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对伊拉克时局的看法
戚 渊

进入2004年,伊拉克局势的持续恶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最近,一次新的伊拉克问题的国际会议也在酝酿之中。此时此刻,认真检讨一下伊拉克战争以及随后的重建过程,对于我们认识伊拉克的当前局势是有积极意义的。本文涉及三个问题。
一、 对伊军事行动的正当性仅限于解除伊拉克独裁政权的武装。
世人皆知,西亚的两河流域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里曾经孕育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巴比伦王国,而今日的伊拉克就位于巴比伦王国的核心地带。1958年7月,自由军官集团推翻了费萨尔王朝,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1968年7月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为伊拉克的执政党,开始统治伊拉克。伊拉克的石油储存量仅次于沙特,居世界第二位。通过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国有化运动,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使伊拉克迅速迈进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国民不仅衣食无忧,教育和医疗也全部免费。但是,从1980年起,为期8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拉克经济元气大伤,国家负债累累;与此同时,伊拉克的军力却大大增强,成为中东地区的头号军事强国。军事强大而国民贫穷的畸形国力使这个独裁政权在随后的20年里罪恶累累也为世人皆知:在对伊朗的战争中,它使用过毒气;在国内的种族冲突中,它也使用过毒气(1989年以毒气攻击哈拉比亚镇的库尔德人,灭杀5000人);1990年,它为了石油利益侵犯了邻国科威特;接着,它不得不接受国际社会的严格制裁(禁止进出口达12年);1989年,伊拉克每出生1000个婴儿,死亡38人,而到了1999年,死亡达131人(增长率为345%);截止1999年10月,伊拉克有150万人因制裁而死亡;自1997年始,因制裁而死亡的儿童就是75万。在短短的10余年间,伊拉克国民的平均年收入从700多美元下降到100多美元。伊拉克的经济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民不聊生,靠石油换食品计划才能勉强支撑。这个日益衰败的国家不仅对周边国家的利益构成了实际存在的军事威胁,而且伊拉克独裁政权在国内所实行的暴政也令人发指:它的主要成员可以拿活人喂狮子;伊拉克民众经常在巴格达街头失踪。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国内人民无力反抗这种残暴统治,而由国际力量解除这个独裁政权的武装,无论对于国际社会还是对于伊拉克人民来说,都具有积极意义。人们不会忘记,在军事行动之前,在核查问题上,伊拉克政权“老鼠戏猫”的游戏玩弄了整个国际社会数个月时间;开战和反战的浪潮此起彼伏,世界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之中;而美国国内的反战民意也持续弥漫,导致道琼斯股指持续动荡,诉诸军事行动是当时摆脱窘境的最好选择。
开战后,联军仅用了21天就进入巴格达,几乎占领了整个伊拉克,推翻了统治长达20多年的前独裁政权,号称强大的伊拉克军队也几乎没有什么抵抗。旧政权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击溃,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它是一个不受伊拉克军队和人民支持的政治体。在当时,伊拉克人民走上街头,庆贺一个残暴政权的垮台。前政权的主要成员(即扑克牌通缉令人员)也在较短的时间内或被捕获或被击毙。自去年5月1日美国宣布主要战事结束后,伊拉克进入战后重建阶段。此后,在一段时间内,伊拉克局势相对平静;而在国际上,去年下半年,欧美的经济持续增长。在当时看来,对伊动武至少没有带来负面影响。
二、 美军有可能陷入“人民战争”。
轻而易举取得的胜利冲昏了美英政治家的头脑,他们开始抛弃民主观念和民主主张,导致重建过程中错误连连。细心的观察者早已注意到,看似顺利的重建,实际上已在伊拉克人民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主要表现在两个事件上。第一个事件就是布雷默上任之初即将36万军人解甲归田(但他们仍然持有武器),同时又解雇了大量复兴社会党党员的工作,使得他们失去了生计;第二个事件就是世人皆知的“虐囚”事件,它侵犯了受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作为报复,伊拉克民众拿起了武器,开始了抵抗运动;为了控制局面,美军又不断地展开军事行动。这就是伊拉克目前的局势。依不才之见,伊拉克事态的发展应引起美英政治家的重视,即美英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旧政权统治下的伊拉克就是伊拉克,而旧政权被推翻后的伊拉克则是阿拉伯世界,联军有可能在伊拉克陷入人民战争。而一旦如此,联军被赶出伊拉克则只是时间问题,因为联军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由正义变成非正义。怎么可以因怀疑就对民宅狂轰滥炸!即使抓捕到恐怖嫌犯,也应适用无罪推定原则。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主权已经全面交出,怎么还会有反美武装?这些反美武装实际上就是伊拉克人民。联军是否应该想一想,他们在联军去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并未为旧政权卖力,为什么现在却成了反美武装?如果伊拉克人民全部是反美武装,联军难道要将他们全部消灭?
忠言逆耳利于行。要想尽快结束这种连绵不断的军事冲突,应该立即做以下几件事情:1、释放科学家。在专制独裁统治下,即使科学家有罪,也应归罪于专制独裁者;2、一个一个地召回被解甲的旧军人和被解雇的复兴社会党党员,给予国家赔偿,并安排工作,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3、大赦扑克牌通缉令以外的所有战俘。这些战俘本来就是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军事行动中被俘的,显然他们无力、也没有进行顽强抵抗。说得通俗一点,他们没有罪恶。上述三项属于“宽容以待”,可以换来和平。但这些工作需要由联军以外的其他机构去做;4、停止军事行动,并开始体面撤军。伊拉克现在已不需要进行军事行动的军队,而只需要维持和平的军队。之所以有反美武装,是因为有美军存在;换言之,只要有美军存在,就会有反美武装持续存在。如果这种冲突持续,范围扩大,伊拉克重建就难以进行。天天有战事,处处有爆炸,大选如何进行?(什叶派和逊尼派均有结束占领和有国际社会监督的要求,否则就不参加选举)鉴于美英联军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伊拉克人民已不可能从心理上再接受美国及其扶植的伊拉克政权,新政权并未得到伊拉克全民的承认。不要说从心理上,就是从地理上,联军及新政权实际控制的地区也很有限。没有和平,怎么会有公正的选举;没有公正的选举,怎么会有民主政治。我不得不说,这种局面完全是由美英联军的胡作非为造成的,如果继续下去,势必会波及到阿富汗的政治局面。该是考虑由联合国、欧盟、俄罗斯、阿盟等政治体主导伊拉克民主进程的时候了,少量的驻留美军只是用作维和,而不是消灭反美武装。军事常识告诉我们,伊拉克的反美武装是消灭不尽的。美国从伊拉克目前的困境中抽身,可以避免伊拉克的内战和国家分裂(对此有英国的前车之鉴),也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现在的问题是,有谁愿意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三、 伊拉克时局对世界政治的影响。
众所周知,对伊开战,并不是直接为了反恐,而是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由,解除伊拉克独裁政权的武装。所谓解除一个独裁政权的武装,就是推翻这个独裁政权。关键的问题是推翻了伊拉克独裁政权以后怎么做?我想,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世界不会对近一年来伊拉克的局面感到满意。一个超级大国怎么就处理不好一个地区性问题呢?美国的对外政治到底有什么问题?回首战前的窘境、战时的顺境和战后的困境,多少有点顿悟:
第一、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与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矛盾。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理想与政治手段的矛盾。我并不怀疑美国政府希望在伊拉克、甚至在整个中东推行民主的动机和决心。作为价值理想的新保守主义正是要使所有的世俗之人过上民主、自由的生活。这种目标,在民族国家内部的实现,要靠民主与共和;而扩展到国际社会,也要靠民主与共和的方法加以实现。显然,与伊拉克旧政权谈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那么只好诉诸共和手段。但是,共和是一种替天行道的价值,有时侯,它几乎与物质利益无关,有时侯,它甚至要付出损失物质利益的代价。而作为政治手段的实用主义则基本上是以利益为考量的。因此,在国际社会,相当一些人指责美国进入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利益,对动武的性质一开始就持非正义的理解。如果果真是为了石油能源,那么,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将不可避免地要毁灭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理想。物质财富要靠民主的方式(商谈、等价、合意、合同)取得,而通过其他方法,势必要遭到广泛的反对和抵抗。伊拉克重建如此困难,正是与这一对矛盾有关。
第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能力的矛盾。美国拥有大批量世界一流的优秀企业家和科学家;这是由美国的体制决定的: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共和政体使社会持续地充满活力,个人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但是,在处理世界事务(即美国以外的事务)时,美国难以出现得心应手的政治家;这也是由美国的体制决定的:美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已相当成熟,一个社会长期处于稳定的法治状态,政府可以“无为”而治(即“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越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就是好政府,这样状态下的政治领导人就是伟大的政治家。但是,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的能力也受到法治轨道的制约。当美国的政治权力扩展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时,问题就出现了,因为这些地区大多是麻烦地区,也可以说是有冲突的非法治状态地区。在美国国内受人尊敬的伟大政治家,在应对这些地区的事务时,就可能表现得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在国内只要获得了统治权,几乎可以“坐享其成”,而当他们试图在这些地区推行民主和法治时,甚至完全可能不知道从何处入手。
第三、军事能力与政治能力的矛盾。正是有了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和科学家,美国才有了国别间无与伦比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但问题是,美国总是过分相信军事能力的作用,而忽视了其它要素的作用。过分相信军事能力的作用,使得美国的政治家除了有兴趣了解其他国家的军事能力外,而对其它要素缺乏兴趣。从伊拉克战前、战时、战后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对这个中东国家的无知令人吃惊!稍加思索,也不奇怪:美国并无经历广泛的奴隶制时代,根本没有经历过封建制时代,对专制及其专制统治下的人民缺乏起码的了解。所以,当他们在空中作业时,还算顺利;而当他们到了地面,要与伊拉克人民打交道时,便问题倍出。我想说的还有,美英观念中那种“一流政府对应于一流人民”的原则已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一流政府”统治下完全可能存在“末流民众”,“末流政府”也完全可能对应于“一流人民”。军事能力可以破坏一个旧秩序,但肯定不能建立一个新秩序。在民主国家,人民就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在专制国家,人民也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过分相信军事能力势必会过度使用军事手段。伊拉克目前的局势正是美国过度使用军事手段所致。过度使用军事手段已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使美国蒙受了重大损失:美国的政治家要知道,美国的安全不只是美国本土的安全,而应该包括美国的军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安全,应该包括美国公民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其它任何地方的安全,甚至还应该包括美国的盟国军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安全。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受国内民主的推动,美国不可能不插手世界事务。但是,受上述三项矛盾的制约,美国的单边行动也不可能管理好世界事务。这就是美国单边主义的最大问题。阿富汗的重建之所以较为顺利,乃是因为有国际社会的参与;伊拉克的重建之所以如此困难,则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从实质上拒绝民主主张,将国际力量拒之于伊拉克门外。
伊拉克时局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多极世界的必要性。美军在伊拉克的胡作非为,首先将导致美国的盟友加速撤军,因为谁都知道,军事行动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针对人民的军事行动是非正义的,也是不可能取胜的;其次是降低了伊拉克人民对新政权的信任度,甚至是将新政权与伊拉克人民对立起来,因为这个新政权正在帮助美军镇压实际上就是伊拉克人民的反美武装。美国对伊新政权的支持力度越大,伊人民对新政权的抵触情绪就越大。再次,美军的孤军作战有可能陷入人民战争:进,会遇到来自伊拉克内部各种力量的抵抗,当然也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退,将会留下一个收拾起来颇为困难的摊子,更确切地说,是需要有一个新的主导机构来收拾的摊子。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联合国、欧盟、俄罗斯、乃至阿盟将会被请来参与主导伊拉克的重建,并能受到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使新政权的地位得到稳固。而美军不是不再发挥作用,至少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以减少美军和伊拉克人民的伤亡,换取伊拉克人民的信任。一个多极政治世界将加速形成。因为美国的单极政治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反而扩大了地区冲突。谁(政治体)能给世界带来和平,谁就可以主导世界。美国还是超级军事大国,但未必还是超级政治大国。主导世界不是表现为通过强力,而是表现为世界愿意接受。
第二、以主权为基础的安全显示出与以民主为基础的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全球化进程受阻,民主化进程放缓。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是安全的保证,因为民主可以带来稳定。据此,在全球化条件下,民主的扩大可以给整个世界带来安全。但是,细心的观察者会注意到,人权、反恐、民主等问题,都存在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或此时一标准,彼时又另一标准。这使主权国家不得不以捍卫主权的方式来保护本国的国民。美军在伊拉克对大量平民的伤害给任何类型的国家以任何方式保护国家和国民找到了合乎正义的理由:任何文明种人都是具有同等人格的自然存在。而石油价格的忽起忽落,说明伊拉克重建过程(美国对能源的重视和反美武装对石油生产和输出的阻止)已开始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这种状况至少要等到伊拉克的武装冲突停止之后。在现阶段,各产油国对本国能源的珍惜和保护,是巩固主权、增进民主、维护世界和平的一部分。
第三、美国的国际政治形象遭到重创。美国政府在伊拉克的政治表现之拙劣令人痛心。联合国人权组织机构关于《伊拉克人权状况的报告》(2004年4月)指出:自2003年5月伊拉克主要战事结束后,驻伊美英联军经常调动装甲车发动军事袭击,占领医院、桥梁和哨所,出没于街道,严重扰乱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无数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惨遭杀害,驻伊美军经常以抓捕“恐怖分子”为由打破门窗,或投掷手榴弹,强行进入民宅,逮捕无辜平民,掠走钱物和首饰。(这只是4月份以前的劣迹)在处理世界事务中,支撑一个国家政治形象的要素至少包括三个:政治行为(包括使用武力)是为了主持政治正义;政治行为应符合包含基本人性的政治伦理;尊重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文化。显然,近一年来,美国在伊拉克问题和其它世界事务中的政治行为与此相差甚远。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与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自相矛盾之处还表现在,后者包含着浓厚的政治伦理道德,也就是说,它需要有包含较高政治伦理道德的方式才可以获得实现;而前者在作理性的选择时,尚能与此一致;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用主义的政治手段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共和,作为男性政治,意味着“勇敢”是它的基本属性。但是,如果“勇敢”不与“理性”为伴,则就是鲁莽。而如果没有理性,世界就不可能做对任何一件事情。

2004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