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公法评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男，生于1955年，1982年大学毕业，1993年晋升教授，已出版《爱神的重塑》、《中国当代诗歌潮流》、《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新时期小说的文化选择》、《挑剔与寻求》等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150余篇。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李新宇

国民革命与新文化的危机

　　在中国现代历史叙述中，发生在２０年代的国民革命一直受到高度的评价。然而，如果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考量这场革命，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国民革命在文化上并未带来发展和进步，而是导致了一系列的负效应。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新文化开始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和挤压，革命的结果又使新文化面临严重的危机。

　　一、国民革命指导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盾

　　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领导核心。国民党的革命目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从一般意义上说，国民党是中国现代的第一个革命政党。然而，这个革命政党却缺乏现代思想意识的全面武装，因而明显缺少一个现代政党应有的现代性。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而且直接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如戴季陶、胡汉民等。然而，只要认真考察，却可以发现他们的态度非常复杂，与新文化运动领袖集团思路大相径庭。而且，即使这样的成员也毕竟是少数，整个党的思想面貌和文化选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相去甚远。

　　国民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而三民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极不一致。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看作资产阶级革命家，但考察他的思想观念形态，所缺少的恰恰是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那种现代意识。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没有完整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志在行动的革命鼓动家和领导者，他努力追求的是使自己的思想纲领能够为更多的国人所接受，因而更多地保留了本土的传统和所谓中国特色。这些中国特色却与现代文化往往格格不入。

　　孙中山对五四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对学生爱国运动持支持的态度，但对新文化运动却既不理解也不赞赏。他看重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并且说过："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涨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1]他因此而筹款建立印刷所，鼓励党办报，努力加强革命的宣传和鼓吹，但是，他的思想却在许多方面与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次思想文化补课，旨在通过对传统的批判铲除几千年专制政体的文化根基。面对共和政体建立之后仍然存在的专制传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专制政治是相互适应的，在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是中国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就必须借助西方文化而彻底批判旧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的思想却恰恰相反。他高度评价中国文明，极力肯定旧传统，甚至认为"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2]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因而在呼唤科学的同时努力呼唤民主、自由和人权。孙中山却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3]由此可见，他的思想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相距实在不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竭力批判旧道德，把伦理的觉悟看作"最后的觉悟"，全力推进道德革命。孙中山却几乎全盘接受了与专制政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努力弘扬旧道德。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的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4]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核心是人，努力争取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孙中山却总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要求人们放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许是专制传统之下生成的领袖意识的作用，他总是强调他的党员和民众对领袖的服从，强调和思想和行为的步调一致。为此，他不仅对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没有兴趣，而且不遗余力地进行抵制。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大不幸。政治家们往往在自己也处于专制压迫之下的时候，才不得不利用一下民主、自由之类的口号，但是，又往往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专制统治，对一切有可能危害自己的革命指挥权和将来统治权的思想抱有足够的警惕，因而总是要及时地扼杀其生长的势头。一个现象有点奇怪，孙中山似乎一直缺少处于专制压迫之下无处可逃的深刻体验，因此，他一生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个人自由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活着的时候没有能够稳坐统治宝座也许并非中国人的憾事，因为他的确不一定能为国人带来更多的人权保障。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曾经明确宣布："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5]他认为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太多，而且已使中国成为一盘散沙，所以需要的不是自由。像一切实用主义政治家一样，孙中山更多地致力于寻找能够动员民众的口号。在他看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受过专制的痛苦，所以自由并不能成为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有力武器。他说："欧洲人民因为从前受专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经提倡自由，便万众一心去赞成。假若现在中国来提倡自由，人民向来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当然不理会。"[6]他说："欧洲人当时争自由，不过是一种狂热，后来狂热渐渐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两方面，不是神圣的东西。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说中国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们便不能承认。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片散沙呢？由于什么东西弄成一片散沙呢？就是因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于中国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国要革命。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呢？直截了当说，是和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因为从前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来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石头一样。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从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7]所以，他主张："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8]

　　由此可见，孙中山梦寐以求的只是以武力统一全国，他的共和国也是一个没有个人自由所谓共和国。他还没有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那样意识到，在现代社会里，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人们之所以需要国家和政府，是因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需要保护，如果离开了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国家和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追求的是民主与法治。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却严重缺乏民主与法治的观念，而习惯于个人的独裁，总是不自觉地要剥夺国民的权利。任何人都应该承认，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法典，并且为中国推行宪政提供了依据。也许正因为这样，在反袁斗争和其后一系列针对北京政府的斗争中，孙中山都曾以"护法"为号召。但是，这位"护法"领袖进行的政治设计以及他自己的政治实践却与《临时约法》体现的精神相去甚远。他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名曰革命时期；在此时间之内，一切军民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在他的设计中，"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这三类党员享有不同的权利："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而"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9] 在这里，他不仅要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和特权等级制，而且要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这样，革命就不是为国民谋利益，而是为革命党谋取特权，使党员成为特权阶层。在革命时期，这也许是进行动员的一种手段，但可以想见，以特权作为吸引，而且剥夺他人的权利，导致的后果将是什么？这一切显然与现代民主政治背道而驰，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背道而驰。

　　更为遣憾的是，国民党在１９２４年的改组不仅没有克服这些反民主的观念，而且使这些观念得以延伸。《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声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而"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异，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藉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心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10]

　　即使在党内，孙中山也习惯于独裁而不习惯于民主。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他宣布要求他的党员以服从命令为唯一重要的条件，而且必须甘愿服从他一人的领导。甚至要求党员写下誓约，按下手印，表示愿意牺牲一切而服从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原则给人留下的印象更象一个传统的秘密帮会，而不象一个现代革命政党。这种做法曾经导致国民党的分裂，包括黄兴在内的一大批国民党要员都因为不愿接受这一有损人格尊严的条件而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但是，孙中山却固执己见，直到去世也没有改变他的这种中国特色。在国民党改组的时候，他仍然认为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党人没有绝对服从他的领导，所以一再强调人们对他的服从。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中，他反复强调组织纪律性，要求党员即使发现了领导者的错误，也不要自作主张，理由是"党员的奋斗，是和军队的奋斗一样，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兵士的都要服从"。[11]正因为这样，当他走投无路时转向苏联时，只看到苏联革命的成功，却看不到它在政治上所带有的非现代因素。

　　如果只是思想和学术上的一家之言，也许并不值得特别关注，但作为一个革命领袖，这些思想却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二、国民革命高潮对五四新文化的瓦解

　　在国民革命从发动到高潮的过程中，重组之后的国民党接受了来自苏俄的影响。苏式极权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结合起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和瓦解。

　　由于种种原因，国民革命无法拒绝苏俄的援助。这种援助不仅是道义上的，而且是物质上的。革命需要钱，任何革命家都不曾依靠从自己家里拿出来的钱发动革命。国民革命军也需要吃饭，需要购买枪支弹药，这些都需要钱。在中国现代史上，革命大都离不开外来的援助。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一直在苦苦寻找外援，却一直找不到所谓"平等待我之民族"。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他甚至拿出比二十一条更有损民族利益的条件以换取日本的支持，最后却仍然遭到拒绝。原因当然很简单：无论英国还是日本，都更愿意支持掌握政权的北京政府。这时候，只有苏联是一个例外，在得不到列强承认的情况下，影孤单而又野心勃勃，所以能够作出不同于西方列强的选择。最后，是斯大林援助了国民党的北伐，但是，任何援助都需要代价，－―政治的、军事的，也包括文化的。

　　在国民革命高潮中，文化的走向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背道而驰。

　　（一）为了鼓动民众的革命热情，国民党最大限度地助长和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对此，研究者一般把它解释为民众自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危机感。然而，只要认真考察，就可以发现，民众自发的民族主义往往是被夸大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并非民众自发，而是政治宣传和引导的结果。国民革命高潮中的民族主义潮流与其说是源于民众的爱国情感，不如说是源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与其说是源于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不如说是源于国民党当时的斗争需要。原因当然是复杂的：首先，鲍罗廷所代表的苏联的作用决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反对帝国主义正是苏联的重要战略。其次，它与英、日等国对北京政府的支持有关。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所谓"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界限是不容易划分的，正如在国内对"军阀"的界定没有可以掌握的标准一样。历史留下的只是一些这样的事实：当大元帅要求分享广州关税而遭到北京政府拒绝的时候，孙中山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并任命自己的官员。这自然危及到列强的利益，激化了国民党与列强的矛盾，甚至导致一系列后果："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外国首都进行宣传。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完全像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12]孙中山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与列强的关系开始严重恶化，这迫使他更进一步地走向与帝国主义的对立，也使他更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和共产国际。在孙中山去世之后，这种基本的路向在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人那里延续了下来。

　　从１９２５年开始，被调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发展为一种文化上的行为，反基督教的活动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反对西方教会的活动在革命的策源地搞得轰轰烈烈，甚至军队也像群众一样参与。１９２６年１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开表示支持反基督教的运动，并且指责传教士办的学校和刊物是"帝国主义的喉舌和爪牙"，服务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一些革命领袖看来，西方文化是与革命对立的东西，要反对帝国主义，就要同时反对西方文化。

　　（二）为了调动农工大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高唱工农大众的赞歌，鼓吹工农崇拜，迅速强化了劳工神圣的观念和民粹主义情绪，并使之走向极端。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下层民众的苦难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五四时期，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努力描写下层的苦难，揭示社会的不公，表现出对劳动者的同情，但是，所体现的大多是知识分子的人道精神。当革命高潮到来之际，情况完全不同了。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孙中山等国民革命领袖们看到了工农力量的重要性，为了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开始对其给予更多的赞美，也给予了更多的承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宣称：民族的解放事业"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并且声称："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13] "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持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其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在从事于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14]

　　在１９２６年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工农的力量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宣言说："凡民族革命运动，欲求成功，必须有广大的民众参加。而农工民众，尤为必须。过去民族革命运动之失败，由于参加者限于知识阶级，故不能得广大之基础，与广大之势力。于现在及将来，为民族革命运动，必须以其意义普及于田间与工厂，且必须使之组织于反抗帝国主义的奋斗中。"[15]

　　因此，在北伐过程中，革命军一直很注意宣传，也很注意动员群众。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国民党中央成立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几个部，并且开始组织农民协会，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一策略调动了下层农工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走向民间。郭沫若进入国民革命军不久，就发出了这样的呼唤："青年！青年！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是这样，处的时代是这样，你们不为文学家则已，你们既要矢志为文学家，那你们赶快要把神经的绳索扣紧起来，赶快把时代的精神提着。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不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这也并不是替你们打算，这是在替我们全体的民众打算。彻底的个人的自由，在现代的制度之下也是求不到的，你们不要以为多饮得两杯酒便是什么浪漫的精神，多诌得几句歪诗便是什么天才的作者。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你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旋涡中去……"[16]

　　在这种呼声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的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开始受到批判和否定。在农工大众日益神圣的光圈之下，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承担开始受到时代的冷落。

　　（三）要求思想统一，限制言论自由，文化专制主义倾向以革命名义而迅速发展。由于指导思想中存在的问题，也由于革命力量本身的传统重负，革命没有推进文化上的开放和自由，而是恰恰相反，总是谋略以一种思想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以一种声音取代众多的声音，以革命的意识形态取代人们的自由思想。

　　关于当时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文化氛围，鲁迅曾经写下过许多确感触。比如，在Ｋ委员的眼里，"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广州作为革命策源地，却连白话都视为异端；报刊成了宣传工具，人的言论要符合革命的尺寸；否则就不能发表。他曾这样叙述过自己的遭遇："……后来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17]那么，文学呢？鲁迅曾经形象地描述道："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鲁迅看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语录虽然常见，但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18]

　　鲁迅的这种感受绝非毫无依据的。早在北阀开始的时候，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倾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官员宣称，如果北伐军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之类的一定发封，也许《理狮周报》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著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19]这些思想显然体现着中国本土专制主义的胎记，同时也有来自苏俄极权主义的影响。正是这二者结合导致了国民革命高潮中非现代的文化传统借政治和军事力量而复活。

　　（四）国民党成了一个不受限制的组织，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肆意践踏民主和法治，侵害民众权利，干预社会各个领域的独立性。

　　似乎孙中山一直不清楚党和国家的关系，因而总是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以党的意志代替国家的意志。孙中山在组党之初所设计的就是一党专制的非现代政治形态。直到去世前改组国民党，也仍然没有对党和国家有所区分。考察国民党的一系列文件，可以发现一种根深蒂固的"党即国家"的观念。党的会议决定的不仅仅是党内的事务，而是在不经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商定国是，替国家立法。后来流行的"党国"一词可以说是一个生动的写照。然而，"党国"决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向往的现代国家，因为现代民主政体必须承认政见的多元，尊重多数的选择而又保护少数的权利，任何政党都无权代表国家，更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党国混淆，以党治国，说穿了，不过是把党变成了夺天下、坐天下的团伙。

　　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国民党努力实现各个领域的"党化"。首先，公然取消司法的独立，而推行所谓"党化司法"。在北洋军阀政府那里，虽然一再出现各种政治丑剧，但即使虚伪也还有一个现代的形式，司法独立至少还是一个门面。在宋教仁一案中，江苏省法庭传讯政府总理就是一个证明。在国民革命高潮中，广州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却公然宣布："权源要必操之于党，所谓以党治国，即以党为最高权之所在……故离党而独立之机关，绝对不容其存在也。"为此，司法制度"非根本改造不可，而根本改造，即非提倡党化的与革命化的司法不可"。[20]其次，公然破坏辛亥革命后已经初步形成的教育独立格局，而推行所谓"党化教育"。在五四时期，由于蔡元培等现代教育家的努力，教育独立的现代模式已经初具雏形。然而，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首先做的却是系统地推行"党化教育"，以党的意识形态干预正常的教育内容。戴季陶出长中山大学之后，大声疾呼要"实施大学之党化"，宣称"吾党所持之原则在以党建国，则大学政治训育之必施党化主义，至无疑义"。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学之一切学问的研究应造成科学的党化，一切科学之发展，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21]正是戴季陶的思想，开了通过学校教育灌输党派观念并为党派利益服务的先河。

　　三、国民革命的结果与新文化困境

　　因为上述种种情况，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后果是复杂的。对于北伐的胜利，任何否定都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从文化上看，一个事实却无法否认：它没有推进新文化的发展，而是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各种形式的旧文化复辟。北伐成功之后，中国出现的不是一个有利于新文化生长的环境。

　　一方面，新的政权及其建造的统治秩序没有给新文化提供一个发展的空间。北伐的成功使中国出现了统一的政权，但是，这个新的政权在思想文化方面首先做出的努力不是扩大公民的自由权利，而是为巩固其在政治上的一党专政而努力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不是努力巩固与现代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新文化，而是努力弘扬与传统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旧传统。

　　也许，１９２８年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回潮与蒋介石个人的儒家思想基础和民族主义倾向有关。无须详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蒋介石象孙中山一样对新文化运动不感兴趣。作为一代领袖，他反复鼓动的是国民的自信心，竭力张扬的是爱国主义，希望看到的是全民族的统一和步调一致。作为曾国藩的真诚崇拜者，他信奉儒家传统，对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一直埋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不赞成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西化态度。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那一套不适应中国国情，对启蒙运动的后果深恶痛绝。因为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导致青年背离传统道德、不愿遵从权威、只要个性而不要纪律。后来，他曾这样说过："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22]由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当然无心推动新文化，而有志弘扬旧传统。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大概还是统治的需要。在中国，只要想坚持和巩固传统的专制统治，就必然要借助文化传统，所以，在没有获得统治权的时候，一些政治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偶像、反对权威、要求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往往是能够容忍的，但在获得统治权力之后，就往往难以忍受了。这一切都不难理解，因为新文化运动精神对于专制和独裁是一种威胁，的确不利于中国式的政治秩序重建。所以，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一切在骨子里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力量都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抱有警惕，甚至常常闻声色变，如临大敌，因而总是努力消解或改写它。国民党通过北伐战争获得统治权力之后，与新文化运动的矛盾日益加剧。主要原因就在于新的政权一心只想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巩固统治的途径大都来自中国传统而很少取自西方现代政治经验。按照中国传统的做法，新政权开始致力于意识形态的统一，试图用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用传统道德整合人们的精神，通过努力弘扬传统而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的旗帜下实现思想和舆论的一致，而毫不顾及现代知识分子以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理想。

　　当然，国民党政权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对教育部门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大大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比如，不再拖欠大学教师的薪水；提高了教师工资；大学教授的实际生活收入随着币制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而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伴随着物质生活待遇的提高，同时出现的却是自由权利的限制。虽然国民党没有把知识分子完全纳入体制枷锁，却试图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言论进行限制，试图通过学校教育灌输党派的私货，使教育为自己党派的利益服务。

　　为了有利于新的统治秩序的稳定，新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开动宣传机器，拼命制造舆论，在全社会强化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党的宣传成为压倒一切的声音，成为不容质疑的东西。在党的控制之下，报上失去了真实的新闻，没有了公正的批评，而大量存在的是根据需要而进行的宣传。二、制造新的偶像，宣扬个人崇拜和对领袖的迷信。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现代政党，却表现着那么多的迷信。北京不能叫了，改为"北平"，孙文的名字很少用了，党员们口口声声"先总理"。口号满天飞，标语贴满墙，到处开大会，到处游行示威。一方面是对民众的煽动和愚弄，一方面是把领袖造成高高在上的偶像。而这一切正是五四一代人所努力破除的。三、在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要求教师和学生学习"总理遗嘱"，做纪念周，以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四、弘扬民族文化传统，重振旧道德，甚至要重建所谓"黄金世界"。

　　这种文化控制的导向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基础上的大踏步后退，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成果面临着严重危机！

　　另一方面，新政权的建立培养了新的反抗者，反抗者的努力也同样不利于新文化的发展。在革命的高潮中，由于积极的宣传和鼓动，农民运动的烈火借着国民革命的东风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被发动起来参加革命的农民当然不满足于只为革命做牺牲而没有自己的利益。于是，在江西、湖南等地，穷苦农民进行了翻身的尝试："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23]１９２７年横峰年关暴动的组织者方志敏也曾这样写道："从前我们的头踏在他们的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在他们的头上；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不肯，现在却驯服地捧出借字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现在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从前他们管事，现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24]

　　这对于信仰阶级斗争学说并致力于阶级翻身的人们来说当然一点都不可怕，但对国民党的大多数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贫穷的农民在革命中要求直接的利益，要保护其革命积极性就必须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作为保守的方式，他们所做的只是抗拒沉重的租税，逼迫地主减租减息；而作为激进的方式，却是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甚至行施一切生杀大权。

　　但是，农会的行为毕竟不是政府行为，因为农民运动虽然是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到来而进行的，但是，毕竟没有政府的法令可依，也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为依靠。这就导致了富裕农民反抗的可能。他们纷纷组织民团或雇用打手，以破釜沉船舟的态度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利益不受侵害。于是，恶果出现了：地主豪绅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轮番纷纷被杀，不少农村处于血腥的恐怖之中。在一些地方，贫苦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得到了国民革命军的支持，在另一些地方，则不一定得到支持，因为军中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并不一致。就在毛泽东等为农民运动大声叫好之时，国民党的大多数已对此不以为然。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军官们已经无法忍受自己家中被抢、亲人被杀的事实，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集团也不愿承认这种翻身运动的合法性。他们的态度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嘲弄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

　　张国焘曾经如此说过："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25]正是这种"实情"使得鲍罗廷最后也不得不主张应约束工农运动的过激行动，并特别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26]但是，正如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到的："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而且又采用广义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家属已经被农协侵犯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将要垮台。"[27]矛盾的确难以解决。

　　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无论是乡村的农民运动还是城市的工人运动，都转眼间风平浪息了。手段当然是残酷的，工农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付出了血的代价，组织发动者也受到了清洗。

　　然而，屠刀和鲜血必然培养着激烈的反抗者。历史没有理由要求从血泊中站起来的反抗者以平和的态度走向渐进的变革之路，而一旦走向暴力革命，就必然要更多地借助传统资源，并最大程度地迁就和迎合古老传统之下形成的国民性。翻身的强烈愿望必然像救亡的迫切任务一样，冲击着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延缓着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的文学社团所做出的正是这样的选择。

　　正是在各方面因素构成的合力之下，中国新文化进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时期。

注释：

　　[1][2][3][4][5][6][7][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482，P666，P666－667，P680，P717，P717，P721-722，P722。

　　[9][10][11][13][14][15]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P3389，P3405，P3421，P3404，P3406，P3444。

　　[12]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P605。

　　[16]郭沫若：《革命与文学》，1926年4月《创造月刊》。

　　[17]鲁迅：《三闲集·在钟楼上》。

　　[18]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

　　[19]子任（毛泽东）：《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政治周报》第３期第５页。此处转引自袁伟时先生《告别中世纪的思想革命》。

　　[20]见《民国日报》1926年9月20日。

　　[21]戴季陶：《中大的改进》，见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P5。

　　[22]《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1941年7月发表的演讲，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版，P474。

　　[23]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

　　[24]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概述》，见《方志敏文集》P189。

　　[25][26][27]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P221，P221，P221-222。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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