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的高度看南平经验/潘岳

作者：小平头

前几天在在网上看到潘岳对福建农村党组织工作的一篇讲话。有点意思。今天又看到网上对潘岳父亲去世的评论，更有些叹惜。现将潘的这篇讲话转来，大家说道说道。

南平是福建农业大市，虽曾有\"福建粮仓\"的美誉，但在转轨变型时期也遭到了农民增收减缓、基层组织乏力的困境。\"穷则思变\"，自1999年3月起，南平市多次派遣科技特派员、村支书和乡镇党委书记奔赴农村。这些下派干部经过几年的工作，改善了村级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促进了南平传统农业的改造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了整个农村浓烈的创业氛围。2002年初，南平市委组织部对下派干部进行了民意考察，优秀的下派干部占39.1%，满意的占57.4%。可以说，南平市在解决\"三农问题\"上走出了一条可资借鉴之路。

从政治的高度看南平经验 文/潘岳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于坚持执政为民；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于坚持与时俱进。
中国改革杂志2002年7月号介绍了以下派干部和科技特派员来促进农村基层工作的\"南平经验\"，这次又与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等中央级媒体联合召开会议讨论南平经验与在农村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是十分有意义的。南平经验对应要解决的，是当前非常严峻的\"三农\"问题，它不仅具有丰富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通过制度建设把资源和工作重点重新移向农村
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实现，必须以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为前提。没有农村的进步，没有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生活状况的根本改观，就不会有国家现代化的真正的实现。如今，中国面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和行业差距；面临WTO、产业结构调整、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再就业的挑战。而这些差距和挑战折射出的很多问题，无论已经在农村发生或将要发生的，都离不开\"三农问题\"的范围。
尽管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然要承担起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基本物质的供给。可近年来的实际情况却不利于农业的稳定，因为大量的人才、资金和技术都流入到了城市，领导工作的重心也转移到了大城市。随之，那些奢侈、浪费、腐化的形象工程也在城市到处可见。农村潜在的危机已被许多人所忽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尤其应该高度评价南平经验。因为，南平为农村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考和借鉴，这就是：用制度（体制、法规、政策等）把资源和工作重点重新移向农村，这便是南平经验的核心。南平经验反映了我国当前迫切需要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来配置人力资源。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着党员老龄化和文化素质低的现象，南平也不例外。据统计，南平农村党员中小学程度以下的占30％，平均年龄56岁，这些指标远远高于我国省部级党员的平均年龄。1683个村中，50％以上的村支书的文化水平在初中以下，而大城市的高校毕业生却分不下去。年龄大、文化低的村支书往往威望不够，容易导致基层选举中农村宗族势力的上升。
我们看到，一方面党员和干部有生力量的缺乏主要在地方基层，一方面是部分年轻有文化的干部却都积压在县以上部门，成亿成亿的\"皇粮\"供养着数百万公务员。这个问题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包括机构编制、考核标准等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党章的修改，如何合理利用配置资源，特别是如何合理配置党内的人力资源，已成为一个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南平市在三年内下派党员858名，培养党员积极分子入党2488名，还为农民做了大量的好事实事，得到了农民的衷心拥护。这个基层党建工作的好经验，是与下派村支书相结合产生的。
（资讯：下派村支书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68.5％；下派乡镇书记中，4人是正处级干部，21人是副处级干部。在农村艰苦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大批优秀干部成长为了闽北农村发展的脊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的有机统一
南平经验探索了一条下派村支书与基层民主建设良性结合的新途径，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这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走出了一条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可行之路。
南平既不以下派村支书来否定过去已经开展的民主选举，也不盲目支持选举中某些非健康的自发力量，而是通过帮助村民学习村民自治，建立村民简单易懂的村规民约等，来有序、正确地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南平的下派干部做了大量的调查和推荐工作，还对村民的合法经济权利予以支持和维护，稳定农民对土地、山林的经营承包权益。下派干部实行三年来，上访群众的人数和次数明显减少，农村紧张的干群关系得以大大缓解。
民主应该是一种能够满足多数人利益的制度，这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南平经验表明，要建设政治民主，首先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从基层做起，其次是要立足于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土壤。只有这样，政治民主才能逐步发展起来。

南平经验具有普遍意义
南平市把\"三个代表\"思想真正落到实处，他们下派干部到农村的做法符合\"三个代表\"中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要实现农村现代化，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要走农村产业化之路、更需要对农村加大科技文化的投入。但目前，我国许多农村的基本文化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科技建设还是空白。南平共派出2000多名科技干部长期下乡，三年来与农民同吃同住，手把手示范农民以科技，并重建了城村科技推广网，建网、连线、聚人才，还组织农民闲时听文化科技讲座，以抵消乡村婚丧大操大办、大宴宾客、铺张浪费等陋习。武夷山市星村镇枫林村，原是出了名的乱村，求神拜佛盛行一时。经下派干部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后，大家义务出钱出力把一个庙改成了一个书堂（业余学校），还有的下派村支书因势利导了一种现代表彰方式，表扬好媳妇、好婆婆，在农村中树立好榜样，由此形成了乡村社会的整体良性发展。虽然，这些村干部必须从原单位领工资，机关的开支可能多些，但政府财政这点钱算是花在了刀刃上，为老百姓办了实事，体现的是江泽民同志\"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
（资讯：下派干部自带被褥，住在村部，有的自带伙食，有的住在农家交钱吃\"派饭\"，不增加村财务和村民群众的一分负担，并以帮助农民增产增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使命。）

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实践的几个问题
我虽然不反对把农村的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再把　　致富的党员培养成干部，也不反对依靠大户，培养大户。但要对这些大户在政治行为、思想观念和科技知识、经济条件等方而综合考核培养。对要扶植的这些致富大户，除了社会地位、文化素质、产业发展外，应增加政治表率、政治态度等方面的综合指标。\"三个代表\"提出党要吸纳各类先进分子。这个先进性如何实现?良性的中等收入阶层才是社会的稳定力量，非良性的致富大户只会造成新的社会贫富两极，即便在中国古代，也是仅要良绅而非劣绅。因此，一定要把基础性政治指标和综合指标建立起来，使得这些人最终能够真正体现党的要求，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形成政治、经济的双赢结果。
南平经验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一是成效如此之大；二是诱发了农村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的前赡性研究，特别是带来了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与综合效应。比如关于农村劳动力进城问题，如何既能够鼓励农村劳动力有序进城，将鼓励和有序相结合，又能对农民进行系列职业培训，还能积极创造农村新的就业机会．甚至还能吸引城市人才向农村转移，再比如，积极探索如何进一步将原有的各种经济组织(包括金融、供销等)与新成立的流通组织进行相互补充。统一规范，实现资源的重新配。如此等等，还有许多。
人事制度的改革在新形式下也要有新举措，要讨论如何结合新的任免条例，对下派干部进行综合指标考核，不仅考核他们的业务水平，还要考核他们的献身精神、综合素质、实际业绩等等。
此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而对世贸规则、生态环保等方面的要求，如何提升农业的科技含量？如何实现农业的新增长？乡镇企业今后发展方向是什么？小城镇如何发展？农村的科教文化建设的新内容是什么？这都需要积极探索和思考。
总之，南平经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它通过民主与法制相结合，村民选举和下派干部推进民主建设相结合的实践，探讨了我们党在农村重新站稳脚跟的新途径；探讨了\"三个代表\"如何在农村真正贯彻落实的新举措；探讨了政府如何缓解农村干群矛盾和新方法；走出了一条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南平经验相较于公司加农户的做法，更具综合性，必将在带动其他领域改革方面产生全国性的示范效应。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一实践经验，我们应将所有好的经验都能升华成完善的制度，我们肯定能走出一条正确可行的新路了。（本文编辑 杜珂）
《中国改革》杂志2003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