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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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会学主要有两大研究方法，其一是社会指标法，这一方法所用的社会指标是指反映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状况的数量特征，它是测量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的工具，可说明社会的状态、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其二是历史比较法，是指按照时间顺序解释同一社会内部或不同社会中的社会现象或事物的相似形和差异性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社会发展或变迁离不开历史比较的方法，这一方法要求把发展问题置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加以考察，也就是把时间维度作为一个基本变量，注重对一个社会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理论从其诞生之时起就比较重视历史分析，社会学理论的创始人孔德及后来的大师级的理论家如马克思、韦伯等都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其传世之作也多用历史比较法。20世纪以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成为社会学的主流，社会学家比较注重对共时态的社会微观研究，但对宏观社会的变迁研究一直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并重的局面。20世纪后期在历史比较研究方面又出现了沃勒斯坦这样的理论大师，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在理论研究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
本文认为，只有把梁漱溟的思想放到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才能准确认识其思想的价值。本文试图用历史比较法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研究。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份重要精神遗产，如果我们能够放宽历史的视野，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放到20世纪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甚至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来看，我们就会对梁漱溟及其乡村建设理论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定位，而不会拘泥于一些细枝末节。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我们不仅要用放大镜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样也需要用望远镜来看窥其全貌。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一，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中国文化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了全方位思考，其理论涉及中西哲学、佛学、儒学、文化、教育、工业化、农村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是少见的，他指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问题。由于中国文化在东亚二千年来享有的“光荣的孤立”，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模型”世界观，不能平等对待外来文化，尤其是在近几百年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仍然把西方文化看作“夷、狄”文化。鸦片战争以后又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洋文化。因此，要把中国文化放到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为中国文化确立一个必要的参照系，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文化。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及《中国文化要义》正是按照这种思路，来认识中国文化的。梁漱溟开创的这种文化对比研究，开阔了中国人的研究思路，他主张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复兴中华文化，他由此被公认为现代新儒家的领导者。在梁漱溟看来，中西文化的对比是“认识老中国”的最好方法。“认识老中国”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只有在正确地认识了中国文化之后，才能为中国的社会改造提供有价值的、可操作的设计。
作为与梁漱溟几乎同时代、但学术风格完全不同的费孝通，其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是西方式的，其早年的研究也是实证主义的微观研究，在第二次学术生命迸发之时仍是从小城镇研究开始的，但综观费孝通近20多年的研究可以发现，他逐步从微观的实证研究过渡到宏观的理论研究、从具象研究过渡到抽象研究、从生态研究过渡到心态（文化）研究，“文化反思”成了费孝通近年研究中一个主题。他认为20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由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合成一个统一的世界，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中国文化是世界上许多个不同的文化集团中的一个，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几个文化集团中到现在还没有中断、还在发展的一个。中国文化正处在一个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要成而未成的前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期，其发展有个方向，就是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出现。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世界并没有变得更为和平，而是更加充满了动荡和冲突，这种动荡和冲突的背后都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对于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性“战国”时代，费孝通认为，我们这样的时代需要一个“新的孔子”，这个新孔子“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的关系。” 面对这种世界性的“战国”时代，费孝通主张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背景的人民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费孝通研究的转变说明了无论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问题，还是世界不同文化集团的和平共处问题，都是我们所面临的尚未解决的大问题，也说明了梁漱溟在中国开创的文化比较研究依然很有意义。美国学者艾恺这样评价梁漱溟：“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并与世界先进文化平等交流，我们仍可以从梁漱溟的思想中寻求有益的借鉴。
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理论体系中的“行动理论”，是行动的新儒家理论，是其他诸方面理论的逻辑归宿，对该理论的实践也是梁漱溟社会活动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不仅回答了中国社会“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行动方案，即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梁漱溟不仅是一位坐而论道的思想家，更是一为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尤其是他对自己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多年的实践。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嫁接并付之实践，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本质，这一理论及其实践仍是我们今天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重要精神遗产。
在1934年召开的中国社会教育第二届年会上，梁漱溟提交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的讨论提纲，比较清晰地说明了他的理论逻辑；
甲， 民族复兴问题，
1，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之不振，是文化上的失败，
2，文化上的失败，由于不能适应世界大交通后之新环境，
3，五六十年来，时时变化，以求适应，但无积极成功，只是本身文化之崩溃，
4，民族复兴有待于之重新建造，
5，所以民族复兴问题即文化中心建造问题。
乙，民族复兴之途径，
1， 文化建造即社会组织机构之建造，
2， 中国新社会组织结构必肇端于乡村，
3， 所谓乡村建设，乃从乡村中寻求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之端倪。此端倪之寻得，即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发现，
4， 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发现在乡村不过是一个苗芽，此苗芽之茁长以至长成，都靠引进新的生产技术、生产组织，乃至一切科学发明，
5，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开展，以讫于完成，即文化建造成功，亦即民族复兴。
在找到民族复兴的途径之后，梁漱溟为乡村建设设计了既符合西方民主精神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的“乡农学校”这样一种农村社会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引进西方文化的长处“科学技术”和“团体精神”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儒家传统而设计的一个地方自治组织，并非是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学校”。这个乡村组织是理想社会的苗芽、端倪，也就是中国经济进步的必要条件。
乡村建设的行动起点就是在农村推行政教合一的新型农村社会组织——乡农学校，这种组织结合了中西文化的长处，把“科学技术”与“团体组织”引进了农村。在社会方面，可以克服很多农村社会的腐败和陋习，把农民带入一种文明的新生活中；在经济上，可以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利用合作社这种形式改善农村金融流通、引进新技术和新品种；在农业复兴后，农村市场就产生了对工业品的需求，引发了农村工业，进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在政治方面，农民在乡农学校中学会了民主的习惯，实现了地方自治，为国家的民主政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一来，“以建设完成革命，以进步达到平等”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就实现了。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是国家富强、文化复兴惟一可行的道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设计和设想，这些设计和设想涉及到农村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勾勒了一副农村新社会的蓝图。他的这些设计和设想对21世纪中国农村的发展仍富有启发意义。
三，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实行全方位的改造。在农村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后，很快又推行了农业的合作化及集体化——人民公社化。在完成工商业资本主义改造以后，城市国有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按照有利于城市与工业的原则，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下进行不平等的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实质是把农业剩余甚至是部分非剩余强制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中去。但是在农业集体化的30年间，中国农业仍处于“内卷化”的状态中，农村经济对大多数农民来说仍是“糊口经济”。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农村经济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除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能够辐射到的郊区以外，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农民仍是处在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状态中，对他们来说，农业的内卷化状态还没有被打破。因此，今天的中国农村才有了“想象不到的贫穷、罪恶、苦难和无奈”之说。这说明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做根本性的调整，而不是进行局部的修补。这种调整就是要回答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及实践中所提出来问题，即如何在不剥夺农村、农民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工业化，如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如何把科学技术引进农村，如何在农业生产中引入合作组织，如何使农民在政治上实现真正的自治，如何在改善农民物质生活的同时，提升农民的精神生活品质，等等。
在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方面，梁漱溟的主张是从农业引发工业，国家、社会和个人在各自能够起作用的范围内，协力完成国家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不仅不会剥夺农民，还会使农民从中受益，并促进农业的科学化，最终实现城乡社会的和谐发展。如何才能把科学技术引进农村呢？梁漱溟的设计是首先要对农民进行合作教育，培养农村的合作组织，使它成为科学技术下乡的载体。有了这个载体，才能克服小农生产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天然障碍。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分散的农民即无法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农民就有了自己的组织，这就提高了他们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地位，即可以应对所面临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保护自己的利益。反之，农民不仅无法应对自然的风险，还容易受到各种中间商的剥削以及来自政府的无限度的苛求。在人民公社期间，我们建构了新型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国家取缔了市场，直接和农民进行交易。事实证明，分散的农民同强大的国家政权之间并不可能有平等的契约，农民自身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国家政权的过度剥夺。不仅如此，同分散的农民相比，农民的交易对象都是严密组织起来的力量，农民在出售农产品时面对的是国有垄断的粮食、棉麻等收购部门，而在购买农用物资时面对的又是供销社、种子公司、农机公司等有组织的力量，因此，在交易过程中农民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被剥夺实在无法避免。有了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农业的科学化就有了保障，而经过合作组织训练的农民自然也就在合作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民主管理、提高了管理水平，这就为在农村中实现真正农民自治创造了条件。农民的自治是整个国家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要件之一就是宪政条件下的地方自治。农民学会了自我管理，国家只管它该管的、能管的，这样职能有限的政府才可能是高效的、廉洁的和民主的政府。没有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组织，农民要么被组织起来，纳入到集体之中来，农业生产完全服从国家的需要，要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独自承担市场和自然的双重风险。科学技术与农业的结合就缺乏有效的载体，就出现所谓的“科技成果转化难”之说，也才有了所谓的“科技大篷车”下乡这种独具中国特色而又效率极低的农业科技推广和普及形式。也正是缺乏这样的合作组织，农民没有经过必要的民主训练，才使得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农村社会矛盾有日趋激化的倾向，农村的基层政府面临着“农民有组织反抗”的风险。
在我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推动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一份宝贵的本土精神遗产。
四，日、韩、台三地在农业发展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做法，旁证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价值。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梁漱溟的学术创作和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过早地结束了，当时其理论思想、乡村建设实践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活动都受到了批判，梁漱溟的学术思想和乡村建设实践的影响被大大削弱。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没能对这一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学术意义上的批判。更谈不上对其理论进行借鉴。因此，要审视这一理论和实践的现代化取向，除了度量这一理论和实践本身以及后来者的农村现代化的设计、实践外，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审视的角度，那就是与中国20世纪上半期有可比性的国家或地区，它们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是如何设计、如何实践的，其结果又是怎样的？也就是指按照时间顺序解释不同社会中的社会现象或事物的相似性或差异性。20世纪上半期与中国大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可比性的是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从它们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影子，这可能是不谋而合（日本、韩国），也可能是对乡村建设理论的某种批判、继承（我国台湾省）。
日、韩、台三地的农村现代化进程各具特色，又有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相关的内容如下：
1、三地都在政府的主导下，用和平渐进的手段进行了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在农村实现了地权的相对平均化，这是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和实践中梦寐以求、但当时在大陆无法做到的。梁漱溟的理想是由政府出面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缺乏强有力的政府以及对政府的怀疑，梁漱溟对当时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报这种奢望，只能设想通过合作的方法，慢慢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日、韩、台三地土地改革正是梁漱溟设想的和平渐进的土地改革方式；
2、三地都是先恢复农业，稳定农村，然后再开始进一步的工业建设。对日本来说，因其工业化水平较高，加上朝鲜战争的影响，其工业恢复快。对韩国和我国台湾省而言，在恢复农业生产以后，在20世纪60年代都依托“出口替代”的战略实现了工业化。三地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不平等交换的问题，日本是靠农业保护政策来扶持农业，台湾则是靠“第二次土改”，韩国是靠“新村运动”来解决这种问题；
3、三地都不同程度地扶持农村工业，引导工业下乡，让农民能够享有工业化所带来的好处，主要是为农民提供农业以外的收入机会，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又不同程度实行农业保护政策，保护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
4、同梁漱溟的主张一致，三地都比较重视社会中介组织（农业合作组织和农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在市场条件下，如果没有合作组织，农民很难在市场交易中保护自己的利益。农业合作组织既提高了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地位，又是科学技术进入农村、工业引进农村的有效载体。在台湾起作用的是农会及各种专业合作组织，在韩国和日本起作用的是“农协”，这种农民自己的组织不仅为农民的生产提供各种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还为农民提供各种生活服务，让农民在享受现代化的物质生活的同时，能够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精神生活；
5、三地都比较重视农村、农民的教育。在国民教育由政府负责以后，三地的社会中介组织比较重视农业技术教育、合作教育和农民的现代生活教育，在台湾是政府的“农复会”和农会一起来做这项工作，在日本这是“农协”的日常工作内容，在韩国除“农协”在做这项工作外，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村运动”还特别强调要培育农民“勤俭、自助、合作”的精神，把精神训练视为“新村运动”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日、韩、台三地的农村现代化还各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日本“农协”在日本农业、农村的作用就比较大，台湾则是“农复会”在农村、农业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韩国则是“新村运动”对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功不可没。从三地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或多或少地能够看到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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