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阅读文学的政治——伯林论俄国思想家

　　十六七年前读唐纳德·戴维的《托马斯·哈代和英国诗歌》一书时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戴维在说到当代英国诗人反对走极端时以赞赏的口吻转述了以赛亚·伯林的观点：英国没有而且也不能有19世纪俄国的那种知识阶层，英国知识分子没有资格宣称他们应享有不负责任的特权。而俄国知识分子则不然，当时沙俄社会压迫太甚，它不允许知识分子承担任何政治责任，言路不开，结果这社会放弃了它的一项重要权利，要求知识分子言行负责的权利。读到这样的见解感到新奇，于是就借了伯林的《俄国思想家》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已由译林出版社收入人文与社会译丛与中国读者见面。重读一遍又有新的感受。

　　《俄国思想家》收有七篇文章，其中《辉煌的十年》篇幅长达百余页。这篇长文包括四个部分，原系伯林1954年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所作的四篇演讲，1955年至1956年曾在背景复杂的《文汇》（Encounter）杂志刊出。在第一部分《俄国知识阶层之诞生》，伯林分析了“辉煌的十年”（1838年至1848年，“辉煌”也可译为比较中性的“值得注意”）的社会背景和俄国知识分子基本特征的形成原因。他说当时俄国绝大多数人是文盲，沙俄政府对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暴动记忆犹新，实行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一切观念都受到冷落与疑忌，时时作出愚妄的神经质反应。这样一来知识阶层对各种思想观念的渴求更趋旺盛。伯林指出，在西方，一种观点要在社会上取得支配地位必须经过凌厉的生存斗争，而进驻俄国知识阶层的观点却缺少一个与其他思想理论逐鹿竞争的过程。通行于俄国知识阶层的观念都由海外输入，它们偶然而至，某人从巴黎带回来的一本书或从哪位英国传教士那里听来的怪念头都会激起由衷的兴奋，可塑性极强的敏感青年吸收这类观念动辄陶然而醉。愿意献身于伟大事业的俄国知识分子推理能力极端发达，他们一旦自以为发现了真理就咬定真理不放松，并作出逻辑的结论，要不顾一切代价使之实现。

　　也许别林斯基身上就带有这种令人敬畏的精神气质，用赫尔岑的话来说，“他不知畏惧为何物，因为他刚毅而精诚，他良心清白”。《辉煌的十年》第三部分是一篇别林斯基的专论。别林斯基巨大的人格力量几乎无人可比，他绝对诚实，自己每次思想上的转变都引起他强烈的痛苦。这位目光如炬的天才疯狂热烈地追求真理，追求能满足人类之需的“完整”答案。伯林对他的描写精到准确：“不能妥协，苟非其全心彻底相信之事，则暂时且表面的委蛇变通，亦不肯为。”

　　这种迷恋道德纯洁性的战斗姿态和英勇气概藐视客厅里的礼仪和公共论坛上的克制。伯林在别林斯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几近粗鲁的、得理不饶人的格调，它后来更趋尖锐激越，这或许是作者性格使然。伯林写道，别林斯基“既无传统教养的拘束，也没有天生温和的脾气，而且动辄陷入道德的暴怒，胸中如沸，不义或虚伪之事当前，即不顾时地、不顾何人在旁，抗声疾斥”。这种时而怒气冲冲、时而杀气腾腾的腔调逐渐成为激愤的新人的典型腔调。别林斯基在革命之年1848年逝世，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当然应该包括风格上的影响。“战斗檄文”的内容有时尽可忽略，那文风本身就是某些基本立场态度的见证。

　　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是不是别林斯基的传人？《俄国思想家》中最后一篇文章《父与子》又是一篇伯林式的优雅杰作。巴扎罗夫以为靠了他的显微镜和青蛙解剖所象征的一切就可以粗暴待人。他说话唐突，满嘴讥嘲，鄙视文化传统的各个方面，对接待他的基尔沙诺夫们的感情全然不顾，坦白到了残忍的地步。请看他与他朋友阿尔卡狄的伯伯巴威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沙诺夫的一段对话：

　　“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情，我们就依据它行动，”巴扎罗夫说。“目前最有用的事就是否定——我们便否认。”

　　“否认一切吗？”

　　“否认一切。”

　　“怎么，不仅艺术和诗……可是连……说起来太可怕了……”

　　“一切，”巴扎罗夫非常镇静地再说了一遍。（《父与子》巴金译文）

　　当阿尔卡狄的父亲提醒这位虚无主义者不可忘记建设时他又说：“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历史仿佛不是一条延续不断之流，它可以轻易斩断；只有彻底的决裂才有崭新的、白纸般的开端。

　　屠格涅夫待人谦逊，亲切，温和（读英美文学的可看一看亨利·詹姆斯的回忆文章），他在小说《父与子》里并没有明断是非，明表好恶。伯林认为，屠格涅夫敬佩那些急于改变现状的人，他们有“无私的奉献，纯洁的动机以及殉道精神”。但是屠格涅夫又担心错误的手段会破坏善良的目的，恐怖主义引生的损失可能超过它可能带来的益处。“一边是要把旧世界连根茎带枝叶毁掉的人；一边是他这种要挽救旧世界的人，他们要挽救，因为，在一个用狂热与暴力创造的新世界里，值得你生活的东西可能太少”。屠格涅夫当然还记得另一位英年早逝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对他的批评。后者在评《前夜》时呼唤俄罗斯的英沙罗夫（《前夜》中那位保加利亚民族英雄），他说：“你坐在一个空箱子里，想从里面倒翻箱子，多么费功夫！要是由外面来，一推就翻了。”也就是说，必须憎恶现有秩序，与整个制度断绝一切关系。箱子里无数普通百姓的命运将随着箱子的倾覆而彻底改观？

　　在某种程度上伯林希望把赫尔岑列为屠格涅夫的精神之友。《俄国思想家》一书中真正的主角是伯林素来佩服的赫尔岑。在《辉煌的十年》第四部分，赫尔岑是作为别林斯基的参照或对立面出现的；在《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一文中伯林假赫尔岑之口表述或丰富了他自己在一个特定时期提出的自由观。用赫尔岑或托尔斯泰（见本书中最著名的论文《刺猬与狐狸》）来抨击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尘世的乌托邦”、“铁的规律”和“普遍道德的原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赫尔岑与伯林的自由观有凿枘扌干格之处，在此略加论述。

　　按照伯林的“消极自由”说，自由就是个人独立，免受他者干预。赫尔岑显然不是“消极自由”的拥护者。他相信将内心仍是奴隶之人解放往往导致野蛮和无政府状态：“将巴士底狱片片拆毁，并不就会使囚徒变成自由人。”人需要真正解放自己才能自由，而解放自己就意味着消除自己内在的障碍。在伯林的“消极自由”说里，消除内在障碍有实行“积极自由”之嫌，因而并不为他所重视。查尔斯·泰勒在《消极自由错在哪里？》一文中强调，为获致自由，仅仅消除外在的阻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愿望、目标进行定性辨别，亦即讨论什么东西对人是重要的，不然“自由”的概念就变得荒唐可笑。当一个人无法有效地控制自己并塑造自己的生活时他是不自由的。赫尔岑视内心的自由为生命，要将他的自由思想纳入伯林反“积极自由”的总体构想恐怕非常勉强。我们来看看伯林如何创造性地复述赫尔岑的自由观：

　　生命之目的即在生命本身；为自由而奋斗，目的是求个人今日、此地的自由；个人各自有其自身目的，个人的目的对他们自己是神圣的，他们为此而奋斗、吃苦；为无法言喻的未来幸福之故而粉碎他们的自由，阻断他们的追求，毁坏他们的目的，是盲动，因为未来总是太不确定……

　　伯林自己所处“冷战”时代的一些特征和套语渗透到他对赫尔岑自由观的描述之中，于是赫尔岑摇身变为伯林所在的营垒里一位雄辩的斗士：

　　赫尔岑欲求个体自由，甚于幸福、效率或正义；他宣斥组织规划、经济集中、政府权威，因此凡此都可能戕害个人自由发挥奇思幻想的能力，以及个人生命在一广阔、丰富、“开放”的社会环境里造就无限深度与变化的能力。

　　“开放”一词加了引号有意让读者联想到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组织规划、经济集中、政府权威”就是“敌人”的标记。赫尔岑固然反对用抽象的口号鼓动人们牺牲现有的自由和幸福以实现海市蜃楼般的未来长远目标，但是他也不是伯林用“广阔、丰富、‘开放’的社会”来指代的英美“自由世界”的崇拜者。经伯林整理选择后呈现给读者的赫尔岑的自由观有“政治上正确”的色彩，不过失之简单。

　　在《往事与随想》第九章，赫尔岑用相当的篇幅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在自由问题上也有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象？他在旅英期间目睹了英国制度的自由，可是他怀疑英国是否能成为自由的典范。他观察到，精神的或内在的自由并不一定是由政治自由来保证的，政治上受奴役的欧洲大陆在精神上可能比英国更自由（早期的、“妥协的”别林斯基在比较法国与普鲁士时有类似言论）。英国人的自由得力于建制与传统，来自习惯法和人身保护法，并非来自个人的良心、个性和思想方式：“在社会偏见面前，骄傲的不列颠人低下了头，毫无怨言，恭恭敬敬。”正是遍布社会的偏见使英国人难以达到精神上的自由。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不能为英国社会所容，“说明社会丧失理性的程度，即英国精神奴役的深度”。由此赫尔岑得出一条悖论：政府干预得越少，言论自由的权利越得到尊重，舆论反而越带有了强制作用，人民更热衷于互相监视。赫尔岑失望地发问：“难道只有无法在内部保障自由的民族，才能建立自由的制度不成？”他在美国注意到类似的现象：“社会和多数人攫取了专制和警察的权力；人民自己行使尼古拉一世、第三厅和刽子手的职能。”南方自不待言，至于北方，“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和公谊会排斥异己传统的国家里，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呢？”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美国流行的麦卡锡主义就是这“排斥异己传统”的发作。问题并不是赫尔岑对英美社会的评论是否公允，要紧的是在讨论他的自由观时不应（故意）疏忽他这种独特见识。将个人自由视为最值得追求的目标也会与伯林的犹太认同产生冲突。在谈到德国作家赫尔德时伯林深情地说，人的根本需要是归属于一个共同体，这种需要就和温饱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同样重要和自然。赫尔德还把乡愁称为“最高尚的一种痛苦。”共同体和乡愁的观念都不会把个人视作自足的独立体。

　　欧文的学说起源于对英国个人主义和政府不干涉政策的反思，赫尔岑对他的钦佩可惜不见于伯林的文章。赫尔岑曾经讥讽过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攻击欧文的绅士们，他为他们所描绘的形象也应引起伯林的警觉：

　　尽管我不是一个生性嫉妒的人，我还是真心诚意羡慕他们。我十分佩服他们那种冷若冰霜、自以为是的优越感，那种泰然自若、心安理得的态度，那种有时谦让，但始终不偏不倚，不时流露一点讥笑的宽容口吻。

　　《俄国思想家》有一个话题不时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在20世纪初的俄国，是不是有一条和缓之路可走？伯林说，20世纪中叶的印度、土耳其和南斯拉夫没有去赶集体化急行军的路子，向世人证明了新的可能性。屠格涅夫曾表白道：“我是，而且向来就是‘渐进主义者’。”这也是伯林乐于认可的一种态度。以剧变奠基的国家也会面临因时而变的压力，相信伯林在八九十年代依然本着他的善意与谨慎拒斥“休克”，肯定一条渐进的徐缓之路。《俄国思想家》真是一部极其出色的著作，它或许能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读书界应向译者彭淮栋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以赛亚·伯林的生平和著述

　　以赛亚·伯林，1909年生于里加，父母为经营木材的俄国犹太富商。伯林8岁时目睹了1917年革命。1921年随家迁居英国伦敦，在圣保罗学校念书。1928年入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毕业后历任新学院和万圣学院研究员。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1966年，伯林创建了该校沃尔夫森学院，并任院长。

　　除了二战期间受命在美国负责报告美国政治情况之外，伯林的一生都与牛津大学相系连，但他丝毫没有学究气。他深知人类所珍视的所有价值或美德不可能在一个生命中，在一种社会或一个历史时段中加以体现，因而常说他自己不想做圣人，只想做个好人。他热爱生活，乐意与各路人物交往，从尽可能广阔的范围中去理解人类的种种动机、希望与恐惧，他在这方面的智慧和洞察力实属罕见。伯林酷爱文学、音乐和艺术，曾兼任英国著名歌剧院科文特加登剧院的院长、国立美术馆理事和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

　　伯林的人生态度铸就了他特殊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有别于抽象的理论家，他总是力图将思想融化到具体而生动的事实中加以阐述，他更不像正统的理论家，拘泥于撰述，他喜欢以口代笔，非到不得已时不动笔，他自己仅发表了《卡尔·马克思传》、《启蒙时代》（编辑）、《维科与赫尔德》和《自由四论》诸书，其他的著作如《俄国思想家》、《观念和范畴》、《反潮流》、《个人印象》、《人性的扭曲之材》、《现实感》均是由其学生哈代博士编辑出版的文集，其中文章大都是应人之约写就的。也许出于上述原因，有人误认为伯林是一位思想欠深刻的思想家。其实，伯林思想的深刻性就在于关注人类的实际命运，关注从自己生活环境中所洞察到的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类问题。他关于自由的本质的论述业已成为20世纪思想史上的经典，而他用以支持其自由观所提出的人类终极目标多元化思想则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伯林于1997年11月5日在牛津去世，享年89岁。各类媒体均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描述他：“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观念史家”；“世界上最健谈的人”；“本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本世纪最富于灵感的读者”；“我们时代一颗最完善的心灵”。人们甚至说他是“天才”。

　　伯林本人对于这类赞誉之词的反应必然会同于他受封爵士和获伊拉斯莫斯等奖时的态度相仿，他谦虚地认为，这些荣誉大于自己的实际成就。然而，这些赞誉传达了人们对伯林的一个真实感受：这位哲人从不止一个方位揭示了向人类开放的难以预料的巨大可能性，显示了他阐明人类面临的道德问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