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润之1917年信

邵西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
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
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
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
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
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
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
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
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
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
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
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
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
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
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
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
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处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
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
不徒在显见之迹。

　　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
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
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
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
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
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
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
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
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
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
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
开，则沛乎不可御矣！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
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
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
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
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
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
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
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
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也，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
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
道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
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
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
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
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
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
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
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
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
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
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
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
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
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
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
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
德、释迦牟尼。）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
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
如商货，如土木，大亦不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
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
能听，促之而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
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
只顾目前□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
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
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
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
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
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
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
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
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
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
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
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
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
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
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
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
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
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
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
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
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
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
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
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
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
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
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
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
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
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
法。润之

黎邵西（人民日报海外版）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所在的预科一班，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历史教员。
　　 他，中等身材，看上去比较清瘦，平时着一身蓝士林布长衫，穿一双圆口布鞋，戴一副玳瑁眼镜；讲课语言和缓，虽讲究词藻，亦不失风趣幽默，于温文尔雅中，透出一种飘逸俊秀的学者风范。
　　 他，就是黎锦熙，字邵西，又名鹏厂，1890年2月2日生于湖南湘潭县晓雾镇石潭坝，也就是今天的湘潭市湘潭县长塘乡。
　　 《湘潭文史》载明：在现代史上，湘潭曾有一个出类拔萃的家庭，兄弟姊妹共11人，均成为中国现代著名人物，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这就是湘潭长塘黎氏———黎锦熙的家。黎父培銮，字松庵，前清举人，终身不仕。在众多的子女当中，黎锦熙居长。
　　 黎锦熙4岁时，父亲便为他延塾师来家设馆，塾师就是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妻弟王仲言先生。其时黎锦熙年纪太小，人矮得爬不上凳子，齐白石与黎父松庵先生交好，又常来黎宅看望妻弟，往往是他把黎抱上座位的。黎锦熙自幼聪慧过人，乡人有“神童”之称。10岁就参加了家乡民间组织的“罗山诗社”。12岁起写日记，此后终身不辍。赋诗、作画、治印、吹箫，全都爱好，1905年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中秀才，时年16岁。塾师王仲言曾对人说：“邵西聪颖过人，他是我最得意的学生，要不是废了科举，他是会金榜题名的。”
　　 1906年，年方17岁的黎锦熙只身来到长沙，假曾国藩祠堂为活动地址，以“致良知”为宗旨，以“牺牲个人，努力报国”为原则，组织“德育会”。不料触犯官府禁令，要捉拿他，幸早得讯息，逃匿回乡，旋赴北京考入铁路学校，不久学校焚于火灾。于是又回长沙，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其时19岁。
　　 1912年，黎锦熙以优等成绩毕业于“优级师范”，被新任湖南督军谭延聘为秘书，到职后不几天，有感于衙门的复杂，政情的诡谲，坚辞不就。于是改办《长沙日报》，任总编。持论常与当政不洽，报社改组，他也被挤了出来。接着，他又创办《湖南公报》，仍任总编，写社论、时评，博得热血青年一致好评。由于黎锦熙的这段传奇式的经历，他在来到师范任教之前，便已誉满长沙城。
　　 1913年，黎锦熙受聘到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员，在毛泽东所在的班级———预科第一班教历史课。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尊崇。
　　 毛泽东是个“报迷”，早在湘乡驻省中学和省一中就读时，便是《长沙日报》、《湖南公报》的热心读者，因之对这些报纸的创办人黎锦熙早有耳闻，特别是黎锦熙那不凡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更令他倾倒。及至他与黎先生在课堂见面时，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不过，毛泽东万没想到：这位名重一时的先生，竟是这般年轻、随和、可爱，不由更平添了几分钦佩。
　　 与此同时，年轻沉静、体态和气质与众不同的毛泽东，也很快就引起了黎锦熙先生的关注。黎锦熙后来在追述毛泽东在第四师范读书时的仪表和举止时说：在当时的学生中，毛泽东个子很高，显得沉静儒雅，并无过激言行，上课听讲时从不浮躁，只是一双眼睛灼灼有光。他衣着俭朴，一望而知来自乡间。课间休息时，从不和人打闹，对一切事物总是静思、观察。那时，毛泽东就表现了不凡的胸襟，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
　　 黎锦熙只比毛泽东大3岁，两人年龄相仿，加之又是湘潭小同乡，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他们虽为师生，却很快建立起朋友般的情谊。
　　 1914年，湖南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后，黎锦熙仍任历史教员。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他任主任，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又附办刊物《公言》，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并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报道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引人注意。毛泽东也对此很有兴趣，时常帮黎先生抄写文稿。
　　 后来，“宏文社”在长沙“李氏芋园”组织哲学研究小组，研讨新思潮。学生中，毛泽东、蔡和森等都加入了这个学习小组，经常前往“李氏芋园”听黎锦熙、杨昌济等先生讲授哲学，参加学术讨论。
　　 正是在这师生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黎锦熙的友情，与日俱增，并从此保持了一生一世。

　　 黎锦熙在治学和做人方面，曾给早期毛泽东以重大影响。毛泽东在后来与黎锦熙通信中，称赞他“弘通广大，最所佩服”，“风范永存，仰之弥高”，就是兼指这位良师的品行、才学和思想见解而言的。
　　 黎锦熙很赞成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精神。作为师范学校的先生他收入不薄，虽无恒产，但也从无窘困之忧，可仍以“吃得菜根百事可做”自励，从不“暴殄天物”，奢侈浪费。衣服破了，补了再穿。他不喜欢奢华靡费，却也不悭吝小气，他的学生凡是贫寒求助的，他莫不援之以手。他喜欢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常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思。他曾经对毛泽东讲，刻苦俭朴的生活，能够磨练人的意志，培养人不畏劳苦、战胜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成大器者不可缺少的。
　　 黎锦熙的这些品质，影响着他的学生毛泽东。至今仍陈列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纪念馆内的《讲堂录》里，便写有这样一些富有哲理的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这便是毛泽东当年在一师听黎先生讲课时记下来的偶感。
　　 以老师作榜样，毛泽东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在长沙读书期间，总共用了160块钱，其中1／3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也多是买了书籍和杂志。在长沙五年半的师范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坐过人力车，没有进过戏院，也没有下过饭馆，惟一例外的就是到长沙火宫殿买臭豆腐吃。解放后，他曾经风趣地回忆说：“火宫殿的臭豆腐很好吃，它有三个特点：闻着很臭，看着很脏，吃着很香！”
　　 毛泽东的衣着朴素也是出了名的。初入师范时，学校里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到毕业。衣袖裤管磨破了，颜色褪了，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民用的蓝棉大布套被，没有枕头，则以书代枕。他惟一的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是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不同的是冬季穿时里面加些旧衣裤，夏天穿时则把它减去。因此，一些同学跟他开玩笑说：“毛润之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
　　 那个时代的先生，大都受封建思想观念影响较深，多以衣帽取人，对那些衣衫寒酸、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常常冷眼相看。黎锦熙则不然，不仅未因毛泽东的艰苦朴素而瞧不起他，相反更看重他，在日常交往中，主动摒弃师生的等级之别，将毛泽东引以为最知己的朋友。
　　 黎锦熙执教不愿囿于旧的章程，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他在历史教学中独创的图表法、纲目排列法，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早年在一师读书时，他运用这种方法阅读、理解了别的同学一生都难以读完、读通的“经史子集”，为他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
　　 在治学上，黎锦熙生平最服膺两个字，一是勤，一是恒，而两字当中“恒”字更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毛泽东在这方面深受老师的影响，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写过“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的著名对联，以此提倡“持之以恒”的学风。
　　 黎锦熙学识渊博，著述等身，许多学科领域均有精湛的造诣。他出版了很多关于文字改革的著作，其中《新著国语文法》一书，迄今为止已先后印行26版之多。他不只是著名的学者，同时又是诗人，著有《邵西诗存》；他又不只是诗人，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留在人间的翰墨真迹，笔力遒劲秀拔，颜筋柳骨，人们把它视之为无价之宝。
　　 黎锦熙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在他的人生简历上，赫然写着：早年，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历史教员，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中国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抗战时期，历任西北临大（联大）主任教授，西北师院教授、教务主任、院长及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续任北京师大教授、系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一、二、五届委员，全国人大一、二届代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职。
　　 观其一生，盖棺定论，无论是治学还是立身，他都堪称一代师表。

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因此，在一个时期他们两人几乎到了须臾不离的亲密地步，这是全校师生人所共知的事。
　　 对此，黎锦熙在他1915年4月至8月所记的日记中及后来撰写的《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中，已作了翔实的记载。在1915年4月4日到8月29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共去拜访黎锦熙近20次。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1915年，年仅26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法求教。
　　 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在北京工作的黎锦熙一共写过6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坦诚相见。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年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挚友。
　　 毛泽东给黎锦熙6封书信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
　　 之一：直言劝友。1915年秋冬之交，袁世凯收买一批政客，大造复辟舆论。当时，黎锦熙受聘初到北京，社会上有人误传他也被袁世凯罗织。毛泽东担心黎卷入复辟逆流，出于对老师和挚友的关心，他于11月9日给黎去信进言，恳切地规劝道：“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潜龙不见，以待有为，有可急图进取。”劝他不要为人收买，请他“急归无恋”。
　　 之二：疏通误会。毛泽东给黎锦熙寄去上一封信以后，在另一位老师杨昌济先生处得知：黎当的只不过是“事务之官”，做的是“书生事业”，并未被袁所笼络。弄清了事情是误传，毛泽东这才如释重负。于是，他又于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驰函”，检讨自己“所言多不是”，以求得好友的原宥。
　　 之三：坦露心曲。他在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公开表露了自己对学校旧式教育制度的强烈不满情绪。信中说：“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很想离去，“就良图，立远志”。
　　 之四：切磋学术。1919年9月，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另一封信中，称赞黎先生发表在《民铎》六号的《国语学之研究》一文，“是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读后收益不少。在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还阐述了自己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意义，以期与先生求得共识。
　　 之五：抒发志向。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就应当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从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
　　 黎锦熙从信中感到毛泽东“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立志”一说，深感毛泽东“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
　　 出于对毛泽东人品的敬重和对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珍惜，黎锦熙冒着杀头的风险，始终珍藏着毛泽东写给他的这6封信。解放后，他把“六札”送给了毛泽东，作为他60岁的寿礼。毛泽东见到这些原件时说，谢谢黎老在漫长的黑暗年月中敢于保存至今，并让荣宝斋制作了影印件，还赠先生留作纪念。
　　 自1913年到1976年，黎锦熙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保持了半个多世纪。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常到黎先生家拜访，谈论时事及世界问题。后来，毛泽东主编了进步刊物《湘江评论》，每一期都要寄一份给北京的黎锦熙，第四期《湘江评论》被湖南军阀焚毁。所以，直到今天全国只有黎锦熙保存的这独一份第四期《湘江评论》。
　　 抗战期间，毛泽东又给黎寄去一本由他亲自签名的《论持久战》。
　　 1948年底，解放军围攻北平。国民党考虑到黎锦熙的名望，教育部当局3次送来通知，让他全家乘飞机去台湾，都被他拒绝了。
　　 北京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得知黎锦熙在北京，就立即驱车到北京师大宿舍看望。他一下车直奔黎锦熙而去，一声“黎老师”出口，他的眼眶湿润了，黎锦熙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此后，毛泽东几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10月，黎锦熙受党中央、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亲历了这举世瞩目的盛事。
　　 毛泽东素来敬重黎锦熙的人品和学识。解放初期，他曾想请老师在政府部门担任一些实质性职务，黎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了解到黎锦熙潜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勉为其难。不久，毛泽东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等7人，共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被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此后，黎锦熙便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黎锦熙犹如五雷击顶，数日不思茶饭。一年多以后，黎锦熙在书房不小心摔倒，竟致不起。时为1978年3月27日，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