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美国公共行政学一百年回顾
（作者系美国国家公共生产力中心研究员、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公共行政系博士研究生。 ）
第一部分：美国公共行政学五大理论
第二部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
第三部分：美国行政学发展的五大时期
结束语
美国公共行政学从创建到发展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回首以往的历程，美国公共行政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壮大的过程。至今美国已有300多个公共管理硕士项目(MPA)(见张梦中，1998)。薄贵利教授(1998)指出：“我们对西方行政学的引进和介绍，往往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就更不能满足中国行政学从引进和介绍、借鉴到发展、创新的要求。” 而且，“比较研究显得极其薄弱。没有比较，就没有借鉴，也就不可能有较快的发展。”尽管中美两国国情不同、意识形态迥异，但笔者认为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和成就还是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比如管理方法、技术，比如研究方法、研究范围，比如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视野等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撰写该文的初衷。
一百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然而，要将美国公共行政学一百多年的历史分门别类亦非易事。美国学者霍哲（Marc
Holzer）教授与 盖布雷林(Vatche Gabrielian) (1998）将美国公共行政学总结为五大理论(或主题)，即诚实、无党派及象企业一样的政府、经典管理模式、政治与政策制定、人类行为、项目的有效性。孔芝(H.
Koontz,1961)提出了管理理论丛林，辨认出六大学派：1 管理过程学派；2 经验学派；3人类行为学派；4 社会系统学派；5 决策理论学派；6 数学学派。从时间先后划分，麦克科迪(McCurdy,
1972)与尼格鲁(Nigro and Nigro, 1973)将公共行政学划分为五个时期：1 行政改革运动时期 (1870-1926); 2 正统时期，行政科学运动
(1906-1952)；3 政治时期 (1936-1967)； 4 人类关系 与行为科学 (1933-现在)；5 项目有效性时期 (1964-现在)。我国行政学者丁煌(1999)将西方行政学划分为六大时期：1
西方行政学的提出与创立时期（1887-1918）; 2 西方行政学的正统时期(1919-1941)； 3 西方行政学的批评与转变时期(1914-1959)；4
西方行政学的应用与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5 西方行政学的挑战与创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 6 西方行政学的总结与探索时期(20世纪80年代)。
无疑，每一种分类都有其利弊。本文无意讨论各种分类的优劣，而只是将美国公共行政学粗犷地划分为五大时期，目的是介绍各个时期与行政管理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公共行政学的主题和主要理论著述。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美国公共行政学五大理论，第二部分介绍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介绍按笔者划分的美国行政学发展五大时期的主题及主要理论著述。最后是本文的结束语。
第一部分：美国公共行政学五大理论
美国公共行政学者霍哲教授与 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 1998）博士将美国的行政学总结为五大理论：
l 诚实、无党派及象企业一样的政府。诚实、无党派、有效率的政府管理是建立公共行政学最为重要的概念。政府的两大功能是“意志的表达与意志的执行”（古德诺Goodnow,
1900）。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不仅将行政与政治分离，而且开始了向私有部门学习最佳实践的努力。正如在当今的公共服务中倡导私有化与更多的市场机制一样，这种向私有部门借用经验的做法不局限于组织的内部过程，同样与政治和经济结构相关。
l 经典管理模式。当行政学正式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并且行政被等同于企业管理，行政学的主流观念就开始追求象机器一样的效率：即用最少的能源耗费完成工作。重心从公共行政在社会中的地位这样一个政治问题转移到微观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管理组织的问题。这种导向源于科学管理学派并在较为复杂的行政决策制定分析中达到顶峰。通过对企业组织的研究得出一系列被认为在管理中广为适用的原理与原则，而运用这些原理与原则可以取得最佳的效率。将这些发现运用于公共部门组织的管理被认为是顺理成章。
l 政治与政策制定。当行政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起来，而且新兴的福利国家开始广泛发展福利项目时，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就不再现实。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对社会事物的干预就是明显的例证。如此，公共机构为了获得不同选区居民的支持，便调整策略去影响选区并满足选民的需求。这样，公共行政的一个主要趋势便是远离“中立”而靠向“政治”。尽管早期支持行政中立的学者主张行政官员仅仅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这种假设现在被认为是幼稚的。人们认识到价值观不仅从多重外部因素侵入行政，价值观同样存在于如政策执行这样被号称为是“中立”的内部决策中。
象其它政策参与者一样，政府官员应当参与政策制定。
l 人类行为。经典管理学派植根于泰勒的科学管理学派和效率的工程概念中：即用最少的能源耗费完成工作。尽管从私营部门中得出的管理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的骨架，但事实证明用这些理论来解释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立部门中的人类行为都是不恰当的。尤其是它们不能解释人性的复杂性、不确定因素或变化环境的影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及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与对组织的社会学研究形成了新的管理学派思想。行为学派强调人际关系与个人目标的重要性。即强调组织中个人与集体的多层面、网络状、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性。
l 项目的有效性。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人口的不断变化以及政府职能的增加，政府项目增多。同时，公共财政资源逐渐萎缩。如此，公共机构生产力的有效性成为美国公众关心的首要问题。行政中“唯一最佳方式”的概念受到批判。这不仅适宜于实用工具与技术，而且有助于我们对行政学学科的理论构思。公共行政学开始将自身看作是一门综合学科，通常是有价值观念冲突、且价值观相互竞争的学科，而这门学科还在不断地适应与改善之中以追求优异的业绩。
第二部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
尤格斯与凯勒（Uveges & Keller, 1998） 提出了美国公共行政实践的三种模型，而这三种模型又基于三个假设或前提。应该说，三种行政管理模型反映了美国政府管理的演变。每一种模型都试图从不同的层面解释政府是如何控制互为冲突的利益以及如何管理社会的。通过分析这些前提和假设，就能够评估公共行政的范围和属性。
三个假设或前提：
l 成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多数将人看作是本质上易腐化的。类似于基督教神学所称谓的“原罪”。基于这个假设，奠基人建议，公共权力的分配应当避免给个人提供腐化的机会。从这个角度看，就能够理解奠基人关于权力控制与均衡的主张。对权力的制衡可以说是对人性弱点的结构篱栅。
l 第二个假设涉及共和国的权力属性。政府管理的共和属性通过正式建立的复杂程序将公共权力授予民众代表。目的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倘若没有民众代表的批准或宪法条文所指定的权力，政府官员就不能行使权力。官员的选取通过一系列的代表制度和程序，通过分散权力（控制、均衡和联邦制〕到政府的各个角落，该设计限制了专制的机会。
l 第三个假设预计到了个人与集体参与公共团体会带来的矛盾。麦迪逊（Madison）在《联邦主义者》的第十篇文章中谈到不可避免的派别邪恶及控制它们的必要性，麦迪逊认为派系寻求政府有利于它们的行动，而最好的控制是均衡各派系。尽管有的派系可能谋求公众利益，但不排除其余派系只追求其特殊利益。
基于上述三个假设或前提，尤格斯与凯勒提出美国公共行政学三大模型：
1． 派系冲突模型。假设利益竞争是一种永恒的、尽管是可悲的政体特征。公共政府机构的设计是用以响应和控制不同利益的组合。就是说，没有一个利益群体能够独立决定政策。另一方面，汉密尔顿
(Hamilton) 等人敦促公共机构应植根于宪法并让一些在职官员行使相当的自主权。另一些奠基人认为官员不仅应有自主权，而且应有道德要求。如此，这些官员可以获得荣誉。追求荣誉的政府官员将调节派系之间的矛盾并公平的分配权力。然而，多数奠基人更趋向于权力分离。
2． 派系规则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公共权力和合法性基于直接的选举，在位政府官员对政党和政策的忠诚变得甚为重要。然而，建立在派系冲突模型基础上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变。派系规则模型的重点是将选举作为公共权力的基础，政府的行为应当反映选举的结果。
3． 公共利益模型。科学的效验是这一理论的支柱。改革家们认为，运用科学能够解决公共问题。应该设立政府结构给专家更多的权力。所谓专家，是指那些拥有相关科学知识之人。学位、教育证书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改革家们将科学看成是不断积累和增长的科学体系，而且他们坚信通过仔细和持续不断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取全部知识。通过运用无偏见的一般法则，他们看不到科学效验及其解决问题的局限性。
将政治因素从行政中分离出来之后，改革者们认为科学的理性能够消除政治冲突。运用知识而不参杂政治就会实现公众利益，达到各方面都更好的状况
(Brownell and Stickle 1973; Haber 1964; Hofstadter 1955)。
这种公共利益模型假定了人类具备知识后的完美无缺性。理性不仅增加了人们塑造现实的能力，而且完善了人类自身。为了增加理性，改革者愿意将更多的公共权力授予专家。教育不仅使人们的认识技能敏锐，同样注入了基于科学知识的道德观。
美国内战后派系规则模型与公共利益模型成为前沿。派系规则模型成为总统改革的典范，而公共利益模型最初影响了公务员改革与地方政府。尽管没有一种模型能够独占鳌头，在不同时期，一种模型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其它模型。在二十世纪的多数时期，公共利益模型指引了公共管理。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社会与政治事件，表明派系规则模型的复活。或许，这几种模型都有它们生存的土壤，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运用程度和范围不同而已。
第三部分：美国行政学发展的五大时期
1. 美国行政学的创始初期 (1887-1899)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美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大量的农业人口拥入城市，成为工厂工人和城市居民。然而，当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准备好相应的市政设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需求。城市的扩张不仅来源于美国农村，也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大型的工业公司及其国际市场的开拓起到了催化作用(Chandler
1984; Degler 1959)。这样，日益膨胀的城市期盼着市政管理知识与管理理论。另一方面，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 (Pendleton Act) 的通过即美国文官制度的建立也期待着相应的行政学知识。
这一时期，对“公众”利益的关心并不明显，大多数公共服务是通过私有企业提供的 (Callow 1976; Riordon
1948)。如果运用三大模型，派系规则模型更多的说明这一时期。而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寄希望于在政治上中立的文官队伍能够抑制腐败的土壤。霍哲教授与 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 1998）博士关于诚实、无党派及象企业一样有效率的政府这一重要理论和观点适用于这一时期。文官制度的建立，是早期政府管理中公共利益模型的运用，尽管最初的文官制只包括12％的联邦雇员。截至1900年，有十万名联邦雇员成为公务员
(Hoogenboom1961; van riper 1958)。
可以这样说，市政管理以及公务员管理催生了美国的行政学。
美国大多数行政史学家（见 Shafritz,J.M. & Hyde, A.C.,
1997;Uveges & Keller,1998）
均把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 1856-1924)看作是美国现代行政学的鼻祖，把他的那篇被誉为行政学开山之作的《行政学研究》(1887)的发表看作美国行政学的诞生之日。在这一不朽的篇章中，威尔逊谈到了行政学的内容、建立和发展行政学的必要性、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行政与宪法的关系、政府效率、公共生产力等。这一具有历史地位的名篇至今仍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比如，威尔逊谈到“政府如何以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成本（金钱或能量）去做那些政府该做的事情”仍然是公共生产力的一种重要定义。
2. 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管理科学效率时期
(1900-1929)
历史迈入二十世纪初叶后，管理科学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同时，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十九世纪末行政改革的延续时期，以及尤格斯及凯勒
(Uveges & Keller，1998) 所提出的公共行政实践的公共利益模型的成熟期。
1900年，一场飓风席卷了德克萨斯州的盖尔维斯敦(Galveston,
Texas), 夺走了六千人
生命。城市的恢复由一种新的市政府形式所推进，即委员会形式。这种变化反映了更为注
重公共管理实践的策略。公共政策由七个委员讨论，而这些委员由州政府任命。每一个
委员都是一个政府行政部门的主管。后来的委员会成员由选举产生。十年之后，就有数
百个城市采纳了类似的委员会制度。里查德·蔡尔德 (Richard Child) 形式的委员会――经
理型市政府发展很快 (Stillman, 1974)。这种委员会――经理型市政府有一个人数不多的立
法机构，被赋予制定政策的权力。市政府经理由委员会任命，经理拥有全部行政权力。
这样，行政――政治二分法得以贯彻。这种市政府经理的产生是基于行政能力，因而大
大减少了政治(Childs, 1952; East，
1965)。所有这些变革皆符合社区范围的公众利益。早期
的城市经理几乎全由工程师担任，这在很大程度上响应了城市扩张所需要的广泛公共
工程。城市经理制同样注入了公共利益模型中的其它元素，如科学的效验、以普遍的非
党派选举替代党派政治。人们认为，专家管理城市将对社区的需要更负责任
(Boyer， 1983;
White， 1927)。
在这一管理科学效率时期 (1900-1929)，公共行政的科研与教学机构陆续成立。
如1916年成立政府研究所 (1927年更名为布鲁金斯学会)
；1914年，密执安大学开办
了第一个市政管理的硕士项目； 1924年，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成立了麦克斯韦尔公民与公众
事物管理学院(Maxwell School), 开办社会学及公共行政学，美国公共行政的研究生教育由此开始；1929
年，南加州大学成立第一个独立的公共行政职业学院。以麦克斯韦尔学院为代表的公共行政教育普
及和推动了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在理论建树上，古德诺 (Frank
Goodnow,1859-1939) 于1900年发表了《政治与行政》。
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第一届
(1903年) 会长 。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古德诺定
义了行政与政治的不同作用，阐明这两者是完全能够区分的。他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是
这种意志的执行。同时，他也关注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职能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在威尔逊呼吁科学管理的同时，泰勒
(Frederick W. Taylor,1856-1915)在费城
(Philadelphia)的钢铁厂里忙于科学实验。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开拓了时间与
动作的研究。泰勒的方法最初在私有企业中更多地被接受。泰勒也重视管理者与雇员的关
系，并强调两者之间的合作。基于“有一种最佳方法”去完成任何任务的假设，科学管理
寻求通过发现最快、最有效率、最少疲劳的生产方式去增加产量。经典组织理论从这一概
念出发，试图找到社会组织中完成一项任务的“最佳途径”。 泰勒先后发表了《车间
管理》(1903)、《科学管理原则》(1911)与《科学管理》(1923)。
同一时期的著名行政学者还有威诺碧 (William
F. Willoughby，1867-1960) 。他是塔夫
特经济与效率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Economy and Efficiency, the Taft Commission)的成员，并为布鲁金
斯学会的第一届主任。1918年，威诺碧发表《联邦州预算改革运动》。威诺碧将预算看作政府的中心环
节，具有控制作用。重点是效率、负责任、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权力的平衡，以及建立一个行政部门去监
督预算决策。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他于1918年推荐的预算程序至今仍被许多市政府与州政府采用。弗莱特
(Mary P. Follett，1868-1933)
在《命令的发布》(1926)一文中谈到组织的结构，提倡参与式管理，即管理
者与雇员之间的和谐。正如科学管理，她强调决策应基于具体的场景及责任。1926年，怀特(White LD,
1891-1958) 发表了公共行政第一部教科书《公共行政学研究导论》。
在此期间，法国的法约尔 (Henri Fayol) 于1916年
出版他的《一般管理与工业管理》，全面介绍管理
理论。 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的《官僚制》在他过世后的1922年发表。《官僚制》既不是对现实
的描述，又非理论模型，而是集古代埃及、罗马、中国、拜占庭时期官僚政府的一些主要特征。提出了
政府组织中如金字塔式的等级制结构。
3. 美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繁荣时期
(1930-1949)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这一时期行政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这是美国传统管理科学运动的末尾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孕育和发展了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按照霍哲教授与
盖布雷林（Holzer & Gabrielian, 1998）博士的五大理论，30年代的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开创了行政学研究对政治的回归，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法不再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公共行政开始远离“中立”而靠向“政治”。然而，这一时期的实践却表明：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越来越独立于政治学，同时伴随着行政国的兴起。
政府的膨胀
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了新政计划，政府迅速膨胀。行政管理总统委员会，即布郎诺(Brownlow)
委员会于1937年报告“总统需要帮助”，呼吁行政部门机构重组。国会于1939年通过了机构重组法：新成立总统行政厅，将原财政部下属的预算局纳入总统行政厅。布郎诺委员会报告的实质是增加总统的权力。然而，即使在当时，有识之士亦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梅雷牧
(Lewis Meriam,1883-1972) 在《国家政府的重组：它包括什么》(1939) 一书中分析了重组政府存在的问题。到了尼克松 (Nixon) 的水门事件，大多数人才真正意识到总统权力膨胀的危害。不过，新政与二战导致政府的增长应该说是历史的产物。第一届胡佛委员会
(The first Hoover Commission, 1947-1949) 成立的初衷是精简二战后的美国政府。然而，该委员会却提出大幅度增加总统行政办公厅的管理能力。该委员会72％的建议被采纳，包括1949年重组法及1953年成立的卫生、教育与福利部。这一时期的改革建议，尤其是布郎诺委员会主张，采纳了派系规则模型。同期的实践对公共利益模型提出了质疑(Uveges
& Keller，1998)
科学原则学派
古立克(Luther
Gulick,1892-1993) 在《组织理论的几点见解》(1937)一文中介绍了他创造的词汇――POSDCORB，即管理的七项重大职能：计划(Planning)、组织(Organizing)、人事(Staffing)、指导(Directing)、协调(Coordinating)、报告(Reporting)和预算(Budgeting)。古立克的见解助长了正统公共行政的特色：即对管理和行政的研究集中于上层管理部门的角色。他谈到组织内的分工、协调、控制幅度等等，中心目的是提高效率。古立克的“原则”遭到以西蒙 (Herbert
Simon) 为首的当代行为学派学者的抨击。西蒙在1946年发表的《行政谚语》中解剖了POSDCORB, 认为这些原则不能自圆其说、互相矛盾、并且不适用于行政官员随时面临的许多行政场景。
人际关系与人类行为学的兴起
1924年至1932年在芝加哥西部电气公司所进行的霍桑实验(The
Hawthorne Works of the Western Electric Company) 触发了学者们关于工作环境对生产力影响的思考。巴纳德
(Chester Barnard, 1886-1961) 在1938年提出了《非正式组织以及它们与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指出非正式组织在正式组织中的作用有：保持组织内的沟通和联络；保持组织内的凝聚力；保持组织内个人正直、自尊与独立选择的感情需要。在《高级主管的职能》(1938)一书中，巴纳德将组织看成合作体系，主管的职能是保持组织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动态平衡。要保持这种平衡，管理者需要了解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相互依赖的属性。高级主管的职能包括保持合作的愿望、沟通体系的建立、组织目标的形成等。巴纳德认为，如果主管要有效的领导，他就必须将质量与道德结合起来去协调组织的活动、形成组织的目的。同一时期著名的行为学派学者还有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 1908-1970)。在《人的激励理论》(1943)中，马斯洛提出人类动机的五个层次的需要学说，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一旦低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寻求满足高一层次的需要。麦克格雷戈
(Douglas McGregor)在《企业中的人性方面》 (1957)中提出著名的X理论与Y理论。X理论认为普通人好逸恶劳；缺乏进取心、不愿负责任；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需要漠不关心；不愿变革；盲信，不聪明，容易受骗和受他人蛊惑。Y理论认为管理是将生产的要素――钱、物资、设备、人――组织起来以达到经济目标；管理的核心是依据组织的条件，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们最好地达到他们目的的同时，实现组织的目标。艾古尼司(Chris
Argyris)在《人性与组织》 (1957)中探讨了个人性格与组织之间的关系。
行政责任
关于行政责任的早期见解源于荷林(E.
Pendleton Herring, 1903- )《公共行政与公共利益》 (1937)。荷林分析了政府职能增加带来的问题及行政自主权的影响。荷林认为，政府官员应该在宪法的原则下提供附加的规则与章程。“行政官员肩负着调整集体利益差异的重任，并使作出的经济与社会妥协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而有效地运行”(见 Shafritz,J.M.
& Hyde, A.C., 1997)。从效果上看，官员的责任是从道义上定义公共利益。
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扬弃
新政与二战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均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人们几乎很难再将企业中价值中立的原则运用于政府管理。尽管改革先驱做了种种努力，政府毕竟不是企业，也不是价值中立部门。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攻击来自方方面面。首先，利连撒尔
(David E.Lilienthal) 在《田纳西山谷政权：征程上的民主》 (1944)中描述了他的经验。他发现政府的计划过程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过程――当然，这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是健康和有益的。其次，安坡碧
(Paul Appleby, 1891-1963) 认为理论上坚持非政治的政府过程是与美国的经历背道而驰的。在《大民主》(1945)一书中，安坡碧持这样的观点：即能够将政治要素从行政中分离出来无异于神话。最后，尽管有人认为安坡碧的著作是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讣告，塞兹尼克
(Philip Selznick, 1919- ) 的《田纳西山谷政权(TVA)与基层组织：政治与组织研究》(1949)给二分法学说增添了雪霜。塞兹尼克回顾了TVA创始人的意图――即民主计划、分权与基层政府。随后，他解释这种意识形态成为争夺权力的源泉。他的结论是，TVA对土地使用计划等农村政策的支持受到影响，因为TVA需要赢得农场主的支持――而这些农场主对公共用电政策持相反态度
(McCurdy, 1986)。
科学决策与行政理论
西蒙 (Simon) 的《行政行为》 (1947)是行政学历史上的里程碑。西蒙提倡在行政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即在政策制定中运用实证方法，而政策制定是行政学的精髓所在。就科学探索而言，西蒙认为事实与价值能够区分开，而且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观点。达尔 (Robert A.
Dahl, 1915-)在《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 》(1947)中指出, 公共行政学的建立应当基于： 1 认识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2 处理行政场景中的价值规范问题；
3 考虑到公共行政与其社会背景的关系。达尔认为，如果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不是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则公共行政科学必然是空洞的。1948年，瓦尔多 (Dwight
Waldo, 1913-) 发表《行政国》。在该书中，瓦尔多讨论了优良生活的特征、政策制定中采用什么标准、谁来统治、政府如何组织以及权力的划分和集权/分权等问题。瓦尔多关心民主的价值、公共行政的哲学问题以及公共行政取得的进展。一些
学者认为，《行政国》是对POSDCORB 及其它30年代正统公共行政理念的辩驳。瓦尔多被认为是公共行政学的史学家、哲学家。他与西蒙堪称二十世纪美国公共行政学的两大巨匠。
预算过程
三十年代，由于国内政府开支项目的大量激增，预算变得愈来愈重要。然而，如何合理地分配政府资源的预算理论却十分匮乏。1940年，科伊(V.O.
Key, 1908-1963)悲叹“缺乏预算理论”并表示了对预算核心问题的深切关注。他写道：“究竟基于什么样的基础我们决定给A项目拨款X美元，而不是给B项目？”科伊叙述了如何从事研究以建立预算理论。预算成为公共行政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路易斯(Verne
B. Lewis, 1913-)在《预算理论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备选预算理论，成为六十年代计划项目预算制度和七十年代零基预算制度的基础。路易斯认为，预算提案应该有助于对一系列政府服务和相应经费额度进行比较，最后抉择的方案应当提供现实的合同――即对各个项目经理的期望必须现实。尽管路易斯也深知其它因素如价格、偏见、地方主义与政治等的影响，他仍然希望出现一种能够克服这些非经济和非理性因素的预算体制。
渐进决策理论
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Lindblom
, 1917-) 在1959年《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渐进决策科学》(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一文，该文对政府决策过程的理性模式作了深刻分析。林德布洛姆否认了大多数政府决策是基于完整信息所作理性决策的模型。相反，
他认为整个政策制定过程是为了响应短期政治条件而作出的一系列渐进式决策。他的核心思想是：政策制定不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意愿，而是决定于具体的事件和环境。他的分析鼓励了政治科学与行政学/公共政策的边缘学科，即创造了公共行政新的分支领域――“渐进分析”。
4． 对公共行政学研究的重新调整时期
(1960-1979)
进入六十年代后，一些学者认为政策分析可以选择备选方案；另一些人士认为成熟的科学和技术基础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性化和多元化开启了大门。同样，还有人认为运筹学的运用以及对公共问题系统研究的运用增添了新的管理知识。
不幸的是，这些期盼受到政治过程现实的局限。比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立法的渐进性限制了计划项目预算制度在全国范围的采用。之后七十年代通过零基预算制定理性金融政策的努力也是同样的命运。然而，通过分权过程由项目经理广泛参与的行政仍然获益匪浅。
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关于美国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将登上月球的许诺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实现。NASA致力于项目管理、对任务的组织集中于具体工作而不是等级制增加了公共管理的灵活性。通过NASA积累了矩阵管理和矩阵组织的经验。从概念上看，项目管理是基于公共利益模型对组织原则的运用。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与政府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的矛盾心理。对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能源危机的不同看法使得人们对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之间的责任划分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过去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公共行政学为政府存在的问题背上了黑锅；另一方面人们又期待着公共行政学能为行政管理的改观提供良策。
密诺布鲁克会议与新公共行政学
六、七十年代的严峻现实对公共行政学以及政府管理提出了挑战。瓦尔多(Dwight
Waldo),注意到公共行政学处于一个“革命的时代”，于1968年召集了一个青年学者的会议。该会议由瓦尔多当时任主编的《公共行政评论》及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赞助，并在锡拉丘兹大学的密诺布鲁克会议中心(Minnowbrook
conference site)召开。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马诺力(Frank Marini ，1935-) 主编的《迈向新公共行政：密诺布鲁克观点》(1971)、瓦尔多著《处于动荡时期的公共行政学》以及弗雷德里克森(H.
George Frederickson, 1934-)的专著《七十年代的邻居控制》(1973)和《新公共行政学》(1980)。会议的目的是要鉴别公共行政学应该研究的问题，作为一个学科公共行政学的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以迎接七十年代的挑战。密诺布鲁克会议的中心主题是：1
公共行政学学者如何将道德价值观念注入行政过程；2 如何能有效地执行政策；3 政府组织机构与其服务对象的恰当关系是什么。瓦尔多对会议的总体印象是朝向规范理论、哲学思考、社会焦点以及行动主义。缺乏对计划、预算和运筹学的研究。但是有对适当的“价值”、个人――组织道德问题的研究。关键词是“相关性”、“社会公平”、“调整与适应”以及“顾客导向”。 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新公共行政学将社会公平注入传统的经济与效率目标。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服务的公平、对市民需要的负责任而不是对公共机构的负责任以及公共项目经理应当对决策和项目执行负责任。新公共行政的主题是市民参与政策制定、邻居控制、分权与民主工作环境。关键词是授权、促进与适应。
有33位代表参会的1968年密诺布鲁克会议是美国公共行政学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尽管新公共行政所倡导的价值观念(社会公平、代表制、响应性、参与和社会责任)在行政管理的实践中难以完全付诸实施，然而，逾来逾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公共行政职业教育的相关性以及对组织成员、顾客和社会需求的培训。后人将再次提及类似的问题并要求“重塑”政府。
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
公共选择学派由经济学家创立。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阿诺(Kenneth
J. Arrow,1921)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内容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重迭。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行政学愿将公共选择学派囊括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个实列以理解公共选择。如果我有一些苹果并且政府不参与苹果的交易，经济理论能够解释我得到苹果的供需机制。类似的交易发生在数百万消费者与生产者身上，他们在市场上决定苹果的价格和数量。由于两个前提，我对苹果的消费是私事：第一，交易行为没有政府的参与；第二，我对苹果的消费除对售卖者有影响外，对他人没有正面或负面影响。如果上述两个假设不同时成立，我对苹果的私人选择就至少部分是公共选择。如中国对交通、邮电、能源、国防、教育、卫生等事业的选择均为公共选择，因为有政府的参与，或者对他人有影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塔罗克(Gordon
Tullock，1922) 和 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于1965年成立了公共选择学会(Public Choice Society)，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现在的公共选择年会大约有16个国家的300名学者参加。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作品除阿诺外有：布坎南与塔罗克合著《赞同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
(1962)；科斯(Ronald Harry Course, 1910-) 《社会成本问题》 (1960)；荡斯(Anthony Downs, 1930-)《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
倪坎南 (William Niskanen,1933-)《官僚政府与代议政府》(1971)；奥圣（Mancur Olson,1932-1998）《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商品与团体理论》(1965)。
六十年代的重要思想：窘境中的公共行政学
六十年代不仅仅标志着社会动荡和公众对越战的不满，这一时期的管理体制和项目发展未能达到公众的期望。计划项目预算(PPBS)就是明显的例证。PPBS从一诞生起就受到不断的批评。怀尔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1930-1993) 于1964年发表《预算过程中的政治》。他指出，预算在现实中是一个渐进过程，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因素的影响。1969年，他在《公共行政评论》上撰文《将政策分析从PPBS中拯救出来》,猛烈抨击PPBS。怀尔德威斯基指出PPBS的计划和分析功能与预算的本质不相吻合。六十年代末，联邦政府已不再采纳PPBS。怀尔德威斯基同样对科伊的经典问题“究竟基于什么样的基础我们决定给A项目拨款X美元，而不是给B项目？”提出质疑，认为该问题既不能回答亦不相干。重要的问题是预算过程应该有助于决策制定并帮助获取政策目的和项目目标的一致性。
六十年代的另一个主题是“把权力还给人民”，用行政管理的术语即是公共服务的分权。当然，分权的最终极限是无政府主义。考夫曼(Herbert
Kaufman,1922-)在《行政分权与政治权力》(1969)一文中分析了分权的错综复杂内涵。他关注于分权中的领导、政府官员的代表性以及中立的能力。考夫曼预见到了当代高度复杂的社会需要新的由公众参与的代表模式以确保负责任的行政。考夫曼认为，行政分权能够给公共政策制定带来更多地方的影响，但同时可能带来一系列其它问题和矛盾，包括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公平的冲突、地方政府和项目之间的竞争、以及规模经济下降所导致的政府运作低效率。
洛易(Theodore J. Lowi,
1931-)在《自由主义的终结：意识形态、政策与公共权威》1969）一书中对当代民主政府提出了批评并谴责了利益集团多元化的瘫痪效应。洛易宣称，公共权威被私有利益集团所瓜分，从而导致一个虚弱、分权的政府――不能进行长期计划。这些私有利益集团的运作是为了达到私有目标。他们并非相互竞争以促进公共利益。政府因而不是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作最优选择，而仅仅是一个利益控股公司。洛易否认了荷林(E.
Pendleton Herring)及其它集团理论家预见的利益集团多元化所带来的美德。多数理论家称赞洛易的批判分析入木三分。然而，洛易的处方――即回到法律或宪法民主却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尽管利益模型有着明显的缺点，却没有替代的良策。
六十年代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是：荡斯(Anthony
Downs)于1967年发表的《官僚内幕》，指出政府官员的行为是理性的并追求最大限度的自我利益；戈乐碧威斯基(Robert Golembiewski)、吉布森(Frank
Gibson)与科洛格(Geoffrey Y. Cornog)等人联合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机构、过程、行为与政策读物》 (1966), 该书的重点是行政官员的行为世界、塑造行政行为的机构环境以及作为管理工具的行政方法。
政策分析的发展：评估与执行
七十年代伊始，人们普遍认为多数约翰逊(Johnson)时期的“大社会项目”(Great Society
Programs)远不如预期的那样理想。一些社会项目受到批判，项目评估领域受到重视。萨齐曼(Edward Suchman) 于1967年发表《评估研究》, 主张评估应为一个研究领域，对评估的研究应该是总体性的，因而超脱具体的不同分支领域的运用。七十年代初期在评估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威丝(Carol
H. Weiss)评估研究：《项目有效性评估方法 》 (1972); 候利(Joseph Wholey) 《联邦评估政策》 (1970)。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评估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的里夫琳(Alice
Rivlin)于1971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系统思考》。里夫琳评论了改善政府效益的三种不同模型：分权、社区控制(即当今的授权)和市场模型。这三种模型成为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的争论话题。正如里夫琳所下的结论，“为确保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有区分好坏的方法”。
1973年，普鲁斯曼(Jeffrey
Pressman)与怀尔德威斯基合写了现在成为经典的《执行》。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关于美国经济发展署在为公共工程和企业发展提供财政援助所遇障碍的案例研究。但作者并不陷入对行政技术讨论的细节。作者认为，政策计划和分析往往未能考虑到执行的难处。除案例分析外，作者提供了行政战略、项目计划、政府能力和社会科学家对执行研究的咨询建议。
七十年代的其它重要著述与政府管理特点
七十年代的美国政府管理 有三大特点。一是水门事件的发生，促使人们对职业伦理道德的觉醒。寞希尔(Frederick
C. Mosher)等人的报告《水门：对负责任政府的建议》 (1974)敦促教育部门应该重视公共部门的伦理教育。二是零基预算(Zero-based
budgeting--ZBB)的采纳与中止。卡特于1977年命令联邦政府采纳ZBB的使用，但ZBB因不适用而于1981年里根上任自动废除。三是资源短缺导致政府的精简管理。七十年代的高通货膨胀迫使百姓的税收增加，公众不再支持政府的继续增长。利万(Charles
B. Levine,1939-1988)在《组织衰减与精简管理》一文中认识到半个世纪的预算正增长结束了，新时期的负预算成为现实。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还有：克里斯罗夫(Samuel
Krislov,1929-)《代议官僚制》(1974), 探索功绩制、人事选择与社会公平。艾里森(G.T. Allison)《决策精髓：解释古巴导弹危机》(1971),提出三种模型，第一是理性决策者模型，第二是组织行为模型，第三是政府政治模型。奥兹(Wallace
Oates)《财政联邦主义》，在该书中，奥兹提出了分权理论、多国财政联邦主义趋势比较以及不同国家的集权/分权趋势。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即效率)研究政府的合理规模。洛克(Francis
E. Rourke)在《政府机构、政治与公共政策》(1976)一书中，感兴趣于检查政府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政府机构如何运行、从何处获得权力并运用这些权力。
5． 政府改革与行政学发展新趋势
(1980-2000)
政府行政的职业化在八十年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检查，尽管早期的怀疑更多的出现在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也面临不断增加的压力以使行政政策更好地响应社会和政治需要。八十年代初期，里根政府就开始控制政府规模。里根政府许诺减税、精简政府开支因而将政府职能承包出去，促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格雷斯委员会(Grace
Commission)呼吁用企业的方法管理政府，因而专业公共部门经理应当较少地受到政治的压力(Goodsell ,1984)。一些人士认为，私营部门在满足公共部门的需求方面应该扮演更为积极的作用并且替代公共部门(Savas
1982)。结果是为行政的多元化创立更多的机会并且为私营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打下基础(Behn 1980;Ingraham and Barrilleuax
1983)。通过非公共机构提供公共服务的努力――即私有化――在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地区发展较快。中心城市由于预算的压力而欣赏私有化。当然，组织良好的公共部门工会反对这种趋势。在郊区，私有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在八十年代，州政府与地方政府面临着承担不断增加的行政政策压力。官僚主义不再是联邦政府特有的现象。从1950年到1980年，州与地方政府雇员从4百万增至1千3百万(Van
Riper，1983)，经费大部分来源于联邦政府。现在州与地方政府被要求承担政策责任并自筹公共项目经费。而且，联邦政府债务持续增长，要求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里根总统说“政府非但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克林顿似乎委婉一些，“政府官员都是好人，但他们 囹圄于不好的政府管理制度”。
在九十年代，精简政府的改革运动声势浩大。克林顿上台伊始，就于1993年成立了由副总统戈尔挂帅的“美国业绩评论委员会”(即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NPR)。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1993-1998)，美国联邦政府即精简35万雇员，占联邦雇员的16％(见张梦中，1999)。这场以权力下放、规章制度精简、市场导向为价值取向的重塑政府运动至今仍在持续。尽管美国理论界对奥斯本(David
Osborne)与盖布勒(Ted Gaebler)合著的畅销书《重塑政府：企业精神是如何改变公共部门的》(1992) 很少有积极的评论，无庸质疑，该书成为克林顿政府改革的实践指南。另外两个纲领性文件是1993年NPR报告《从重视过程到重视结果：创造一个花钱少、工作好的政府》以及《政府业绩与结果法案》。
重新评价官僚体制与预算
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
1940-)在《街道一级的政府》 (1980)中阐述了公共部门的雇员在提供物资和服务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亦是政策制定者。这些政府工作人员拥有的自主权、他们与公众的广泛接触、他们对许多公共机构资源的控制使得他们成为公共部门决策制定的核心力量。利普斯基检查了责任、公平、市民得到服务的方便程度等内涵。
当政治上定义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赢利部门职能的同时，一场预算战役也展开了。国会通过了里根关于三年裁减税收的计划。随后，里根又敦促减少国内开支，同时增加国防费用。预算理论家开始检查预算理论和预算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受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所左右。凯顿(Naomi
Caiden)在1981年《不确定和不稳定中的公共预算》一文中指出，预算环境在变化，其未来受财政紧缩与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 。同一时期的重要预算理论著作还有：施伊克(Alan
Schick)《国会与金融：预算、开支与税收》 (1980)、《减缩时代的预算增长》(1983); 怀尔德威斯基(Aaron Wildavsky)《如何限制政府开支》
(1980)、《预算过程的新政治》 (1988)以及怀特(Joseph White)与怀尔德威斯基合著《赤字与公共利益:寻求八十年代的负责任预算》
(1989)。
公务员制度改革
人事管理逐渐更名为人力资源管理以反映新的行为科学导向。新的研究强调平等机会、比较价值、生产力与质量管理、依据业绩付报酬、利润分成。在联邦政府层次上，人事管理改革来自1978年公务员改革法案及成立的三头人事管理体制：美国功绩制保护委员会――裁定冤情和申述；联邦劳工关系局――与工会一道工作以监督集体谈判事项；联邦人事总署――管理并与其它机构一道工作以影响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英格拉姆(Patricia
Ingraham)在公务员改革及其政治方面著述甚丰，在她的《功绩制基础》一书中对人事改革及对公共服务的影响作了较好的总结。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重塑政府运动大幅度精简了联邦人事总署的公务员，裁减幅度达47％，许多职能分权给具体的联邦机构，一些职能承包出去。
重新发现公共行政的合法基础与道德
八十年代的一个主题是对法律和责任的关注。罗森布卢牧(David
Rosenbloom, 1943-)在《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分权》 (1983)一文对现代公共行政学概念中管理模式的垄断地位提出了挑战。罗森布卢牧认为，传统的管理理论与行政部门相联、政治理论与立法部门相联、法律理论与司法部门相联。但行政机构同时有行政、立法、司法决策权时又将如何呢？罗森布卢牧比较了对公共行政学采用管理的、政治的和法律的研究方法，表明每一种方法都有不同的价值、起源和结构。他的这些思想后来整合为三部分理论发表在《公共行政学：理解公共部门中的管理、政治和法律》
(1986, 1990)。迪莫克(Marshall E. Dimock)在《法律与动态行政学》 (1980)中评价了律师在政府行政中的作用。库柏(Phillip
J. Cooper)写作了第一部教科书《公共法律与公共行政学》(1988),深刻分析了行政行动的规则和法律基础以及公共行政学的框架。库柏早期的文章《冲突或建设性紧张形势：法官与行政者关系》
(1985)的变化颇具影响。另一部巨著是洛尔(John A. Rohr)所写《运行宪法》 (1986)。该书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宪法的形成；二是字面上的行政国；三是行动中的行政国。
公共行政学法律分支的“爆炸”性发展出现在伦理道德的研究领域。如弗勒锡曼(Joel
Fleishman)、理柏曼(Lance Liebman)与牧尔(Mark H. Moore)合编的《公共责任：政府官员的道德责任》(1981)；弗嫩齐(Peter
French)《政府中的道德》 (1983)；洛尔《政府官员的道德》(1988)；汤普圣(Dennis F. Thompson)《政治道德与公共机构》(1987)、《行政道德的可能性》
(1985)。
私有化
无疑，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相对作用及其业绩、效率的比较是一个值得长期研究和争论的课堂。从八十年代初开始的私有化运动已经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争辩，目前私有化越来越被简单地看成政策选择或管理决策。最初对私有化的大肆渲染当推萨洼
(E.E. Sava) , 他在八十年代写了一系列有关私有化的文章，代表作为《私有化：政府改进的关键》 (1987)。摩(Ronald Moe) 的文章《探索私有化的极限》
(1987)对采用私有方式达到公共目的进行了有见地和基于法律的评价。另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是朵纳惠(John M. Donahue)《私有化决策：公共目的，私有方式》
(1989)。朵纳惠宣称，私有化带来的好消息是：尽管私有化对于校正公共部门的缺陷并非灵丹妙药，但私有部门的确给公共项目带来更有效率和更负责任的真正机会；私有化的坏消息是：政治压力可能导致私有部门能干得更好的事让公共部门干，由公共部门干更合适的事反而让私有部门去做。
组织思想的演变：女性的观点
到1990年，妇女在公共部门中的比例达到60％。妇女参与公共事物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工资偏低，二是所谓的“天花板效应”――即高层管理阶层的妇女比例偏低。笔者曾经做过计算，按照二十世纪的发展趋势，要达到国会中男女数量平等需要400年。女权主义组织分析家安克尔(Joan
Acker)在《性别组织理论》 (1992)一书中认为，长期男性对组织的控制导致了组织理论的男性观点：1 男女分工产生了男女不同的工作类型；2 创立了男性组织标志和形象；
3 男女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4 由于组织内男女分工和机会不均以及不同性别应有不同行为和态度的观点逐渐成为心理和思维定势。对组织和管理的女性观点将会对公共行政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斯娣弗(Camilla
Stivers),公共行政学的女权主义理论家，在《公共行政中的男女形象：合法性与行政国》 (1993)中说，“只要行政领域被看成与性别无关，妇女就将面对目前的霍布森(Hobson)选择，即或是接受男性行政标志、或是接受官僚体制中靠边站的地位”。
机构前景：官僚体制改革还是质量改善的继续？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的管理见解对组织机构应当如何被管理、下属应当如何被指导、政府项目的消费者应当如何被对待等问题有重大影响。1992年，巴泽勒(Michael
Barzelay)与阿摩亚尼(Babak Armajani)发表《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视野》。该书基于在明尼苏达州的革新实验， 即通过强调顾客服务、给雇员授权、有选择性的竞争和减少行政规章制度而改变公共项目。两位作者认为，政府不应当是官僚型、规章制度约束、强调控制和没有灵活性。他们向韦伯型的传统组织结构和运作机理提出了挑战。
如果说巴泽勒与阿摩亚尼对传统管理的批评代表着对管理体制改革的呼吁，那么，质量管理运动则提供了内在改革的动力。最初的全方位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源于私有企业部门，但《公共生产力与管理评论》(Public Productivity and
Management Review--PPMR)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努力也使我们认识到TQM对于公共部门机构业绩与质量改善的重要性。PPMR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以及公共机构如何改善、引入、调整并保持连续的质量改进的理论性评论。PPMR杂志的资深主编霍哲(Marc
Holzer)教授在生产力与质量管理（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1995)一文中评论了质量管理以及质量管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的启迪。很明显，九十年代的TQM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的基本方法。TQM的核心特征是统计评估、顾客信息反馈、雇员参与质量改善、供应商合作。这些TQM的手段和方法已经成为当今多数经理的“管理常识”。不少人认为，质量管理不仅适用于制造业，而且更适合服务部门。质量已成为公共管理的部分基础。
公共政策与分析的迅猛发展
首先，许多公共事物学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带领下纷纷部分或全部转向公共政策，尽管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及南加州大学仍然高举公共行政大旗，亦增添了政策研究方向。最初的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形成政治、政策分析技术、政策执行、政策计划和政策评估等。重心开始转向政策形成(政策制定)和政策内容(政策分析)。其次，一批新成立的杂志为政策研究增添了活力。如政策分析和管理杂志(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政策研究杂志(Policy Studies Journal)、政策研究评论(Policy
Studies Review)以及政策科学(Policy Sciences)等。最后，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政策科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大有与公共行政学分庭抗礼之势。政策分析融入经济学、政治学、公共财政、系统理论以及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以研究公共政策如何形成和如何完善政府项目。
结束语：政府改革――永恒的主题
归纳起来，莱特(Paul C. Light)在《改革的浪潮：让政府工作,1945-1995》(1997)一书中，总结了改革的四大浪潮：1
科学管理，强调严格的等级制、分工、清楚的命令链； 2 向浪费宣战，重点是监督员、审计员、核对员、评审员；3 警惕的眼睛，倡导阳光、公开性、透明度；4 解放管理，呼吁让管理者去管理。
财政紧缩和业绩改善只是政府面临的诸多压力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世纪，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在下降，这或许是政治家们不得不反复进行政府改革的主要原因。克林顿总统上任3个月就宣布了他的改革计划，于1993年成立了由副总统戈尔挂帅的“美国业绩评论委员会”(NPR)。当我们回眸二十世纪，就不难发现无论是1910，1937，1949，1972，1982，还是1993的政府改革，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美国联邦政府的机能失调、组织涣散、业绩平平――不能让公众满意。让我们看看下面两段“改革序曲”：
今天，关于美国政府我们必须说什么呢？宽泛地讲，我们发现美国政府目前的行政部门效果受到抑制┅
┅行政部门的工作组织得很糟糕；管理机构薄弱而且方法陈旧，公共服务未能有杰出能力和品格的男女参与，财政与审计制度不适当。
总的来说，政府的问题不是政府中的工作人员┅ ┅不，无效的原因不是人员或金钱。主要的问题是政府机器┅
┅在我国历史上的这一时刻，多数美国人的结论是政府业绩不佳。政府承诺不少，但未能提供它所承诺的服务。在我看来，最大的危险是：对政府短暂的幻灭将转化为更为深刻和持久的信念危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段看上去似乎相似的序言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段是1932年布郎诺委员会(Brown
Commission)报告的序言，第二段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时期阿息委员会(Ash Council)的开场白。
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美国业绩评论委员会(NPR)制定的指南有：
l 裁减不必要的开支并精简规章制度
l 为公众提供如顾客一样的服务
l 通过减少行政规则授权给雇员
l 通过减少上级命令和给基层灵活性以帮助社区
l 用激励和顾客服务评估来培育卓越的公共服务
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创立了美国公务员委员会。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以及城市膨胀的需求催生了美国的公共行政学。1887年，威尔逊提出了创立独立的行政学学科的构想。随后，古德诺于1900年谈到行政学与政治学的分离。再之后，泰勒开始了科学管理的研究。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尤其是布郎诺报告直接诱发了政府部门的膨胀和改革┅1993年至2000年执政的克林顿仍旧在重塑政府。一次次改革，一次次不同的主题。变化的是内容，不变的是要改变、要改革的努力。一百多年来，似乎历届美国总统都热衷于变革。
改革政府并非美国的独有现象。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无论是工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前苏联或东欧转轨国家，在二十世纪末都汹涌着改革的浪潮。无论是源于财政危机、管理危机或是信仰危机，出路皆只有一条，那就是不断的改革。改革政府不仅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也必将是未来政府所要面临的长期挑战。
作者简介：张梦中为美国国家公共生产力中心研究员、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韦尔学院公共行政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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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感谢下列教授在《美国公共行政学说史》及相关课程所给予笔者的指导和帮助：霍哲教授(Marc
Holzer)、达布里克教授(Melvin Dubnick)、威克(女)教授(Marcia Whicker)、梅戈特(女)教授(Astrid Merget)、英格拉姆(女)教授(Patricia
Ingraham)、布雷思莱德教授(Stuart Bretschneider)、斯特劳思曼教授(Jeffrey Straussman)。
中文参考文献
薄贵利， “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 《中国行政管理》 1998年12月。
丁煌, 西方行政学说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张梦中，“2000年美国行政学界的领导人――访美国行政学会副会长马克·霍哲教授” 《中国行政管理》
1998年9月。
张梦中， 美国联邦政府改革剖析《中国行政管理》
1999年6月。
英文参考文献
Acker, Joan. “Gendering Organizational Theory” in Gendering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ed. A.J. Mills and P. Tancred.
Newbury Park: Sage, 1992.
Allison, G.T..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Appleby, Paul. Big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1945.
Argyris, Chris. Personality and
Orga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1957.
Arrow, Kenneth J.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1.
Barnard, Chester “Informal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Formal Organizations”
See Shafritz,
Jay M. & Hyde, Albert C 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th ed. pp95-99.
Barnard CI.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Barzelay, Michael & Armajani, Babak. Breaking
Through Bureaucracy: New Vision for Managing in Government. 1992.
Behn, RD, ed. A symposium: Policy Analysis
in Government: alteratives to “Muddling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0:603-626, 1980.
Boyer MC. Dreaming the Rational City: The
Myth of American City Plann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Brownell BA & Stickle W. Bosses and
Reformers: Urban Politics in America, 1880-1920.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73;
Brownlow L, Merriam, C.E. & Gulick 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1937.
See Shafritz, Jay M. & Hyde, Albert C
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th ed.pp90-94.
Buchanan, James M. & Tullock，Gordon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Caiden, Naomi. “Public Budgeting amid Uncertainty and Instability” Public Budgeting and
Finance, 1981
Callow AB, ed. The City Bosses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ve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ndler AD ,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ilds RS. Civil Victories: The Story of 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1952.
Course, Ronald Harry.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
Cooper, Phillip J. Public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1988.
Cooper, Phillip J. “Conflict or Constructive Tension: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of Judges and
Administrato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5.November 1985.
Dahl, Robert A. The Scien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ree Problem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47.
Degler CN. Out of Our Past: 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1959.
Dimock, Marshall E.. Law and Dynam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80
Donahue, John M. The Privatization
Decision: Public Ends, Private Mean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7.
Downs, Anthony. Inside Bureau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7.
East JP. Council-Manager Government: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its Founder, Richard S. Childs.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5.
Fayol, Henri. General and Industrial
Management. New York: Pitman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49.
Fleishman, Joel. Liebman, Lance &
Moore, Mark H. The Moral Obligations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Follett, Mary P. The Giving of Orders. 1926.
Shafritz, Jay M. & Hyde, Albert C 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th
ed.pp53-60.
Frederickson,H. George. Neighborhood
Control in the 1970s. New York: Chander, 1973.
______________.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AL: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0.
French, Peter. Ethics in Govern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1983.
Golembiewski ,Robert. Gibson, Frank &
Cornog, Geoffrey 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adings in Institutions Processes,
Behavior, Policy.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 1966.
Goodnow, FJ.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00
Goodsell, CT. The Grace Commission: seeking
efficiency for the whole people. Public Administartion Review 44:
196—204, 1984.
Gulick, Luther. Notes on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 1937. See Shafritz, Jay M. & Hyde, Albert C 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th ed.pp81-89.
Haber S. Efficiency and Uplift: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82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Herring, E. Pendlet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McGraw-Hill,1937.
Hofstadter 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t to F.D.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5.
Holzer, Marc & Gabrielian, Vatche. “Five Great Idea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e Handbook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nd
ed. Edited By Rabin, J. Hildreth & Miller, GJ. 1998
Holzer, Marc .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 See Shafritz, Jay M. & Hyde, Albert C 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th
ed.pp558-566.
Hoogenboom A. Outlawing the Spoils: A
History of 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Movemen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1.
Ingraham, Patricia. The Foundation of
Merit: public services in American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Ingraham PW, Barrilleuax C. Motivating
government managers for retrenchment: some possible lessons from the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3:393—402,
1983.
Kaufman, Herbert. Administr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 1969.
Key ,V.O.,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5th ed. New York: Crowell, 1964.
Koontz, H., The Management theory jungle. J
Acad Manage 4(3):1961
Krislov, Samuel.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4.
Levine, Charles B. “Organizational Decline and Cutback Manag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78
Light, Paul C.. The Tides of Reform: Making
Government Work, 1945-1995.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7.
Lilienthal, David E. TVA: Democracy on the
Marc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44.
Lindblom, Charles E.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59
Lipsky, Michael.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0.
Lowi, Theodore J. The End of Liberalism:
Ideology,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authority.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69.
Marini ，Frank . Toward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Minnowbrook Perspective. Scranton, PA: Chandler
Publishing Co., 1971.
Maslow, Abraham H.. A Preface to Motivation
Theory,”
Psychosomatic Med. 5. 1943.
McCurdy, 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Biobliograph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University,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72，
2d. Ed., 1986
McGregor, Douglas. 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 1957.See Shafritz, Jay M. & Hyde, Albert C 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th
ed.pp192-197
Meriam, Lewis. Re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hat does it involves 1939
Moe, Ronald.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Privat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7.
Mosher, Frederick C.. Watergate:
Implications for Responsible Govern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Nigro, Felix A. & Nigro, Lloyd G.
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Niskanen, William.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 1971.
NPR. From Red Tape to Results: Creating a
Government That Works Better and Costs Less, Report of
the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eptember 1993.
Oates, Wallace. Fiscal Federalism.
Harcourt, 1972.
Olson, Mancur, J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Osborne, David & Gaebler, Ted. Reinven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Publishers, 1992.
Pressman, Jeffrey & Wildavsky, Aaron. Implem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Riordon WL. Plunkitt of Tammany Hall: A
Series of Very Plain Talks on Very Practical Politics, Delivered by Ex-
Senator 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 The
Tammany Philosopher, from His Rostrum, The New York
County Court-House Bootblack Stan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8.
Rivlin, Alice. Systematic Thinking for
Social Ac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1.
Rohr, John A. To Run A Constitu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Lawrence,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6.
Rohr, John A. Ethics for Bureaucrats. 2d.ed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88.
Rosenbloom, Davi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3
Rosenbloom, Davi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 Politics, and Law in the Public Sect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6;2d ed., 1990.
Rourke, Francis E..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Published by Little, Brown &
Company(Canada) limited, 2d. Ed. 1976.
Savas, ES. Privatizing the Public Sector.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82.
Sava, E.E.. Privatization: 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1987.
Schick, Alan. Congress and Money:
Budgeting, Spending, and Taxing. Washington D.C.: UrbanInstitute,1980
Schick, Alan. “Incremental Budgeting in a Decremental Age”Policy Science 16 Sept
1983:1-25.
Selznick, Philip.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49.
Shafritz,J.M. & Hyde, A.C.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97.
Simon, Herbert. The Proverbs of
Administration 1946. See Shafritz, Jay M. & Hyde, Albert C 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th
ed.pp127-141.
Simon, Herbert A.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47.
Stivers, Camilla. Gender Image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Legitimac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Newbury Park: Sage,1993
Stillman RJ II. The Rise of the City
Manager, Albuquerque, 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4.
Suchman, Edward. Evaluative Research.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67
Thompson, Dennis F. Political Ethics and
Public Off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________________. The Possibility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5.
Taylor, Frederick W. Shop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03.
___________________.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W.W. Norton, 1911.
___________________.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23.
Uveges & Keller, “One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Counting: Moving into a Second
Century in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Management in American Life” 1998. See Handbook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nd ed. Edited By Rabin, J.
Hildreth & Miller, GJ. 1998
Riper, Van.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Evanston,IL: Row, Peterson, 1958.
Riper, Van. The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state: Wilson and the founders—an unorthodox vi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3: 477-490, 1983.
Weber, Max. Bureaucracy 1922. Shafritz, Jay
M. & Hyde, Albert C 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th ed.pp37-43.
Willoughby WF. The Movement for Budgetary
Reform in the States Shafritz, Jay M. & Hyde, Albert C
ed. 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th
ed.pp33-36.
Waldo, Dwight. Administrative State.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1948.
Waldo, Dwight.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
Time of Turbulence
Weiss ,Carol H. Evaluation Research:
Methods for Assessing Program Effectivenes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72.
White, Joseph & Wildavsky, Aaron . The
Defici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Search for Responsible
Budgeting in the 1980s)(1989)。
White LD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26.
________ . The City Mana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7.
Wholey, Joseph. Federal Evaluation Policy. Washington
D.C.: Urban Institute, 1970.
Wildavsky, Aaron. The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 4th 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1984.
Wildavsky, Aaron. Rescuing Policy Analysis
from PPB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69
Wildavsky, Aaron. How to limit Government
Spe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nd
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0.
Wildavsky, Aaron.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8.
Wilson, Thomas Woodrow.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s sci Q 2:197-222,1887
资料来源：中国MPA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