之批判与抵抗等等。《世界》杂志发表的有关“南京”的几篇论文，以及对此做出反应的古森的报道，恐怕是应该作为暴露了上述各种记忆的感情纠葛之历史磁场来理解的。
我在前面提到，比起批判古森来，我更想知道是什么使他的思考朝向与中国隔绝的方向，这并非意味着我想做一个旁观者。在此，潜在地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历史学家怎样活用“现在”这一历史的问题。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历史学家遇到与自己的思考相对立的人物时，应当怎样面对那个人物?难道能在历史叙述中借历史学家书写的特权对那个人物做诛心之论吗?不，那不是历史叙述。为了成为历史叙述，不是要历史学家来讲述，而必须让历史本身来叙述。当前在日本成为一个潮流的反华、排华情绪，或者对中国的优越感，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日本民族主义之由来，正可以通过古森的话语来向读者揭示：这是日本历史中一个不能忽视的语境。不过，不应该将此封闭在日本内部的世界里，而是要放到与此相矛盾的亚洲或者世界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排他性潮流之错综复杂的状态中去，将此语境中的日本特殊性相对化。并从更高的视角向读者揭示：日本的语境怎样与过去及现在时态的“南京”深深联系着。
我不想以反抗和憎恶为理由，以否定的方式简单打发掉在日本真实存在着的反华和徘华的感情。应该视为问题的对象不是这种感情，而是形成此感情的历史磁场。如果感情记忆是积累在由过去到现在的多层次中的，而且是形成多条流向的复杂且“相互纠缠”的历史之现在进行时态，那么，不正视产生这种“相互纠缠”的历史磁场，就不会解决日中之间的问题。
“南京”不仅是过去的历史记录，而且是作为历史记忆于现在被不断再生产着的。透过此刻正在产生的历史记忆，那过去的记录方能成为历史。我们通过自觉地生存于现在的历史，才能把过去变为历史。
日中知识分子的“知识共同”，恐怕只有经由这种自觉了的知识，共同才能成为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向过于复杂的现实与历史的摄取过程。而且，这还是一个没有两国自觉的知识分子共同参与便无法开辟前途的未知世界。不过，这个困难的课题也因而在走向知识的创造时给予我们以情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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