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燃烧的海水

　　基督教与中国的民主化——评艾克曼《耶稣在北京》
　　
　　从网上看到《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weekly2004年第1期，2004/1/7)对《耶稣在北京》的书评，作者署名为刘见林。文章认为“艾克曼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作为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也是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凭借他20余年的记者经历，在实地访问基础上推出的《耶稣在北京》一书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JamesLilley）认为“艾克曼的这本书，对基督教在中国发生的根源、发展远景的展望，具有相当有信服力”。然而，艾克曼先生由于自己独特的美国背景，他看中国基督教的视角比较政治化和美国本位。作为一名中国基督徒，我对此文所介绍的书中观点包括中国基督徒增长的原因，中国基督徒的增长与民主化的关系，中国基督徒的增长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多有不同意见。
　　
　　基督教与中国民主化
　　
　　作者说：“艾克曼认为，虽然中国的亲民主人士大多是世俗的，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到西方后接受了基督教，并将信仰融入到政治理念中，从而深刻了原来的民主诉求。另外，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民主变革，其中大多数还坚信基督徒的增多将是中国实现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他预测，在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这条‘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
　　
　　对于基督教将在中国民主化中将起到的作用，作者持非常正面的看法，我认为要厘清一个问题，那就是基督教的传播所关注的中心从来不是民主化，基督教会也历来反对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运动，经历了五十年艰难的中国基督徒在这一点上的警觉也许是可以打着旗号上街游行，对同性恋与堕胎振臂一呼的美国基督徒所难以理解的。我坚信基督教的传播一定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解，增进公众的福利，也许会有利于未来的民主化，但这种民主化一定是渐进和温和的——虽然温和但是在公义问题上是毫不让步的。而这种公义的诉求又因为基督精神中的慈爱和饶恕而得到很好的平衡。但是我特别要强调一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个人是秉持坚定自由主义信念的，但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使我个人对原来的民主信念从更深广的历史眼光作出考量，我个人认为二十世纪所海参行的民主信念更多的是广场化的，它极端的平等诉求，有可能导致另一种以民主名义出现的专制，就如哈耶克所说的：“我们不仅要防止暴政的专制，我们还要使公众免于流行舆论的奴役。”（引文可能不够准确）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的的民主信念走向极端，走向民主偶像崇拜后，它可能会为了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放弃真理所要求的公义圣洁的持守，走向道德中立，对于因为信仰而坚持真理的不可妥协性的基督徒来说，这样的民主是我们反对的。
　　
　　基督教所认可的民主信念更多的是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英国清教徒革命时期的，和美国建国初期的。它更倾向于民主制衡的共和制。同时，我们在实现在路径上也与目前流行的意见不一样，我们相信目前中国社会重建的危机不是简单的制度革命可以解决的，制度革命可能是一个转型社会变革的封顶典礼，而此前需要更多的人出于爱，对受伤的心灵，对破碎的家庭，对贫困的人们付出个体性的关心。然后再努力致力于中国人价值观的重建，其实就是中国人心灵的重建。这一切都是制度建设的基础，并且是基础性但更为迫切的工作，但基督徒出于爱心更乐于从事这样基础性的工作。也许艾克曼说得不错，中国的基督徒是羔羊，在受迫害的年代里我们是羔羊，将来有一天迫害停止了，也许人们听不到抗议和控诉的声音，而只有一些默默在献出自己的爱参与中国社会人心重建的人们。这是我所期望的“耶稣在中国”。
　　
　　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与中国外交政策
　　
　　作者说：“至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将对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艾克曼认为，中国的基督徒比较亲美，倾向于支持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对以色列政策；他们非常羡慕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对其社会和文化缺陷则不太理会。一个基督教的中国，将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会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而一个非基督教的中国，一旦强大之后将对世界表现出危险和不确定的一面。此外，中国的基督徒也有亲以色列倾向。艾克曼认为，如果将来基督徒进入外交部、战略思想库甚至政府高层，那将会改变其中国目前的中东政策，并可能向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派出传教士，向那里传播福音。”
　　
　　我个人认为，关于对外政策，中国基督徒也不一定是亲美的，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不以政治立场来简单划线，而是要求我们对每个事情在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真理的下由良心做出独立的判断。如果美国所做的合乎真理，我们当然支持，如果美国所做的不合乎真理，我们绝不会支持。艾克曼认为：“（中国基督徒）他们非常羡慕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对其社会和文化缺陷则不太理会。”恰恰相反，我个人不怎么羡慕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反而对美国的文化缺陷，其实就是道德滑坡非常的关心。我诉求上帝救中国免于这样的“文化缺陷”。
　　
　　如果说，未来的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将对世界有什么影响的话，我诉祷的是，当中国基督教真正迎来复兴的那一天，中国基督徒能在纯正的圣经真理的传扬上面对普世教会有所贡献。为上帝的道做见证，这是中国基督徒能应当为这个世界做出的首要的贡献。当世界因为二十世纪伴随民主化而来的世俗化潮流而信仰解体，道德沦丧时，中国因为基督教的复兴将带来人心、道德伦理、家庭、文化、教育和社会各层面的更新，并使中国能成为一个主张正面道德伦理的国家对正在腐败的世界有所贡献。
　　
　　中国基督徒增长的原因
　　
　　作者说：“艾克曼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尤其是精英阶层中，取得蓬勃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西方接受基督教的中国留学人员归国后对其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二是中国许多开明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不会陷入衰亡或兴衰轮回，而是能不断修正自身，长期在全球占据优势地位，这与它的伦理和信仰有关。基督教不象佛教和儒教那样总是宣扬历史轮回和宿命论，它冀望未来，坚持历史是朝着一个终极目标前进的。三是基督教艺术能为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虚无主义提供出路，这对中国艺术家也非常有吸引力。”
　　
　　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我个人认为，直到今日，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的成功，作者只看到一些表层的因素。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到目前为此，主要是在底层民众中取得极大的成功。如果从社会性的因素看，是因为基督教经过五十年苦难的洗礼，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来洋教的色彩，在几十年相当严酷的环境中，原来极不利于基督教传播的文化性的因素——基督教的西方色彩与中国人民族情绪的冲突——因为得到相当彻底的解决，五十年来中国的基督徒成了落在地里死去的麦子，结果就结出百倍的收成。也就是说1949年后的环境成全了基督教，使中国基督教完成了彻底的本色化，这是耶稣在中国的得胜。
　　
　　艾克曼所列三点中，首先，留学人员基督徒在中国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目前尚未取到主要作用，不过相信他们的影响在未来将会逐渐显示出来。而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文化性的认同只表明了一个潜在的可能性，也许在这一阶层是将来基督徒增长的一个亮点。而基督教精神能为现代与后现代精神提供出路出亦可包括在此点中。这是中国基督徒要面对的挑战，而不是中国基督教过去成功的原因。1
　　
　　最后，感谢上帝，艾克曼先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盼望将来在天堂里能遇见他。他的观点也促进了中国基督徒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但是他也许难以了解，中国基督教在最黑暗的年代里，曾经如何在血泪的托挣扎中等候有一天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些殉道者如何不愿苟且妥协，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却仍然以爱面对迫害自己的人们，盼望着有一天这死去的身体能够复活。中国基督徒这一切经历，使我们更多关心如何拯救更多的灵魂而不是社会的变革。我重述一下前面的观点，灵魂的得救会促成社会良性和温和的变革，但这不是基督教的首要目的。同时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并不排斥我们在今生的努力和奋斗，基督徒就是这样一群因为仰望天上的光荣而越发脚踏实地付出爱的人。
　　
　　
　　2004年月1月12日
　　
　　附录：
　　
　　《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书评作者: zebrazebra 发表日期: 2004-01-10 19:40:38 圣保罗教堂返回
　　
　　《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Jesus in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Global Balance of Power）大卫．艾克曼（DavidAikman）著，莱格尼里出版公司（RegneryPublishing）2003年10月出版，精装本256页，定价27.95美元。
　　
　　中国功利性的经济变革进行至今，日益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建构一套新的观念或意识形态、道德伦理以及与之相应的话语系统。这个问题随着风起云涌的2003的结束而愈加紧迫。可以注意到的是，面对2003年的悲和喜，中国无论是官方抑或是民间都有所举动，前者在艰难地寻求着理论突破；后者中的活跃者，有的坚守其移植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有的提出复兴中华文化或儒家思想，有的则表示要保守自己也言说不清的“传统”……
　　
　　观念或理论的论争固可逞一时之风云际会，但立足现实，考察其间被无意忽视或有意封藏的“潜流”无疑更具实质意义。艾克曼的《耶稣在北京》即是出于这样的努力的结果，或许它可以为关注中国问题的人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
　　
　　艾克曼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作为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也是一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凭借他20余年的记者经历，在实地访问基础上推出的《耶稣在北京》一书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JamesLilley）认为“艾克曼的这本书，对基督教在中国发生的根源、发展远景的展望，具有相当有信服力”。
　　
　　艾克曼认为，虽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并不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仍非常之惊人：目前已有7千万新教徒，1,200百万天主教徒，总人数超过共产党党员（大陆的公众尤其会觉得惊讶）。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基督徒非常广泛，上海的学者，温州的商人，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很有可能是基督徒。
　　
　　艾克曼认为基督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尤其是精英阶层中，取得蓬勃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西方接受基督教的中国留学人员归国后对其周围的人产生影响。二是中国许多开明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不会陷入衰亡或兴衰轮回，而是能不断修正自身，长期在全球占据优势地位，这与它的伦理和信仰有关。基督教不象佛教和儒教那样总是宣扬历史轮回和宿命论，它冀望未来，坚持历史是朝着一个终极目标前进的。三是基督教艺术能为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虚无主义提供出路，这对中国艺术家也非常有吸引力。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将产生那些影响？艾克曼认为，虽然中国的亲民主人士大多是世俗的，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到西方后接受了基督教，并将信仰融入到政治理念中，从而深刻了原来的民主诉求。另外，他认为，中国所有的基督徒均支持民主变革，其中大多数还坚信基督徒的增多将是中国实现非暴力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他预测，在今后30年内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成为基督徒，由此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他认为，中国这条“龙”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
　　
　　
　　至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将对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艾克曼认为，中国的基督徒比较亲美，倾向于支持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对以色列政策；他们非常羡慕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对其社会和文化缺陷则不太理会。一个基督教的中国，将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会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而一个非基督教的中国，一旦强大之后将对世界表现出危险和不确定的一面。此外，中国的基督徒也有亲以色列倾向。艾克曼认为，如果将来基督徒进入外交部、战略思想库甚至政府高层，那将会改变其中国目前的中东政策，并可能向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派出传教士，向那里传播福音。
　　
　　艾克曼在书中举古罗马帝国和韩国为例，分析基督教在中国未来几年内的发展前景。基督教在公元200-300年的罗马帝国的情况与在目前的中国相似：基督教当时很繁荣但教徒常常受到国家镇压，但到了三世纪末，即康斯坦丁（Constantine）颁布宗教宽容令前夕，罗马的文化和哲学面临倾覆和转型的关头，那些知名的知识界人士纷纷接受基督教。韩国的道路也可作为分析中国前景的极好范例。虽然韩国只有三分之一人口是基督徒，但占据了社会和政府的许多要职，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国是非常基督教化（Christianized）的。在韩国成功从独裁转向民主的过程中，基督教会的自我组织经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艾克曼非常期望被一些西方人视为与现代生活中日益无关的基督教能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好的作用。他表示，中国的基督徒希望乘当局主办奥运会从而可能大幅改善宗教生活环境的时机，能有机会在2007年公开举办首位西方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到中国传教20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基督教在中国真的能象艾克曼描述的那样乐观吗？中国基督徒入教的目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信仰？他们真正理解、信仰基督吗？基督教能与中国固有精神和文化和谐地并存甚至融合吗？它能够促成一个成功的、和平的现代中国吗？……所有这些都存有疑问。目前的种种现状都显示，中国正处于一个缺乏方向感的焦灼和迷茫时刻，旧的意识形态渐趋衰微，传统也早已消解或混乱，她迫切需要一个精神层面的新路线图。但新精神路线图的建构不能只在空泛之上高屋建瓴，它需要时刻体察现实的种种细微变化。功利性经济变革附带但却是自发带动社会风尚和观念的革新证明，它并不是盲目而是有潜在轨迹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虽然在具体问题的阐述上可能存在争议，但是《耶稣在北京》一书可以给予我们颇有价值的启迪。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Washington Observerweekly)2004年第1期，200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