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官场的真实游戏

——从《清官故事》说起

                               刘伟

这里要说的不是王跃文的名作《国画》，而是他的新作《清官故事》。（上海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最近，市面上的官场小说出了不少，如阎真的《沧浪之水》，小说集《首长秘书》、《市长红人》，等等，都可算佳作；若加上一些反腐败的“主旋律”作品和重版的旧官场小说（如《胡雪岩》、《曾国籓》等等），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中国人喜欢将政治等同于权力，将政治领域等同于官场。因而，人们倾向于将政治看作应予以规避和批判的对象而保持自己的清白或清高。实际上，政治从本原上讲作为解决社会纷争和巩固既有利益的工具，是没有多少道德色彩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容不得沙子，道德家的训诫更是让人们有一种假想的期待。结果是：政治本身也可能昌明地运作一段时间，但最终都避免不了腐化，就因为它缺少完善的制度约束。

因为上述情况，对政治和官场的不满与批判便成为人们的日常话语。由于这其中的腐化主要在官场，而人们又较少去关注制度性原因，所以在中国文学中早就有批判官场、讽刺官员众生相的传统。文学史上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而目前官场小说的流行除了反映这一批判传统之外，更说明了官场的诸多病症（这些病症大多自古有之，至多变换了形式而已）已引起了读者的窥探欲；或者说，官场里的游戏在这个乏味的年代还有一些看点。对喜欢游戏人生的国人来说，官场多少是比较刺激的。我说的“刺激”，是指它的智力游戏和权力斗争的激烈与紧张。对旁观者来说，这种“刺激”既好看，又不至于太伤了自己。因而值得玩味。

官场小说能流行起来，同时说明了商业利润对意识形态权威的挑战。不信的话，你可以发现，现在市面上《国画》依然买得很好。这一点更能说明当前社会的潮流。而读者也觉得官场小说更形象逼真地折射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我甚至觉得，了解中国社会现实，一个不切身实践的捷径便是去看看官场的故事，因为中国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官场得到集中或折射。

笔者学政治学，因为专业的原因，在西方的学术语汇下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也试着思考了不少年，总觉得那些冠冕堂皇的政治学理论就像主流意识形态一样，与中国的实际权力运作差了一大截。我这里不是说这种学术研究没有价值，相反，我觉得如果他们那些充满智慧和公正期求的逻辑能在中国的大地上兑现，那将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图景。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大学里关心政治的有思想的家伙一到了政府机关就和往日曾被自己嘲讽的形象无异，至少表面上他们这么言行。我不得不说，学者们是在一个自造的真空中操练着一套老百姓并不理会的学术语言，以满足他们对中国政治的解说欲望。实际的效果怎么样，可能还不敌一本《国画》对官员和公务员的影响力深远，不信你可以去问问那些从政的无奈之士。

我大学时几位从政的同学告诉我，以前学的理论没法用上，相反，过去的经验，包括历史上的官场智慧和过来人的现身说法对他们的行动更具有直接的指导效果。这无疑昭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中国官场游戏的旧套路何时走向冠冕堂皇的“现代政治体制”？一个不那么愤怒的人在充分“社会化”、忍受了相当的难以忍受之事后，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能是这样的：中国的官场向来如此，个人首先要适应它的规则，然后才能有所作为，否则自身难保，因此，没有几样法宝（这几样法宝包括：上面的权力依托、下面的群众基础、中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自己机智的应变能力，当然也不能否认必备的政治操作能力。），还是远离它为好。

因为上述原因，如果想地道的了解中国政治而不是单纯进行规范性的思索，我选择了从故事里面发现常识性的道理。虽然这些道理自古有之，但它更说明了中国的政治现实，特别是权力运作的规则。这一规则与宪法和一般法律确认下的规则不同，与党章的规则也有出入。

实际上，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对官场的游戏是心知肚明的。我甚至认为，一个阅历丰富的农民老大爷比一个拿了美国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更能参透中国的政治。他们的共同点是对政治的无奈，因为都自以为明白了中国的政治，但中国的政治改革实际上都不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要么把它当故事讲讲，以克服无聊而平乏的生活；要么把它作成冷漠而无趣的学问，筑起一面话语的高墙。但众所周知，说了算的是现有力量最大的权贵集团。因而读故事成了一个克服焦虑的选择。坦白地说，我读了不少官场小说，结果也慢慢地发觉中国的官场游戏的确很有“劲道”，需要高智商、高情商。在官场混个几十年，就可以成为优秀的演员了。这样的生活在一个喜欢权力争斗的人看来是最适宜不过的了。而认真阅读一部好的官场小说，就基本上可以感受到官场的种种实况，为将来涉足其中作点知识准备，可以做到处事不惊。如果你不是那么容易激愤，这种选择也是有情可原。

从“研究”的角度看，这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政治的感性资料，否则，纯粹的理论推演终将无聊而无趣。《书屋》杂志今年第四期（2002年第4期）有篇文章呼吁要搞一个专门的“官场小说”研究，笔者认为并不为过。其实中国文学中对官场的研究早已成熟，有分量的著作并不是当代人写出来的。当然，如果以现代政治的各种指标来观照中国官场，发现其中存在的诸多病症。其中的价值当然是无可厚非。

以小见大，以一本书透视整个中国政治的某些侧面，或许比单纯的学术探讨更真实，也更生动。毕竟这些小说的作者对官场一般都有临场感受，写作的也是呼之欲出的人物和情节。笔者下面以《清官故事》为例作一个尝试性的延伸分析。

一，            树立权威的焦虑

如果从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我之所以不用时髦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政治，是因为我感受到大部分中国民众还是将自己作为被剥夺者的身份界定自己的，比如你问问普通的农民或工人是否当家作主了，他们会笑着回答：当什么家呢，还不是给共产党完粮纳税的？）出发看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是一种消极合法性。这个说法有必要进一步解释，所谓消极合法性，是指一种默认和忍受的状态，在政府剥夺还在老百姓可以忍受的限度内，老百姓是不会反思整个权力体系的合理性及其正义与否的，而同时，老百姓又绝少对政府歌功颂德，除非出现极个别的清官如包青天、海瑞。老百姓在同政府的关系上表现出一种除完成税役之外不打交道的期待，除了出现法律问题和天灾需要政府救济，老百姓希望政府与自己无关。“天高皇帝远”，没有国家，只有天下，而自己与天下相隔万里。因而，政府和老百姓简化成一种剥夺和被剥夺的关系。在此情况，政府领导者树立权威是比较艰难的，他必须积极作为，作出几件大事。没有大事创造大事也要作。否则权威的来源将成为无本之木。一个在中国从政的官员，排除其个人的权力热望和其他私利，其干出一番事业以赢得当世和后世百姓好评的虚荣心还是很强烈的，这种虚荣心是积极为政的动力，而树立其权威性是实现这一点的基础和关键。

在《清官故事》中，新任南陵县委书记张肃山一经到任，就急于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即全县的第一权威。体面地讲，就是要体现党的领导。按中国共产党现有的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体现在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三个方面。但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说法。具体体现出来就是把握大方向、作大决策；推荐（实为决定）领导干部；控制思想动向。下面我们来看看张肃山的作为。

张肃山到任急于做成两件大事：一是了结多年未结的江家冤案；另一件事就是修建南陵大桥。

第一件事是树立个人权威。果不出张所料，他亲自到江家调研，并交出自己的几百元钱于江老太太并表示了解决此案以洗她不白之冤的坚决态度，让江老太太感激涕零直至下跪直至后来为张送来“清官大老爷”的牌扁。按说，在现代社会，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对中国来说，让所谓的“公检法”系统去办就完事，党不应该直接过问这类事件。但问题在于，这并不是一件小事。众所周知，中共的领导原则是按事件的“大小”来决定是否管辖，而不是按事件本身的性质（比如它是一个私人领域的事还是公共领域的事，是一个个别性的法律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来决定是否插手。江家冤案就比较特殊，可以成为树立新任领导权威的绝好依凭。一是因为它积压多年，多届领导都对此不了了之，新任书记张肃山初来此地并无相关人际资源，只能靠自己的政绩来树立“硬权威”。（对县政治系统来说，书记若能于形象上树起一面招牌，也就等于树立了党的权威。因为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多数的情况就是：党委书记决定党委，党委决定整个政治局面和政府运行。所以张肃山的选择是符合政治需要的。这为后来张肃山曾在一段时间内口碑极佳所证明。）另一原因就是江家冤案关系到已调任他处的一位副书记、现任一位副书记和一位派出所长，盘根错结，全县老百姓对此都心知肚明，看谁敢碰这个硬骨头。张肃山这么做，也应了“政治”需要。这是他的高明处，只是后来的艰难是他始料不及的。

决策修建南陵工程，振兴该县经济，这是全县大事，更因后来经过县长胡秉成的多方延揽凑齐了六千万元的巨额款项，各方各面都盯着这块肥肉。因而修桥（招商修建）便成为一个全县注目的“政治课题”。“党的领导”在这件事上自然要毫不松懈抓住机遇地体现出来。决策是张肃山提出并决定的，款子由县长胡秉成去张罗，而在确定施工队上张一直与胡对峙——从形式上看实为以党的名义争夺领导权。但县委实行集体领导，虽然在组织原则上也规定党委书记有最终决定的权力，但他还是不愿轻率得罪胡秉成。因而他静候拖延，这样他可以党委的名义决策而不冒个人专断的风险，这是现实官场中最常见也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可以称之为政治艺术，也可以称政治手腕。不管怎么，不能否认张是在为他个人着想。党的组织原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手段，当这一组织原则不能给他带来有效的结果时，他会毫不迟疑的另寻他途——这就是后面将要谈到的种种方法。

显而易见，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党的政治领导就体现为党委成员们的决策，而最终又转化为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的决策搏弈状况。

组织领导。张苏山要在南陵县立足，必须有自己的一群人即“自己人”。但是刚一到任，他的“自己人”很少；他在等待、观察，在找准时机之前，他和胡秉成之间还保持了一种表面上的协作关系，因为他深知：胡秉成有一批忠实于他的得力干将，不可匆匆夺了他的权。但一旦时机出现，他就毫不迟疑，那就是他造谣得胡秉成满城风雨之后，决定调换负责施工的交通局长为自己的忠实下属，同时调换了胡秉成的左膀右臂。可见，党的组织领导形式是党委会决定干部，实为常委会决定干部的任命，最终可简化为党委书记任命干部。有事实为证，张肃山大规模调换人马后在全县上下造成一种风气，与书记关系好者则有升职的好运，否则就位子难保。在个人集权没有明确约束的条件下，书记个人的权谋心计终将展示无遗。而以党的领导之名控制整个党委、政府和全县的政治系统。这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思想领导。对一个小县城来说，思想领导也只是对该县的思想动态的调控。也就是对舆论和人心的调适。南陵县有散布小道消息的传统，一有事就传得满城风雨，无中生有，离题万里。但张肃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他要在这方面体现他的思想领导。那就是要让舆论哄抬自己的清正廉洁的形象，不时地调研让媒体爆光；再就是让地下新闻传播高手陈大海编造对胡秉成的谣言，到处张贴，以至全县尽知，他乘机以此写了一份报告至市检察院，想以此为由让上级调查胡秉成而自求政治安全。

当然，上面所说的“党的领导”在党委书记与行政首长有分歧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那就是书中写道的危房改造工程。胡秉成在与张肃山闹僵关系之后，决定以“政府职责权限之内”为名单独干成一件大事，但这没有经过书记张肃山，张心中气愤，以“还要党的领导吗？”“至少要经过常委会讨论嘛！”“这是重大决策”，“是政治问题”为由指责胡。这生动地表明了书记与首长之间的权力争夺，而党的领导正是通过这种争夺体现了出来，结果是放弃了党的集体领导，成了书记和首长之间的私人较量。这两个人都是党委成员，但他们一旦对峙，党的领导就只能体现为其中一个人的领导或者是一种“模糊领导”。党的领导和政府行为构成矛盾就起因于书记与首长的不和。下面将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

二，            当书记与首长不合时

张肃山初到任时极为“勤政”，又是调查江家冤案，又是开常委会决策南陵工程，又是调研农耕。胡秉成对他还是比较支持，两人配合得也算可以。但这是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一有冲突，问题就暴露出来。书记只是大政方针、原则性地指挥决策，具体的实施只能由县长完成。这样，胡秉成就成了一个最吃力不讨好的官。他到省交通局，通过一个村长与交通局长的关系弄来了500万元投资，又亲自为港商屈尊满足其好色的“癖好”而弄到最大份额的投资款，等款项到位，决定施工队时矛盾就显现出来了。胡秉成觉得应该承包给县工程队，而张肃山因受了市施工队的美人记套牢而准备将工程承包于它。两相僵持，拖延了时日。

县长与书记意见不合，实为背后支持方的不同，各有各的打算。这样就使问题难办了，要么书记独自决定，要么县长撒手不管，但张肃山又是个处心积虑的狡诈之徒，他在静坐时机，以求体面解决，击毁胡秉成于无声之中；而胡秉成又是一个极负责任的首长，一腔干事业的热血和清廉的正气，所以焦虑得难以入眠。常委会上几次决策，都闹得极为尴尬，其中有一幕比较精彩：县工程队经理为争得工程，向胡秉成和张肃山都送了两万元的“材料”，结果，胡从保护和教育党的干部的角度出发将钱私下还给了这位经理，而张则心有所图地在一次常委会上将贿赂款亮出，并说，“这样的企业能承包么？还不知他给有的领导送了多少呢”？这种个人恩怨的纠葛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党委和政府、书记和县长分道扬镳，决策难以达成。幸亏胡秉成是个能豁出去的血性官僚——这种官僚太少因而在此书中多少是带有作者期待的理想角色，又有一腔正气和堪称表率的行为，否则南陵大桥工程也将在县长与书记的来回纠缠中彻底破产。

需要指出的是，正当他们为承包给谁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张肃山当初上台的一个得力恩人决定以省施工队的名义承包此工程，张知道这个人的份量，因为他既然能被别人送上来，当然也可以因为他被“送下去”。同时迫于与市承包商、胡秉成的僵持之局，他选择了将工程推向第三方：省工程队。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如意算盘。胡不得不接受。党政纠葛好像可以暂告段落了。但问题又出现了，在施工过程的监管上，张决定动用自己的人马，以防胡捅出他受贿的黑洞。但胡终究没有买他的帐，他一走到底，强行坚持，亲自出马，保证了工程的质量。而正在为大桥忙得焦头烂额时，张又抓住危房改造的事情大做文章，双方又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弄得底下的人员不知所从，他们都在观看谁的“政治前途”大以确定自己的靠山。

可见，县长与书记不合会造成不必要的决策延误和资源浪费，也会影响到政府机关和党委系统的派系分化组合，形成明显的两派。一般情况都是行政首长的势力稍微单薄，除了他的贴心人。首长和书记，书记说了算，在目前中国官场居主导地位；首长与书记僵持的也有，如果首长也能比较有“底气”如后台；但双方分工明确、良性合作互动的却极为少见。因为我国目前的党的组织原则和政府的组织原则未能给这种关系以明确的规定，个人的权力欲在这种空间中极易滑向一种集权，集权不得，分歧产生，后果严重。

但同时也不能不提出，这种对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体制内的权利制衡机制，他虽然会妨碍政府决策效率，但也为防止腐败提供了一些条件，至少使一方的行为受到监制。真是“成也萧河，败也萧河”。只能看这种机制面对的是什么事情，而操纵它的又是怎么样的两个人——书记和首长。机制最终体现为人心和权谋之间的搏弈，没有人能无辜，也没有人能简单得手。在此，谈论法治只能是天方夜谭。

三，            腐败也是“被迫”的

仔细考察张肃山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他多少也有些迫不得已，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上了贼船，欠了别人的人情债，又跳入了别人设计的圈套中。对他来说，显然不能埋怨现有的权力体制吸纳他时的仓促，相反他是受益者。他该埋怨的只能是自己被别人抓住了把柄。市工程队经理为承包得手，千方百计攻击两个关键人物首长和书记，但胡秉成不吃那一套，张肃山开始也在“金钱”面前守住了阵脚。这可急坏了他们，必须找到张肃山的弱点。圈服公职人员的人不信世上有圣人完人，他必有弱点，他的嗜好对这些人来说就是攻破他的缺口。张肃山就栽在自己的嗜好上。他太爱跳舞和品位高的美丽女人。市工程队经理与对张肃山怀恨在心的那位一想到这里就构想出了不落痕迹的美人计。他们为他安排舞会和舞伴，这个舞伴就成了粘在张身上的一块磁铁，让张暂时失去了辨别力。一直到后来被别人偷拍了床上的过程还不自知。张肃山觉得欠了人家的“情”，也就只好答应为别人办事。从整件事的过程看，开始张并未意识到这个女人与施工队有关，但后来已有把柄在人之手，加上他日益离不开这个女人时，他的选择也就不能叫选择。他只能按他们的意志办，至少不能反着干，至多能僵持下去不把工程承包给他方。直到第三方出现，他才从这个圈套中解脱出来。

还在没有从这个圈套中解脱出来之前，他实际上已经同时掉进了又一个圈套，即他当初上台的大恩人要承包这个工程。张明知他并不是一个搞工程的，但当他被晓以利害时，他动摇了。只要他能与这位“恩人”联手他就能得到百万元的“回扣”而不露痕迹，以妨后路。在这种权衡中，张自以为非常理性。他显然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他得到一百万，施工质量绝对要下降一百万。但他仍心存侥幸，只要工程大体上说得过去，自己的事情不捅出去，他也就能圆满。这件事的过程中，张也是被迫的，一方面，他与胡秉成在施工队问题上僵持不下，也急欲寻找第三者以求体面解决，在所有妨碍中，这一妨碍对自己最有利，何况他又有百万远的收入呢！另一原因是他不得不选择与“恩人”配合，因为他的“恩人” 现在仍可以将来也可以支配他。他知道他的分量。为了官位只能如此苟且求全，这也是权力中人共同的无奈。整个网络中，张作为一个官场中人几乎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除了他撒手不干。但他又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自己被自己的欲望控制着在官场上拼搏，其腐败的过程也有太多的身不由己。在此情况下，旁观者的批判往往是隔靴搔痒。

在这里，空谈思想改造也是无力的，关键要让干部从一开始就有正气和底气。张的上台从一开始就有底气不足的特征，虽然他很想作出点样子以改变自己的资源状况，但已经被“恶势力”控制。对那些唯利是图的承包商来说，政府不过是他们要培植的一个傀儡而已。怪只能怪这些决策者一个人执掌着真太大的权力，而这种状况显然是由既有的体制决定。张个人被这个体制决定，投资商也被这个体制决定，张成为一个牺牲品，投资商却成为获益方。社会战胜了政府，但是以非法的方式实现，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个社会首先就不存在公正交易的规则环境。而这首先又是由现有的权力格局造成的。官场小说触及到这一点已属不易，让它们承载着变革社会的重任则有些天真。谁都知道，这小说是用来看的，没多少人当真去激愤，而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四，            有钱就是爷与发展神话

一个穷县，要在经济增长指标上做到名副其实，只有开发新项目，开方新项目最关键的是招商引资。推倒旧的建新的，如危房改造；要么揽一个大型公共项目，如修建南陵大桥。大桥修建成功是一个政绩的重要指标，建桥成功，可带动全县经济的长远发展。县就这么在政府的主导下创造着推动着事业的繁荣，其情可嘉。

但细想一下，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县要发展，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在这方面打主意以满足经济增长的神话。但要发展首先要有资金，资金从何而来？集资、上级拨款、个人投资。对政府来说，要完成一项“事业”，任何能从他身上筹集来钱的主都是爷。在筹集资金方面，政府并没有多少尊严，虽说它是一县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国家在地方的设置，但在目前这个一切向钱看的时代，政府也终于变成了求人的屈尊方。向老百姓集资，虽说老百姓最终受益，但又怕他们集体上访控诉政府乱摊派——对此中央政策可是明文禁止的啊！所以政府在某些行为上对百姓也是谨小慎微，当然他可以采取说服的软策略，但这种办法在当下不好对付的农民面前也不容易奏效。现在的老百姓也不简单，反正大家活得都不容易，也都急功近利，心中浮躁，弄不好就是官民对峙，法律在最后的底线上，百姓也变得难缠。这是政府领导班子明显感觉到的。

其次是上级机关，即省交通厅公路局的修路款。如果这位大人不是与该县的一位村书记有拜把子兄弟的交情，胡秉成再大的能耐也不能通过合法渠道要来一分钱。所以胡县长在这位村书记面前也不可能耀武扬威，在局长面前更是低声下气。只要控制着财源，任何人都可以变得不可一世。首长来了，他也可以胸纠纠

地站在一旁，看也不看你一眼。

最大的一方还是港商许文虎，他原是本县的一个浪荡子，但在香港逛了一圈回来声称腰缠万贯，全县上下把他当成了财神爷，县长带头对他毕恭毕敬，全面满足他的各种需要。这年头，有了“港商”的头衔就身价倍增，许文虎来到南陵县，胡秉成亲自作陪；他想要漂亮女人，县长不得不为他保驾。结果县公安局想趁机捉奸在许文虎身上捞一把，就被胡秉成以“不顾全县的发展大局”的罪名训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意味的画面，没有庄严，没有尊严，价值中立化，能达到目的就没有道理可讲。个人如此，政府又何尝不如此？县要发展，就要求有钱的人，其实有钱的人也只是为了更有钱，但许文虎他们不，他们知道县政府有求于他，他就自我感觉是这个县最大的爷。在他玩女人被抓审问后，声称只有县长亲自来他才出去，否则“抽回投资”。港商和政府之间互相利用，彼此较量。到目前为止，还是有钱的商人胜出，政府并不那么体面地得到了投资而已。所以政府特别是政府首长也不容易，如果他不贪污腐化而又想做点实事的话。

五，            这年头谁都不简单

在这个疯狂逐利的年代，有法律这个最后的保护线，中国现在的老百姓并不是原来那么“顺从”。其实早就该如此，但官员们还是适应不了，因为他们感觉自己是要来治理他们的。以南陵县为例，一件事激起了公愤，就是谣言满天飞，直至集体上访。老百姓也聪明地知道，现在领导最害怕的就是集体上访，所以他们就以上访为筹码向政府施加压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集体上访是中国特色的游行示威，政府有了信访办来处理这类“民间行为”，但老百姓却要直接面对县长、县委书记、县政府。好人不得申冤会上访，部分人利益受损也会上访，老百姓都不好惹。

政府里面也是，县委书记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又想在全县权力系统中夺取并巩固自己的至尊地位，他从一开始就酝酿着种种计谋，这些计谋一般人都看不清楚，犹如那张不动声色的眼神背后的黑暗。而下属心如明镜的是，与书记对抗意味着什么，因而都变得很支持的样子。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内心里真正的尊敬从未有过，也不必有，书记、县长和一般部属之间，也只是一种互相利用关系。“明哲保身”自古有之，现在则更为严重。怪不得他们，因为他们“头头”的命运其实也不可预期，谁知道他们暗地里做了些什么呢，谁知道他们哪一天会失势呢！他们之间早就缺乏基本的信任和支持。因为只能保住自己，就得骑墙，不得罪任何有实力的一方。而责任则全推向书记或首长。就连受张肃山恩惠提拔的新交通局长，也将与张肃山与他密谈的所有话语都密录在案，以备日后对张的牵制或者检举立功。政府中的每个人都在为自身现实的利益和前途精心打算，密切关注时局，而政府的工作不过是这种较量的演练场。在这种勾心斗角而且杀人不见血的舞台上，每个人都练就了在面具下面巧妙行走的高超技巧。如果不能忍受这一点，就只能愤世疾俗最后郁郁而终；如果明哲保身就前途不大而利益可保。所以大多会看准了就冒险一回，投入到一方的阵营中，升迁也快，失势也快。在这种风险中，每个人都为自己预备着后路，或是钱或是自保的证据。胡秉成多少算个例外，他比较正直，但处在这样一个权力场，他也慢慢学乖了，和各方周旋，用自己的才智和心血与各方较劲。他也不得已去做一些无奈的事，做多了也就习惯了。他也不简单。所以说你若要能长久地清正，也要精通官场的那套规则，否则你连“清正廉洁”下去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你也要非常熟悉这个社会可资运用的资源为你服务，否则，简单卤莽的正气并无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得成功的人比“邪”的成功者更要会较量，因为他不仅要御正，还要抗邪，需要的都是高智谋。这让官场中的人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且一去不复返。

而从商人方面看也是如此。各方承包队知道与政府拉关系是得利的捷径，而与政府拉关系的捷径就是控制其书记和首长，其中，书记为当然首选。对商人来说，政府不过是赚钱的工具，他们利用的就是政府这面招牌，通过的就是一种体面而合法的方式赚钱。如果政府不按他们的意愿办事，他们就会有各种对策将你套牢，本书中他们的作法就是用美人计和金钱将张肃山束缚得言听计从。只要上了他们的套，再大的官也只能跟着他们走，除非你不再贪恋权位和名声，但能做到这么大的官的还有几个清心寡欲的呢？商人的胆子越来越大，政府的威严越来越小，两相配合，共同对付不知内情的普通民众。所以需要一个有正气的首长来与这股势力抗衡，维持一个还不至于让人看不到一丝希望的局面。

在现有的权力体制下，也只能做到如此的期待了。

上面的所有联想性分析主要是从问题的阴暗面着眼，本想接着分析的，但已让人沮丧了。我觉得中国的官场小说除了“好玩”之外，就是让人沮丧和悲哀的，如果你不仅仅是个冷言旁观的读者的话。但他们的确有帮人了解政治现实的功能，你知道中国的官场其实与几千年前并无根本改变，变的只是他面临的社会环境，你就会因此知道中国的政治进步有多艰难。但承认艰难总比粉饰和陶醉其中要好吧！

                                          2002/5/24草稿

                                          2002/8/19改稿于燕园4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