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

张培刚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Second Edition
Harper＆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and London

(一)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人，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是熊彼特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这本书综合地表现了他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反动观点；暴露了他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诬蔑社会主义、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反动面貌。
熊彼特于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Moravia，今捷境内)特利希镇(Trieseh)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是庸俗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和维塞尔(Friedrieh von Wieser)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修正主义分子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等人。随后两年，熊彼特游学伦敦，向另一庸俗经济学家马歇尔登门求教。他还推崇洛桑学派瓦尔拉等人。 1909—1918年，他先后在奥匈帝国的捷尔诺维兹(Gzernowitz)大学和格拉兹(Graz)大学任教授，中途曾以互换教授名义赴美国哥仑比亚大学短期讲学，并获得该校名誉博士学位。1918年，他以党外“经济专家”身份，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化委员会” (Sozialisierungs-Kommission)的顾问，该委员会的领导人是考茨基、希法亭之流。1910年2月，由于奥托·鲍威尔的推荐，熊彼特被任命为奥地利共和国的由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组成的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年10月，因亲英、法并反对工业国有化等等，与社会民主党人意见不合而去职。1921年他任维也纳私营皮达曼银行总经理，1924年银行破产。1925—1932年，他又从官场仕途回到资产阶级学术界，先应邀赴日本任客座教授，不久任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1932年迁居美国，从那时到1550年7月逝世，一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37—1941年，他担任过“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年起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9年，当代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筹设“国际经济学会”，曾一致同意由熊彼特担任第一届会长。
作为垄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一生中写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他的主要代表作，除本书外，还有三个大本头专著：《经济发展的理论》，2912年以德文出版，1934年译成英文，还译成了意、法、日文和西班牙文；《商业循环：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1999年出版(两卷)；《经济分析史》，生前未完成，1984年由他的妻子伊丽萨伯编辑出版。此外，还有《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系根据作者从1910年到1850年所写的一些传记评论编辑而成，于1352年出版，196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
从熊波特的出身、学历、工作经历和著作来看，我们可以明了，熊彼特一方面直接承袭了庸俗经济学“大师”庞巴维克、瓦尔拉，马歇尔等人的衣钵；另一方面又与老修正主义分子、右翼社会党人有过密切关系。这些是我们了解熊彼特的哲学观点、政治见解和经济学说的渊源的重要依据。前一方面的渊源，决定了熊彼特是庸俗经济学的真传嫡系，使他成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忠诚辩护土，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有重要席位；后一方面的渊源，又使熊彼特在辩护的学说和手法上产生了一些迷惑人的色彩，以致有人把他看作是“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熊彼特的观点、“理论”和辩护手法，更加适应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从而也就起着更加蛊惑人心的毒害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于1942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是熊彼特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据他在第一版序言中宣称，这部著作是他“差不多四十年来对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思考、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全书分为五篇：《马克思的学说》，《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社会主义能行得通吗?》，《社会主义与民主》，《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1247年的第二版增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一章；1950年的第三版又增加了著者死前不久(8979年 12月)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提出的一篇论文：《长驱直入社会主义》。此书出版后，曾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热烈捧场，几乎和著者的另一代表作《经济发展的理论》一样，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 1946年译成了德文和西班牙文出版，在著者死后又译成了法、意、日文出版。正由于此书适应着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曾广为流行，特别是著者用资本主义将为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口号，来迷惑人心，散布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毒素，因此，将这本书翻译出版，供批判研究之用，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二)

在本书的第一篇里，熊彼特集中地、恶毒地歪曲和攻击了马克思主义。『第一篇《马克思的学说》，后来被收集在熊彼特的论文集《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他采用了表面赞扬，实际反对，小处推崇、大处贬抑的手法，攻击了马克思、恩格斯所首创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以及马克恩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
一开头，熊彼特就恶意地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本书第17页)，说什么马克恩主义“为它的信徒，第一，它提供了一整套的最终目标，这些目标体现着生活的意义，且是判断事物和行动的绝对标准；第二，它提供了达到这种目标的指南，这一指南包含着一个拯救计划，指出人类或人类中被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应该摆脱的罪恶”。(本书第11页)。他进而诬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说它好象宗教一样，许诺人们以“人世天堂”。他还恶毒地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反对者的态度为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所谓“宗教性质”，说什么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正象对任何一个信教者说来一样，反对者不仅有错，而且有罪。”(本书第 11页注①)
首先，熊彼特从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竭力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说，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常被称作唯物史观”，“但这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唯物主义一些，他的历史理论也并不比任何其他自由运用经验科学解释历史过程的尝试更唯物主义一些。”(本书第18页)这真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根本不是那种被资产阶级学者偷梁换柱、故意加以歪曲的所谓“经济决定论”或“经济史观”。我们更知道，黑格尔的辩证法根本不是唯物的，而是唯心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才是辩证唯物沦和唯物辩证法。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在1237年就指出过的，“德国著名哲学家
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沦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91—292页。』熊彼特连黑格尔的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都还没有弄清楚，就胡诌什么“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唯物主义一些”，这就暴露了这位被当代资产阶级学界誉为“博学多才”、“名列茅前的经济学家”，不仅在这方面浅薄无知，而且是有意颠倒是非。熊彼特还引用了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的话，即所渭“人有头脑”，因而“能随心所欲地行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见本书第20页)他又说：在历史上各个王朝的军事领导“也影响了包括社会需要和技术状况在内的生产条件”，“这并不完全适合马克思的公式，并且很容易被解释得指向不同的方向。”(本书第20页)显然，熊彼特在这里是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曲解和诬蔑为“机械唯物论”，根本不懂得或者有意抹杀马克思主义所阐明了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熊彼特之所以故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目的在于以此来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5页。』作为当代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和著名“大师”的熊彼特，为要反对马克思，攻击马克思主义，自然要把矛头首先指向历史唯物主义。
其次，熊彼特集中力量，全面地攻击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在口头上“奉承”马克思是“学识渊博的经济理论家”之后，就采用了庸俗经济学者的惯技，开始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提出两条反对劳动价值论的理由：“第一，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第二，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从来不曾顺利地起作用，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因素，而且一切劳动都是同一性质的。”(本书第34页)基于这两条理由，熊彼特认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已经“代替了”并且“在许多方面要胜过”劳动价值论，因为边际效用价值论，“一方面它既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同样适用于除劳动以外有其他生产因素存在以及同时有许多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劳动并存的情况”。(本书第34页)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熊彼特对于师父的“衣钵”——边际效用价值论，当然是奉为传家宝而紧紧抓住不放的。
接着，熊彼特从这个主观唯心的价值论出发，利用他的“创新学说”为武器，攻击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早在1912年，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中，便提出了所谓“创新学说\"(Innovation Theory)。根据这种学说，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the setting up Of a new produc tion function)。社会上只有在采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企业组织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实现“创新”或“革新”的发展情况下，才存在企业家(Entrepreneur)和利润，才存在资本和利息；否则，在所谓“循环流转”(Circular flow)的情况下，这一切都不存在。『 熊彼特：《经济发展的理沦》，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英文版：可参阅第二章《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第三章《信用与资本》；第四章《企业家的利润》；第五章《资本的利息》』熊彼特把企业资本家获取利润的企图，说成是“为了取得技术进步”；把企业家的职能说成是“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to carry out new combinations)。『熊彼特：《经济发展理沦》，英文版，第132页。』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中，熊彼特对“企业家的职能”下了这样的定义：“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更一般地，利用一种生产新商品或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的没有试用过的技术可能性，通过开辟原料供应的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通过重组产业等等来改革生产模式或使它革命化。”(本书164页)在熊彼特看来，利润只是个别企业资本家由于采取了这种“创新”而获得的“超额利润”。他认为这不是剥削，而是企业资本家应得的报酬。在他的心目中，作为利润的基本形式的平均利润和垄断利润一概都不存在。这样，熊彼特就把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完全抹杀了。熊彼特吹嘘他的“创新学说”是动态的经济理论，诬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只适用于完全均衡状态下的静态经济过程。(参阅本书第39页)可是他又攻击说：在静态经济过程中，“剩余价值学说是站不住脚的”(本书第39页)；“在完全均衡状态下，剩余价值也许是不可能产生的”(本书第36— 00页)。
随后，熊彼特又攻击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趋于崩溃的理论等等。熊彼特还无耻地宣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完成他的社会学体系方面”，并“没有成功”。(本书第60页)但是，正如蚍蜉妄图撼大树一样，熊彼特的种种诬蔑和攻击，丝毫也减损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科学分析的日益增长的光辉。
最后，熊彼特以恶劣的手法，歪曲和攻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一方面，他把老修正主义者考茨基、希法亭之流关于帝国主义的谬论，当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说什么他们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本书第66页)；另一方面，他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却只字不提。接着熊彼特又放肆地攻击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诡称当今更多的情况是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参阅本书第71页)他故意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大事宣扬阶级调和，胡说什么“提高利润的运动，同样也是提高工资的运动，而在长时期内，它之加惠于无产阶级，确实比加惠于资本家为多。”(本书第71页)
在本篇之末，熊彼特大言不惭地宣称：“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当然并不一定需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仅仅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够的。”(本书第78页注①)这一段自白，不仅暴露了熊彼特本人的真面目和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原形；而且也可以作为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而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包括资产阶级学者、反动的民族主义者、右翼社会党人、现代修正主义者等等在内)的共同写照。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一段活又是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者”的不打自招的“供状”。

(三)

从本书第二篇到第四篇，熊彼特提出了并且回答和解释了三个命题：
第一，“资本主义能活下去吗?”熊彼特回答说：“不。我不认为它能活下去。”(本书第79页)
第二，“社会主义行得通吗?”熊彼特回答说：“当然行得通。” (本书第207页) ；
第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如何?”熊彼特回答说：“在我们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界说的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单独存在。”(本书第355页)
乍看起来，似乎熊彼特也承认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点正是熊彼特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迷惑人的地方。这也表明，熊彼特的说法和手法，同某些右翼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有相同之处，同现代修正主义者也有一脉相通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揭开熊彼特的这层薄薄的外衣，就不难从他的各种学说的形形色色的假象中，看清他所主张的真实货色?看清他所说的“资本主义”是什么，他所说的要代替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万变不离其宗”，熊彼特所预期到来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只是变相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诬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是“同民主不相容的”，而只有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才是“同民主相容的”。
现在我们就来简要地剖析一番，看看熊彼特对于这三道命题的答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看他是如何为资本主义辩护，如何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如何美化资本主义民主，而诬蔑社会主义民主的。
第一个命题：关于“资本主义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
熊彼特也说“资本主义不能活下去”。但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呢?这种“资本主义”又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本书第104页)他说：“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动作的基本推进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本书第104页)他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把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的这种过程，称作“产业突变”(Industrial Mutation)并说“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本书第104页)他还比喻说，在建立理论体系时，如果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本质要素，就“会象一出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剧”。(本书第108页)很清楚，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生产力变革或技术变革的一种形式或方法，他所谓的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因素”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或“产业突变”，也只是生产技术的变革过程。在熊彼特的分析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看不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实质也完全被掩盖了。如果要用上述比喻的活，这些被他掩盖起来的东西，倒真正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熊彼特显然是故意抹杀了这种真正的本质要素。
熊彼特还无耻地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利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辩护。他说，基于“理性的”功利主义，工商业资产阶级“在根本上是和平主义者”，而“现代和平主义和现代国际道德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本书第160—161页)他又诬蔑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进化最后阶段的理论，即使完全不问纯粹经济学上的反对论如何，也是站不住脚的。” (本书第162页)
关于“资本主义之所以活不下去”，熊彼特认为这是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弱，“投资机会”日渐消失所致。他说，象前面所提到的“企业家”的“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早巳在丧失之中，而将来它势必还要加速度地丧失下去……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了。”(本书第165页)“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本书第166页)“于是跟着就会发生一种多多少少静止的状态。本质上是进化过程的资本主义就要萎缩下去。企业家将无事可做。……利润，还有亦步亦趋的利率，将收敛到趋于零。靠利润和利息生活的资产者阶层将趋于消失。……一种非常清醒而稳重的社会主义将几乎自动地出现。”(本书第164页)最后熊彼特归结说：“如果资本主义的进化——‘进步’——终止了，或者变得完全自动化了，那么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终将被贬为日常管理工作的工资。既然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自身的成就趋向于使进步自动化，我们可以由此作出结沦：它趋向于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东西——它会被自己的成就压得粉碎。……而且最后也会撵走企业家，并剥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不是宣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或煽动家，而是范德比尔特门，卡内奇们和洛克菲勒们。”(本书第 168页)
这就是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不能活下去”的分析和说明。他的这种论调，是以他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特别是其中的“创新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他的“资本主义”和“企业家”，是以不断“革新生产技术”、不断进行“创造性的毁灭”为其本质特征和基本职能的。按照他的说法，一旦“经济进步”使一切都“自动化”了，无需“人的作用”了，“投资机会”也就没有了，“企业家”也就用不着了，“资本主义”也就活不下去，而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更荒谬的是，在他的笔下，当代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如范德比尔特、卡内奇、洛克菲勒之流居然成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开路人”，因为照熊彼特看来，正是他们这些“企业家”，“不断革新技术”，“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成就和自动化”，以至不得不使“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他把这些“剥削大王”，说成既是“资本主义的功臣”，又是“社会主义的先驱”。这样来吹捧垄断资本巨头，真是无耻到极点。
熊彼特竟厚颜地宣称：他的关于资本主义不能活下去的“最终结论”，“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并无不同”；只不过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不是由于它在经济上的失败，而恰恰是因为它的成就本身损伤了维护它的社会制度。”他说：“要接受这个结论，不一定需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人可以憎恨社会主义”，而仍然“可以预见它的降临。”(本书第80页)熊彼特还利用资本主义“投资机会口渐消失”的问题，歪曲马克思主义，说什么“在马克思和凯恩斯之间确实不存在象马克思和马歇尔或魏克塞尔之间那种鸿沟。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它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两者，都可以用我们将要用的，投资机会日益消失这一不言而喻的理论末很好地说明。”(本书第140页)这显然是故意“鱼目混珠”。

(四)

第二个命题：关于“社会主义能否行得通”的问题。
我们先要明了，熊彼特所说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相去十万八千里，根本不是一回事。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指一种制度模式，在这个社会中，对生产资料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是授予一个中央当局的，社会的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人方面。(本书第208页)在1950年补充到本书里的《长驱直入社会主义》一文中，熊彼特又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我把(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规定为：不是由私有或私人经营的企业，而是由公共权力机关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谁该得到什么东西的那种社会组织”。(本书第515页)我们要判断熊彼特的“社会主义”是什么货色，关键问题是要看他所说的“中央政权”或“公共政权”究竟是什么性质。很清楚，熊彼特所说的“中央当局”或“公共权力机关”，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因而他所说的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公有”和“公营”，实际上仍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国有化和国营，根本没有改变或触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熊彼特的以这种“公有化”和“公营”为特点的“社会主义”，既然没有触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它在实质上就只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熊彼特百般地诬蔑社会主义。他胡说什么“具有深刻信念的社会主义者会仅仅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而感到满足。他们觉得社会主义的面包仅仅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面包，所以吃起来比资本主义的面包香，即使发现里面有老鼠也是如此。”(本书第 238页)他采用两面手法，先在表面上赞扬一句，说：“可以设想得到，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将自己证明优于大企业资本主义”；但接着他笔锋一转，又说：这一点，“社会主义实际上也许是全然不能实现的。”(本书第245页)他还诬蔑说：这种“可能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可能变成实际的低劣性，这是我们必须始终记住的。”(本书第 246—247页)
熊彼特认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分为三种形式：1，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2．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 3．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表明“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不是不可克服的，甚至也不是很严重的”。“成熟意味着抵抗将是微弱的，合作将来自一切阶级的大部分人——其征兆之一，恰好是通过宪法修正案采取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就是说，通过某种无须破坏法统的和平途径。”(本书第277页)“不成熟状态下的社会主义化”，表明这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尚无准备”。(本书第280页)“这种局势的征兆之一就是必须使用暴力来反对集团和阶级，而不是反对孤立的个人，……另一种征兆是，不可能通过修改宪法的途径，也就是说不能不破坏法统来采用社会主义原则：新秩序必须通过革命，尤其可能是必须通过血腥的革命来建立。”(本书第282页)关于“变法前的社会主义政策”，熊彼特以英国实行银行、保险、运输、采矿、电力、钢铁、建筑等业的国有化为例，作为采行“社会主义”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说明。
在三种形式中，熊彼特极力赞扬并主张所谓“成熟状态下”的和平过渡，也赞同在变法前采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国有化的所谓“社会主义政策”，而竭力诋毁和反对所谓“不成熟状态下”的革命转变，把它描述为“极端恐怖的”。他说：成熟状态下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将“及时实现它的蓝图中所固有的一切可能的卓越成就” (本书第280页)，而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亦可免于各种束缚以及财政上或其他方面的负担。(参看本书第288页)总之，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最明显的可以指望的事情。”(本书第285页)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主张通过“议会道路”、“结构改革”来实行和平过渡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论据和思想观点上，确实是同包括熊彼特之流在内的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们一脉相通的。不论是熊彼特所主张的“在成熟状态下通过修改宪法”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或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通过议会道路”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在实质上都只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论是熊彼特所赞扬的在英国实行的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或是“结构改革论者”所标榜的在意大利实行的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国有化政策，在实质上也都不过是垄断资本集团利用国家政权进一步攫取高额利润的一些措施罢了。

(五)

第三个命题：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问题。
首先，熊彼特故意抽掉和掩盖民主的阶级性，以“全民民主”为幌子，来宣扬和维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少数人的民主。他宣称：“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了达到政治——立法的和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本书第302页)他接着解释说：“如果把‘作出决定’的意思和‘统治’的意思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把民主的定义规定为由人民来统治。”(本书第 303页)他在另一个地方又给“民主”下定义说：“民主的方法”就是“某些人通过竞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的方法。(本书第337页)他还解释说，“民主原则仅仅意味着，政府的统制手段应交给获得了比任何一个竞争的个人或集团更多的支持的那些人。” (本书第341页)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民主同专政一样，都是阶级的概念。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什么“全民民主”。熊彼特的所渭“由人民作出决定”或“由人民来统治”的民主，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方法称作“民主方法”，但是，这种竞选只不过是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经济上的联合或竞争反映在政治上的联合或竞争罢了，是垄断资本集团通过操纵选举来统治和加强剥削劳动人民的方法。这种所谓“民主”，当然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
其次，熊彼特恶意诬蔑当时在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而竭力美化资本主义的“民主”。他说“现存的社会主义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的理想。但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总是那么讲究使它实现的方法的。革命和专政这些字眼屹然呈现在圣书的纸面上使我们感到刺目。”(本书第293页)他又说：“当我们检查一下社会主义
各党的记录时，对于他们所说的他们始终拥护民主信条这句话的真实性就难免要有所怀疑了。”(本书第295页)他还攻击当时的苏联，说什么“存在着一个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由一个居于少数地位且不给任何政党以任何机会的党统治着。”(本书第295页)他更诬蔑说：“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的经营管理，意味着在工厂内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而不是在工厂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后会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为虚伪的东西。”(本书第378页)他为资本主义民主吹嘘说：“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过程的产物”(本书第371页)；又吹嘘说：“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极盛时期完全能够成功地实现民主。”对于象熊彼特这样的为资产阶级民主辩护的陈腔滥凋，列宁早就加以彻底驳斥过，他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5页。』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熊彼特得出荒谬的结沦说：“在我们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界说的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单独存在。同时，两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本书第355页)从熊彼特在本书中所作的分析，我们知道他所界说的社会主义有三种过渡形式，实际上他是指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当时已在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即他所谓的“在不成熟的状态下”用暴力革命实现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在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允许的范围内逐步加以改良的“社会主义”，即他所谓的“在成熟的状态下”通过修改宪法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或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政策而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熊彼特竭力诋毁前一种社会主义；而极力主张和颂扬后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即实质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前面说过，熊彼特所界说的民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即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现在我们就可以明了，为什么他要说在他所界说的社会主义和他所界说的民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为，在熊彼特看来，前一种社会主义，即当时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这种社会主义是同民主没有联系的；而只有后一种“社会主义”，即他所谓的逐步改良的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他所美化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是“民主的”，也只有这种“社会主义”才是同民主有联系的。熊彼特所说的“两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运行”，指的也是这种所谓“社会主义”。这完全是用“鱼目混珠，，的手法，来颠倒黑白，迷惑人心。到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出，熊彼特在理论上和手法上，是如何施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惯技了。
总之，熊彼特以当代垄断资本代言人的身份，采用了一系列的老修正主义者和右翼社会党人的两面派手法，在本书中极力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美化资本帝国主义，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熊彼特向来是以“不成学派的大师”著称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哈伯勒曾经大肆吹捧熊彼特并解释“熊彼特学派”为什么没有形成，说：“熊彼特的博学、虚怀，以及他的体系的复杂性，使得难于形成一个熊彼特学派。”『哈伯勒：《约瑟夫·阿罗斯·熊波特，1883--1950》，美国《经济半季刊》1950年第3期，第307页』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所谓“不成学派的大师”却是属于当代庸俗经济学这一大派，而且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熊彼特无论在理论上或方法上，对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别是美国和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许多头面人物，比如自封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原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保罗·萨缪尔逊，被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研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保罗·斯威齐，以及当前位居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前列的中山伊智郎、东畑精一、都留重人等，莫不出自熊彼特的门下，受过他的薰陶，并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传播和宣扬熊彼特的学说和学风。据说熊彼特在讲学和讨论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但也正因为这样，他通过潜移默化，对和池接触过的青年学子的影响就更大。熊彼特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在论点和手法上更加直接地同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气脉相通，互相承袭和模仿。

1964年7月原稿，
1978年11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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