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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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验到理性

——马基雅维里与黑格尔国家观的比较

　　　　　　　　　　　　　　　　　　　　　　　　　　　　　　　　　　　张问

马基雅维里与黑格尔这两位相隔近三百年的思想巨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历史来看，二者都是强大国家的鼓吹者，之所以用“鼓吹”是因为二者都因此背上了骂名，而这种骂名又大多是出自后人的误解。更为相似的是，在对国家强大这种主张的论证中，无论是马基雅维里的对“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正名，还是黑格尔提出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在为其各自赢得身后薄幸之名的同时，两种理论背后暗含着相同的洞察。而事实上，作为后人的黑格尔对马氏评价甚高，一度以德国的马基雅维里自居。[i]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相似性呢？倘使单单从二者所处的时代来看，马基雅维里当时所处的意大利四分五裂、政局动荡；而黑格尔所在的德国是一个软弱的被黑氏称为“已不再是一个国家”[ii]的国家。这种共同的背景无疑是促成二者相同国家主张的首要原因。然而本文并无意去探讨这种背景是如何影响两人的，因为这在时下很容易将结论引向一种客观决定论，反而会使人忽略进一步深入思考的必要性。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二者的国家理论，我更倾向于列奥·施特劳斯的观点，即将二者放到政治学中和思想史的背景下去考察。通过对两位大师思想的对比，或许能够为我们找到一些包含有理性内涵的政治思想生活的经验。

一、方法——异中求同

马基雅维里与黑格尔相比起来，前者并不能称之为一个纯粹的哲学家，更确切的说是一个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当然什么是哲学家尚有待论证，但至少在黑格尔看来应该是这样。因为黑格尔坚持认为哲学必须是科学的，是能够成为一个体系的理论。而从马氏的作品来看，无论是《君主论》还是《李维史论》，其文风与后世的孟德斯鸠相近（见罗素《西方哲学史》卷三第三章），象散文多一些，缺少自己的概念和体系。当然，说没有体系会触犯施特劳斯，从其对马基雅维里的解读中可以看到他意图找到一种成体系思想的巨大努力。因此，严格的说，马氏的方法主要是经验主义的和归纳的，他的大量观点来自于对历史和过去生活中的实例的归纳，包括对美德的和命运这些来自古典时期的概念的分析也是通过例证，如他树立的一个现实的典型——凯撒·勃尔吉亚。黑格尔的方法是思辨的，这种方法应该感谢康德，但是黑格尔通过引入中介环节，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所谓思辨的方法，与现时的辩证法类似，只是黑氏的思辨法颇为强调中介环节的重要性，不幸的是这一点在辩证法的世俗化过程中被“扬弃”了。事实上，如果要想真正理解黑氏的辩证法，他的两本论逻辑的书不得不读，显然这不是本人能胜任的。然而，相比起二人应用这种方法所期望带给读者的知识含量却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的方法固然有利于读者接受，却将大量思考的工作也留给了读者，而后者，如果不能掌握黑氏的概念体系便不能理解他的理论，而一旦掌握了，也就离真正的黑格尔和他的真理不远了。而这种差别，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却又带给两个作者共同的好处：他的理论矛头所指的敌人，由于往往都是浅薄的，故不会读懂他们的理论而对他们发难。

二、君主——同中有异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的心血之作，目的是为了能够引其当时君主的注意，因此，难免带有一些功利的色彩。这种功利性又是双重的，除了是为了他个人重新走进政治生活之外，也包含着他对当时建成统一强大的意大利的强烈愿望。而建成统一的意大利就需要一个集中的权力将分裂的和群强环伺的意大利调动起来，建立强大的军队和国家。对于这样一个权力教会有能力提供却袖手旁观，因此，这样一个历史重任就只能由君主来完成。同样，既然是出于功利的目的，那么目的是最重要的，为了达到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可以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故功利之下，美德必须让位。

黑格尔政治情结之深，使他在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不惜放弃自己的那一整套概念体系。在《论德国法制》中，他说“如果德国在几次战争后不应有意大利的命运，……那么德国就必须得重新组织成一个国家。……德意志帝国只有通过如下方式才或许可能继续存在，即组织为国家政权力量，德意志民族又会和皇帝和帝国连接起来。”[iii]黑格尔仍然得选择君主，在他认为，君主制是保证国家绝对权力的唯一办法。而且，在得出这个君主结论之前，他追溯了意大利的历史，并高度评价了马基雅维里的国家观。但是，如果以为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只是简单的来自历史经验的总结，以为黑氏选择君主就意味着，他的君主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之君主是一样的，那就错了。事实上，黑氏的君主制是君主立宪制，他在《法哲学原理》中运用思辨的方法对作为理念的国家给出了完整的论证。他从绝对精神和必然性为起点，将精神区分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在法哲学的体系里，客观精神经过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三个环节，并对诸环节的扬弃，成就为国家这个至上的理性；而在抽象法阶段体现为人格的意志，通过财产、所有权具象化为特定的个人，再由具体的个人通过家庭、市民社会的发展和个中的扬弃，人格抑或意志走向国家。最终，客观精神在国家那里实现了自己的理性。然而，在这个论证过程中暗含着一个困难，就是作为“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国家如何能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国家相协调。黑格尔的回答就是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君主的存在就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国家精神，而立宪制度则是把普遍的人格和意志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两个阶段有机连接起来必不可少的内容。黑格尔意想的国家本质上仍是一个“法治国”。很明显，立宪法治意味着黑格尔意识到了君主可能会不择手段等道德上的局限性，故以立宪制度给以制约。因此，黑氏的君主与马氏的《君主论》之君主确实不同，但关键之处还在于他们得自于不同的方法。

三、《君主论》与《李维史论》的思辨关系——一个合题

正如我们如果只看到黑氏“国家至上”的理论，而没有看到他思辨的方法和对人格普遍性和私有财产绝对性的强调，就一定会误解黑格尔一样。如果只读《君主论》，而不看他的《李维史论》，同样会犯错误。从前述部分来看，马氏的方法确实不同于黑格尔，但是就此得出马基雅维里没有思辨的思想则不免过于武断。马氏在《君主论》第二章开篇讲到：“这里，我想撇开共和国不予讨论，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详尽的论述过了。”[iv]这本书就是《李维史论》。因此，事实上是两本书共同构成了马基雅维里的国家思想。在《李维史论》中，马氏“极力渲染赞同共和国的事例，同时还教导人们说其潜在的专制君主会如何破坏共和国生活。”因此，“几乎不可怀疑的是，马基雅维里之偏爱共和国更甚于君主政体，专制政体”。[v]施特劳斯讲出了两本书主题上的背道而驰。一个主张君主制，主张集中的权力并同意国家至上；一个是向往古代共和制，为个人自由留下空间。如此两种相悖的主题竟出自马氏一人之手，这固然令人奇怪。但事实上，马氏的君主和共和实际上是同一主题的两个方面，这个主题就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和国家与个人（包括政治家个人、公民）的关系。因此，也可以说，马基雅维里是用两本书，从两个角度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尽管答案相异，但是目标明确，建设一个强大的对人民有保障的国家。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从人性本恶出发，在经验的层面拒绝了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的美德概念，用功利主义的态度阐释了政治生活中学者们一直不肯直面的现实。但是，他虽然在《君主论》中拒绝了形而上学的方法，但是，在《李维史论》里，他又告诉我们另一种政治生活的可能性，而且是更好。于是，在他两本虽然都是出于经验判断的书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超越了经验的层面，尽管马氏没有刻意促成二者的统一，但是却清楚的表明了马氏思想中固有的那种辨证的和整体性的内涵。而马氏之所以没有去寻找二者的统一，其中一个原因我以为，就在于“不提基督，这正是文艺复兴的表征。”马氏不愿意借助上帝的力量，他将国家与宗教分开，意在避免将知识与信仰相混同的错误，又由于他的理论是经验的，因此不必一定去寻找逻辑起点，故在这里又与黑格尔走向殊途。

黑格尔整个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绝对精神却包含有宗教的因素。但是他将精神分为客观精神和主观精神，为了远离现实中宗教势力的干扰，他将宗教归入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国家在天河两岸遥遥相望，但互不影响。同时，黑格尔并没有远离上帝，他以类似神的绝对性作为出发点，并以神作为国家的参照，将绝对性最终落实到国家——“在地上行走的神”，使其体系在起点与终点之间保持逻辑一致。可见，黑氏聪明之处恰恰在于他所继承的康德的传统不是否定神，而是站在神的肩膀上看世界。因此，他用理性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只有神才能知道的体系，以形而上学终结了形而上学。

四、结语：理智与情感

马氏因为其两本书的悖逆，被后人认为是一个极其玩世不恭的人。但我更愿将这种背谬和玩世不恭称为马基雅维里的幽默。之所以用幽默一词，是因为马氏深谙政治生活内在的背谬，深谙个体的命运与其国家的命运所面临的相同的困境——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生存永远成为首要的问题。正是有了这样的洞察，他告别了古典政治思想，率先走进现代，从而开启了政治科学的序幕。黑格尔与马氏有着同样的野心，虽然已经很难讲清他不去选择政治实践的原因，但是他却把对政治的抱负移情到哲学，他没有建立一个现实的德意志帝国，但是在哲学里他实现了这个理想，他的哲学一统了世界的知识。他们两人一个以感性告诉人们政治生活的无可选择性，一个以理智陈述了政治生活的必然性。

然而，正如马基雅维里所暗示的，如果说政治科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美丽的神话，那么作为后人的我们，又该如何面对“美丽人生”谢幕后的极权现实呢。我们还记得，黑格尔的理论里在具体国家与理念国家之间存在的困难，以及在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统一问题上，他对此种逻辑上不足之处的弥补是引进了历史的概念，时间的概念。这就好象基督教里，用先知预言将世俗之有限的历史与神圣连接起来的办法一样（参见Pocock：《The Machiavillian Moment》,pp32），过一种有期待的生活甚于绝望的生活。马基雅维里个人的努力就是希望成为这样的先知，而黑格尔则以自己通过思考的“行动的生活”成就自己哲学的伟业。二人向我们所昭示的，克服命运需要的不是玩世不恭，那样必失去激情，导致虚无。也不止是答案，还有勇气——追求经验和理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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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法]J·根尔：《论黑格尔的国家学说》，载于《国外黑格尔哲学新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版，页357。

[ii] 参见黑格尔：《黑格尔政治著作选》之“论德国法制”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页19。

[iii] 同注2，页111。

[iv]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4。

[v] [美]列奥·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页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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