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情的沉思

范亚峯

(原载《中评网》)

淮北平原上一个普通人的悲惨命运因其额外的资格：研究生而受到重视、得到关注，而那些更弱小的、承受更多横征暴敛的乡民就成为了这冰山一角之下的基座。他们的意义似乎只是基座而已。千万生灵的苦痛就这样被淡漠和遗忘了。出离愤怒之后，也许我们能做的只是真实地运用勇气和心灵去体认和关注这片大地上的苦难，切实地去谛听生民的叹息与民生的艰辛。

这片土地处于黄河与淮河之间，黄河与淮河周期性地泛滥：每隔几十年就将原有的经济、文化等积累化为乌有，苏北方言把东西坏了叫做“海了”，这是否是一种水灾心理的内化呢？而这里恰为中原地带，为中国版图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纷争，到最近的淮海大战，弥漫的硝烟成为人们心灵中的记忆。文化积累的贫乏，由此而形成了一种黄泛心态。生存的艰难与苦痛乃是人们心灵的常态，苏北人把挣钱养家叫“苦钱”，较之天府之国的“找钱”平添了许多人生的哀怨与无奈。天灾与人祸的频仍，生存环境的严峻，使得人们没有制天命而用之的豪言壮语，而更多宿命的喟叹以及人际之间残酷的生存斗争。缺乏水与周期性洪水泛滥的两个极端导致智慧的缺乏以及对于阴谋的崇拜。对于文化的蔑视和对于权势的绝对崇拜成为这片土地的民情。穷山恶水、泼妇刁民，乃是对这片土地的精妙观察。

对于生命的蔑视包括对自己的蔑视。文化在这里无多价值，代表性的说法是：读书有什么用？北大教授还不如我一个乡长！主体的身体与心灵没有真正地展开。由此，人们的心灵中缺乏神圣感，除了生存的被动反应之外少有对于崇高的感叹和对于知识的惊奇，甚至没有真正的阴谋。心灵的麻木和身体的冲动，似乎是这里的常态。

淮北平原的惨剧至少部分折射了中国大地的问题。托克维尔认为，在建立一个自由的制度的诸要素中，法制胜于环境，而民情重于法制。[1]那么，在一片民情缺乏自由根基的土地上，如何建立自由的制度呢？这就需要民情的转化。教化的意义在于身体的柔软与心灵的谦卑。美国乡镇自治的传统培育了美国的乡镇精神[2]，而中国的村民自治是否开启了一种民主共和精神的生长的可能呢？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势之下，尼采所言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或如唐力权先生所说的爱罗之性（eros）[3]得到充分的扩张，而德性意志或仁性几近湮没不显。知识、金钱，乃至赤裸裸的暴力，皆成为压迫人们的意志之力。中华文化因救亡图存而日趋野蛮化。中华文化天、道、心合一的传统日益花果飘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演化为制度性的政治腐败与结构性的道德沦丧。整个社会渴望堕落、崇拜阴谋，流氓化与娼妓化成为一种潮流。韦小宝的八分流氓、二分义气的形象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理想人格。

此种民情的转化不仅需要法政制度的完善和思想观念的更新，更需要真正的信仰的建立，需要天地的大光明的朗照。危机即是转机，绝望乃有希望，让我们为这片土地默默地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