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宪政是最有效的防盗机制
马克义 [天府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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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有了私有财产，强盗也就应运而生。与此相应，人们也就想出
了各种各样的防盗的方法。“锁”这种玩艺的发明和应用，正是人性的丑恶
的自我写照，正好记载了人类的盗窃与反盗窃的历史。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防盗，但其效果总是不佳。
中国人的历史，似乎就是一部“官盗”盗窃良民的的历史。但是，中国人一
直没有想出一种好的办法来防止“官盗”。
到了近代，西方人想出一种称为“宪政”的东西，这种东西能够有效地
防住“官盗”进而能够防住各种强盗。但是，由于这种东西是西方人发明的
，一方面，中国人妄自尊大，不屑学着使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怕被人骂
着忘记了祖宗，不敢学着使用。今天，中国到处都是强盗，但人们仍然不是
集中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样设计一种有效的防盗机制。
要使一个社会没有强盗或很少有强盗，最重要的是这个社会必须没有或
很少有“官盗”。纵观人类历史，只有宪政，才能最有效地防“官盗”。只
有有效地防住了“官盗”，才能防住其他各种各样的强盗。
中国目前的“官盗”太多了。看来，中国人还得让“官盗”盗窃得差不
多了才会想到怎样防住“官盗”。只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采取什么样的
手段，都不可能防住强盗了。
什么是强盗呢？一般意义上的强盗，指的是用暴力强制地把属于他人的
财产据为己有。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考察一下人类历史和现实社会，就会
发现，直接使用暴力的强盗毕竟只是少数，还有很多不直接使用暴力、手段
非常隐蔽、不一定只是盗窃财富，但比起直接使用暴力、仅仅盗窃财富的强
盗更狠毒、更难防的强盗。
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强盗：直接或间接使用他人不能抗拒的某种个人的
或社会的力量，把他人的财产据为己有、伤害他人的生命、限制他人的自由
。凡具有此种行为的人，都可以称为强盗。
一、强盗的分类
既然我们这样定义强盗，还必须对强盗进行某种分类。依据什么东西对
强盗分类呢？最好的办法是依据强盗进行盗窃的工具对强盗进行分类，因为
这样可以使人们对强盗的分类和判别有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
按照强盗进行盗窃所使用的工具，大致上可以把强盗分为如下六种类型
。
第一是“偷盗”。
这种强盗进行盗窃的工具主要是个人体能上或智能上的某些特殊的“功
能”，如能够“飞檐走壁”，能够选择不被人发现的时机等。
这种强盗主要以财产为目的，盗窃时偷偷摸摸，上不了大雅之堂。当然
，也有高明的“梁上君子”成为人们闲谈的笑料或心目中的英雄，但这毕竟
只是神话，一个人的身体功能再强也强不过一只猴子，靠偷偷摸摸的盗窃，
始终成为了气候。
第二是“抢盗”。
这种强盗进行盗窃的工具也同样是个人体能上或智能上的某些特殊的“
功能”。与“偷盗”不同的是，这种强盗主要以直接的体能暴力为主，再辅
以各种暴力工具如刀剑、枪支等。当然，这种强盗也还需要一种特别的智能
，这就是如何逃掉人们或专门辑盗者的追捕。
这种强盗也主要以财产为目的，但比起“偷盗”来，这种强盗本领就高
多了。“抢盗”是明杖执火地盗，如果被抢者不如抢者，只有乖乖地交出财
产，否则就性命难保。
不过，现代社会中有很多抢盗变得“文明”多了，似乎已经有了一条不
成为的规矩：只抢财产，不伤人命。不过，在现实中，“抢盗”们自觉地遵
守这条规矩也还是非常困难的，既劫财、又伤命的抢盗事件也时常发生。
第三是“财盗”。
这种强盗进行盗窃的工具是“财产”和智能。“财盗”进行盗窃的目的
也主要是为了获得财产，但比起“偷盗”和“抢盗”来，“财盗”的盗窃方
式要“文明”多了。
“财盗”并不靠直接地偷和抢等暴力获得他人的财富，而是靠手中的“
财富”来获得某种垄断力量。表面上看起来，“财盗”和被盗者是通过“平
等的”交易实现的财富的转移，但实际上，由于一方拥有垄断地位，另一方
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另一方也就等于被盗，拥有垄断财富的一方实际上
也就变成了强盗。
第四是“知盗”。
这种强盗进行盗窃的工具主要是强盗大脑中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智能。
“知盗”比起财盗来更加“文明”，他们和直接地偷和抢毫不沾边，而是靠
大脑中的“知识”来获得某种垄断力量。
表面上看起来，被盗者的几乎是“自愿”将财富送给“知盗”的。尽管
“知盗”获得财富的手段极为“文明”，但其实质和“财盗”并没有什么差
别，只不过“知盗”利用的是对“知识”的垄断。
第五是“德盗”。
这种强盗进行盗窃的工具是强盗大脑中的“道德”和运用“道德”说服
他人“自愿”交出财富、自由甚至生命的本领。“德盗”虽然也盗窃财富，
但更喜欢盗窃的却是人们的自由和生命。“德盗”不仅比“财盗”更加“文
明”，而且比起“知盗”更加高尚。
“德盗”几乎视财富如“粪土”，满嘴里喊的都是“仁义道德”。只不
过，他们高喊“仁义道德”的目的正好是为了麻醉被盗者。大量的被盗者听
了这些充满“仁义道德”的话语，自愿将财富送到“德盗”手中。
这种强盗不仅文明，而且高尚，其盗窃手段也就更加高明。
第六是“官盗”。
这种强盗进行盗窃的工具是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官盗”比起上述任
何一种强盗都要方便盗窃。“官盗”不仅盗窃财富，同样也盗窃生命和自由
。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到底要盗窃什么，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官盗”掌握了政治权力，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为社会成员设
置各种各样的关卡。社会成员为了生存或发展，不得不通过些关卡。而为了
过这些关卡，就不得不对“官盗”行贿。这样，“官盗”根本不用自己动手
，财富就有人自动地送上门来。
“官盗”要盗窃人们的自由和生命也并不十分困难。不过，不到万不得
已，“官盗”还是不会将人们的自由和生命盗窃的干干净净。为人们保留一
些自由，“官盗”也就可以长久地盗窃。
上述分类主要只是以盗窃使用的工具对强盗进行分类。按照其他的标准
，还可以对强盗进行其他的分类。如可以将强盗划分为“群盗”——利用群
体的力量进行盗窃和“散盗”——仅用个人的力量进行盗窃。还可以将强盗
划分为“专业盗”和“业余盗”等。这些分类与本文探讨的主题关系不太大
，这里也就不作详细的介绍。
二、人人都想当强盗
通过上述对强盗的分类，我们发现，个人的一切生命技能，人类的一切
文化，无不可以用来作为盗窃的工具或手段。而人，既是一种生命存在物，
又是一种文化存在物，既是一种个体存在物，又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这
样一种混合物的人，其个体生命时刻受到社会文化的作用。而社会文化中的
一切东西都有可能成为盗窃的工具或手段。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个重要的结论：人人都可能成为强盗。如果
我们把这个结论再向前推一步，则可以对人作出如下一个有损人的“尊严”
的人性预设：人人都想当强盗。
即使我们同意“人人都想当强盗”这个有损人的尊严的人性预设，即使
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确确实实想当强盗，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当得了强盗。
这是因为，当强盗还得有当强盗的本领。
要当“偷盗”吧，总得有把握时机、“飞檐走壁”的本领，还得有不被
人发现的本领。要当“抢盗”吧，还必须有过人的体力和逃避的手段。要当
“财盗”吧，首先不得有一必“财富”。要当“知盗”吧，首先还必须先在
大脑中装进一些“知识”。要当“德盗”吧，还必须有一种使被盗者相信那
些从“德盗”口中说出来的“仁义道德”的本领。要当“官盗”吧，还得先
想办法爬个“官”当才行。
由于个人条件和社会条件的种种限制，社会中始终只有少部分人能够有
资格当上强盗，大多数人虽然想当强盗，但苦于没有本事，也就只好当良民
了。
盗窃能够使财富发生转移，但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在一定的条件下，
盗窃也可以间接地促使社会财富的增加。一个良民毫无防盗的本领，被盗窃
之后，就只能另外生产一部分财富弥补被盗窃的财富。这样，那被盗窃的一
部分财富就相当于增加的一部分财富。这样，在良民被强盗不断盗窃的过程
中，社会财富还是增加了。
但是，由于人人都想当强盗，多数的良民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被少数的
强盗盗窃。如果社会条件允许，多数的良民也会成为强盗，也会将少数的强
盗的财富重新盗窃回手中。这样，先从良民手中转移到强盗手中的财富，又
从强盗手中转移到良民手中。只是，这样一来一往的结果是社会财富不便没
有增加，反而会减少不少。
三、最难防的是“官盗”
人是一种财富的动物，没有财富，人就不能生存。在强盗与良民这种“
恶性循环”的过程中，财富从总体上来说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如果人
人都去当强盗，社会财富就会越来越少。这种方式非常不利于人类的生存。
为了保证人类的生存，保证人类生命的延续，人们必须设计出某种防盗的社
会机制。
纵观人类历史，人们利用道德、法律来限制“偷盗”和“抢盗”。虽然
这种作法不是绝对有效，但基本上还是有效地控制了“偷盗”和“抢盗”。
对于“财盗”的控制，虽然不如对“偷盗”和“抢盗”那样有效，但是
，通过宗教和社会伦理，也还是把“财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如中国
人经常说“为富不仁”。这句话多少也就使得那些“财盗”要“仁义”一些
。再如西方人说“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如果一个“
财盗”想进天堂，自然也就会变得“仁义”一些。
对于“知盗”和“德盗”，人类的限制手段就非常有限了。人类的文明
史，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几乎就是“知盗”和“德盗”盛行的历史，几
乎就是“知盗”和“德盗”为自己涂脂抹粉的历史。
对于“官盗”，人类的限制手段就更加有限了。自从有了“官”以来，
“官”与“盗”几乎就是同义语。
无论人们怎样想当强盗，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是始终只有少数人能够当得
成强盗，大多数人还只能当良民。这当上了强盗的少数人盗窃的是大多数良
民的财富。
那些没有本领当上强盗的良民，自然也会想出一些办法防“盗”。但是
，在人类历史中，人们想出的防“盗”方法还是非常有限。这其中，最根本
的原因是人们或许是不知道，或许是知道而不去设计一种防“官盗”的机制
。
在上述六种强盗中，最难防的是“官盗”。
纵观中国的历史无数次的动荡和战乱，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没有想出
一种防“官盗”的机制，结果是整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官”为“盗”、“
盗”为“官”、“官”“盗”不分、“官”“盗”一体的历史。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有效地防止“官盗”，“德盗”、“知盗”、“财
盗”也会大量滋生——既然官可以用“官”来盗窃，为什么其他人不可能用
“知识”、“道德”和“财富”来盗窃呢？这样，“偷盗”和“抢盗”也就
更为有“理”——既然一切都可以用来盗窃，为什么生命本身的能力不可以
用于盗窃呢？这样，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人与人相互盗窃的社会，每一个人都
几乎不得不当强盗——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想当强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社会要想没有什么强盗，最重要的是要首
先防住“官盗”。但是，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来看，尤其是从中国人的历史来
看，最难防的也正是“官盗”。
四、“我永远当不上强盗”
“人人都想当强盗”这个预设或许对所有的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
方人，无论是现代人还是古代人——都适合。或者说，这个命题具有普遍性
。但是，在对于“我是否当得上强盗”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方人就有着很
大的差别。
中国人都想当官，甚至都想当皇帝。想当官和想当强盗有什么不同呢？
“官”只不过是一种斯文的强盗。问题并不在于中国人都想当这种斯文的强
盗，而是在于，中国人都以为自己能够当上这种斯文的强盗。
中国人都以为自己能够当得上强盗——“官盗”，这样，人们就自然不
会去设计一种有效地防止“官盗”的社会机制。但社会的现实是，始终只有
少数人能够当得上“官盗”。由于社会没有一种有效地防“官盗”的机制，
“官盗”们盗窃起来就真是肆无忌惮。
西方人也同样想当强盗，但是，西方人——主要是现代西方人——比中
国人聪明一点就在于，西方人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当得上强盗——
“官盗”。如果不设计一种防“官盗”的机制，那些当不上“官盗”的人就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官盗”盗窃自己的财富。
这就是说，中国人以“我或许能够当上强盗”的方式来看待防“盗”，
西方人以“我或许永远上当不上强盗”的方式来看待防“盗”。这一微小的
差异，却导致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在防“官盗”的效果上的极大差别。
实际上，只要中国人能够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以设计出一种有效的
防盗——重点是防“官盗”的社会机制。
中国人经常以一种“我或许能够当上强盗”的方式来思考社会问题。这
种思维方式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设计出一种有效
的社会防盗机制。毕竟，任何一个人当上强盗的机率是非常低的。如果中国
人以“我或许永远当不上强盗”的方式来思考社会问题，其结果就会大不一
样。
既然我永远当不上强盗，我也不允许“他人”当上强盗。而阻止“他人
”当上强盗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设计出一种社会机制。在这种社会机制的控
制下，任何人都当不上强盗，即使有些人当上了一次或两次强盗，也难以永
远当强盗。
中国人应该这样思考这个问题：“我虽然想当强盗，但或许我永远当不
上强盗。既然我当不上强盗，我也应该不许其他人当上强盗。因为，其他人
当上了强盗必然要盗窃我的财富，我为什么要把财富给其他人盗窃呢？”如
果大多数当不上强盗的良民能够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就可以设计出一种有
效的防盗机制。
五、宪政是最好的防盗机制
其实，这种最有效的防盗的社会机制西方人早就设计出来并运行了多年
。只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发生变化，难以采用这种机制。中国人只要改
变一下思维方式，根本就不需要重新设计，只要把西方人发明出来的防西方
人的“强盗”的机制“改革”一下就可以用来防中国人的“强盗”。
西方人发明的最为有效的防盗机制就是“宪政”。
宪政对人性的预设正好就是“人人都想当强盗”或者“每一个人都想当
强盗”。这里的每一个人，不仅包括“卑贱无耻”的“小人”，“偷鸡摸狗
”的歹徒，同时也包括德高望重的“圣人” ，“仁义道德”的君子，学富
五车的智者，“替天行道”的“英雄”。只要是一个人，宪政就将其预设为
一个“想当强盗的人”。
由于个人的能力和社会机遇上的差异，虽然“人人都想当强盗”，但是
，能够当上强盗的始终只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只能当良民。良民的第一个
愿望就是社会上没有强盗。当然，一个社会完全没有强盗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类的防盗机制还不能象计算机那些“准确无误”。但是，一个社会如果能
搞得人人都难以当上强盗，社会上的强盗也就会大为减少。要建立一种人人
都难以当上强盗的社会机制，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使“人人都当不上‘
官盗’”。
“官”本来就是良民用以防盗的。但是，“官”本身又可以成为盗窃
的工具。并且，“偷盗”、“抢盗”、“财盗”、“知盗”、“德盗”这
些五花八门的强盗都可以和“官盗”勾结。当“官盗”与其他各种各样的
强盗相互勾结之时，社会上必然强盗横行，良民们创造的财富就会被这些
强盗抢得干干净净，良民们的自由也会被这些强盗完全剥夺，良民们的生
命安全也就毫无保证。
宪政能够最有效地防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政能够最有效地防“官盗
”。防住了“官盗”，其他各种强盗也应会相应地减少。良民们也就能够安
全自由地生活了。
宪政把政府分为两个层次——全国政府和地方政府，让这两个层次相互
制约，用通俗地话来说，就是相互扯皮。政府内部相互扯皮，自然就会将很
多强盗行径暴露出来，良民自然也就知道政府内是不是有“官盗”。
宪政再把各级政府分为三个部分——立法、行政、司法，让这三个部分
也相互扯皮。任何一级的政府的三个部分在相互扯皮的过程中，同样会将许
多强盗行径暴露出来，良民同样可以知道政府政府内是不是有“官盗”。
宪政实行官员选举制和任期制。官员选举产生，人们在选举过程中可以
多少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想当强盗，是不是会当强盗。官员实行任期制，“官
盗”要盗窃也只能盗窃一时，不能盗窃一辈子。这样，大量的官员也就不太
敢盗窃了。
宪政对官员规定的明确的操作规程。官员执行公务，必须按照这些操作
规程办事。这样，官员想为自己寻找理由搞盗窃的机会也就少得多了。
宪政规定了民选议员有弹劾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审核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
权力。这样，在政府三个部分扯皮的过程中，那些“官盗”自然很容易被弹
劾，那些利用手中权力盗窃公民税款的“官盗”也很容易被发现。
宪政对“盗窃”与“交易”作出了较为明确的划分。这样，人们就可以
很容易地确实那些行为是盗窃，那些行为是交易。这也就使得大量的官员不
敢盗窃。
宪政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任何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被“盗窃”，就可
以自由地高声大喊“捉强盗”。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强盗的不
满，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要求政府改变这种被盗的不利处境，可以自由地
要求政府“惩罚”强盗。这样，大量的人也就不敢当强盗了。
中国的强盗实在是太多了。中国的强盗太多的根本原因则是大量的良民
们仍然对当上强盗有某种程度的期望。中国的良民不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仍
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当上强盗，就不可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防盗机制。毕
竟，任何一个社会中，能够当上强盗的只是少数。
如果不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防盗机制，倒霉的正好是大多数良民。只要中
国的良民们用“我永远也当不上强盗”或“我永远只能当良民”这种方式看
待世界，就能够在怎样防盗上达成社会共识，就能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防盗
机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防“官盗”的机制。这样，任何人都难以当上“
官盗”。没有了“官盗”或只有极少数的“官盗”，“官”也就必须老老实
实地为良民防其他各种强盗。这样，社会上的强盗就会越来越少，良民们也
就能够自由安全地生活了。
来源：《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