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

范仄

世纪沙龙

历史本体论其实就是历史“本质论”

李泽厚认为他的“历史建理性、经验变先验、心理成本体”理论受到批评较多，人们误解也较多，于是在《己卯五说》之外又写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历史本体论》，来阐述这个理论。笔者认为，评论该书，有必要首先揭示其逻辑结构，即典型的黑格尔式。这种“典型”，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小死狗学大死狗，垂死挣扎，而本文的揭示只是落井下石。笔者在此声明本揭示毫无贬损之意，而且恰恰相反，希望人们在这一逻辑结构中领会到更多的东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了的狗比“热狗”香。

历史本体论是关于在客观社会中感性存在的实践主体的哲学。历史本体论不是纯科学，不能从“纯有”出发，而是从某种特定的“有”开始。特定的“有”成为开端，应有最少的“质之规定”，而在黑格尔逻辑学里够这一条件的是“尺度”，或者说第一个有“质之规定”的概念是“尺度”。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李就从“度”（即实践主体这一特定的“有”所具有的最少“质之规定”）开始，而不是从实践主体这一特定的“有”开始，来建立自己的历史本体论。他指出：“‘度’才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然后他用中国古代的“中”、“和”及古希腊的teche来说明。这也印证了黑格尔的做法：“尺度是有之具体真理；因此许多民族把尺度当作某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来尊敬。”（《大逻辑》上P357）

在笔者看来，李的历史本体论，其实就是历史本质论，因为在后述中其仅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本质论”部分展开。该书的章节划分呈现黑格尔的三段式：总体由三章构成：“实用理性与吃饭哲学”、“巫史传统与两种道德”、“心理本体与乐感文化”，各自的逻辑特征与黑格尔“本质论”的各环节相对应。每章由三节组成。每节有两小节，这两小节与下一节或者下一节的第一小节构成三段式。之所以如此，可能与以“度”作为开端有关，因为在黑格尔逻辑学里，“度”是存有论的最末概念，而在李这里是作为“本质论”的开首概念，即李已经把两者直接重叠。该书最后两小节在逻辑上与全书第一小节构成三段式。至此，“工具—社会本体”与“心理—情感本体”，经过漫长跋涉，终于直接照面。按黑格尔的逻辑学走，这“直接照面”就是历史“概念论”开端的基本规定。但作者并没有撰写历史“概念论”，而仅仅简单而明确地指出：“于是，回到了本书的标题，以此作结”。换言之，最后两小节是与整书构成一个三段式，也即历史本体论的“绝对理念”，也即无限往复的“历史轮回”。作者之所以这样处理，在逻辑上是因为缺乏“存有论”这一环节；在动机上可能是想避开其心恶痛绝的“绝对理念”，或者是他认为这样处理，既可以呵护历史主义，又可以避免“绝对理念”，也就是说“理性”、“先验”和“本体”等既得到建构，又处于历史轮回之中。

这种逻辑展开是否有道理，有待探讨，但毕竟是一个尝试。大家知道，罗尔斯的正义论以“无知之幕”为开端，其逻辑特点直接对应于黑格尔的“存有”。“存有”的唯一特征是“无”，正如纯“幕”的唯一特征是“无知”。用“度”做开端，可谓用心良苦。但可惜的是，李精心设计了逻辑开端和逻辑结构，而其间的内容不是集中于逻辑展开，而是穷于“综合”与“应对”古今中外的思想和理论，其中大多竟源于这几年人们对他的批评。这表明李过于“关心”别人的批评，以致在逻辑展开中也直接表现出来。然而，既然是“综合”与“应对”，就必须遵循学术规范，因为它牵涉到他人的思想。综合或者批评他人思想，如果不还原其预设，不仅无效，而且不公。对预设的还原及相关联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学术工作；而思想本身往往是一种自言自语，即在自我预设中展开。李就这样提供了一个非马非驴的文本：以逻辑开端和逻辑展开为基本结构，以“综合”与“应对”为基本内容。这种文本往往使人不屑一顾，张狂而去。笔者自来主张对这一代学者多做一些披沙拣金的工作，以促进中国学术思想真正处于一种积累演进之中，所以绝不会为这一文本形式而做张狂状。

历史本体论同时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逻辑学

既然历史本体论的核心内容是“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笔者就来考察它。作为属性的价值或规范所依附的主体，从自我中心主义困境来看，只能是“我”，而“我”在语词的宿命中必然形而上化，但无论如何形而上化，其基本规定只能在与“社会”的对举中获得。因此，关于价值或者规范、形式或者动机的绝对性、无条件性和先验性等的解释，尽管在认识论时代，主要于“上帝”、“天赋”、“先验统觉”（康德）或“印象重叠”（休谟）中求得，但自从进入实践论时代，就基本上定格于“通过社会化而形成的个体”（即“社会化”）这一基本结构。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指出：“用社会原因来解释道德规范的策略……至少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现代性与大屠杀》）。自此，人们的分歧往往表现在对“社会化”的起点、过程和终点的描述和解释上。社会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及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这一基本结构成为现代解释的主旋律，而“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无疑是对“社会化”过程的一种正向描述。

换言之，以“度”为开端的历史逻辑学，同时是现代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的逻辑学。众所周知，当代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证在社会学科中的应用，而实证被用于社会事实，又是因为在一定哲学和分析技术的支持下，社会事实能够进行一定量化。这就是“度”的基本意思。以“度”为开端，就是为“实证”张本。李认为“度”只能在“生产工具”中求得，换言之生产工具是人的尺度。其实麦克卢汉也直接提出过这个命题：“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理解媒介》）。“度”其实是“人—工具”的流动复合体。李以此为开端，在逻辑上直接开出“工具—社会（人）”本体论来。李关于“工具—社会”与“心理—情感”的双重本体论，虽然没有脱出马克思“物质”与“意识”或者“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基本格局，但两者地位及各自内容发生了巨大甚至根本的变化。李极力通过这些变化来容纳古今中外各种理论，以建立自己的历史哲学。

但是“度”（“人—工具”）与“存有”（实践主体“人”无法成为“存有”）的差别在于：“存有”是绝对没有规定性的，而“度”是有规定性的，但无法确定。也就是说“度”是不确定的，是没有本质的；用它做开端固然能保障历史主义，但无法挽救本质主义或者说满足人们的形而上之冲动。以“存有”或者“质”为开端，循环往复，返回的就是绝对性的“存有”，因为在它的开端处没有“量”的规定。在现代社会科学中，在李的历史哲学中，既然是以“度”为开端，它返回的只能是有量的“质”，即不确定的“质”、有限的“质”。换言之，古典时代是以存有为开端的，现代时代是以“度”为开端。黑格尔建立了古典时代的逻辑学；李极不严格地建立了现代时代的逻辑学。李的“极不严格性”大抵是虚无主义使然。从李早期的美学论文和《批判哲学的批判》来看，李具备相当强的逻辑建构能力，但由此而后，他的文风越来越懒散，越来越虚无。在一个没有个人主义的传统里，当虚无主义来临而又想赖死赖活时，也许唯一的结局就是懒散。

在社会科学的危机时代，历史本体论是人类的宿命

黑格尔的逻辑学表明在逻辑结构中以“度”为开端的哲学是诞生不了“本体”和“先验”的。李的历史本体论逃不出这个宿命。所谓的“本体”与“先验”只是某种关联的另一种描述，即获得话语霸权的命题往往成为人们思维和感受的潜意识预设，反之亦然。“社会化”、“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等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因此作为正向描述的“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只是实践论时代的一种正统的理论诉求。当人们的分歧不再在社会化的起点、过程和终点等问题上，而是在“先验、理性和本体”于后现代时代是否可能这一问题上时，这些理论就几乎不具有任何优越性。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想通过大屠杀这一极端事件来促进社会学日常研究的“范式危机”，并力图“开启对道德原则的另一种基础的积极研究”，以重新审视社会学的预设和规范社会学，其结果是建构与“先验”同构的新概念“前社会”。哈贝马斯在考察正义原则与相互关切原则时，就充分认识到“社会化”本身，在具有造成“理性、先验、本体”的能力之外，还具有造成“个人身份的本质上的不稳定性和永久的脆弱性”的能力，并力图直接通过后者来建构正义的绝对性（参看《正义的两面》P82—89，慈继伟著，北京三联）。

也许李没有把这看作是一种危机，而认为这是人类的宿命：人类必须在“社会化”中建构“本体”与“先验”，而运用孔子的“礼乐”可能效果更好；否则人们就只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本体”与“先验”的直接虚无的时空里。这就将康德的“二难悖论”自觉化了。这样一来，李以“度”为开端的历史逻辑学倒成了“反思社会科学”的宿命，因为当代社会科学的包括希望与绝望在内的宿命都在这逻辑学里头。绝望在“反思”中，希望在不可知（在哈耶克意义上）的“社会化实践”中。“反思”的产物就是以“度”为开端的历史本体论：以不确定性始，以不确定性终，此之谓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社会化”概念成为现代解释主旋律的必然结果。

正因为如此，李在最末一节“自我享受”中大谈“‘我意识我活着’在三重悲哀中”。笔者认为最后一章，无论文字和立意，是一首非常优美的绝望之歌。“实用理性”也罢，“乐感文化”也罢，最终只是希望通过“社会化”以求得“内心的坚定性”而其实一直没有得到，每日只是延宕生命的绝望而优美的一声叹息。我们的思想和文字只是在创造优美的叹息，在比谁的叹息更加优美。笔者认为，既然一切皆“化”，李的历史本体论不妨再来一章“化万有为空相”。“化”不成，书写还是可以的。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是在某种共同宿命中考察该书，而宿命内是否存在差异及差异如何（尽管这其中往往包含着真正的新质，因为它毕竟是通过自身逼出问题边界的，而这种逼出往往能预告边界以外的信息）无法一一分析。最后希望国人对于国人的思想不要总是只有在喝隔夜茶的时候才能觉到其中的香味。20世纪的中国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不是作为隔夜茶被中国人品尝的，但愿21世纪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