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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民族主义——从鲁迅看当代学人的整体性缺陷

老酷 [天府评论 www.028cn.com]

似乎是一种宿命，花了整整一个世纪，皓首穷经的中国学人，把与世界接轨作为自己奋斗终身的目标。虽然目标一直遥遥无期，方向却早已划定：中国之与现代化无缘，在于文化问题，或曰人种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反现代化的文化类型，它所造就的中国人先天地呈现出一种保守、封闭特征。要想改变几千年一成不变的格局，就必须学习西方，从西方异质的文化中盗来普罗米修斯之火。而最好的学习，莫过于在我们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传统文化中一种建立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机制。所有忧国忧民的眼睛都盯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臭不可闻的“国民性”也就被颠来倒去地批。诚然，此论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中国文化痼疾的症结所在。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文化仍然是我们急需“拿来”的。“拿来”亦非易事，保守力量一直在以有形无形的方式恢复着原先的版图，封建幽灵阴魂不散。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血与火，中国的人文状况依然故我，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巨擘仍然未能在这片土地上投胎。那些因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而成为思想翘楚的学人，虽然一直坚持着超越民族主义的冲刺，可到头来却无一例外地成为民族主义者，而且愈是言辞极端不留情面，其民族主义就愈是深入骨髓。最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是，义无反顾地把批判锋芒刺向五千年“吃人”文化的鲁迅，反而成了这个古老民族向新时代新命运腾飞的象征，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盖在他的遗体上。

到这里，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什么历史不把那些不食周粟的传统文化节妇烈妇们当成中国文化的代表，偏要选择一个掘祖坟鞭祖尸的叛逆呢?这个民族是不是太自相矛盾了?

其实，如果我们不是圄于既定的思维定势，而是进入鲁迅的心理深处，我们会一再发现，尽管鲁迅对传统礼教恨得咬牙切齿，但他毕竟还是一个中国人。鲁迅身上的民族主义成份远远多于当时的其他文化人。跟那些抱残守缺的老学究比起来，鲁迅的文化心理是前瞻性的，是积极、向上和健康的。因为判定一个人是不是某种文化的传人，不在于他背诵了多少传统经典，做了多少繁琐考据，而是看他为这种传统做出了多少建设性工作。

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建设者，虽然他的建设更多地是以破坏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有人说，鲁迅所有的思想都可以用“全盘西化”四字概括，此话如果不是完全准确，至少也有七八成无可辩驳。对这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有口无心的赞美已经于事无补，他本能地选择了外冷内热的批判，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不留余地的批判，表达了一个赤子无限博大的热爱，因此，他的主义才有资格称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他也才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最高海拔。鲁迅所处的时代里，中华民族已经长期丧失了自身的批判能力，成为一个虚无的民族、一个没落的民族。鲁迅正是这种没落之中发出的一声呻吟，这声呻吟包含了全民族自我更新的渴望，更多地却透露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奈、荒谬和绝望。可以想见，一个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中沉溺的绝望者，他的渴望是多么强烈，他的误差又是多么致命。由于病入膏肓，他的急功近利、他的实用主义、他的文化短视、他的生吞活剥、他的歇斯底利，都那么容易浮出水面。四面楚歌的现实困境压迫着他，西方近代的崛起经验又诱惑着他，他眼花缭乱，难以找到一个客观的文化坐标，他来不及集世界文化于一身，熔人类精神于一炉，以高屋建瓴、从容自若的姿态看待这个特定时空的风云变幻。在这个时候，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整个人类，并为之奋战终身，似乎有些奢侈。他只能用两种眼光看中国，一是西方“他者的眼光” ，一是中国实用的眼光。这两种眼光都是特定时代中国人特定的眼光，由于不能把这两种眼光无限放大和微缩，让它更具普世性，思考也就难免陷入某种偏颇和片面，纵使把所有的精神能量全都发挥到极致，他也只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西方的大师大多是民族型的大师，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人们，只有鲁迅一人达到了大师的高度，但他也只是个民族型的大师。在思想视野上，鲁迅背负着过重的历史包袱，批判眼光无法放得更宽；在心理动机上，“富国强兵”的现实梦想，注定让他剪不断理还乱；在日常生存中，他不得不忍受穿短衫或者穿西装的阿Q和闰土，苦口婆心，以传播常识为己任，思想搬运夫的角色，是他长期搁不下的历史使命。更为不幸的是，进入三十年代，他的箭头偏离了原先的靶心，他不得不深陷在时代的泥淖当中，跟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的无聊文人玩着“痛打落水狗”的游戏，拳头挥舞得虽然过瘾，但他作为一个文化巨人的宝贵天才却也因此消耗殆尽。他未及超越中国人，未及从微观化的个人主义道路上张扬自我，更未及从宏观化的世界主义道路上扩展胸襟。他的人格具有那种气吞山河的力量，他的文字却缺乏那种胸怀宇宙的气度。他所挣扎的泥淖，无法跟西方那些具有人类情怀的大师所站立的坚实大地相比。他拼力到达的终点，恰是那些人类型大师出发的起点。

统而言之，鲁迅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也是功亏一篑的。从思想的博大精深、思维的滴水不漏和情感的无微不至三个维度来看，鲁迅无法跟那些世界性的文化大师诸如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们相比。鲁迅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人的当下问题，而不是全人类的终极问题，他一直未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突围出来，而一个民族主义者，无论他有多么超拔的天才，无论他怎样竭尽全力去克服自身的先天局限，其文化眼光也仍然难免狭隘，天地之大远非他的胸襟所能包容，秋毫之末亦远非他的目光所能穿透。然而，片面偏激也好，急功近利也好，鲁迅的声音在今天听来，都远比那些回避批判的中庸者容易接受得多。与鲁迅比起来，新老“ 国粹派”的聒噪无论多么美妙多么雄辩，都失之苍白。那些闭着眼睛的老学究充其量是传统的殉葬品而已，而“睁了眼看”的鲁迅精神则至今还在我们输送着大量的新鲜血液。就人类文化的大范畴来看，鲁迅的工作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可是就对中国文化新陈代谢的贡献而言，鲁迅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物。在这之前，我们有过严复和康有为这样的盗火者，可是他们最后都无可避免地一头扑入传统的怀抱，当了回头浪子。而鲁迅则不然，他对旧传统的反抗、对新传统的缔造是义无反顾、至死不渝的，临终以前他也咬牙切齿地表示要与传统决一死战，他是个不回头的浪子。

数百年来，中国只出了一个鲁迅，这是偶然；鲁迅只出在中国，这似乎又是某种偶然中的必然，鲁迅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希望屹立于二十世纪，这是一个不是个案的个案。在大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再次回眸鲁迅，我们仍然能强烈感到学习鲁迅的迫切意义，然而更多地，却感到一种深深的不满足感，毕竟，促成一种源远流长地延续了五千年的文化脱胎换骨，并使之像过去一样有补于人类，仅仅做到批判是远远不够的。

带着十分的欣喜和万分的惭愧，在九十年代，我们又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重新发现了鲁迅，强烈感到鲁迅身上的优点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因为鲁迅之后的大半个世纪，是只有政治批判却没有文化批判的大半个世纪。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原初意义上的批判者尚在萌芽状态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自八十年代至今的近二十年中，在少数学人那里，批判的声音若隐若现，更多的知识分子则对批判谈虎色变。批判精神的长期断裂，使我们的人文状况倒退到了鲁迅时代甚至更早。所幸九十年代末，秉承了八十年代精神特别是五四精神的批判者又出现了，这是中国的幸运。他们批判的矛头无一不是直接指向中国文化、指向传统在当代的支流的，在“国粹派”与“后现代”制造的污烟瘴气中，这些批判是一针见血的，从古代大师的固执到当代大师的愚昧，他们从不回避，他们激越的呐喊使我们得见一片蓝色的天空。无论从人格追求上，还是理性高度上看，这些批判者都堪称当代罕见的启蒙者，他们试图把过去的造神运动还原成一次造人运动，他们穿云裂帛的锋利，他们石破天惊的狂歌，已经逼近世纪末新的精神高峰。

然而，就像他们的精神父兄们一样，他们的文化视野仍然停留在五四时期，他们只是些鲁迅衣钵的解读者、阐释者和继承者，而非超越者，跟鲁迅与他的时代相比，当代的批判者更显先天不足。他们仍然在民族主义的怪圈里打转，“西化派”三字仍然说明他们的身份，他们是可以用既有的“国粹派”和“西化派”二分法归类的，他们与之交锋的对手也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国粹派”辫子军。面对这样一个匮乏时代，他们的启蒙和批判也就难免停留在此时此地，停留在中国人的高度上，却难以向人类的高度迈进。就“立人”的层面来看，当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立足点也像鲁迅一样，存在着先天性缺陷。他们至少遗漏了两个前提，一是自我的前提，一是人类的前提。在价值取向上，他们都停留在不上不下、非驴非马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上滞步不前，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或者中国人的短期需求当作真理的检验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他们的启蒙和批判没有把中国放在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范畴中去加以审视。在他们笔下，中国的局部盖住了世界的整体，以至于对狭隘的“国民性”的批判无限膨胀，完全取代了对宽泛的人性的批判，中国文化受到了摧枯拉朽的抨击，西方文化却从他们笔下逃之夭夭。他们未能认识到，“国民性”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而是像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性格特点一样，国民性是任何民族所共有的特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中国文化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然而其他各种文化也都有着自身所无法克服的缺陷，在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类型中，还没有一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就西方文化而言，过度的理性主义已经日益造成世界从人类到自然、从肉体到精神的全面异化，从某种程度上看，西方文化的负面对人类所产生的威胁并不亚于东方式的愚昧。西方不是极乐世界，西方文化亦非万应灵药，这一点，就连西方人自己也毫不讳言，西方文化的错谬，不仅需要西方人的批判，也需要中国人的批判。然而，在当代“西化派”的描述中，西方宛然就是天堂。在鲁迅笔下，人们还时时能看到一个正义者对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痛斥，可是在当代启蒙者笔下，几乎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当代学人比之鲁迅更加封闭更加内向。而且，与鲁迅相比，当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呈情绪化、零散化态势，缺乏严密的体系和周详的论证——而这恰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鲁迅未能避免，当代学人也未能避免。

看来，仅仅靠这样的“西化派”还难以拉近中国与世界的文化差距，暂时还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他们要从“西化派”的阴影中走出来，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他们要突破中国人的狭小圈子，实现从批判国人到批判人类(当然要包括批判西方的大师们)的飞跃。在你方虽罢我登台的各种批判者中，我们寄希望于这样一类人：他们跟各种各样的主流保持着天然的距离，他们站得更加边缘，从而得以把中国纳入人类、纳入天人共存的时空背景下，更加清晰地观照。显而易见，他们是无法用旧有的“二分法”归类的一类人，他们激烈地批判中国文化，但却不是“西化派”；他们激烈地批判西方文化，却又不是“国粹派”。他们沉痛地发现，中国文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自然加以必要的批判；他们又发现，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不能仅仅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而且，如果只是全神贯注地瞄准中国文化，而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背景，那么所有的批判都只能是“五十步笑百步”。鉴于整个人类文化的极端不完善，他们又不留情面地批判西方文化，所不同的是，他们对西方的批判摒弃了“国粹派”的狭隘民族立场，摒弃了那种把文化冲突当成世界杯当成奥运会的短视心理。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他们拒绝文化一元论的选择填空，他们相信文化多元和文化互补，相信“真理在别处 ”。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他们将通过更加微观化和更加宏观化的两条道路走向新世纪。所谓微观化，就是发现中国文化里一直没有的自我，然而这又不同于以一个渺小的自我回避更大的自我、把白日梦作为现实掩体的象牙之塔；所谓宏观化，就是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中摆脱出来，把自己放置于整个人类的大背景下。我们期待着，他们能站在一个公正的高度，像批判中国文化一样激烈地批判西方文化、批判现代化、批判金本位、批判科技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批判人本主义。

两面作战难免腹背受敌，可以想见，这样的批判注定是孤掌难鸣的，然而，千百年来，孤掌难鸣不一直都是优秀思想和优秀人物所能得到的最佳待遇吗?

来源：不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