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李剑宏：站在国家治乱高度的三农问题良方——读于建嵘博士《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

近日，我在海内外影响甚大的《战略与研究》杂志上读到于建嵘博士的新作--《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三万字的文章一口气读罢，深感于建嵘博士在三农问题上的研究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努力的，他在三农问题上的诊断是正确的，开出的药方是有效的。我预感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果然，在短短的几天里，新加坡《联合早报》在6月5号《中港台》新闻栏刊载了题名《中国农民开始有组织抗争》的评论文章，同日香港凤凰卫视也刊发了《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的时评，不少国内学术网站也纷纷摘录该文的部分内容，更有不少读者纷纷来信，要求剑虹评论网刊载于建嵘博士的这篇文章。然而未经刊物授权的文章本站是不能随便刊发的，于是有了这篇小文以飨读者。
--题记
"讳病忌医"这个成语，出自《韩非子·喻老》。原文曰：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之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通，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这个忌讳疾病因而不愿让良医医治的蔡桓公，终于病入膏肓不治而亡，所以韩非子评价说："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蚤从事焉。"
我想这则故事给人最重要的启发，即是要听良医的劝戒，见微知著，提早预防，才能防祸患于未然，一个人如此，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都应该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个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懂的，比如说曹操，时人评价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演义中对他的渲染则是"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此间起"、"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曹操一生可谓纵横天下，俾睨群雄了，可是一旦犯了头疼病，请来神医华佗，却不敢让良医剖开头颅取掉脑瘤，以"忠义"冠名华夏的关羽，却很大度，病情一旦诊治清楚，坦然医治，刮骨疗毒，何等的潇洒！到了奸雄曹操这里，同样是神医华佗，却白白的遭到疑忌，最终神医死在狱中，一代奸雄也因头风病而一命呜呼了，历史的教训不可谓不深！
如果抱着实事求是，不讳病忌医的态度来看于建嵘博士对当前农村出现的危险病状的描述，读者应对作者在三农危机上的判断留下很深的印象，甚至要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作者的观点完全价值中立，丝毫不拖泥带水，这也正体现着社会良医对病候的诊断，显示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观察视角：
"农民有组织抗争是以具有一定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领导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社会动员和信息交流网络，以中央或上级政策为依据，以县乡两级政府制定的土政策为抗争对象、以直接动员农民抵制为手段、以宣示和确立农民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为目标的一种政治性抗争。"
这是总的诊断，揭示了负担愈重的农民和政府之间正在形成博弈的两极，那么"农民有组织抗争"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于建嵘博士分析说：
"拥有一批意志坚定、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动员能力的\'农民利益代言人\'。"
"减负上访代表自发在本乡镇建立了跨村的政治性组织，并初步实现了全县联合，已经正式提出了在全县范围内重建农民协会的要求。"
"农民有组织抗争具有较明确的政治性，抗争的对象是基层党政干部，抗争的依据是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抗争的形式从上访为主转变为与基层政府的直接对抗，抗争的靠山是中央的权威。"
领袖、组织、目标，三者有机的组合已然形成不容忽视的力量，作者概括的三点不带任何的感情色彩，他用极为理性和清醒的笔力勾勒出农民的一种冲击基层政权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具备了自发的组织性特征。
用事实说话，是于建嵘博士从撰写驰名中外的《岳村政治》开始就保持的固有风格，作者认真的告诉读者："我在此类问题较突出的湖南省H县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跟踪调查。这份研究报告所陈述的事实，均经过本人认真而符合学术规范的查证，并保存了大量的录音、录像和原始文本资料等以供佐验。" 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无法否认，也无法回避和逃避。
良医重要的不是诊断，还要对病症进行预测和评估。作者以他多年的研究经验明确指出："农民有组织的抗争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表明了目前我国农村政治体制已面临着相当严重的治理性危机，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了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为证明这一点，于博士指出了更为触目惊心的征兆，这些征兆包含在诸多事件之后，是一般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无法洞见和提炼的：
"县乡政府对农民有组织抗争的暴力镇压，导致干群矛盾日益尖锐，社会黑恶势力借机侵入，农村基层政权出现了功能性退化。"
"农民减负反贪的抗争目标长久不能实现，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扩散，减负上访代表的政治诉求也逐渐升级，抗争的目标从具体权益向抽象权利方向发展，且已经出现了激进的政治主张。"
"农民自发组织缺乏明确的纪律，难以有效控制其成员的行为，更难控制非成员的行动，所以这些组织很难有效控制它们发动的农民集体抗议活动，恶性事件可能因此爆发；农民自发组织也有向社会秘密组织方向发展的危险。"
于建嵘博士以他丰富的社会学知识和高度的概括力，把诸多纷繁复杂的事件加以整理和归纳，概括出三农问题的三点征兆，逻辑严密，剖解得势如破竹，令人无法反驳。
诊断既然完成，就要提出处方，于博士从国家治乱的角度，高屋建瓴的指出：
"农民有组织抗争可以成为农村政治改革的重要契机。因势利导，引进新制度，有效而积极地容纳农民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建立有序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开辟依法成立的农民组织与地方政府平等协商对话的制度渠道，健全现行的人民民主监督制度，提高农村基层民主的层次，是现实可行的选择，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
在具体操作上，他提出四点建设性的意见：
"1，要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2，农民有组织抗争，制度根源是不完善的干部管理体制，必须改革以高压为特点的干部管理体制，应在国家法律权威下，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基层政权的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乡镇社区自治。
3，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不是旨在对抗甚至取代地方政府的革命组织。如果引导得当，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打好基础。
4，改革现行信访制度，把目前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信访办，全部归总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依据人民来信访行使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
大禹治水，成功之道在于疏导；良医治病，成功之道在于遵循脉理。读毕此文，我想任何一个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个人主观好恶出发的读者对于建嵘博士提出的良方都是激赏的。"在这里，不再有预设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模式，流淌的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精神。"(《解放现代农奴？--读于建嵘博士<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
一个用事实说话，用真理说话的学者，他的言论将是严肃而负责的，他提出的对策当是富有建设意义的，倘若于博士的文章遇见关羽这样的"忠义"之士，中国的三农问题倒真的有希望一治，然而若遇见患了头风病的曹操，硬是让个别持异见的学者误认是某种"政治解构"的阴谋论，或者掩耳盗铃回避三农问题危机高唱形势一片大好，那倒真的是作者的悲哀，农民的悲哀了，莫非中国人一定要在高唱盛世中走向长醉和浑沌，在痛苦和血的教训中才能惊醒和成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