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

钱永祥：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两种政治价值的反思

一、前言：政治论述与政治价值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相应于它所面对的内外环境，会形成某种特定的政治论述，一则藉以澄清它所必须处理的政治问题，二则藉以凝聚关于政治价值的共识。这种论述的发展与演变、积累，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政治集体意识的历史，对于其成员的自我认知与迈步方向有相当的影响。因此，看看什么论述特别突出、什么论述又掩没不彰，可以揭露这个社会集体意识的内容与结构。
举例以言，回顾1949年以来的台湾，我们会注意到，就近代各国政治史上常出现的各类政治取向而言，台湾社会的意识光谱有两块独特的空白：这个社会的成员，始终没有发展比较突出的保守主义取向、也缺乏社会主义的反抗传统；相应地，社会里则缺乏一个比较自觉的传统势力、也没有比较突出的阶级冲突。殖民地的背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方式、冷战大局面的作用之类因素，不难说明这种意识形态光谱的构成。可是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缺席，对于台湾人民的自我认知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其结果，就是台湾的政治选择，似乎总是摆脱不掉菁英层次比较右倾的、或者庶民层次比较民粹的两种可能。今天的台湾如果还可以用「民粹威权主义」这个概念来形容，其政治文化的根源，与这种意识结构不无关系。
相对之下，五十年来对于台湾的政治意识起过较大定调作用的论述，大概主要是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广义的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先后各自提供了一套具有正当性的问题与讨论方式，供社会形成共识、凝聚意见，在现实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观察它们的对比、消长、以及各自所体现的政治价值，有助于我们在此刻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省思。

二、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的更迭小史
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自由主义在台湾都未曾有过较为完整深入的经营发展。可是回顾1949年以后台湾民间——或者应该说「半」民间——主流政治论述的形成，自由主义的确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力。这一页历史由《自由中国》半月刊发端，后来历经几份刊物（例如《文星》、《大学杂志》、《美丽岛》以降发挥过强大普及作用的众多「党外杂志」、以及《中国论坛》）此仆彼起的鼓吹，一套在浮泛意义上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言论，为回归宪政民主与政治改革的要求，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论述资源。《自由中国》半月刊所提列的一系列政治议题、它探讨这些问题时所运用的概念、所铺陈的价值、所划定的基调与诉求，几乎界定了后来近三十年台湾社会的政治论述。拿1980年代政治热潮中党外杂志、两大报的评论与专栏、乃至于《中国论坛》等刊物中的文字，与《自由中国》的言论对照，我们会为了其间惊人的重复而叹息。
如果1950-85年这个时段，也就是《自由中国》式的政治论述贯穿民间政治意识的时期，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的时期；那么1985年迄今，则可以称为国族主义的时期。当然，这种时段的划分不可能精确；例如从1975年《台湾政论》创刊开始、到1985年为止的「党外时期」，便应当看作一个颇为戏剧性的转型过渡时期，也是台湾的新兴民主力量摸索、寻觅自己的「正身」的时期。大略的说，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本土政治人物（相对于原先以外省籍知识分子为主的组合）逐渐主导政治言论；他们以延续自由主义论述为始，终于开启了以台湾独立与更新国家认同为号召的另一套政治论述。
《自由中国》开启的自由主义传统，主要以对抗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为其存在理由。可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这个功能急速退化消失。两方面的变化，迫使自由主义退出论述舞台。一方面，台湾本土主体意识抬头，威权体制面对沛然难御的挑战节节败退。在民进党的领导之下，这种意识顺势进逼，发展成建构台湾民族与台湾国家的具体主张。结果，往昔民主反对论述的自由主义内涵，逐渐由民族主义取代。另一方面，随着李登辉时代展开，着力推动人事与权力基础的本土化，体制本身的外来、压迫色彩也告淡化。透过总统直选，李体制不仅取得了庞大的民主正当性，也具体呼唤、凝聚了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
到了1990年代后期，特别是在几度以修宪为焦点的争议中，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两套政治意识形态的更迭交替正式完成。国族主义的胜利是有理由的：它有「中华民国在台湾」这样的现实国家作为基础、有主要族群人口长期受到压制后所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向往作为动力、更有海峡对岸一个明确的「它者」作为对比。现实的国家利益、广泛的民主利益、加上排它的主权利益，使得国族主义在台湾终于取得了道德与政治两方面的制高点。

三、国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分歧
众所皆知，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之间，理论上存在着颇为尖锐的紧张。不错，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或政策选择中，它们不必然要时时刻刻发生冲突。可是我们要理解，它们各自背后的推动力量，乃是极为相左的政治价值。意识到这个事实，有助于我们在面对冲突时的调适与选择。
国族主义所追求的价值，就是赋予国家高度的自主与优先地位，藉以集中意志与力量，达成政治共同体——也就是民族国家——的生存、稳定、自保、与发展。建构新的台湾民族与国家，正是以落实这项价值为鹄的的努力。这件任务，有它本身的发展逻辑。所谓建立新国家，意思就是以重新界定的政治正当性为基础，透过制度的安排，追求权力的集中与垄断、决策的集中与统一、以及由一个领导中枢对国家意志与国家利益做明确绝对的界定。而所谓新民族的建构，则是为了让一个一统而同质的人民集体出现，落实新国家所主张、所自诩的民主正当性。台湾的历次修宪，业已将这个基本取向逐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国、民两党菁英以及社会主流是有坚强共识的。
相对于国族主义，自由主义的关怀迥异。由于着重个人，它会抗拒集体性的目标和价值；由于信仰社会的自主，它会反对政治力由上而下的整合模式；由于强调多元，它会挑战「人民」、「民族」、「生命∕命运共同体」这类整体主义的建构；由于对权力的疑惧，它会要求以分散、制衡、限权为特色的体制；由于担心统治者取得道德权威，它也会提防旨在表达民意的制度（例如选举、公民投票）沦为提供正当性的工具。在这些方面，自由主义本来即不容易与新国家运动同调。至于新民族的建构，自由主义出于种种显然的理由，就更加猜忌疑惧了。
经过十年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国族主义在台湾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而自由主义则益形与社会主流意见脱节。明显的事实是，国家意识强化、国民意志凝聚、而国家统治体制既取得了民主的正当性、又取得了相对于社会的自主性。详细的变化无须在此列举；只要回顾十年以来，国家认同、政府体制、与公共政策这三类议题引起争议的程度已经有所逆转，就可以知道，国族主义业已扭转了台湾政治论述的坐标。在这个过程里，自由主义处境日蹙，对于民族主义式的国家认同与国家主义式的政府体制，今天已经没有置喙余地了。

四、国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国民身分理念的分歧
对于政治共同体的目的与结构有不同的构想，并不是自由主义与国族主义的唯一分歧。事实上，自由主义对于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有所保留，并不是因为它抗拒国家与民族这两件事物本身，而是考虑到国族主义的内在限制。就一个现代社会而言，「营建国∕族」不可能是唯一的政治要务；社会的组成是否能够以公民身分为原则、社会成员相互对待的方式能否符合自由、平等、正义的普遍标准，都是重要、棘手的难题。可是要在国族主义的基础上，达成这些属于公民社会的目标，却有其内在的局限。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两项工作极为重要，而自由主义在这两方面所能提供的理论资源又比较多，自由主义对我们的时代——这个矢志追求社会正义但始终难竟其功的时代——才一直保持特殊的意义。
近代民族国家赋予它的成员的身分殊堪玩味，乃是由两股相互排斥的力量所形成的。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个「现代」的现象，对于传统与自然范畴（例如等级、血缘、亲属、宗教等关系）提供的身分认同，必须加以挑战：民族主义作为现代化的先锋，必须将个人拉出传统、自然的关系网络，赋予他们一种普遍而平等的身分：「国民」。可是一方面，国民的建构，却仍然需要经由「国有化」了的自然或传统因素来达成，务求这类表面看来前于政治的「国民性」，与国家的政治组织同一外延；此之所以「同胞∕族民」与「国民」的所指能够完全吻合，发挥同样的召唤能力以供国家动员。另一方面，国民概念所涵蕴的平等、抽离、普遍主义的取向，又赋予个人平等的权利、义务，驱使个人走向民主、法治观念，铸成了「公民」的身分认同。我们可以说，就身分问题而言，国族主义的倾向是追求从属于民族国家的国民(nationals)，而自由主义则倾向于实现民族国家无法完全吞噬消化的公民(citizens)。两种立场都没有否定民族国家的现实，可是两种立场所产生的成员的认同与意识，却有着细微而重要的差异。
回顾过去十年来台湾国族主义的发展，我们不能不说，就国家成员的身分建构而言，重点偏向于摆在「国民」而非「公民」的一端。即使旨在超越族群藩篱的「新台湾人」，也仍然强调对于土地、历史、文化、语言等等半自然因子的感情认同与意识。毫无疑问，作为个人或者团体的文化意识的基础，这些寻求「归属」的作法都是值得鼓励的。可是作为国家建构国民意识的基础，它们却是对于公民身分的误解。「公民」毕竟不等于「乡亲」。公民身分应该由平等的权利义务来界定；公民的认同对象首先应该是宪政秩序与民主程序；公民之间的合作基础应该奠基于公平的体制；最重要的是，公民身分所肯定的平等价值，本身具有潜在的反思与批判倾向，对于现有的制度、传统、与习俗，必然会维持批判的距离。成熟的公民，乃是对于习见的事物与想法保持抽离态度的公民。这种态度，与动辄回到民间、回到乡土的坊间时兴，不免形成双方都尴尬的对比。
国民概念一旦压倒公民概念，直接的一个影响，就是台湾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容易受到内生的干扰。公民社会的一个特色，在于其中个人或者团体的交往与活动方式，须要具有公共的性格。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格，首要表现在其成员能够以公开而基于普遍性规范的方式，介入社会性的互动过程；它并不排斥许许多多私性的、特殊的认同与人际关系，例如感情的、文化的、属于特定族群、传统或者生活方式的目标与规范；可是任何领域或团体，仍必须与外界维持对话与互动的关系，接受普遍性规范的约束与冲击，而不能构成封建式的封闭势力。在台湾，尽管经济的发展可观、人口的流动也频繁，可是由于国族主义倾向于用家族、地域、乡里、族群等范畴界定国民，国民意识的私性格反而增强，开放、对话与批判的倾向则相对降低。这种情况下，社会里即使有许多人热心公众事务，公共领域的成形还是面对许多障碍，整个社会的组成还难以呈现公民社会的特色。
公民意识低于国民意识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关于社会正义的理解趋于模糊和保守。社会互助与社会福利，本来应该看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责任，也是公民之间形成连带感与整合意识的物质基础。可是近年来，许多攸关正义的制度与措施在提出的时候，理由却正好不是为了落实公民身分的普遍权利与尊严，而是基于传统性的社群连带、同胞感情、「用爱心爱台湾」之类的传统主义说词。这种情况之下，社会自然无法形成广泛强大的道德共识，将社会正义看作基本、迫切而有超越地位的社会目标去追求。影响所及，台湾社会的进步力量逐渐萎缩，理想性格日见消退，社会的改造与制度革新沦为空洞而遭政治力量（乃至于商业力量）无情操作的口号。对于台湾这样一个缺乏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正视。

五、结语
公平地说，台湾社会主流会如此积极走向国族主义的道路，不仅有其主观的选择理由，也有其客观的形势需要。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对于国族主义的趋势以及成果可以做许多批评；可是这类批评是否掌握到了台湾人的政治价值选择的背景、是否真正面对了台湾的政治现实与艰难的处境，恐怕也值得批评者自我警惕。
话说回来，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国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峙之所以持久而尖锐，一个原因正在于这两套价值虽然针锋相对，却又难以偏废。当年美国的制宪者清楚意识到这个事实，强调制度的设计必须兼顾国家的「能力」与人民的「自由」，多少表示他们有心在前者的国家主义与后者的自由主义之间求取平衡。美国的日后历史显示，这种平衡没有定法，而是需要每一代人根据时代条件用智能来调整的。而美国式的民族主义之构成，必须在复杂的地域、族群、文化、宗教之间无止境的摸索协调，也足以说明，民族主义需要自由主义的节制，否则容易形成一个压迫、窒息、保守、封闭的社会。
不过，台湾的自由主义论述，由于其理论传统的羸弱和政治经验的肤浅，似乎还无力承担这么沉重复杂的任务。尤其近十年来政治发展的趋势推波助澜，台湾自由主义者本身也陷入了「我是谁？」的迷茫。许多在威权时代尚保有几分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今天纷纷离开自由主义的启蒙立场，或者投入台湾国族主义的温馨怀抱，或者滑进后现代的化妆舞会，也不乏向中国民族主义回归者。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式微，与其埋怨国族主义的致命诱惑太强，不如归因于自由主义者本身缺乏思想的资源、历史的觉悟、以及道德的承担和自信。这种自由主义，在台湾社会开始反省五十年来积累的政治价值信念之时，所能做的贡献，恐怕也相当的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