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亲日外交革命，不义不利之举
刘海波

本来，作为一名宪政科学的学者，对于国际关系这样比较陌生的领域，是不应该随便发言的。但是，最近一些论者提出的亲日外交革命的主张，其一旦实施，对于我民族命运的影响实在重大。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如果真实现了这样的转变，即所谓中日接近的外交革命，那么中国将会不仅丧失尊严，损害可信赖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且实际上的利益收获也是无益反损的，我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将进一步缩小，中美关系将进一步恶化，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将变得愈加不可能。基于这一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并且因为外交本是政治的一个部分，中华民族的外交不成熟是其政治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对我国外交态势深层次的认识必须结合对政体的分析，不揣浅陋，将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思考写下来，以期对爱国的与深思的公民们有所启发。我将从中日两国历史问题争论的性质、中日两国的现实利益冲突、中美两国谅解与利益妥协的潜在而真实的空间、外交政策与政体几个方面进行论辩。

一、中日两国历史问题争论的性质

无可否认，在中国一般人心目当中，对日本人有种超乎当下利益计算之上的感情厌恶。既然中国民众对日本民族有这种由衷的厌恶，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这种厌恶的理由是什么，一般中国人如何论证反对日本的根据；这种激烈的感情，我们不能够当作我们可以操控的一种策略来加以随时放弃，一副假装的笑脸并不是笑脸，反而可能使人丧失尊严。在我看来，中国人的这种厌恶既有中日两国现实利害冲突上的因素，更是因为中国人真诚的正义感，这种厌恶可以取得合理的规范性的正当论证。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和现在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不仅是利益的冲突，更重要的是牵涉到是非的判断，而且在这是非的判断中，属于人类历史中极少的基本不存在判断的负担的问题。近代日本对中国所做的一切，甚至不同于中国近现代史上其他一些中外冲突中的情况，超越了人类社会最基础的伦理底限，日本民族处心积虑地以灭亡中国为己任，并且不择手段地倾注他们全部的努力，这样的不义之举唯有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的作为可以相提并论。这些作为，乃是具有标准性意义的恶行，对这些行为的不作褒贬，有使人类失去最低的伦理底线的危险。日本民族和政府对历史的态度，必然使我们警惕，并引致中国人的普遍反感。历史同现实与未来不是不相关的，我们关心历史也是因为我们有未来并且在当下活着。
日本民族面对他们以前和当下的作为时，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良心不安的迹象。唯有一种其论证结构彻底背谬的哲学，才会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这样疯狂。这样的哲学对当年的德国人来说，尽管其形式更极端，但更象是突发性的精神癫狂，事后德国民族进行了深刻的反醒，我们发现这样的精神病灶在德国人那里已做了相当程度的驱除。但是对日本来说，此种哲学似乎深深根植于其民族性和文化传统当中，在世界一切民族中，日本文化相当独特，其文化是一种带有审美浪漫特征的虚无主义，有人以暧昧两字精当地概括了日本文化的这一特性。正义感或对于超越于一时一地的正义的信奉是日本人最缺乏的，这使得他们在有机会表现其集体自私时，能够肆无忌惮而又心安理得。正是这个因素而不仅仅是利益的考量使得中国人们具有这种看起来似乎是非理性的反日情绪――从朴素的到论证精致的。这种情感其实不只是今日中国人才有，远在甲午战争以前，我国传统的士大夫们也具有同样的感情，而并不更反对甚至有所认同以前从未接触过的 "西夷"。中国人对日的情绪主要是一种义愤，而不仅是对商业竞争对手的妒嫉，是我们不认同日本的哲学，我们主流的道德传统同日本的哲学不能相容。侥天之幸，我们的传统虽然在近代屡遭打击，但其仍植根于中国人意识的深处。
中日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策略性质的，而是真理和正义探究性质的，其中涉及到是不可交易的原则，正如一座金山也换不来1＋1＝3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同日本的争论，不是为了谋求自身好处而对其使用的策略手段，而具有超越于中日两国具体利益之上，让人回归为人的本来属性的意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争论正是"君子爱人以德"的表现。如果把这种争论当作策略手段加以利用，并且认为我们可以方便地抛弃这种义愤的情感，这样使我们面临着超越任何人类底限的危险，人无信不立，丧失伦理感觉的民族更不可能指望在现实世界上谋取一份现实利益。道德是政治的基础，也是外交政策的基础，任何外交政策都有不可超越的伦理界限。
我国先贤曾文正公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行乎蛮夷之邦可也。美国先贤乔治·华盛顿说：诚实是最好的外交策略。这些话现在和在当时一样不曾过时，反而是我们需要铭记的金玉良言。我们追求的是有原则的外交战略，无原则的外交战略究其根本，根本不成战略，只是疯狂和愚蠢。在抛弃了任何道义立场而在外交上实行彻底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是疯狂的而非明智的举动，并不能因此获得真实的利益，从来不曾有那个国家因此真正成功。二、中日两国的现实利益冲突

接着我们谈一下现实当中中日两国的利益格局冲突。中日两国利益格局的冲突，主要来自于两个经济体的同质性，也次要地来源于地缘政治的因素。日本和中国的主要区域都一样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人民都具有高度的商业精神，勤奋而聪明，是欧美人眼中的所谓经济动物。两个地方要经济发展获得富裕，唯有同世界其它地方进行经济交换，成为世界性的产品和劳务工厂。中日两个经济体的同质性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相互竞争的局面，这就好象一条街上两家饭馆的关系。由于中国后发展的态势，其人力资源更为便宜；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人民具有的商业中的创新精神和优秀企业家才能，而不仅仅是模仿和服从的德性。因为中国人的这些优势，如果中国的政治法律环境还差强人意的话，则会有一种自然的力量将日本同中国某些地方和人群的富裕程度相互拉平。这对日本人来讲，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苦果，但是在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情况之下，因为中国的发展而降低了日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本来是一件天公地道的事。上帝并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日本人必须保持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富裕程度和心理感觉。日本当年所获得发展的机遇也是历史的偶然原因形成的。在那段时间里中国自我隔绝于世界，并大搞计划经济才使得日本获得了这样的发展机遇。今天，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让中国束缚手脚而让日本保持其优势地位，这并非是中国政府有意要使日本处于这种境地，中国人民仅仅是在一般的众所认可的规则之下努力致富而已。日本或许可以抱怨自己命不好，但要超出这种抱怨并以非和平竞争的手段来遏制中国，其根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中国和日本换一下位置，面临和日本同样的处境，中国人绝不会象日本今天的许多国民那样疯狂地叫嚣。今天日本出现的反华思潮，其根源相当程度就在于此，他们对自身处境根源的认识是正确的，但对其反应绝不能和中国人民对在历史问题争论上的态度那样拥有同样的正当根据。
中日两国是近邻，同是地区性的大国，既有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端，又有在东亚和东南亚发挥影响这样的政治竞争，如果两国都奉行"远交近攻"这样颠扑不破的外交战略，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发展友好关系也具有很大的难度。
面对一个拥有如此这般文化传统，并从实践智慧的角度也不能指望这种传统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面对一个不得不面临如此经济环境的日本民族，中国所能求得的除了在提防和冷淡中的和平共处之外，中日关系似乎并无多大发展的余地。

谈谈关于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问题。日本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未来其相对的经济大国地位是否可以保持，取决于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无疑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众多人们的努力在削弱日本这一相对的地位，中国政府当然不应当作什么来保持日本的这种相对优势地位。问题是日本人对此毫无道理的抱怨乃至因为这个原因而可能重新走向军事大国的道路。日本人的抱怨十足地表现了其民族精神的偏狭和对待其他民族缺乏最低程度的正义感。中国从来不会抱怨孟加拉或越南人的聪明勤奋、劳力便宜而阻碍了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或增加了我们的失业率。众多周边国家对日本重新走向军事大国道路的警惕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和日本现实情况的分析，绝不是毫无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着中日之间某种利益上的共同点，也不能因此就不顾国际道义和其他国家人民对中国的期望，而丧失原则，失去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更进一步说文明世界的重要支柱这样的自我期许，而做什么交易。毕竟，唯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环境，一个道义性的国际形象和文明世界的支柱的地位和责任，最符合我们源远流长的道德传统，也最符合热爱和平、勤于商业的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如果中国不能在阻碍日本军事扩张上直接有太大的作为，那么和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交流，以分享我们久远的和日本打交道的知识将间接地有助于这一目的。
对于日本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想法，我只能说如果这是日本政府和人民公开的要求，这实在是太没有自知之明，令旁观者也要脸红的一个念头。增加安理会理事国的问题，乃是国际间的公共事物，绝不可能私相授受，负责任的主张也不是金钱或其他利益可以收买而得。对于中国目前和长期的态势来说，对于全民族的利益而言，联合国机制的改善和作用的发挥是非常重要的。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问题，需要进行审慎的判断。要考虑到这样作的后果，联合国本身的决策机制是否因为这样的增加而改良；其他国家的意愿；联合国创立的历史，六十年的时间太短了，我们还不能对曾给世界带来如此灾难的国家表示信任；现任国家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所以，当然不存在让国力已衰的英国退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联合国并没有只字规定一个国家只要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靠前，就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的历史和当下的作为，是否合适担当这一重任，几乎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出于策略性的考虑，在某些时候对此问题不发表意见是可以原谅的，但公开的赞同就太失尊严也太愚蠢了。这将丧失道义的制高点，引起中国在道义立场上的失语。再考虑到外交上的远交近攻，日本民族忘恩负义的特性，甚至放弃赔款也不曾得到日本的好意，那么结好日本，除了道义上的代价外，即使是在钓鱼岛这样的问题上让步，似乎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三、中美两国谅解与利益妥协的空间

提倡中日接近外交革命的论者认为这么做是为了改变中国对美的战略态势，部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并因此有助于解决中国最头疼的台湾问题，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战略灵活性原则要求中国局部调整自己的大国外交构局，有力地缓解某些重要方面的对美被动境地，显著增强对美外交杠杆，营造一种大有助于促使美国政府乃至美国舆论朝良性方向多反思、多改善对华态势的国际氛围压力。就此目的而言，中日接近是一项（在能够比较明确预计的时期里甚至很可能是唯一的一项）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举措。……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其必然�"自动"的副产品。中日接近可以是一种虽然在程度上打了折扣、但仍不失其原来意义的"外交革命"。
但是就中美关系而言，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就会发现有许多尽管是目前来说不现实的，但却是真实的改善的余地，即使中国是一个上升中的大国，甚至其发展潜力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现实地来说中美日关系之所以呈现今天的态势，有许多误解的成份在内，化解这种误解，相当程度上是中国自身的任务，这不仅是因为较之美国对中国，中国更了解美国，而且是这种误解中，中国是其中最大的输家。
众所周知，美国的外交政策既有理想主义成份又有现实利益的考量，那么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是否如同中日那样，其道德哲学的冲突如此不可调和，并且也同中日那样，其现实利益的冲突如此激烈。并且问一下，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在价值观念上能有一定程度的共识的话，其利益妥协的空间有多大？利益的妥协必定是建立在人们的价值的共识的基础之上的，它受到价值共识的影响。美国人有一套建国的理念，对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认为他们这一套建国理念是邪恶的，不能加以认同的；如果这套理念其本身的论据还有站得住脚的地方，同我们的传统哲学不是在论证结构，而只是在具体主张的不同，那么即使认为美国人全都是伪君子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同美国人进行真理、正义探究式的说理的基础。在这种说理中，我们可以为中国而辩护。中国正在向她主流的道德哲学传统复归，当代中国政体的真正性质也不是一些美国人臆想中的那样。如果这种辩护得以成功地进行下去，那么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当中，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只会扩大而不会缩小。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将会同欧盟一样是美国利益的竞争者，但也和美国一道是文明世界的重要支柱。只有在考虑到了后一点的情况下，才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中国。在现实世界中，中美两个经济体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它们有各自独特而不重合的比较优势。
中国外交目前的处境与其说是困境不如说是尴尬，尴尬处境首要的原因是国内的因素（在本文的第四部分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次之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真实状况的不理解（对于近邻日本则可能是恶意的故意的误解）。增进理解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中国当今真实情况的理解所带来的体谅，对中国自身所抱的发展愿景的赞同所带来的尊敬与支持。增进理解要依靠观念的力量，理性论辩的力量，尽管必然背后也有现实利益的考虑，一定的实力作为后盾。由于美国人公开所持哲学的特点，即使所有美国人都是伪君子，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在论辩中获得道义的制高点，并且多少总会影响到现实物质力量的对比（这并非是有意要这么做的，因为我们的目的首先是追求正义）；实际上，美国人中并不缺乏多少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那么我们的论证将对这些人发生更大的影响，并且接受一个文明世界之支柱的中国的强大和对现实美国利益的竞争；对美国的盟友，甚至是其最亲密的伙伴英国，可以预料将会有更强大的说服力，因为中国和欧盟可以说在这方面具有类似的处境，而且，是中国而不是日本和俄罗斯具有这种处境的类似性和成为文明世界之支柱的可能性――尽管中国只是在发展这样一种潜在的但完全真实的道路。在这方面的工作，民间外交当会发生非常巨大的作用，中美两国民间人士有着非常繁多的交往。中国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界人士则可以说应该在其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在美国和世界面前为中国而辩护，并且将这这一辩护同中国未来的发展、世界的和平进步联系起来（中国的失败尤其要被认为是全人类的不幸），自不待言，他们的论辩所能具有的强大说服力。中国不是要建立一个纯粹的民主政体从而可能带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般意义上的宪政政体，与美国相比，中国不是要在国家利益的追求上更具野心，而是对正义的追求更虔诚，并试图对政治科学的理解更精确，其基本制度的安排更优良，从而她的强大不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带来任何危险，而只会成为文明世界有力的和忠诚的卫士，在国际领域她只追求正确理解的利益。
在论辩到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时，日本的因素要被突出出来，对日本文化和当今日本政体真正性质的认识有助于化解而不是加剧中美两国的冲突。简单来说，日本只是模仿了自由民主政体的一些表面制度，却拥有一套和人类主流传统相悖的哲学，加上日本民族的高度同质性，其经济处境的独特性，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拥有核武器的日本对世界和平和美国利益的威胁可能并不少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从真正现实的层面考虑，日本的独特存在是中美利益关系的化解性因素，而不是相反。这就是在中美关系中日本的意义，日本的存在，使得中美实际利益妥协的可能性增大了。对中国来说，美日交恶是最理想的。如果作者上述的假设得以实现，那么中日接近实现和平共处倒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但一定是日本主动的态势，而不是中国去追求日本。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只得到其应该获得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对中日和中美关系的进行的不是外部观察者的完全客观性的预测，这种预测的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而是附条件的假设性预测，条件部分是我们可以主动创造的，理论是自我塑造和塑造环境的工具。在中日接近的外交革命理论中所探讨的关系也不是完全现实的，但却是虚假的而非真实的关系。中美进一步谅解与利益妥协是不完全现实的但真实的关系。四、外交政策与政体

深层次地理解外交政策不能离开对政体的分析，对所打交道对手的观念的评判和其政体性质的认识。实际上，政体越是优良，外交政策就越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外交政策不能离开对我们政体的认识而单独实施，这要考虑到我们现行政体对何种外交政策的实施所加的限度，也要考虑到某种外交政策是否不利于我们政体向良好方向的转变。既然维持我们政体的稳定和向良好方向的变化，既是我们道德观念的要求，也是我们最大的利益所在，所以，有害于良好政体这一目的的外交政策当然需要抛弃。
我们已经反复说过，要重视对日本人道德观念和其政体真实性质的分析，也要真实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观念和政体的真实性质，并且澄清世人特别是美国人对我们的误解。这种分析，尽管是非常微妙的，仅仅着眼于国内问题，或许有强辩的成分。但对于两国对外态势的估计，却是极为重要和准确的，美国人不应该忽视这一点。有论者谓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兴盛和共和党当局情况下，会出现更不利于中国的态势。但这个问题有两面，就我所了解的美国保守主义思想，更适合于对日本人的哲学和当代日本政体的性质特别是其对外政策的潜在特性作出分析，更有利于美国人真实地而非表面地认识日本和中国。但这意味我们决不能轻举妄动，实现所谓的中日接近的外交革命，这当然会引起美国人进一步的误解和对中国的忌惮，而中日利益态势的格局，中美力量的对比和中国当今政体实施可能的外交政策的限度，只能使中国成为其中最大输家，而日本则由此如鱼得水。而且，这一政策，果真实施的话，也不利于我们政体向优良方向的转化，其影响不仅是短期的，也是长期的，更不要说其隐含的自以为是的权术因素，即表现为无耻的哲学，而非明智的策略对民族热爱正义之精神的侵蚀和腐化――当我们的精神腐败了，以抛弃道德为荣的时候，那么，一切都完了，包括我们原先重视的眼前的小利益。
我们转型期国内政治的特点，将托克维尔著名著作的题目倒过来可以进行简单的概括：大革命与旧政体。由于转型期中国国内政治的特点，我们尚处在对什么是正确的政治哲学探索或者说复归的进程中，我们尚处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建立良好政体的进程中，不仅在国内政治中，我们时常面临尴尬的局面，而且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外交政策的有效空间。我们现行的政体，客观地说，并没有为外交政策提供很大的余地。如果我们部分同意这句话：与此同时，虽然近年来的一项基本方针--以对美关系为重中之重，尽可能（甚至不时在相当程度上忍辱负重）维持中美良性关系--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必需，并且总的来说产生了对中国至关紧要的有利效果，但是单凭这一基本方针，显然不足以真正实质性地大幅度改善（至少在当前共和党行政当局执政期间）美国的对华基本观念、基本政策和战略态势以及中国的中长期外部安全环境。中国对美外交中所遭受的某些困难可以由当今中国转型期政治的特点进行解释。对我们处境的真实理解可以帮助思考在目前和未来我们在外交上还可以作些什么。由于我们所处的过渡的时期，我们的外交政策，只能是高度谨慎和高度自制的，是所谓"韬光养晦"，同时探索中美谅解和利益妥协的潜在的真实可能性。更有效的外交政策，更广大的国际活动空间最终要依赖于我们政体的变化，从这个意义而言，外交不过是内政的一个部分。
我们需要考虑有原则的和明智的外交政策与中国政体向良好方向转化这二者的良性互动。有原则的和明智的外交政策需要实现内政和外交的良性互动，即一个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和平政府同国际社会可以信赖的成员，更进一步一个宪政政体和文明世界的重要支柱这二者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促进。近年来中国政府仅就外交政策而言，在这一方向所做的努力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所中亦不甚远。当前，只有在既定的方向下继续进行深化和细化的艰苦努力，而谈不到方向性的外交革命，只是在具体的方法上可以更大胆一些，让其图景展现得更清晰一些。
考虑到政体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我们应该发现，台湾问题的解决，甚至主要也不是一个外交问题。它的解决，只能是我们政体变化的一个副产品，即我们形成一个在最一般意义上的宪政政体，而在这一过程中，台湾问题倒不是首先考虑的目标，但预测政体变化与台湾相关的后果确实为政体变革增加了论据。在这一过程中，台湾的日本派系，或者说日本化的台湾人，则似乎具有顽固地抵制中国统一的特性。在中国政体变化的情况下，最严重地阻碍统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美国在台湾的观念影响，而是日本在台湾的观念影响，是思考方式日本化了的台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