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危机 出路何在
戚 渊

国际社会正在努力解决的“朝核危机”和历时不衰的台海危机并存使东亚局势有点紧张，而太平洋上游弋的航母群和盘旋空中的各式侦察机使东亚人民仿佛不是生活在地球上，而是生活在一架昼夜运转的战车中。这两个危机虽然各有不同的危机主体，似乎互不相干，但本人愿意将它们捆绑在一起加以考察和分析。这是因为，向历史追溯，两岸对峙与南北韩分离如出一辙，而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的军事介入却又出于同一个事件：朝鲜内战。向现实考问，之所以这两个危机历时不衰，似乎也出于同一个原因：危机双方只有敌对的军事关系而无基本的政治关系，加上美国在东亚持续的军事存在，特别是两个危机又都有第三方存在，使危机更加凝固。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这两个危机是连结在一起的，两岸危机的强势主体大陆如对台动武，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管；而朝核危机的强势主体美国如对朝动武，中国也不太可能等闲视之。这就是到目前为止，东亚危机一直处于胶着状态的根本原因。就一般性观察，两岸危机的复杂程度远高于朝核危机；而两岸危机引起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又远小于朝核危机。东亚危机，出路何在？经过数日的苦思冥索，总体上对前景持悲观态度，因为现行的努力和运作不可能摆脱危机，虽然也不能说会加深危机。
先谈两岸危机。一个危机长期存在，一定与危机双方的过错有关。在今天看来，两岸危机的主要过错在大陆，主要表现在：以“渐进台独”这一简单化的概括对待一系列十分复杂的问题。世人皆知，两岸冲突的起因并不复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问题的复杂性日益显露，表现在：1、台湾与中华民国的关系问题。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均确定了台湾的地位。而二战结束时，日本也表示愿意接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之条件，将台澎金马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此时的中国是中华民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宣布废除包括《中华民国宪法》在内的“伪法统”，表明该宪法在大陆已无效力（包括国号、领土等）；但时至今日，台湾仍适用此宪法。除此之外，该宪法在国际社会的效力实际上延至1971年10月25日，因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一直延续到此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立国时就已不承认中华民国。虽然自1971年10月25日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效力并未及于台湾地区，这也是事实。即使依大陆现行对台政策实行“一国两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效力也不及于台湾地区。因此，在台湾尚未修改宪法之前、“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又未制定之前，将“台湾等同于中华民国”的表述并不算错。特别是，认为“台湾是中华民国”并不等同于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因为后者还需要国际承认。2、“一个中国”问题。《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案》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此时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决议案》从法律上改变了此后在台湾仍然有效的《中华民国宪法》的部分内容（国号变更、领土易主），这说明《中华民国宪法》中的国号、领土问题也已失去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当然已于1949年10月被大陆否定。但问题是，大陆对台湾修改《中华民国宪法》中的国号和领土又持强烈反对态度，迫使台湾政府不得不多次表态修宪不改国号，不涉及领土变更。这是否意味着《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某些条款的效力还及于大陆，大陆也无明确表态。它导致的结果是，至少可以这样认为，“中华民国”虽无主权，但在宪法上还拥有领土（包括大陆）、政府和人民。这种畸形的法律形态不仅使台湾无所适从，也是两岸无谓的不休争论之原因之一。3、“九二共识”问题。“九二共识”应该视为两岸和平的最高成就，也是此后两岸接触的基础。“九二共识”的具体内容既有清晰的共识，又有模糊的共识。第一、“共识”中的双方共同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清晰）；第二、“一中”含义的解释各有不同（半清晰、半模糊）；其三，“共识”中的“一个中国”原则只适用于“事务性商谈”之中，而不涉及“一中”的政治内涵，但“九二”会谈的前提却“充满”政治内涵：会谈主体“海基会”和“海协会”都是由官方授权成立的。在会谈（1992年10月28日）之前，1991年台湾“国统会”第八次会议决议文作出决定，双方共同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清晰），但同时也表示“中华民国”的主权及于大陆，治权行使于台澎金马（模糊）；而在大陆，1992年10月12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也有一个重要讲话，提出“四点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两党对等和平谈判”的主张，并申明“中共愿同中国国民党接触，以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可见，会谈的政治色彩已非常显明。4、今日台湾地位问题。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世人皆知。国民党即使在台湾统治时期的斑斑劣迹也为世人皆知，因此引起了台湾的政治革新。而台湾的政治革新于1986年才开始；现在执政的民进党也是1986年才成立的。仅花了10年时间，台湾就实行了普选。这使得岛内今日的现实状况更为复杂。普选制的意义是，政府的行动必须要符合多数民意，而今日的台湾人民虽非全部认同台独，也绝非全部认同统一。此其一；其二，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居民人均收入远高于大陆，人民已经生活在比较富足的社会中；其三，民主的成果已获得民主世界的认同，却又不能与主权连结；民选的政府，却又不是主权在民的政府；政府长期独立执政，却又不能在国际政治中进行起码的交往。这不公平，也不人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政府作出任何与大陆有关或无关的政治决定都是困难的。
从今日大陆对台的政治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人似乎并不理会上述复杂性，导致台湾领导人的任何行为都被斥之为台独行为。这种基于线性思维的简单化认识，实际上束缚了大陆自己的手脚，而不去过多思考和寻找现实和有效的方法启动和平谈判和统一的进程。究其原因，它又是大陆政治民主滞后造成的。民主的政治决策取决于政党民主，进退自如，在大的原则确定之后，其方法可以灵活多样。如果中共领导人缺乏这种认知，那么，台湾领导人的任何表示就会稍纵即逝。基于政治民主的政治决策不由领导者个人承担责任，责任风险的分散可以运用更多人的智慧，从而提高决策的正确性。基于政治民主的对话才是平等的对话，而主体平等的对话并不必然损害一个中国原则。两个平等主体的对话更容易达成共识。正是缺乏政治民主，才导致中共领导人对台政策研判屡屡失误。近期的突出表现就是对待“公投”和“双十讲话”两个问题。在台湾公投和普选问题上，众所周知，自去年10月兴起的公投浪潮颇具规模，各政党先后发表了“公投法”草案，各种版本令人眼花缭乱。虽然吵吵闹闹，但各政党的一致目的是既要通过“公投法”，又要不激怒大陆，还要将大陆的注意力集中到“公投”问题上。而历来重视权位，信奉“有权就有一切”原则的中共领导人此次却放弃对台湾政治权位之争的关注，而关注起台湾的民主（公投）问题。由于将台湾的一切活动都视为台独化，其合乎逻辑的结果必然是反公投；而台湾问题虽是国内问题，却是大陆对外关系的主要工作之一。于是，反“公投”必然要超越台湾和大陆。事实果真如此。自去年11月至今年3月，中共领导人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台湾公投的浪潮，并收到了明显效果。世界主要国家（包括美国）纷纷表示反对台湾公投。殊不知，公投虽是民主的最高形式，但公投必须与主权连结才能体现主权在民原则，而主权是一个需要国际承认的关系概念；没有国际承认，就没有主权。如此说来，台湾的公投只是台湾人民自治式民主的表示，而不是一种国家制度，公投对台湾的现状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公投与否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这种误判导致的后果是，中共领导人未能重视对台湾各政党竞选纲领和竞选过程的研究，通过直接影响竞选纲领间接影响选民的选择；通过对竞选过程的研究揭示政党政治的奥妙：政党民主（竞争）往往可以巧妙地掩盖政党共和（思辩），而较大的共识都是在政党共和的政治操作下达成的。在对待“双十讲话”的问题上，中共领导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双十”前后，台湾领导人频频释放两岸复谈的意思表示，希望在“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上，寻求虽不完美、但可接受的方案，作为进一步推动协商谈判的准备。这个表示可以看作是“四不一没有”的表示、“第二任期内不会有任何改变”的表示、以及“只要台湾人民同意，未来任何可能的两岸模式都不会被排除”的表示的继续表示。今日台湾领导人作这样表示的善意有可资证立的理由，或者说有其深刻和复杂的背景原因：1、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台湾追求和平独立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有一系列国际文件约束着国际社会不得承认台湾事实上的“独立执政地位”；2、维持军事平衡的军事费用过高，而通过武力独立的可能性更小；3、维持现状使台湾人民和政府失去了太多的自主和自由，对外交往的困扰严重地制约着台湾内部的政治发展；4、岛内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政党政治还很不完善（在政党政治理论中找不到支持的“泛蓝”、“泛绿”），人民生活有待提高，对自然灾害的预防还很不够；而军费开支影响了这些方面的建设；5、国际背景，这就是所谓的“鲍威尔震撼”。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北京促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并非口误，此次真是希望两岸能坐下来开始谈判。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试图稳住两岸，而着手集中力量先解决朝核问题。美国政府促成两岸复谈可以换取大陆对美国以各种方式处理朝核问题的支持，尽管事情并不会这么简单。大陆一些对台问题专家当然地与中共领导人保持一致，也简单地认定台湾领导人这样的表示为“假善意、真台独”的倾向，实在不可理喻。这不仅使两岸失去了一次重新接触的机会，也使民众再次感到中共领导人在对台问题上的线性思维。我担心这种失察和渎职行为会引起国内人民的公愤。不应将“九二共识”中的“一个中国原则”等同于“一国两制”；“一中原则”是和谈的基础，而以“一国两制”为前提条件，意味着台湾必须接受“一国两制”。同时，也不应将台湾政府的一切民主化政治行动都视为渐进台独行为，民选的政府必须要按照多数人民的意愿做事，台湾人民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即使在“一国两制”下也是可以做的。中共对台政策应保持连续性，不能因为一些枝节性问题而影响求同存异原则，更不能因为不是自己的努力成果就不利用。如果真的想和平统一，为什么不放大台湾领导人的善意，寻求有利于重启谈判的基本面，而不是拘泥于文字表述上的妥与不妥。
无人会认为两岸领导人坐下来谈判就等于接受台湾是独立国家的地位，执政的两党对等谈判不等于两岸就是两个对等的国家。拒绝对话会让人感到意味着拒绝民主，意味着担心民主的侵入，因为对话是民主意义上的概念。大陆的传统认知是“西方式民主”不适合于中国，而现在，民主却来到了自己的身边、中国人的中间，并且很适合于中国人。台湾的政治民主化是大陆和平统一的梦魇，正如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是台湾和平独立的梦魇一样。拒绝对话，结果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持续地军事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岸都必须警惕不负责任的“求变”心理，以及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不负责任的叫嚣。我从来不相信武力能够成功地威胁人民和统治人民！我稍嫌大胆地认为，中共领导人的这种思维方式，令人感到大陆对台政策的基本面向发生了变化：和平统一开始让位于遏制台独，至少是和平统一的政治理想变成了制止台独的政治操作。这就迫使台湾想尽办法与中共周旋。中共除了军事威胁以外，丧失了一切主动权，只好让台湾牵着鼻子转。武力威胁遏制台独、迫使台湾承认“一中”、以达到统一的理想主义强化了台湾和平独立的理想主义。中共对两岸现状的变相认同，意味着两岸危机的胶着状态还将持续。这不仅不利于两岸危机的处理，也势必会影响中国政府对另一危机（朝核危机）的立场。
朝核危机，一点多面。虽然焦点为朝鲜是否或能否存有核武燃料，但却涉及到朝中关系、朝美关系、朝韩关系以及朝鲜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朝鲜半岛问题如何解决对两岸问题如何解决有着迫切而深刻的影响。朝核危机再次升级以后，中国政府作过多次表态，总体上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但细心的观察者也注意到，去年10月，朝鲜宣布已拥有核武时，立即遭到国际社会的指责，但中国政府却作了“应保持核平衡”的表示。这种与一贯立场相反的立场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希望半岛的各种摩擦继续存在，使整个东亚局势持续呈胶着状态。在大陆看来，半岛问题的解决则意味着国际社会在东亚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两岸问题。从朝鲜要求美国作出不侵犯朝鲜主权的保证来看，朝鲜显然没有过分相信《中朝1961年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至今有效）的作用，该条约包括军事援助条款。近日，朝鲜政府宣布放弃新义州经济开发区，表明朝中经济合作（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政府对朝鲜的经济支持）的前景也不乐观。在朝核危机问题上，朝中之间的关系相对简单，中国政府不太能够左右半岛局势的走向。
在朝核问题上，较为复杂的关系是朝美关系。如前所述，朝美关系是稳定的敌对军事关系。我们知道，政治解决与军事威胁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因为，就现状来看，两个危机主体之间的军事威胁是不平衡“交往”关系的表示，而政治解决则是危机主体之间的平衡“交往”关系。只要存在引起不平衡的军事威胁，即使危机主体之间存有政治交往关系，也会时时被打破。这就是朝核“六方会谈”难以有成果的原因之一。只要有军事威胁存在，人们很难相信，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朝核问题；而要想美国撤出半岛的军事部署可能比让朝鲜放弃核武更难，尽管军事撤守是政治解决的先兆，甚至是军事撤守就等于政治解决。不同的政治逻辑决定着不同的政治操作方法。在朝核问题上，各国都有自己的主意，难以形成一致结果。美国不可能以平衡手段与南北韩同时交往。就一般性观察，只要半岛有第三国持续的军事存在，人们也不太会相信，美国向朝鲜作出了安全保证，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朝核问题，因为一国的安全不是通过他国的书面保证而获得的。
更为复杂的关系是朝韩关系。朝韩的关系表现在多个层面上：全球化层面、区域联合层面、以及民族共同体层面。而在朝韩关系上，韩国政府的立场也是在这三个层面上不时地切换。在全球化层面上，是否要有一个外力深深地介入其中。这种介入，给朝鲜带来了危机，这已十分明显；但它给韩国带来了什么？在这三个层面上，韩国政府比较看重的是外力介入这一层面。美国大选后，韩国政府立即表示要求美国解决朝核危机；接着又发布了“美国从未放弃先发制人打击朝核设施”的信息，即是证明。在区域联合层面上，韩国并无明确立场，与周边国家保持着等距离淡薄外交。在民族共同体层面上，今日的韩国也无明确认知。特别是，今日韩国政府的立场并不能完全代表韩国的主流民意。结合前面的分析，这也是朝核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之一。半岛的安全应沿着“民族共同体”→“区域联合”→“全球化”的方向迈进，而不是相反。国际社会（当然主要是朝韩双方）不妨换一种思路，先促使朝韩双方解决民族共同体内部的问题。以“所有离散家庭团聚、经济合作开发、政治统一谈判”三举并进，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高丽民族是一个民族。对此，朝韩双方也有良好的历史基础：1972年朝韩就发表了共同声明，誓言推动南北交流、寻求统一。虽然韩国接着就进行独裁统治，双方重陷敌对状态，但1991年双方又签订了《北南和解互不侵略和合作交流协议书》；1998年韩国政府实施“阳光政策”；2000年又有朝韩“四点协议”，提出最终统一问题；是年6月，两国元首又发表共同宣言，自主解决统一问题。更主要的是，朝韩主流民意都希望统一。如果真能将“所有离散家庭团聚、经济合作开发、政治统一谈判”三个问题同时提上日程，核威胁显然降至次要地位。人们可以想见，即使朝韩统一了，统一后的朝韩也有权和平利用核能，对此，有资料显示，韩国朝野已有相当认同，因为韩国也想和平利用核能。现在正是考验朝韩政治家政治智慧的关键时刻，是走民族共同体而区域联合而全球化的发展道路呢，还是相反？近日，韩国政府的立场又切换到另一方向，说“美国如对朝鲜采强硬立场将会引起严重后果。”事实可能真是如此。如果美国政府真的希望朝鲜放弃核武，就应该同时促使韩朝加快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步伐，尽管这将引起美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但这可以换来半岛的永久和平。这才叫作“政治解决”，而且是一劳永逸的解决。现时处理东亚危机的操作方式存有方向性错误。如果我们的方法不能实现预期的全球化目的，那么就应该先让民族共同体自己解决问题，或由其他政治体帮助解决；而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明显受阻的国际背景下，民族共同体也应利用这一环境实现民族和解，实行区域联合自治。只要人民同意和满意，政治统治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并且，政治统治方式的优劣与政治领导人的任期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人民同意和满意，既是最低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要求；既是最容易做到的，却又是最难做到的。
2004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