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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是民族主义者——检讨自己思想的变迁过程
符号 2001-08-31, 10:49:08
醒回梦境仁兄责成我写一写：我为什么不是民族主义者。认真检讨起来，我今天的思想的形成主要来源于我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今天，我越来越体会到，一个人思想的形成，首先是他自己的事情。从别人那里听来，而没有经过自己生活的检验的东西，最终，都不是自己的，都不能在思想的历程上留下长久的印迹。所以，我的思想不具备任何普遍性，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与感情也不具备任何行而上的色彩，没有理论的高度。
一点童年的回忆
我从小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中长大。在家里，我是三世单传的独生子，一家子人的掌上明珠，在父母与祖父母那里倍受骄宠。在外边，由于我不懂事儿，常常出语伤人，从老师到小同学都很讨厌我。加上我个子小，一直是大家欺负、嘲笑的对象。
文革开始，我一连遭受了几个打击。先是爷爷、奶奶被红卫兵抓起来，遣送回乡，而且很快就被打死了。我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保护伞。接着是妹妹的诞生，不仅使我丧失了“家里唯一重要人物”的地位，而且，父母的关怀几乎全移到了初生的小妹妹的身上，我感到很委屈、很妒忌。很快，文革的浪潮直接冲进了我们这个小家。思想幼稚、不谙世事的父亲屡屡受到打击，本来就情感脆弱、性格偏狭的他，脾气变得更坏、更暴躁了。从那时起，他在我面前就再没露出过笑容。在家里丧失一切曾有的温暖与保护，我自己又很不争气，在学校里，思想赶不上形势，功课也不算好，加上祖父的出身、父亲的“问题”，老师与小同学对我的欺负更是变本加厉了。
为了讨得父母、老师、同学的欢心，期望他们能来关怀一下我，或者至少不来拿我做出气筒，我开始吹牛撒谎。母亲总是说：我最恨的就是你撒谎。但她从来没有兴趣问一问，我是天生来就是一个撒谎的孩子，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为此，我反而遭到了更多的打骂。七、八岁的我，没有了真正亲近、可以依赖的人，有了问题、有了苦衷、受了欺负、吃了苦头，没有地方投诉，没有人会对我说一句安慰的话，孤单异常。
继承了父亲缺点，我也是一个心理不平衡，缺乏自信，感情脆弱，能力很差，品质不高的人。个人的条件，历史的机遇，家庭与外在的条件，都使得我的童年没有留下什么甜美的回忆。
出国前的我
1976年，毛泽东死了，我的生活也起了巨大的变化。班里来一位新的班主任。她虽然衣着邋遢，思想迂腐，却很有正义感，把我保护了起来。受到了这样的激励，我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好转，特别是作文，越写越好。高一时，居然入了团，当上了学习委员。高中毕业，我有幸考进了成绩最好的高考补习第一班。整天跟在一帮才子、才女们的屁股后边，看他们打桥牌，听他们神吹《自新大陆交响曲》，从此受了“高级文化”的感染。
上大学是我生命的第二个转机。在北医，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一般都比较质朴，不如我们北大附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子弟花哨，更兼我的家庭相对富裕些，于是，产生了鹤立鸡群的感觉，开始了花花公子的生涯。那时候崇尚读书，文化气息比较浓。我就不务功课，读了一些乱七八糟没用的书。女孩子们看见大学生已经苏倒，更不要说嘴里还能背出几句唐诗、宋词了。那几年，换女友比换衬衫还勤，不为别的，就为跟人家上床，也不知毁了多少女孩子的青春，给她们的身心造成了多少不能医愈的创伤。经一个女孩子介绍，还跑到市郊一个几万人的大工厂的夜校去开课讲诗词，虚荣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这些，都是我那时读书学习的真正动力。
我对荣誉的追求来自童年的冷落，我的正义感要感谢小同学对我的欺负，我对文化的热爱是高中时给人当跟屁虫的后遗症。这三个特点差不多决定了我今后要走的路。
此时，我的兴趣还主要在诗词与国画，随着潮流，也读了些洋玩意儿。从内容上中国的东西多一些，但从感情上，很是崇洋媚外。
初到德国
父母花钱，我自费来德国留学，心里先是很有些优越的感觉，觉得国内的人全不在话下了。但是，这种优越感很快就被自卑感所代替。学校里的同学、教授，乃至于秘书、售货员，甚至火车站上的流浪汉全是洋人，全比我高贵，全比我冲，我那崇洋媚外的心思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于是，看着德国什么都好，看着同胞什么都不好。我说话、做事儿，就拼命学德国人，听德国音乐，读德国哲学，就怕跟人聊起天来现出知识的漏洞。很快，我就德国化了。在同胞面前，总是以“比你们更德国”的架势出现，不肯轻易说中文。这大概是我德文好过绝大多数同胞，融入德国社会比较快的原因吧。
回到宿舍里，独自一个人，就有忍不住以往的嗜好，拿出中文书读起来，获取心灵的安慰，消遣一天的紧张。来德国时，单单是书，我就带了一百多公斤。渐渐地我发现，这个社会所崇尚的东西与孔孟之道不仅毫无冲突，而且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不仅思想内容，包括很多学习与研究的方法，宋学与乾嘉汉学跟这里的东西都很相通。中国古代的仕进与官僚制度好象再生一般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甚至欧洲语音的变迁也与汉语有很多平行之处。至此，我才明白，我不必在两个文化之间做出选择。两个国家、两个语言、两套价值体系都平平安安地融进我的心里，装进我的脑子里。两个深厚丰富的文化资源滋润着我，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大幸运。
以这些作为参照，作为基础，我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三十岁到四十岁这十年，是我生来最幸福的十年，也是我的思想不断丰富、成熟的十年。经过这十年，我才明白了文化遗产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我才渐渐地具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立场。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不敢拿圣人自比，但真是觉得思路明朗了，前进有了方向，知道接下来的岁月中应该做些什么。
我的民族感情
在背国离乡的时候，我对那里并没有很多的依恋。它所给予我的，是一个残破心灵，病态的心理。在那里，我是一个没有理想，没有道德的行尸走肉。我即不曾为自己做些什么，更不要说为社会的公平做任何有益事情。来到德国以后，我每每检讨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觉得是那样丑恶。我曾跟着同事到刑场上去取被枪毙的犯人的肾脏，不仅毫无怜悯之心，而且觉得很新奇，很好玩儿。那时的我，喜欢以社会的强者自居，看不起弱者，看不起经济条件、文化程度不如我的人们。反省这些，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我总觉得，中国的前途不是任何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而是象很多拉美国家一样，社会畸形发展，贫富悬殊巨大，司法与政治只为少数人服务，伦理道德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想到这些，我对这个国家是在很不容易生起热烈的挚爱。
与此相反，德国不仅是我的第二故乡，而且给了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在这里，我这个行尸走肉获得了再生。但是，恰恰是当今德国左派自由主义的文化气氛，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深刻反省与严厉批判，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的尊重与宽容，我才明白了人权、民主不是唯一的真理，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恰恰是这个文化环境，给我了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沉积的伟大、深远的价值的机会，勾起了我对这个古老的国度深深的崇敬与热爱。
今天，我优游于德国与中国这两个文化之间。按照我们中国的话说，就是脚踩两条船，而不是坐在两个板凳的缝隙间。我同时爱着这两个民族，可以说充满着爱国的感情，却没有一丝民族主义的污浊。我应该是一个很走运，很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