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伦理”
－宗教良知的国际表现
何光沪
在当今世界上，人们可以看见两种似乎不相关联的现象：一方面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和国际联系的加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正日益缩小，世界正缩小为所谓“地球村”；另一方面，随着传统价值的衰落和社会变化的加速，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某种伦理危机，出现了所谓“道德滑坡”。
事实上，这两种现象连在一起，使人类生活受其影响的程度大大加剧。事情十分明显：人与人之间越接近，人的行为失范（不守道德规范）造成的危害就越大──我在离你十里远的地方大放迪斯科音乐，同在你的隔壁屋里放相比，对你的影响当然不一样；一场核试验的地点离你有一万里，同离你只有一百里相比，对你的影响就更不一样。
令人忧心的是，在这个因为缩小而更加需要道德的世界上，反而出现了人所共睹的道德下降。这种道德下降不仅表现为一个民族、社会或文化内部“不守规则”行为的增多，而且表现为一些民族、社会或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和谐、友好演变为暴力、压迫，而这又常常起因于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违反或无视一些起码的准则。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造成的“冷战”已成过去的今天，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造成的热战和冲突却依然层出不穷。
更加令人忧心的是，本来应提倡高尚道德并引导信众为善的宗教，在某些冲突和战争中，竟然被用来为一些伤天害理的行为辩护，甚至被用来煽动仇恨和实行暴力。
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当时我国的《参考消息》曾摘要报道过此宣言。）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特别要谴责借用宗教名义的侵略和仇恨”，这不能不使世人感到，这种声音，可以说是代表了国际宗教界的良知。
《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是由基督教界发起而得到世界各宗教响应的全球伦理运动的一个里程碑。它既是1993年以前长时间努力的结果，又是以后漫漫长途的起点。这项运动的宗旨，就是要在这个道德滑坡的世界上，在宗教的差异会被用来为冲突和对抗辩护的情况下，强调基本道德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展示基本道德在不同宗教中的基础以及各种宗教平等对话、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全球伦理运动有着深远的理论根源和广阔的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本世纪初期的基督教自由主义曾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现实的打击，天主教现代主义则从上世纪末叶就受到教廷的严厉批判。但是，批判自由主义的主将、20世纪最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卡尔·巴特（1886—1968）在其晚年开始缓和了其僵硬的观点，从强调“神人之间无路可通”，转而同意上帝也有人性，或朝向人的一面。另一位最有影响的神学家保罗·蒂里希（1886—1965）则不但在理论上论证了所谓“遵主圣范”就是要在生活中摆脱同自我、同他人、同世界、同存在的疏离，而且在实际上也开始同佛教进行对话。当代著名神学家麦奎利（1919--
）更号召基督教徒“放弃过时的狭隘观念”。他写道：“宗教多元状况即使不是永远，至少也将长期与我们同在，而且十分可取的是，各种宗教不仅要寻找一种共处之道，而且还积极寻求更切近的相互理解，在共同的任务中彼此合作。”（《基督教神学原理》第172页）这代表了越来越多的基督教神学家反对“唯我独尊”并主张与其他宗教合作的观点。他又写道：“世界各大宗教在道德教导方面，比在任何其他方面彼此靠得更拢，而且在用爱、同情、利他主义来要求信徒方面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它们还与最良好的世俗伦理最为接近。”（同上书第503页）这些著名思想家以及其他众多基督教学者的类似观点，反映了基督教神学界的开明倾向。在天主教方面，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宣布的革新与开放方针，及其关于信徒参与俗世建设和关于与其他宗教其他意识形态进行对话的重要文件，以及教廷中相应机构的设立，特别是卡尔·拉纳尔等主要思想家的理论，都反映出天主教神学界越来越多的人的这一主张，即，承认其他宗教中的真理，并以平等对话代替唯我独尊，关注现实社会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伦理道德问题。
从六十年代西方青年的嘻皮士和造反运动以来，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危机引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在努力挽救传统道德、阻止道德滑坡的社会运动中，基督教会成了一支主要的力量。在这方面，西方教会中的保守派比自由派或开明派的态度更为鲜明，这尤其表现在他们坚决反对吸毒、堕胎和同性恋等等合法化的态度上。他们认为所有这些行为既违反了圣经，又违反了尊重生命的原则。尽管在一些“前沿”的敏感的伦理争议问题方面，在对待与其他宗教合作的态度方面，西方基督教中的保守派和开明派有明显的分歧，但是在维护社会基本道德方面，双方毫无疑问是一致的。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之下，一些著名的西方神学家发起了“全球伦理”运动。先是著名的德国神学家孔汉思（Hans
Kung）在1989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提出，“没有各宗教间的和平，便没有各民族间的和平”，并在加拿大和美国的演讲中宣传这一理念。1990年，孔汉思又出版了《全球责任》一书，第二年该书在英国与美国出版，并加了副标题《探求新的世界伦理》。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为其英文本写序并指出，该书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关于这个星球上人类住区之未来的讨论中，也许是最紧要和最具挑战性的问题”。1991年，美国天普大学宗教系主任、普世研究所所长、长期研究和促进不同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对话的斯威德勒教授（Leonard
Swidler）发出一份呼吁书，号召起草全球伦理宣言，并主张宣言应汇聚对全球伦理及相关问题的各种研究和思考成果，然后散发到所有宗教和伦理团体的各种不同的讨论会上，去进行适当的修改，以便最终能被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和伦理集团所接受。这份呼吁书由来自不同宗教的重要学者和神学家签署发表后，孔汉思又同一些不同宗教的代表人物和学者进行了讨论，并接受了世界宗教议会大会理事会的委托，开始起草“世界宗教议会宣言”。在经过了许多研讨会与对话会的讨论之后，宣言“导言”成形，并被送交世界各地的许多研究所、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进行讨论，得到了许多宗教代表人物和专家学者，其中包括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以及众多的哲学家、教育学家和宗教学家的反馈和建议。这种“草拟---
讨论---
修改”的程序从“导言”延续到宣言初稿，又延续到二稿，仅仅第二稿完成后的征询意见和讨论修改过程就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了九个月之久。在经过世界各大宗教的一百多名专家以及世界宗教议会理事会和筹备委员会的谘询和认可之后，宣言定稿又被送交各宗教的200名与会代表，最后在1993年9月为纪念第一届“世界宗教议会”一百周年
而举行的六千多人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全体大会上得到了讨论和通过。
《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在历数了当今世界上各种人为的苦难之后指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宣言》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并以耶稣的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和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支持。《宣言》又根据各大宗教都包含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和“不可奸淫”四条古训，针对当代世界的状况，表述了四项“不可取消的规则”：1、珍重生命──致力于非暴力与敬重生命的文化；2、正直公平──致力于团结与公平的经济秩序；3、言行诚实──致力于宽容的文化与诚实的生活；4、相敬互爱──致力于男女平等与伙伴关系的文化。来自世界各种不同宗教的“宣言”签署者们承诺：要献身于共同的全球伦理，更好的相互理解，以及有益于社会的、有助于和平的、对地球友好的生活方式。最后，《宣言》呼吁所有的人，不论是男是女，信教还是不信教的人们一起努力，以实践这种生活方式，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可以看出，“全球伦理”的两大特点，一是具有基本性，即只提出人类应有的最低限度道德；二是具有普遍性，即指明这种道德在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都有其根据。
在这份宣言通过并发表之后，孔汉思和斯威德勒等著名神学家仍在继续推进全球伦理运动。其中有两项重要发展，一是斯威德勒为使全球伦理运动走出宗教界的范围，而成为信教和不信教的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另行起草了一份《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在其中他不仅把伦理的“基本规则”简化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提出了八项“基本原则”和十项“中程原则”，强调每一个人在法律、宗教、言论、决策、财产、男女关系、工作与休闲、儿童与教育、和平以及环境保护等十大方面均负有责任。斯威德勒除了撰写文章阐释这一新文本的意义、必要性和理论基础等等之外，还发起在许多国际学术会议和宗教对话会议上对此宣言进行讨论和修改，力求使运动深入到学者、领袖和民众这三个层面中去。另一项重要发展，是一些重要的退休政治家开始同宗教领袖、专家学者联合起来推进此一事业，例如，包括前西德总理施密特和前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内的一些著名政界领袖组成的互动委员会（Inter
Action
Council）就联合一些宗教界与学术界人士，于1996年在维也纳召集会议，发表关于全球伦理的报告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其中包括由联合国召开大会来考虑“人类责任宣言”的问题，以补充“世界人权宣言”。
所有这些活动，可以说都进一步增加了孔汉思所说的“希望的迹象”。孔汉思在“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历史、意义与方法”一文中说：宣言“只能提供一种最低的伦理”，但是，“假如实现这种最低限度的共同价值、标准和基本态度，那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了”。（《全球伦理》中译本，第78页）“这份《宣言》的实现前景如何？当然没人能够知道。十分显然，‘全球伦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纲领性的词汇，而且许许多多的人现在已经承认了全球伦理的特定的共同原则。然而同样肯定的是，《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还不是全球伦理的实现。这样一份宣言不可能是终点，而只能是通向终点的途径。它的结果依赖于每一个人，依赖于你和我。”（同上书，第80页）
而《全球伦理》一书的编者之一库舍尔则写道：“《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第一次提供了一个征象，表明各宗教的代表们能够怀着善意，公开强调那些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取消的标准和具体的规范，能够在它们的信徒中间传扬和平的心胸，以及对话与合作的意愿。这个希望乃是系于以下的事实：一个日益增长的伦理意识的广泛过程正在不同宗教中开始兴起，正在加强着那些为此目标而努力的力量。每一种宗教都受到号召，要运用自身的伦理传统和灵性资源，为全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这些伦理传统和灵性资源，可以支持《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导言中所说的东西：‘我们是相互依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依赖于整体的福利，所以，我们珍视生物共同体，珍视人、动物和植物，珍视对地球、空气、水和土壤的保护。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负有个人的责任。’”
我想，有着重视伦理道德的悠久传统的中国各大宗教的代表，同样具有这样的善意，同样能够强调这些基本的伦理规范，在信徒中传扬和平的心胸，以及对话与合作的意愿。面对着中国和世界在道德上的紧迫需要，中国各大宗教责无旁贷，更应该运用自身的伦理传统和灵性资源，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