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改革中的产权演绎

土贼

世纪沙龙

一．中国文明基础中产权概念

中国作为一个现存的东方文明古国，在历经5000年文明历史之下又在经历一次改革的洗礼，抛开有关改革的手段和目标不论，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会发现我们还在重复一种不涉及产权制度的改革，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文明一直在同样的问题上止步不前，没有产权制度参与的改革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都不可能在根本上改变我们文明的本质。

相比之下有关我们国家改革的所有争论就显得缺乏面对困难的勇气。因为中国的改革任务原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艰巨得多！

在开始讨论问题之前，我想做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判断：

1. 东方文明是通过管理组织内部的征服来实现财富的积累

2. 西方文明则是通过对外界的征服来敛聚财富。

在此判断之下，回首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历代政府必然是一个强大的政府，这种强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管理的区域庞大，管理的人口众多，管理人员队伍庞大，由此推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三个现实问题，政策的统一性问题，被管理者的素质问题，管理者的利益问题，这三大问题一直纠缠着中国的每一次政治改革的性质和改革力度，成败。

　　在中国改革历史上，周公（旦）对中国农业文明基调下的政府构建和管理是最具影响力，可以说周公的改革是对中国文明条件下的封建制度精心完成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改革，其对产权制度解释在今天仍然具有影响。

　　周公对产权的解释很清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政府）对领土内的所有土地和人口具有不可争议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为了解决国民素质和政府管理人员的利益问题，中央政府对土地进行了“裂土分封”,通过对管理者的有限授权满足地方对中央管理目标的达成，同时使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地方具有可操作性，（政策与被管理者的素质相匹配）对管理者的利益通过财富分配体制予以肯定和维护。

需要认清的问题本质是：裂土分封出去的决不是土地的产权，而是使用权和管理权，井田制就是最好的注解，严格意义上，中国从来没有欧洲封建类型的贵族，有的只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精英阶层：官僚。所有世袭的管理者说继承的同样是对分封领地内的土地管理权和使用权。这一点在春秋时期的政治改革中才被认清。其理由如下：

1. 中央政府对管理者每一次世袭继承的活动都要进行干预：请封，认定，合法化。对管理者的叛逆行为行使：夺爵，讨伐，废黜，废国等惩罚，候国永远只是一个地方性的政府组织。这在欧洲封建史上是不多见的，除非中央政府出现变更，因为其分封的性质是产权的出让，也正因为如此欧洲现代的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才可以通过联姻实现帝国版图的扩张。

2. 中国古代史上的几次大规模分封活动之后，都有相应的代表中央政府对诸侯进行管理的措施和制度。汉代：中央任命诸侯国的丞相，其后又有推恩令，明代在靖难之役后就规定各候国脱离对农民，土地的管理权。

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从来就不承认分封是一种土地产权的出让。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政治改革在产权制度意义上只是管理权使用和财富分配制度的改革，这就意味者政府对国民的财富是一种有限程度的保护，其保护的程度和力度完全看视政府，官僚，国民三者的角力结果而定。这也是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

在农业文明基础上，政府在文明形态中的初步功能就是;积累社会财富用于完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中国历史选择了政府通过财富分配体制建立专业管理者（官僚）队伍实现对农民的管理来达成目标的方式。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使中国人麻木的混淆了产权和管理权，使用权的概念。而政府得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对管理权，使用权的调整，而真正的实质：对国民财富的保护承诺，保护方式从来不予以全面的解释和明确。从而在根本上打击文明对财富的敛聚欲望和投资行为，文明对财富的使用是消费高于投资的，这就造成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所敛聚到的社会财富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就样一个巨大的悲哀。

中国文明观念中的真正产权以及有关产权的解释在原则上一直是政府所垄断，这是中国所有政治改革中的一个共同出发点。需要特别说明地是，我们在这里讨论地产权概念不是传统地所有制概念，而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天赋人权，那么国家对人权的解释是什么，给国民所有的权力，但是对权力不予保护等于什么也不给。

中国历史的常态是：以国家的名义对国民进行的掠夺，产权属于空泛的国家或者皇帝，官僚们居间通过异化和解释产权而牟利，国民一直处在底层，而国家经常置自己在文明中的目标于不顾。

这里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术”“道”之争。而这争论中的焦点确是孰先孰后，所谓有术则有道，无术无道的功利事实或者“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理想主义，都没有改变几千年的历史轮回，每念及此，心痛不已。

所以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在对待中国政治改革问题的时候必须对产权问题给出答案，相反地回避这个问题，所有左或者右的政治观点大多是手段和方式地争论，于改革本身没有多少意义。

二．中国古代政治的泛化

在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系统决定了文明的形态，政治解决文明的管理问题，经济解决文明的财富生产问题，文化解决文明的价值标准问题，这是社会学功能学派的主要观点，政治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但是他绝对不能通过泛化而垄断或者覆盖另外的系统，泛化政治的结果就是文明本身的缺失，由此带来的文明病态所毁灭的不仅仅是文明，而是创造文明的族群，民族劣根的形成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政治的目标是文明的秩序问题，通过建立政治秩序来调配资源贯彻政治意图，那么政治应该贯彻谁的意图呢？我们必须回到起点，文明是谁创造的？国家是属于谁的？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国家就是皇帝，而文明是什么根本没有人关心，或者说文明必须满足皇权家天下的价值观念，这也是几大文明古国走向没落的原动力。在政治领域中国从来就不缺乏管理技术，这种对管理技术的迷恋成为中国历代政治改革的意识误区，始终没有或者说不能涉及产权问题（周时期除外）。

春秋时期，“废井田，开阡陌”其实是将王田的实物地租细化到国家所有的土地中去，而取消所谓贵族的特权，是取消贵族对土地产权概念的解释权把这一解释权交到官僚群体手中（因为如果承认贵族对土地产权的合法地位的话，政府是不能不支付任何代价就这样做的，另外一方面：原有的贵族本身就是国家中的管理阶层）。产权观念的重新解释成为这一系列改革成功的基石。

秦一统天下之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官僚群体正式开始形成对全国范围的管理。

　　在法统上，官僚就是皇权的使者，皇权源自天道，原有的贵族群体基本上被消灭，新的贵族群体开始形成，在国家体制中，贵族和官僚成为国家管理者的主要来源，贵族群体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国家的每一次变革都将消灭掉一个贵族群体，再创造一个新的贵族全体，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的地基建成了，而其后的政治改革都在这一地基之上展开，通篇都是匠气。中国封建时代的游戏规则正式踏上历史的舞台，中华帝国的宿命开始了它的轮回旅程。

产权制度在轮回中的印记就是：有权力就有产权，从而埋下中国类型农业文明的祸根：产权，管理权，使用权和国家主权，皇权混为一谈，概念互相转换，有时甚至互相代表，有关产权的话语权成为了一种假托公众或者国民的公共权力，皇权通过对这一话语权的掌握而掌握国家机器，这是中国古代形式的专政特点，从而对文化和思想的专制表现为对话语权垄断和维护。

　　　　于是乎，政治成为一种泛化的政治，强奸文化，改造经济，破坏文明的提升能力，使我们这个民族的农业文明转化成一个僵化的文明，对经济之病态，文化之病态不见其丑，唯见其利。经济的目的不是创造财富而是用来满足对产权混乱状态的维护，文化的目的不再是构建文明的将来而是给皇权强奸产权披上合法化外衣，媚俗于这种没有进取精神的混乱。

　　　　中国的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在这中间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为了维护自己已经取得的文化合法地位，置自己的历史责任于不顾，不惜卖身投靠，主动参与其中，将国家的管理者位置局据为己有，既不教育国民，又不改造文化，全部儒家在中国文化上只有“维持”两个字，致使3000年前的理想指导3000年后的文化真中华民族一大悲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