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与文化传统的重建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刘梦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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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谈文化发展建设，无法回避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加以重新诠释，以解决自我认同的问题

　　我们面对的当代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构成。它由众多的文化支脉组成，大的类分，其中有不少外国文化的成分，当然也有根基性的本土文化。外国文化方面，主要的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文化影响，印
度在古代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大（视做西天佛国），当代对中国的影响则微乎其微，东南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有限得很。韩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增强。当代中国的外国文化成分中，欧美日文化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商业领域和经常性的文本阅读，甚至包括传媒所影响的价值观，其辐射面主要在城市，但已波及到乡村。当代文化中作为根基性的部分，是本土文化，即中华民族本身的文化，它主要表现为民族民间文化，例如生活习惯、节庆、婚丧、嫁娶等等，也就是文化学所说的小传统。

　　大传统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传统、主流文化，界线比较分明，你可以认为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大传统的代表思想，也可以说儒释道三家是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文化，道家、佛教常常表现为民间形态，它们互补、互动，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儒家思想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的代表，成为大传统，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而且是为全社会所遵奉的家庭伦理，成为维系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制度的制度化儒学。陈寅恪说的“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是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指的即是此义。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陷于崩塌解体的境地。对小传统的破坏，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所以我们今天谈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有一个一百年来始终存在而且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需要重新加以诠释，以解决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民间、文化界、学术界做了不少诠释传统、承继传统的努力，但自觉地重建文化传统，尚未达成全社会的自觉共识。而且新的问题随之产生，例如遍地开花、如火如荼地以“与国际接轨”相号召的开发与城建，对已是遍体鳞伤的文化遗存的再破坏是难以想象的。去年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的文章，提出“是什么使中国和自身脱离？”今年又有外国友人发出北京可看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的呼声。

　　百年来西潮冲击，我们越来越少了承继文化传统的现代社会文明礼仪。制定国家礼仪大典价值无穷

　　晚清以来百年中国的文化处于艰难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之中。这其中的问题多到不知凡几，但最为人所忽略也是最重要的，是代表一个民族文化秩序和文明程度的礼仪问题。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但百年来西潮冲击、传统解体，我们越来越少了承继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代表今天文明程度的诸种礼仪，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穿衣，怎么走路，怎么跟人谈话，基本上都处于失序状态。不妨看看中小学生的所谓“校服”，全是些窝窝囊囊的运动装。着装和人的体面、尊严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轻看。还有取名问题，由于“文革”的影响，很多人的名字都带有“文革”的痕迹，中国人现在的重名之多，全世界绝无仅有。地名、街道名，也有同样的问题。名字是文化符号，古人的名字有名、字、号的分别，为了表示尊敬，往往讳名而称字。今天虽不一定这样讲究，取个好名字，还是有必要的。至于称谓，如今的问题就更大了。过去一律称“同志”，现在“师傅”、“老师”泛滥。“先生”、“小姐”的称呼流行起来原是好事，但“先生”的称呼其实也大有讲究，现在用得不当的情况比比皆是。称呼的混乱反映一个国家伦理秩序的混乱。

　　鉴于上述种种，我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制定各项礼仪，并编撰国家的礼仪大典。过去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有条件把“制礼作乐”提到日程上来了。这需要各方面专家的参与，需要一条一条地制定出来，有繁的，也有简的，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场合。当然应该保持一定的弹性，因为礼仪不是法律。也不是全面恢复传统礼仪，而是制定不丢掉传统的现代社会的文明礼仪。制定国家礼仪大典这件事，是个大的文化建设工程，需要耗费时日，但价值无穷。礼仪可以增进人伦关系的庄重性，可以重建人的尊严和人伦的庄严，应该是我们今天文化传统重建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