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原载《国是评论》（台湾）1998年第5期。
试论中国大统一以后国家标志的改革
刘大生
要 目
（一）关于国名
（二）关于国旗
（三）关于国歌
（四）关于国庆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在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下，国家标志的改革问题应该是好商量的。不过，考虑国家标志的改革，不应当仅仅从“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历史着眼，而应当从中国五千年的“大历史”着眼。
作者简介
刘大生，男，汉族，公元1958年出生于江苏省金湖县，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现任江苏省行政学院法政部副教授。电话：0086-25-4466172-5515。通信地址：210004，江苏，南京建邺路174号。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据此“原理”，大陆与台湾正处于“必合”之趋势之中。可以预见，中国的大统一难以避免，只是方式有待进一步探讨罢了。
1995年1月30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提出了关于推进国家统一的八条看法和主张（即舆论所说的“江八点”）。其中第三条表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1997年9月12日，在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重申了这一立场。
所谓“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笔者以为当然包括国体政体问题、地区关系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经济制度问题、外交制度问题、选举制度问题、司法制度问题、政党制度问题、军事制度问题，等等，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讨论。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除了实质性问题以外，还应包括国家的标志性问题，如国名问题、国旗问题、国歌问题、国庆军庆问题，等等，也可以摆到桌面上讨论。所以，笔者以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态度是一个十分明智的态度。可惜的是，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对于“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一原则立场的意义都没有给以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有关国家统一的实质性问题，鄙人不宜多言。本文就国家标志性的几个问题发表一些看法，其目的有二：一是为有志于国家统一的谈判家们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二是试图引起国内舆论和国际舆论对“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这一原则立场的重大意义的理解和重视。
（一）关于国名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需要有一个名称， 作为国家就更需要有一个为全体国民所认同的名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可以说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
在中国的历史上，政权的更迭往往伴随着国名的更换。所谓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等等，既是政权名称，又是国家名称。这种将政权名称与国家名称合而为一的做法，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人那种天下为私的政治狭隘性。
但不可否认，在长期的国际交往和政治生活中，中国人也为自己的国家起了一个超越时代、超越朝代、超越阶级、超越民族、超越集团、超越党派的名字，这就是“中国”。
作为国名的中国有极大的优越性。
首先，它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故能为不同时代、不同集团的人所认同。
其次，中国这个名字没有和具体的血债相联系。因而能为所有的中国人所接受。不像夏、商、周、元、明、清等等名称总是和一定的血债直接联系在一起，总是受到一部分国人的认同和另一部分国人的仇恨。据说，周国人占领了殷国，殷国首都安阳的一部分忠贞分子向东方逃亡，他们跨过白令海峡到了美洲，建立了新的国家。三千多年来，他们每天都要高呼“殷地安阳”或“殷地安”的口号，以示对周国的抗议和仇恨。而对于中国，则没有人仇恨和抗议，包括每天高呼“殷地安”、“殷地安阳”的印第安人。
再次，“中国”这个名称中的“中”字有准确、中和、适当、中庸等美好和友好的含义，可以表明本国人和外国人的一种共同的期望。因此，中国这个名称不像什么大汉帝国、大元帝国、大英帝国、大日本帝国等等名称吓人，对内、对外都没有咄咄逼人的架势。
因此，鄙人建议：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国名就叫做中国，而不要叫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别的名字。
（二）关于国旗
在中国古代，国旗的使用还是很普遍的，但古代的国旗往往是不规范的和不稳定的。中国人开始追求使用规范和稳定的国旗，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
清朝末年曾经规定以黄龙旗为法定国旗。龙当然不坏，也很有中国之特色，但龙的文化含义很难准确把握，除了源远流长和出人头地以外，其他含义是很难说清楚的。此外，龙毕竟贵族化、帝王化习气太浓，让人民既爱又怕，很难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因此，黄龙旗在民国初年被废除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民国初年使用五色旗作为法定国旗。该国旗的基本象征是五族共和，具有民主主义之进步倾向。但五色旗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中国的民族不止五个，并且处于不断分化和融合的过程中，数目是不确定的。既然民族的数目不是很确定的，所以无论是五色旗，还是五十色旗，都不能很准确地反映国家的民族构成。此外，在一个国家内，仅仅有民族的共和也是非常不够的。还需要有阶级的共和，阶层的共和，代际的共和，性别的共和，以及政党的共和，等等。显然，五色旗不能表达共和的全部含义。
蒋介石公当政期间，以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太阳旗为法定国旗。青天白日的寓意当然很好，但青天白日每个国家都有，缺少中国特色，故太阳旗不宜长期作为中国国旗使用。
1949年以后，大陆以五星红旗作为中国的法定国旗。五星红旗的寓意也是非常美好的。但也有它的缺陷，一是太抽象，二是没有得到所有华人的认同。
笔者以为，大统一以后应以华表和长城作为国旗的基本图案。理由是：
第一，长城和华表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是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事物。虽然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长城，但最终被欧洲人自己给毁灭了。只有中国的长城依然屹立在地球上。从月球上看地球，只有中国的长城是肉眼能看到的人类建筑物。
第二，长城和华表是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具有超越时代、超越朝代、超越阶级、超越党派的历史广延性和历史包容性。这是其他事物所不具有的。
第三，长城和华表的寓意符合世界历史的潮流。长城是一个纯粹防御性的建筑物。除此以外，世界上任何一个防御性的工事或者武器都不可能是纯粹防御性的。古代的盾牌是防御性的，但它只是进攻中的防御武器，并且在特定时刻，它也能当作进攻性武器使用，也可以砸碎敌人的头颅。爱国者导弹是一种防御性武器，但要将它作为进攻性武器使用比改变盾牌的作用更容易。只有长城，永远也不能作为进攻性武器使用。因此，长城只能代表防御、代表和平，而不能代表进攻和战争。华表又叫诽谤木，是中国古人用来诽谤（批评）政府、发表不同意见的舆论工具，是古老的民主传统的体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物可以体现中国古老的民主传统。世界的历史就是逐步建设和平与民主的历史，和平民主也是当今世界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潮流。可见，长城和华表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人类世界的历史潮流都相吻合而绝无矛盾。
因此，用长城和华表作为中国国旗的基本图案，既能反映中国的历史传统，又能指明中国前进的方向；既能表明中国的特有国情，又能和世界潮流吻合；既能为全体华人所认同，又能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
（三）关于国歌
中国古代，不能说没有国歌，但中国古代没有规范的稳定的国歌也是事实。中国人试图确立规范的国歌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
1911年，清政府规定以《巩金瓯》为法定国歌，由于清政府的垮台，这一国歌还没有被正式使用就被废除了。
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以《五族共和国》为法定国歌，但很快就被不喜欢共和的袁世凯所废弃。
1915年，袁世凯宣布以《中华雄踞天地间》为国歌，歌词是：“中国雄立天地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绵！建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这一国歌从形式上看，有两个优点，一是仍然承认共和，二是具有爱国情调。缺点是具有明显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所谓“廓八埏”既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挑衅，也是袁世凯集团狂妄无知心态的大暴露。这样的国歌当然是不能持久的。
1919年，北洋政府委托教育部国歌研究会制定国歌，该会决定以《卿云歌》为国歌。歌词是这样的：“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传说《卿云歌》是虞舜为禅位大禹而特意创作，用以歌颂光明、寄托希望的。用意是非常好的，没有阶级偏见和党派偏见，能表现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民主传统，对于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仍然具有抚慰和滋润作用。北洋政府以此歌为国歌不失为明智之举。《卿云歌》的缺陷在于，歌词短了一些，词义也过于抽象了一些。
1936年，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决定以国民党党歌为代国歌。1943年又决定以国民党党歌为正式国歌。歌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国民党的党歌的歌词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训。以孙先生的政治遗训作为党歌，对于鼓励和鞭策国民党人为实现三民主义、复兴中华民族而不懈努力，当然是有非常积极和重要作用的。但是，以此党歌为国歌却是不合适的。一是党派色彩太浓，有党民不分、党国不分之弊。二是有自相矛盾之处，国歌应当是面对全体国民的，而该国歌却要求全体国民都“为民前锋”，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讲不通的。
1949年9月27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此国歌和国民党的国歌相比，它面向全体国民，没有党派色彩，这是它的长处。缺点在于：它仅仅表现了民族主义精神，而没有表现民主主义和民生主义精神，也没有体现古代的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也没有表现社会主义和大同主义的理想和趋势，没有说明穿过敌人的炮火以后将要干什么。此外，此歌歌词也有些拗口，如“每个人被迫着发出”这半句话就不太好唱，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唱不好。
现在，有些人常批评青年人不会唱国歌，有些企业招工，也将会唱国歌作为必要条件之一。这些，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国歌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歌的难唱。
1978年3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用《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调重新填词，制定新的正式的国歌。改写后的歌词是这样的：“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进！”
新歌词目标明确，朗朗上口，好记好唱。缺陷有二：一是有个人崇拜的痕迹，二是党派色彩太浓。
1981年3月20日夜晚，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阶段的决赛在香港举行， 中国女排以三比零战胜香港队，中国男排以三比二战胜南朝鲜队，双双获得冠军。为此，北京的一些大学生上街游行，并高唱国歌以示庆祝。唱国歌时，一部分人唱法定国歌，即“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进！”，另一部分人则唱已经废止的代国歌的歌词，即“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进！”。这说明，个人崇拜和党派色彩太浓的国歌也是难以获得民众高度认同的。
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们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原词原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国歌。
大统一以后，国歌也是需要改革的，大陆和台湾方面的现行国歌都不宜再用。新的国歌，一要能反映悠久的历史传统，二要能和未来的国家前进的方向一致，还要考虑能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笔者以为，北洋政府虽坏，但以《卿云歌》为国歌的经验却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笔者以为，《卿云歌》在中国的国歌史上，是优点最多、缺点最少的一支国歌，仍然值得我们考虑。除了《卿云歌》以外，《文王操》也值得考虑，因为它具有吊民罚罪，除暴安良、救济民生、解放奴隶、改良社会等多方面的良好用意，同时也具有鼓舞人心、激励斗志的雄壮气派。
如以《卿云歌》为国歌，可以再加一段歌词，如“民主富强，和睦大同，日月光华，久复久兮”。这样，一方面可以不使国歌太短，另一方面可以将历史和未来进一步统一起来。
（四）关于国庆
台湾方面以10月10日为国庆，大陆方面以10月1日为国庆。 这两个国庆在大统一以后都不宜再继续使用。10月10日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为这个重要的日子做出过贡献，让中共方面接受这个国庆显然是不合适的。10月
1日是国民党人惨重失败的重要标志，以这个日子为国庆，在面子上是讲不过去的。不实行和平统一也就罢了，要实行和平统一，这两个日子都不合适作为国庆。
此外，中国是文明古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考虑国庆不能仅以“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为限，否则就有割断历史之嫌。实际上，无论“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严格地讲都不是国名，而是政权的名称。中国的国庆应该与中国的国名统一起来。
有人主张，以实现大统一之日为国庆日，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主张。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大统一的日子太多，商汤、周武王姬发、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晋武帝司马炎、隋文帝扬坚、唐太宗李世民、元世祖忽必烈、明太祖朱元璋、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等，都有过大统一的辉煌。如果以将来的大统一之日为国庆，有割断历史之嫌，不能为古人所认同；如果以历史上的大统一之日为国庆，又难以选择。故不能以大统一之日为国庆。
以建国之日为国庆之日，这是人们所普遍认同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承认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那么，中国的国庆日就应当到五千年前的建国元年去寻找。只有将五千年前的国家初建之日确定为国庆日，才能获得古今中外所有华人的认同，才能将中国的历史统一起来，才能超越家族、民族、阶级、党派、朝代、时代，使国庆彻底地成为几百亿中国人民共同的国庆。
然而，证明某一天是中国初建之日，却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还有待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付出漫长的、艰辛的劳动。
在国家初建之日不能确定之时，建议以春节为代国庆，因为这一天是在古今中外所有的华人中认同度最高的日子，是一个能超越朝代、时代、家族、民族、阶级、党派的日子，是五千年来几百亿中国人民共同庆贺过的节日，早已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实际上的国庆节。建议将2000年春节推定为中国建国五千年国庆节。
与国庆节紧密相关的还有军庆节问题。一般认为，军队和国家是同时产生的。既然考虑国名、国庆要从五千年的大历史着眼，那么军庆也不能例外，不能割断历史，不能认为我们今天的军队和古代的军队没有联系。
中国的军队究竟是何时产生的，恐怕也很难考证，在没有明确的认定之前，建议以中秋节作为军庆节，将2000年中秋节推定为中国军队建军五千年军庆节。
江苏省行政学院·法政教研部 刘大生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于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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