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宪法上的集会自由权

　　　　　　　　　　　　　　　　　　　　　　　　　　　　　　　　　　　 杨日旭




　　

一、宪法规定

　　人民之集会示威游行及集会机即根据美团宪法所作之下列规定：

1、 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之法律：设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限制或剥夺人民言论及出版之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救济之权利。」

2、 第九条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列举各种权利，不得解释为否认或取消人民所保有之其它权利」（所指即隐私权Right to Privacy，亦指民权隐摄论Penumbra Theory即人民握有对隐私的隐摄权Penumbra right to privacy的保留权。）

二、法律

由于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救济之权利」之规定，美国迄无一综涉游行示威或和平集会之联邦法律，可资普遍应用于全国。所有关于集会游行之法规均由地方政府制定，但自联邦最高法院将宪法修正案第十四条之“平等保护”及适法程序等规定透过Gitow v. N. Y.（1925）及Del Jonge v. Orgon（1937）两案之解释，使言论自由及集会自由之联邦宪法规定均可适用于各州，并约束地方政府在制定有关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及集会自由之规定时均不得违背联邦宪法。而联邦宪法对以上基本权利既无统一之法律可循，亦无明确之定义为藉，故有关各州及地方所颁定之有关民权之法规是否违背联邦宪法之争议则需由联邦各级法院逐级逐案行使司法审查权Judicial Review，以断定其适宪性。

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历年所裁决有关言论及集会自由之案例，各州地方政府均对游行规定亦作相应修正，综括而言，则可获得以下要点：

（1）任何有关言论及集会自由之法规，不得武断不公或妄加歧视；

（2）任何有关言论及集会自由之法规条文必须明确不得笼统含混；

（3）言论自由将纯粹言论文字与煽导动乱之行动分开；

（4）言论自由及集会自由在原则上则采事前不干涉主义（No prior restaint），但集会后如有违法行为则采适法干涉主义；

（5）任何有关集会游行之法规对行政官员之授权不得畀予过量之行政裁量权（escessive power of discretion）。至于对行政裁量权之是否过量发生争议，最后解释应由联邦法院裁定。

（6）和平守法之游行示威（mass demonstration and peaceful parade）旨在请愿抗议（appeal and protest），而非在蓄意违法式抵制抗命（illegal resistance and civil disobedieuce）故不受法律制裁；

违法抵制之公民抗命，旨在蓄意违法及抵制抗命，故明知故犯，采取静坐、霸占、或拒离之行动，甘受逮捕拘留及法律制裁。

（8）户内集会采不登记主义，户外集会则采登记主义。

三、联邦最高法院判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有关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涉及游行示威之判例甚多，不及备列。仅就该院历年来解释之案例内容选为四类：1、游行许可证之核发；2、法院对禁止游行令（Injunction）之核发；3、游行时使用之喧话器或扩音器之管制；4、游行时间、地点及方式等，兹分述举例如后：

（一） 游行许可证之核发：

美国亦如法德诸国，人民均具有宪法上之和平集会及游行请愿权，而且采事先登记许可证主义。但亦有若干地方政府规定游行人数在若干数目之下，或自动而突发临时抗议得免除登记者。原则上，各州地方政府对户内集会虽采事前不干涉原则（除非申请者请求派遣警察保护者外），但对户外游行集会则采事先登记主义。但最高法院对地方所订之户外游行规则是否违宪所作之解释亦有不同之演变，兹简述如下：

1、承认人民有权举行和来集会请愿之自由，但亦支持地方政府有权要求核发登记许可证始得在户外举行集会。在一九五○年代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几均采支持地方政府所订应行登记之立场。例如：

（1）U.S.v.Cruikshank，1876：在美国宪政史上，和平请愿权向被视为主要民权，而和平集会权则系从属权。换言之，在本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则认为①“人民和平集会之权利其目的即为向国会请愿并申诉其不平”；（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for the prupose of petitioning congress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②确认共和政府之基本观念即包括人民享有和平集会及和平请愿之自由权利。时至今日，请愿自由权与集会自由权利非但已无主从之分，而且联邦最高法院且认为系与言论自由及宗教自由同等重要。

（2）David v. Mass.1897：在本案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对集会游行请愿问题率多听任地方政府规定处理。在此案中，大法官候谋思（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Jr.）则亦支持麻州最高法院之裁决，认为波士顿市政府有权禁止在公共场所举行集会，其禁限之法规并未违宪：

“……作为公众之代表，自得对公共使用此等场所加以管制……盖议会绝对有权并在宪法上禁止公众在公路或公园集会演说一节并未侵犯公众任何人之权利，犹如民间私宅户之禁止任何人在其住宅中发表演说一样。”“…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public may and does exrcise control over the use which the public may make of such places…For the legislature absolutely or constitutionally to forbid public speaking in a high way or public park is no more an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s of a member of the public than for the owner of a private house to forbid it in his house.”

尽管如此，本案洵开联邦最高法院特别注意并解释地方法规以防其侵犯联邦公民言论及集会自由之先声。

（3）De Jonge v. Oregon （1937）：在Davis v. Mass.一案后不及四十年，联邦最高法院始有第二次机会对地方政府限制集会自由及言论自由之法规作更进一步之清楚解释。De Jonge系一共产赏员，违反奥立岗州麻鲁马县（Multnomah county，Oregon）犯罪帮会法（Criminal Syndicalism Law），在共产党一项集会中发表演说。该州法律视“主张以犯罪、实际破坏及任何非法行动达到工业改变或政治革命罪犯”。De Jonge被判犯罪后，不服上诉，认为州法侵犯在联邦宪法上所应享之言论自由及和平集会之自由权利。最后最高法院裁决：①和平集会之行为不应视为犯罪；②参加和平之集会之自由权利不应因政治思想而遭受限制或剥夺；③该员如无煽动暴乱制造骚动之非法行为，即不应加以限制其言论自由；集会权利为结社权之延长。此案之所以重要即因最高法院将“Gitlow Doctine”（将权利法案之条款透过第十四条修正案之适法程序之规定正式应用于对州政府之约束）再加肯定。亦即和平集会自由权利不得因政治立场而加剥夺。

（4）Hague v.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1939）：新泽西州（N.J.）泽西市（Jersey city）曾通过一项市法规，禁止任何人或团体“未经取得市政府公共安全处处长（Director of Public Satety）”颁发之许可证而在街市、公路、公共工程场地及公共建筑物聚众集会。根据此一法规，市政府禁止产业工会（C.I.O.，）在城市大街散发传单、标语宣传组织工会。Hague为市长，因禁止工会组织干部散发传单及集会讨论全国劳工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而被控违宪。几经上诉，最后经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认为：①市政府之拒发集会许可证确系违反宪法第十四处修正案适法程序之平等保护之原则；②市府拒发集会许可证即系侵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之基本民权。

在本案中，大法官罗博兹（Justice Roberts）就任何人在大街、公园等公共场所行使言论集会及助募等自由所发表之经典性箴言迄仍为法学界所引用：

无论街道或公园之所有权谁属，其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即被信托为公众之用，以及作为集会、公民交换意见及讨论公共事务及大众问题之目的。自从古代起，这种使用街道及公共场所的权利已成为公民自由特权及诸多权利之一部分。但美国公民使用街道、公园作为对国是问题意见沟通之特权得因全民利益而加以规定：使用街道、公园之权利并非绝对而系相对权利，须受公众之方便及舒畅之节制，并遵守和平及良好秩序；但官方亦不得假藉法规而剥夺此等权利之行使（…the privilege of a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use the streets and parks for communication of views on national questions many be regulated in the interests of all；it is not absolute，but relative，and must be exercised in  subordination to the general comfort and convenience，and in consonance with peace and good order：but it must not，in the guise of regulation，be abridged or denied.）

换言之，联邦最高法院已确认和平使用街道及公园等公共场所集会，请愿及游行系公民之基本权利。但此一基本民权早在People v. Kerrick 1927一案即被认为并非毫无限制之绝对权利。美国制宪先贤早已稔知在普通法传统下，非法集会即可引起具有家庭及财产权人士之疑虑，故在制定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时即不可能不考虑及此。本案则更加确认，公众和平使用街道集会、游行及请愿之基本权利非绝对而为相对之民权，为维护公共安全，地方政府得加以合理规定（reasonable regulation），已成定论。

（5）Cox v. New Hampshire 1941：耶和华见证人会（Jehovah’s Witnesses）教徒六十八人之领导人Cox因未获得纽罕姆什尔州曼撤斯特市（Manchester）所核发这户个集会游行许可证而遭取缔，并由法院判罪。Cox不服上诉，认为市政府要求登记之规定违犯其在宪法上第一条修正案所享有之言论，集会及宗教自由。本案主题需要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者系该市之规程是否为适宪之警察权之行使？最高法院则一致裁决该市法规并未违宪，首席大法官休斯（chief justice Charles Evans Hughes）在判决中说明理由如下：

①              此案主题并非限制Cox之宗教崇信自由（freedom of worship），而系政府行使适当之警察权，维护公共安全，健康及道德；

②              “宪法上所保障之发权自由即包涵一个维持公共秩序之有组织之社会存在。如无此组织，自由本身即将在恣疑过度滥用丧失”（“Civil liberties,as guaranteed by thd Constitution,imply the existence of an organized society maintaining public order without which liberty would be lost in the excesss of unrestrained abuss.”）

③              政府要求核发集会之登记许可之规定系提供适当警察权及管制街道使用之所必需；

④              “任何人凭藉宗教责任为理由拒绝服从市政府之规定不愿众所稔知之红绿灯交通规则以之导引公众注意其所发表意见之作为是不合理的。本院认为该市法规所予核发执照之有限权力应由州法院解释为与宪法所保障之权利并无砥触。”（“One would not be justified in ignoring the familiar red traffic light because he thought it his religious duty to disobey the municipal command or sought by that means to direct public attention to an announcement of his opinion……We find it impossible to say that the limited authority conferred by the licensing provisions of the statute in question as thus construed by the state court contravened any constitutional right.”）此案之重要性即在它系代表言论自由外加行动之即例。本案即将纯言论与行动加以区别。前者系受宪法之保障，后者则须受州政府警察权之管理。

2、一九五○年代以后，联邦最高法院对地方政府核发户外集会及示威游行许可证之裁决变化不定，每视个别情况及环境而定。因为最高法院对五○年代以后频起之违法抗命或抵制法律行动则权为重视，而且对地方政府核发户外集会或示威游行许可证之法令规章之监督亦较严格，而且裁决亦随案有异：

（1）严格批语核发游行许可证之判例：在下列数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均认为地方政府如警察局长或公共安全处官员握有过多之自由裁量权或过于专断之行政裁量权，对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及宗教自由构成“专前限制”（prior restaint），故加批语或裁决其为违宪。例如，在①Kunz v.N.Y.1953；②Staub v. Baxley,1958；③Niemotko v. Maryland,1959等案中最高法院的立场均不利于地方政府之游行登记许可制度。

（2）采取有条件的支持登记许可之判例：与前数案显有不同者即在Poulos v. New Hampshire,1953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则采有限支持立场。该院认为某地方政府所订有关户外集会或游行登记许可证核发之规定如①条文规定语言明确；②执法官员无自由专断之裁量权；③对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及集会自由无“事前限制”之法意；及④无任何歧视之武断权力等还必须事时，即予以支持。凡不合以上条件之地方法令规章均经最高法院批驳。即使近在一九七六年之Hynes v.Oradell一案，联邦最高法院对明显违反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保护之言论、宗教及集会自由权之法令规章即仍采严格监督及摒弃态度。

总之，联邦最高法院对地方核发游行许可证之法规采以下原则：一、对户内集会采从宽主义，如无引发暴动及危及公共安全之即时而明显之危险，即不予干涉；二、户外集会包括示威游行，因涉及控制街市之秩序及交通之畅通，地方政府得制订规程加以规定，但不得为限制或剥夺宪法第一修正案之言论、宗教、集会等基本自由权利而限制；三、有关此类规则之文字必须明确；四、政府有权核发登记许可证，但主管机关及官员不得握有无限制之裁量权，或以该项裁量权在实际上剥夺或限制民权自由；五、规则必须公平而无歧视；六、和平守法之示威抗议与蓄意违法抵制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有别。

（二） 法院对禁止游行令（Injunction）之签发：

法院每应地方治安机关或政府机构基于公共安全及秩序或以未登记为由而请求法院核发命令，禁止游行。但策动示威游行者如蓄意不登记，或不服法院禁令而仍坚持游行者，即遭受取缔与惩处，如不服，可依法定程序逐级上诉。兹举以下判例说明：

1、Walker v. Birmingham,1967：曾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美国黑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为抗议白人种族歧视及争取黑人之宪法民权而领导群众在birmingham市街游行，既未登记获准游行，亦不服法院所签发之禁止游行命令，而仍坚持从事街头政治，引起社会争议，造成政治不安。尽管金所发动之街头政治为和平抗议之示威游行，且一再声明系采民众抵制抗命方式而非在间暴力革命或颠覆美国宪治政府。但为与暴力革命划清界线，曾郑重否认其本人为共产党或其从事民权组织为共党这外国组织。而且群众虽遭警方围阻，宣令解散，纵有推扯，亦未将警方人员殴打成伤，警方亦无命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法院禁令是否违宪，金领导之示威游行是否合法，尽人皆知。美国宪政法治之所以能维持不坠即在示威群众如违法院禁令，即遭警方取缔，执法如山，决不以政治手段解决违法问题。守法重在执法，执法不严，迁就政治，较诸违法及无法尤为严重。公权力之维护为法治政府之基础。执法不严，公权力之威信即难确立。

本案因涉及金蓄意违法，遂将游行示威主事者之一逮捕法办。被告Walker不服，后经上诉，经联邦最高法院以五对四票维持地方法院之原判。主稿裁决书之大法官史提尔（Justice Stewart）曾列举以下重点：

（1） 法院禁令及市政府之规章本身因系涉及宪法问题，自必引起争议。

（2） 上诉人（指被告Walker）应依法定程序上诉，请求司法救济，而不应妄顾法律而将争议诉请街头行动（“The petitioners shonld have followed the orderly procedures of the law rather than ignoring them altogether and carrying their battle to the street.”）

（3） 国人对其所领导之争取民权反歧视之社会运动及其不耐之郁结情绪表示同情，但“尊重司法程序系使执法措施文明化所应付之最小代价。而且亦只有尊重司法程序始能给予宪法自由更强有力之意义。”无论法院之禁令如何错误亦应服从，在事后再行早诉求值。

2、Caroll et al, v. President and commissioners of princess Anne et al., 1968：本案与前案对法院禁令之裁决适成对比。前者认法院之禁令有效，并未违宪。而在后案，仅一年之差，联邦最高法院却认为地方法院却认为地方法院禁止向主白人优越感之全国州权党（The National States Right Party）举行示威之禁令系违背宪法。联邦最高法院所持之理由是：马利兰州Somerset县巡回法院连下两道禁令，第一次禁令系禁止全国州权党在十日内不得举行示威游行；第二次禁令则延长为十个月，该州上诉法院批准十日之禁令，而批驳十个月之禁令。但联邦最高法院则批驳马利兰州之两次禁令均为违宪。因为此两项禁令之颁发均系经由单方缺席程序（es parte proceedings）为之，所以凡事未经双方当事人之在场或容许被禁游行一方当事人之申辩而所核发之单方缺席禁令均系违宪而无效（Nu es parte injunction）。

3、Organization for A Better Austin v. Keefe, 1971：六○年代美国黑人争取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国会遂通过一系列人权法案，禁止住宅歧视。芝加哥区为美国黑人集中之都市。在新人权法案下，黑人乘机在白人区Austin一带购置房地产。不料房地产经纪施用各种欺诈手段，使白人区之某一白人屋主将其住宅售与黑人，一旦成交，黑人迁入，该区白人即惶惶不安，恐惧住区变坏，房价暴跌，于是纷纷竞售。因而造成整条街巷溃烂（block-busting）及“恐慌大贱卖”（panic pedling）。于是，Austin区行政官员为挽救此一危机，遂向法院请求颁发禁令，禁止白人屋主结队散发宣传小册，亦不得强迫其它屋主签具拒售保证。联邦法院认为此一地方法院之禁令即系违反宪法规定，危害屋主之基本言论自由权。

总之，联邦最高法院对地方法院颁发禁止游行或户外集会之禁令亦采严格监督主义：第一、地方法院颁发游行禁令，原则上许可；第二、法院片面所作之缺席禁令则属无效。

（三）对游行时宗教团体或政治团体使用之扩音卡车之管制：

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为扩大宣传效果，往往雇用装有扩音设备之卡车，在许多公共场所，人口众多地区，或交通拥挤之大街通道，使用扩音器大声喧叫。结果许多商店及行人均无法不受此种噪音之干扰，致影响其工作及安宁自由权利。以下两案均涉及此一问题：1、Saia v. New York, 1948：此案系涉及耶和华见证人会教徒Samuel Saia未经取得地方当局之核准而在Lockport城大街以扩音器之卡车流动喧教，经地方警察人员取缔并移送法院审判定罪。被告不服。历经上诉，终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认地方所订之限制噪音之规则系毕予警察局长以无羁裁量权（uncontrolled discretion）对言论自由权作事前限制而违宪。最高法院指出言论自由应居优先地位而加保障。2、Kovacs v. cooper, 1949：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九四八年Saia v. New York所持之立场于一年之后即有所修改。在最高法院释宪历史中，以后案推翻前案或以前之少数转为后案之多数之实例甚多。时代在变，司法错疏时生，故在本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改变前案之立场无足为奇。Saia v. N. Y.及Kovacs v. Cooper两案有同有异相同之点即两者均涉及明显之宪法权利（言论及集会自由）与日渐重要之个人隐私权（即宪法第九条修正案之所谓有“不受干涉权”the right to be left alone）之冲突。所不同者，前案系最高法院以言论自由权限制政府之警察权（包括及核发许可证等），而后案系最高法院以他人之隐私权又限制言论自由之滥用。

本案系华莱士（Henry Wallace）之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党员，Kovacs违背新泽西州春腾市（Trenten, N.J.）禁止任何人在大街用扩音器或其它装有喧闹乐器之卡车作乱公共安宁秩序之宣传之规定。Kovace遭受缔移该市第一区警察法庭，经法官Albert Cooper判罪，被告不服，历经新泽西州上诉法院及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由被告最后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其在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之言论自由及第十四条修正案之适法程序及公平保护之基本权利。联邦最高法院经过为时五十一日之听审（Oct. 11, 1948-Jan. 31, 1949）始作以下之裁决，认为该州最高法院之判决无误，该市对装置扩音器大声喧闹之卡车之禁止规定并未违宪。其理由如下：

①              市街大道系言论文意见交换之公认正常场所，但非谓言论自由不受任何限制（City streets are recognized as a normal place for the exchange of ideas by speech or paper. But this does not mean the freedom is beyond all control）；

②              在一个尊重全民自由社会中，言论自由虽然占有优先地位，但它并不能让议员将其它市民对安和乐利之要求又置之不顾。因为不尊重他人权利而强行一已之言论自由的本身即系粗暴而专断之行为（“The preferred position of freedom of speech in a society that cherishes liberty for all does not require legislators to be insensible to claims by citizens to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To enforce freedom of speech in disregard of the rights of others would be harsh and arbitrary in itself.”）

③              市政府之规则及禁令设计院并不含混，模糊或有欠明确肯定（the rules are not ‘vague, obscure and indefinite’）；

④              该市政府之规定非在限制“意见之沟通”（communication of ideas）之自由，而系合理保障他人不受干涉之权利（a reasonable protection from distraction亦即他人之隐私权必须加以尊重；）

⑤              言论自由在公共秩序维护人员无法加以保护的时间与情况之下，将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洞字眼（“The right to speak one’s mind would often be an empty privilege in a place and at a time beyond the protecting hand of the guardians of public order.”）；

⑥              因为任何人在家中或街上都无法逃避扩音器对其隐私权之干扰，除非经由市政府予以保护；（“In his homeon or on the street he is practically helpless to escape this interference with his privacy by loud speakers except through the protection of the municipality.”）

⑦              因此，“本院认为议会得行使其裁量权制定规程禁止装有扩音器之卡车在市街道通道加高音量，大声向公众广播。在十二万五千人口的春腾市的市区中，这种喧杂噪音将危害交通及传播信讯的有用时间，而且将使居民所向往的住宅区的宁静和听由宗教、社会或政治说教来摆布”（“We think it is a permissible exercise of legislative discretion to bar sound truck with baroadcasts of public interest, amplified to a loud and raucous volume, from the public ways of municipalities. On the business streets of cities like Trenton, with its more than 125,000 people such distraction would be dangerous to traffic at all hours useful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in the residential throughfares the quiet and tranquility so desirable for city dwellers would likewise be at the mercy of advocates of particular religious, social or political persuasion.”）

最后，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权不得强迫市政府接受此种制造噪音的扩音器卡车在大街上的驶行。（We cannot believe that rights of free speech comple a municipality to allow such mechanical voice amplification on any ofit streets.

3、Publie Utilities Commission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v. Polak, 1952：但在三年之后，最高法院对在大街使用扩音卡车之裁决又有改变。华府一家交通公司在公车上播放音乐，偶尔亦来带商业广告，旅客认为有碍其隐私权，遂控告该公司，联邦最高法院判决认为个人在公共场所并无绝对之隐私权。当时自由派大法官道格拉斯持反对意见，指出此一裁判无异为迫使他人须听说教之强制方式。总之，联邦最高法院对使用扩音器作政治或宗教宣传迄无定论，需视个案内容而定。

（四）示威游行之地点方式：

在美国，各种团体及民众为各种不同利益及问题举行街头抗议游行，已系司空见惯。尤以工会罢工之游行示威为最。但如工会示威违法暴乱，危及公共秩序及社会安全亦经最高法院裁决得由政府制裁如AFL v. Swing; Milk Wagon Drivers Union v. Meadowmooar Dairy, Jnc.1941及Giboney v. Empire Storage and Ice Co.等案均属之。

但在五○及六○年代之民权示威运动，以及六○年代及七○年初之反对越战之政治抗议运动已不限于在街市大道。在以下各案中均曾使联邦最高法院有充分机会对示威游行在街道以外之地点及方式作进一步裁决：

1、有关示威游行场所：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之和平游行示威之判例中认为示威游行者如能按照规定在司公共财产之指定场所举行和平抗议之示威游行，则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基本民权自由之保护。但如某种公共场所保留作为特别使用之目的，则和示威游行之自由亦非受绝对保障。

（1）在州政府大厦前之示威：Edwards v. S. Carolina, 1963：一九六一年，在南卡州可伦比亚市，为数约一八○名黑人中学生及大专学生在州政府大厦广场前举行和来示威，抗议种族歧视政府，围观民众约二、三百人。当时并无任何暴乱情事发生，但警方则要求浒行学生解散。学生拒绝，继续唱歌并听演讲，遂遭警方拘捕，以破坏和平罪名移送法院判刑。联邦最高法院于审理此一上诉时批驳院州法院所持之理由，认为州法院规定之相关条文过于含混，而且此类和平示威系属言论自由保障之范围。当游行示威队伍进入州政府大厦信道时，警方告诉学生可以进入，但须保持和平。而且州政府大厦及广场为对公众开放之场所，故该州最高法院所作这判决违宪，不能成立。

（2）在监狱前之示威游行：在Adderley v. Florida, 1966被告Harriett Louise Adderley及三十一名其它学生由佛洛里达工业大学出发到一里外之监狱，抗议种族歧视。典狱找及其它狱政人员出面劝告学生离去，否则即予逮捕。学生拒绝所请，嗣经警方逮捕，移送法院判刑。被告不服，再次逐级上诉。指挥地方政府禁止其在监狱前示威游行之基本自由权利。联邦最高法院由极负盛名之自由派布莱克大法官（Justice Black）主笔，布莱克一向力主保障民权之绝对主义，但却在判决主文中将在州政府大厦前与监狱前之示威加以区别：

①     监狱与其它公共场所不同。监狱系为安全目的而设，故不在抗议之列；

②“联邦宪法从未禁止州政府对其所有这公共财产之使用得握有公正合法之控制权”（“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does not forbid a state t control the use of its own property for its own lawful nondiscriminatory prupose.”）；

③      “本院拒绝接受一种假设前题—认为任何人具有随时随地随意得宣传其抗议及意见的宪法权利（We reject “The assumption that people who want to propagandize protests or views have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do so whenever and however and wherever they please.”）”

（3）在图书馆示威Brown v. Louisiana, 1966：联邦最高法院对五名黑人在图书馆之示威是否违法一节，曾以五对四票裁决，批驳州法院判罪之理由。任为被告在图书馆之和平抗议并未违法应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之保障。但布莱克大法官坚决表示异议，认为图书馆系安静阅读及研究之场所，而不应作为“表达歧异份子观念之场所（not as a stage to express dissident ideas ）。”

（4）在学校附近示威Police Departmeut of the City of Chicago v. Mosley 1972：芝加哥市政府有一项规定禁止在距离学校一五○尺之内举行持牌和平之示威游行。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此一规定对劳工抗议及其它示威未加区别，且过于笼统，故加批驳。但在同年之（Grayned v. Rockford）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裁决市政府禁止“任何人在毗近学校上课之公私场所建筑，蓄意喧闹，扰乱学校上课时之安宁与秩序”之法规并未违反宪法上所保障之言论自由。

在军事基地之示威Greer v. Spock, 1976：一九七六年美国总统大选时，著名之小儿科医生施帕克Benjamin Spock竞选总统。施医生反对越战极烈，曾借助选人员在新泽西州之军事基地Fort Dix进行竞选活动，发表反战演说，散发反战传单。军事基地军事道长请当地地方予以取缔，施氏不服，再次上诉，控告当局违犯其在宪法上之言论自由权及集会自由权。结果联邦最高法院以六对二票裁决基地军事道长有权禁止在基地之一切政治活动，包括散发政治传单，发表政治演说等等。理由是：

①                    总统为三军统帅，军事不受政治干涉，亦不应与政治竞选活动或党派活动相纪缠不清（“offical military activities free from entanglement with partisan political campaign of any kind.”）

②                    军事基地与一般平民活动场所有别。“军事基地旨在训练士兵而非提供政治讨论场所”（“The business of military installation like Fort Dix is to train soldiers, not to provide a public forum for politics”）；

③                     “施医生及其它人并无一般化的宪法权利在Fort Dix基地发表政治演说或散发竞选文件。”（Dr. Spock and others“had no generalized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make political speeches or distribute leaflets at Fort Dix”）

又根据Parker v. Levy, 1974一案，联邦最高法院特别强调，李维（Howard Levy）上尉反对越战，煸动黑人拒服兵役参加作战，经军事法庭依据统一军法法典（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判刑，系基于军人与平民不同，故统一军法法典第一三三及一三四两条并无违宪之处。军人虽亦享有言论、宗教及集会自由，但在行使之程度上自亦不同。）

（6）在大街交通要道之示威Cox v. Louisiana, No. 24, 1965：一九六一年，B. Elton Cox故师率领两千名南方大学Southern University学生在路易西安那州之Baton Rouge城市之市中心区游行抗议种族歧视，阴碍交通，经警方逮捕移送法院，以两项罪名起诉：①扰乱社会公共秩序（disturbing the peace under Louisiana’s breach of the peace statute）。被告Cox牧师不服抗告，再经上诉，终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认为两项罪名均不能成立。以全票批驳地方法院对扰乱社会安宁妨害公共秩序所定之罪刑，又以七对二票推翻阴碍交通之罪刑判决。主要理由为该州有关管制示威游行之法规毕予执法官员以“无羁裁量权”，而且规定之条文太过含混笼统，不易适从，使被告之言论自由及集会自由遭到危害。

尽管Cox获得司法救济，无罪开释，但负责主稿判决之书之自由派大法官高柏格（Justice Goldberg）在本案中对以示威游行作为街头对抗政治（Street confrontation potitics）之范围及限制则作以上权重要之解释：

①从这些判例中可以看出若干明显而清楚之原则，言论及结社自由虽为我国民主社会之基本原则，但还不能说每一个人随时随地地对任何社团都可以发表其意见和信仰（“From these decisions certain clear principles emerge. The rights of free speech and assembly, while fundamental in our democratic society, still do not mean that every one with opinions or beliefs to express may address a group at any place and any time.”）

②“宪法上所保障这自由权即隐摄着一个维持公共秩序的确有组织的社会之存在，如果没有它的存在，自由本身即会在过激的无政治状态中丧失”（“The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 of liberty implies the existence of an organized society maintaining public order, without which liberty itself would be lost in the excesses of anarchy.”）

③“控制街道交通很清楚的是政府维护必要秩序责任的题例，任何人以不遵守众所周知之红绿灯之交通规则作为社会抗议的手段则是不合理的（“The control of travel on the streets is a clear example of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y to insure this necessary order One would not be justified in ignoring the familiar red light becausr this was thought to be a means of social protest.”）”

④“任何人亦不得违反交通规则，坚持于交通尖锋时间在时报广场上举街头集会，作为行使其言论自由或集会自由的方式。政府当局有义务及责任保持大街道路之交通畅行无阻。”（“Not could one, contrary to traffic regulations, insist upon a street meeting in the middle of Times Square at the rush hour as a form of freedom of speech or assembly. Governmental authorities have the du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keep their streets open and available for movement.”）

⑤“游行示威群众不得坚持有权封闭某条街道及进出公私场所之通路，亦不得禁止任何拒听说教之行人这通行”。（“A group of demonstrators could not insist upon the rright to cordon off a street, or entrance to a public or private building, and allow no one to pass who did not agree to listen to their exhortations.”）

由以上判例则知，在美国大街游行示威的集会自由权并非一绝对的权利。

（7）在法院前之示威游行Cox v. Louisiana, 1965, No. 49：本案之第三个争议主题为被告Cox在法院“附近”（near）游行是否违法而应加惩处。路易西安那州法律明文规定“任何人在法院或法院附近举牌抗议或游行示威，意图干涉、阴挠、妨害司法行政，或意图影响法官、陪审员、证人及司法官员、执行职务，均应处五千元以上罚金或一年以下之临禁，或两罚并处。”（“Whoever, with the intent of interfering with, obstructing, or imped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or with the intent of influencing any judge, juror, witness, or court officers, in the discharge of his duty pickets or parades in or near a building housing a court of the State of Louisiana shall be fined not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dollars or imprisoned not more than one year, or both.”）。根据此一法律，地方法院以被告违法在法院对街一○一尺“附近”示威游行，抗拒警方要求群众解散之命令，因而将之判刑。被告不服，认为地方法院及州法院均侵犯其在宪法上之言论及集会自由权，遂经次上诉。最后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该州最高法官判罪所据之理由不足，遂宜告原判不能成立，被告终因无罪而开释。联邦最高法院所持之理由如下：

①               该州禁止在法官“附近”游行示威之规定虽无不妥但“附近”词之解释仍嫌笼统（indefinite），含混(vague)，且毕予警官以“无羁裁量权”（unfrttered discretion）任加解释；

②               法规既明文禁止在法院“附近”游行，故凡在法院“附近”游行理应均属违法，但警方负责高级官员既已指定群众在法院对街一○一尺之场地“可以游行”，则知警官已将“附近”一词解释为一○一尺合法之场地，可以游行，却在事后出尔反尔，变更解释，下令群众解散，显系警官任意裁量，致使示威者无所适从。基于此，联邦最高级法院认为州最高法院之判决不能成立。此虽系咬文嚼字，但却表示“依法主治”之精神。

因为本案系以此数权为接近之五对四票裁决，而且少数派之四名大法官均强烈反对，认为此种裁决易滋误解，外界或以为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任何人得在法院内外或附近游行示威。事实上，该院大法官无论在本案中之立场如何，均同意为维护司法审判独立及法院尊严，向不容任何人或团体在法院聚众集会，以浒行示威方式威胁、干涉或影响法院之司法程序。为澄清此一判例可能造成之误会，大法官高柏格在判决主文中迅即指出此一重要附加之说明：

①              路易西安那州 禁止在法院及附近示威游行之法规无论其在文字及内容均无不妥且符合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三日在美国司法会议“禁止在法院示威抗议之立法议案特别委员会”所提之报告，该项报告一致赞成国会应制订立法禁止在法院抗议示威。一九五○年国会通过有关联邦司法制度之制度（64 Stat. 1081, 18 U. S.C. § 1507, 1958 ed.）即禁止在法院示威抗议。该州法律即依据此一联邦立法而制订此一州法，故理无不合；

②              同理，各州之司法制度亦应禁止在法院之示威抗议以免受外界之压力。因为本院誓言支持法治政府而非人政府（“We are committed to a government of law and not a government of men”）；

③               “司法程序之任何阶段不应受暴民干涉。暴民干涉法律正为适法程序之反。”（“There is no room at any stage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for such intervention; mob law is the very antithesis of due process”）；

④              本院认为“某种与言论混合之行为即得加以规限及禁止”（……that certain forms of conduct mixed with speech may be regulated or prohibited.），换言之，联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反复指出“言论自由如与某种行为混合即不为宪法之必然保护”（“……that free speech is intermingled with such conduct does not bring with it constitutiilnal protection.”）在法院附近，游行非纯言论（pure speech），即系附加行动，故应受法律规限；

⑤              本院虽将州最高法院之原判批驳，但并“非谓警察对最初系和平而后变为暴乱之集会不得予以制止”。（“Of course,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police cannot call a halt to a meeting which though originally peaceful, becomes violent.”）再者，“本院亦非指凡经谨审拟订及执行之法律命令均不得对集会设定合理之时间限制”（“Nor does it mean that, under properly drafted and administered statutes and ordinances, the authorities cannot set reasonable time limits for assemblies.”）而“本院仅认为本案在目前情况下，上诉人之罪状未能基于警方之解散令而成立”（We merely hold that, under circumstances such as those present in this case, appellant’s conviction cannot be susta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dispersa order.）；

⑥               “本院在本案及上案（No.24）所作有关在法院及其附近举行示威行动之裁决，概不得解释为对任何形式及示威之动乱行为加以认可，无论此种示威游行如何和平，动机如何可嘉，如其与旨在促进法治与秩序，保护社会免于动乱，管制交通规则，维护公私财产之合法利益，保障司法行政以及其他政府主要公务职责之严谨法律相抵触则本院即不认可。”（“Nothing we have said here or in No. 24, ante, is to be interpreted as sanctioning riotous conduct in any form or demonstrations, however peaceful or commendable their notives, which conflict with properly drawn statutes and ordinances designed to promtote law and order, protect the community against disorder, regulate traffic, safeguard legitimate interests in private and public property, or protect the adminlstration of justice and other essential gorernmental functions.”）。

最后，联邦最高法院对本案曾作一项肯定结论说，“自由只有在一个卫护秩序的法律制度之下始可行使。”（“Liberty can only be exercised in a system of law which safeguards order.”）

2、有关示威游行之方式：美国各种政治及社会团体为争取其本身利益而采取各种方式以行动表示抗议：

（1）以手段分则有和平抗议及激烈抗议：前者为室内或街头之和平合法集会及示威抗议游行，后者如采取过激之暴力违法行动，如捣毁公私财物，破坏交通秩序，加暴他人等等。前者多为法律所允许之合法行动，后者则为违法之行动；

（3）以法律观点分为依法登记并经许可之和平游行及不依法登记之抵制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后者通常以下列方式为之：抵制（boycotts），静坐或坐抗（sit-in），因为抵制抗命系指蓄意违法而公开进行的一种抗议行动，故受法律制裁，例如消极不合作运动即属之。但它决非革命、颠覆、暴动、或叛离。

以实例言，一九六五年八月洛山矶之黑人区（Watts district）暴动，先后持续六日，造成三十四人死亡，一○三二人受伤，三九五二人被捕，六○○栋建筑被毁，约四千万元美金之财产损失。两年后在底特律第十二街之五日暴动，造成四十三人死亡，三四七人受伤，三八○○人被捕，五○○○人无家可归，一三○○栋建筑被毁，约五亿元之财产损失，一九六九年来，总统所指派成立之全国调查暴动原因及防治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n of Violence）在其报告中坦承美国在六○年代曾发生二三九次黑人暴动造成一九一人死亡及八、○○人受伤。以上数字代表美国所遭受种族以暴力抗议的惨痛实例。

而蓄意抵制法律及抗命之实例包括：

①抵制公车运动：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Montgomery）之黑人于一九五五年因黑人妇女Rosa Parks 搭乘白人在公车之座位被罚事件所发动之抵制乘坐公车运动，直到一九五六年联邦最高法院在Garyle v. Browder（352 U.S. 903）一案将公车歧视裁决为达宪后，始告平。②静坐抗议运动：第一次的静坐抗议运动系发生于一九六○年二月一日北卡洛林那州的Greenshoro城。是日，四名黑人学生在F.W. Woolworth公司的午餐柜台坐下，要喝咖啡而③被拒。遂静坐抗议，引起白人推打、辱骂、吐痰。之后四人外出，连手围成一圈低平淡祷告。然后，其他黑人再如法进店静坐。此即所谓名震美国之午餐静坐抗议之始。未几全国其他四十八个城市均发动静坐抗议，引起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在美国南北各地发起各种抗议（“ins”）例如说（stand-ins）、读抗（read-ins）、祷抗（pray ins）、睡抗（sleep-ins）、教抗（teach-ins或译为霸教）、躺抗（lie-ins）及挤抗（wade-ins）等等五花八门之抗议方式。后来，又有C.O.R.E人权组织发动所谓“自由列车勇士”（freedomriders）在全国各地以违法的手段抗议并打破交通工具之歧视。单从一九六○年二月一日迄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止即有七四、三五○人参与南部各地之自由列车队，其中被捕人狱者达三、五八五人。

至于其他违法抗命，消极抵抗之实例为拒纳所得税及焚毁徽如人伍证等行为均系美国公民采用之抗议手段。因细节过繁，不及备述。

四、结语

作者旅居美国研究教学三十年（收一九五四迄一九八四），据亲身目睹及经历五○年代之人权运动，六○年代及七○年代之反战运动，深感美国之民主政治屡临挑战与考验，在政治风暴中仍能安度危机而确保民主宪政之健康，理由固多，但最重要即全国上下，政府与民间均能遵守美国民主宪政之政治共识及基本原则：“法治政府而非人治政府（gorernmeut of laws, ont of men）”。美国总统与国会均不能解释宪法。一切有关人权、民权、自由、法治之争议均须通过司法解释。

民主法治之基本精神即在“守法、执法”。美国人民固然共识“守法”原则，但政府亦须守法。政府守法之要义即在严格执法，建立法律主治的公权权威。美国民主政府决非暴民政治。暴民违法行暴，即应执法制裁，法治公权力始可取信于民。在美国，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法律问题则以法律解决。如美国政府不执法即不守法。政府如不执法即误导民人体中以人人自执其法或择法而从，造成宪政法治及民主政治之信心危机。雷根总统执政后的最大贡献即在挽救美国多年来之政治从溺（political permissiveness）所造成之人治政府之危机，而重建法治政府的尊严。

　　　　　　　　　　　　　　　　　　　　　　　　　　　　　　 本网站e首发,转载自《街头运动与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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