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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塔: 死掉的文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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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失眠，于是将利奥塔此文敲入电脑。室友鼾声此起彼伏。恍然间听到一个沉痛的
声音——那是利奥塔的？但似乎又不止一个。想起一行兄夜读德里达也有类似的经历——听到德
里达如同幽灵一般用法语发出声音。
文科死了。实际上我和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对大学抱过什么希望。大学已经深深嵌在这个经济
世界中并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教授不过是现代工人之一种 ——“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
肝”，韦伯斯言并非不指涉大学。教授们还能面对这样的问题吗：我们为何存在？什么是生命中
的美好？ 但要他们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否本来就期望太高了？ 自由和真理都是隐秘的礼物，既
不可教，也不可学。然而利奥塔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他毕生所思考的奥斯维辛大屠杀，正在暗
夜中传送过来死者的呻吟。
奥斯维辛之后，欧洲人如何生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和“我”如何生活？
死掉的文科1
利奥塔
即便教室，助手，学术会议领袖，教授的数量得到增加，即便这一职业得到更好的报酬，我以为
我们还是会听到在巴黎大学的生活，在大学里的工作会对我们，学生和教师，提出这样的问题：
什么是文化？它是如何存在于这里的？
全身心地占据了学生和教师的巨大秘密需要不是增加教室数目，缩小学生-教师比例给教育更好的
经济鼓励，对学术尊严的官方认可。在拥挤不堪，默默无闻，贫困潦倒，无人承认的条件下我们
还是会工作。在地下运动中学会阅读和写作的战士们什么都诶有，甚至没有“合格的”教师；他
们拥有理解他们的生命和世界的欲望，不辜负这一欲望的欲望。
文化是倾听力争被说出来的东西，文化是给那些没有发言权但正在寻求它的人以发言权。这种发
言权不仅仅是话语的；它可以是，而且已经是舞蹈和绘画，建筑和雕塑。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文化是身处根本处境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们是出生，死亡，爱情，工作，生
孩子，被实体化衰老，言谈。人们必须出生死亡，等等。于是一个民族对这些任务，这些召唤，
以及它对它们的理解，作出了回应。这种理解，这种倾听，还有赋予它的回声，是一个民族的存
在方式，它对它自身的理解，它的凝聚力。文化不是归属于根本处境的以习俗，计划或契约为基
础的意义系统；它是民族的存在。
由于同样原因，它不是一种脱离其他活动的活动，只是脱离了它们的“共同见解”的活动。在被
西方以“性”和“劳动”的题目分离和忽视的东西里面，和在一支奏鸣曲或一根图腾柱里面，有
也应该有同样多的文化。对休息，饥饿的呼唤的回应的性质，某些呼吁根本没人倾听的方式——
所有这些都是文化。即便在对所有活动共有的意义的确定发展成了分化的发你的时候，控制它的
还是老年人（正如我们在某些原始文化里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不适于做任何
其他事情了，不是因为他们被置于社会只外，而是因为作为社会的结果他们身处社会之内，他们
已对几乎所有的文化处境都作出过反应，现在正忙着为最后一种处境作准备。
文化存在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
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在文化中不存在工作（它作为一种活动，其生产
或消费的目的是在于其自身之外的），也不存在宗教虔诚（它作为一种交托，把赋予生命和死亡
以秩序的任务分配给了他者），甚至不存在被人们作为表现从事的艺术。类似地，不存在有教养
和没教养的活动。没有必要通过专门的特殊仪式或庄重礼仪来证明存在文化，证明它的性质。生
活的全部就是这种证明。
这种在活动中的意义的重量存在于《云岛》，存在于《回来，非洲》，存在于散布在地中海盆地
和其他地方的活着的文化的破衣烂衫，存在于黑人音乐，存在于古老的阿姆斯特丹的地形之中。
我们基本上是与之隔绝的。在我们的社会里，符号与表意，活动与文化，生活与知性是费力的。
对根本处境的反应位于这条分界线的一边；人们却在另一边寻求这些处境的意义和答案。但是这
些答案不能成为答案，不能对召唤作出响应，因为这一召唤在别处被寻求，因为意义成了一个问
题的对象，而这一问题又成了一种特殊活动（“文化”）的对象。
一方面，没有意义的活动被根据机器的模式组织起来，这一模式的目的在其自身之外，它并不对
这一目的提出疑问。一种机械论的经济学，其原则是寻求花费和产出之间的最佳关系，被作为标
准强加在所有活动之上：生殖现在成了分娩的技术，其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随意地生育在
所有可取的方面都有希望成功的孩子。工作成了工序的执行，服从于时间和甚至与其内容无关的
标准的命令，这些标准最终是由这样一条公理决定的（这条公理首先管理着“经理”们），即
“经济”社会是一台机器，并对各种结果和投资来说，都应当服从最佳成本/利润比率的原则。爱
情给一种技术的确立提供了机会，通过这种技术，可以根据同样的原则来投入曾是分离的情感与
性：诱惑与色情，在听其自便时，寻求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感情和享受上的最佳回报。在体育实践
中，人们被实体化，被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形分离开来，并根据同样的普遍经济学用特殊的联系来
训练。娱乐和休息，饮食和居住同样被机械化了。
所有这些成为机器的活动都拥有指派给它们的机构，这些机构由有资格保证其最佳运作的专家组
成。这一机构本身必须服从最佳平衡的原则。于是一个新的机构被建立起来以保证前面一个的运
作。这些机器相互叠加起来形成一个等级系统。它们的理由总是到处都有。死亡本身已经成为不
过是他人的死亡。
作为对处境的共同注意和对自身的理解的民族被毁灭了。它的特殊存在方式在划一的机械性组织
里被磨得粉碎。社会性和个性也同时屈服了。
另一方面，文化也不再是倾听日常生活中的根本处境的呼唤和对之作出反应的实践。文化被从日
常生活里移置了，放在特殊活动的一边，它还能够听到什么，它还能够对什么作出反应？在巴黎
大学人们不生殖，人们不工作（在车间的意义上）。似乎只有头脑才能赢得进入的权利；但头脑
只是被留在门口的意义，被留在外面的东西的意义。
当头脑和生活被分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培育头脑的人，它在生活本身之外培育生活的意义。但
是，正如没有理解的回答是盲目的，并使它沦落为只在它自身寻找理由的技术学，同样，献身于
一般知性，把它作为职业，却不能在特殊情形里作出回答也是徒劳的。头脑不过是在组成生活的
处境和答案里接受到和显示出的意义。知识分子不能够执行强加给他们的任务：为头脑作证。他
们培育的头脑已经脱离了生活，他们的生活。
但是还是让我们进入文化被培育的地方吧。各种活动一旦被剥夺了它们的共同意义，文化仍然为
它们提供的理由只能在一种补充的话语之中表面地把它们统一起来。这种话语已经不再是在手势
中，在沉默中，在爱情，劳动的言词等等中发展的东西本身了——有不同肉体欲望的男人或女
人，在他们相互创造的运动之中的工人和他的或她的工作，等等。相反，它是一种已经确立的关
于爱情，劳动等等的话语。恋爱中的人么有一个参加哲学家的宴会；阿尔西比亚德必须离开。发
言却不让正在发生的事情发言；反过来它赋予无意义以意义（sens2）。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
蜕化版本把它们的名字提供给了首要的主题：人类是创造和创造他自身的生物。
文化与有什么可说的问题斗争着。一种文化活动会收集和保留各种活动遗弃了的意义。但如果在
大学之外没有意义的话，在大学之内也不可能有。现代生活不期望从教授们那里得到它的理由，
不管他们多么愿意提供这种理由。这一文化不反映人们的吁求，例如来自在工厂和办公室里竭尽
了精力的劳动力，来自她们宿舍般的郊区房屋的窗户背后，拥有各种现代设备的妇女在下午两点
左右的孤独，来自穿黑色皮革衣服靠在塑料贴面的柜台上的青年人的幻想破灭，来自老年人或来
自由嫌弃组成的童年的吁求。没有理由可以使人类接受像这个样子的自身，更没有理由使它喜欢
自身。
教授们的职务不是对文化的真正问题，对生命的意义作出反应：生活并没有恳请教授们做指点通
向它的真理之路的潜在向导：在我们的校园中得到培育的东西，有教授们为之致力的文化，是由
文科和人类科学组成的，这是人性的两种版本，一种是由“人文科学”提出的，另一种是由“人
类学”提供的，这是和当代世界的理解和表达温暖权不同的东西。
当基督教已经不再能够理解其世界并对之作出反应，当产生出来的文化虚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希
腊人为在最早的悲剧作家和最早的哲学家的作品中早已存在的问题——根据什么理由存在着某种
可为之生活和死亡的东西？——提供存在的理由的时候，人文科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塑造了一个人
类的模式。人文学者首先是在形而上学，在伦理学，在政治学，在美学，在体操之中寻求与一个
睿智的世界和谐相处的哲学，与在存在之中的理性对话的理性。正是这种智慧赋予了大学里的讲
演很平衡的句法。这种智慧还是大学对现代抑郁作出的判断的向导，是抵抗不和谐和暴力侵入大
学内部的盾牌。正是在这种智慧的名义之下，真理上的折衷主义和观点上的多元主义被认为是基
本的价值观，还是同一种智慧赋予了教授权威的传统关系以权威，在这种关系里面知识从权威的
座位上被传授，这种知识经过训练的获得，和它的所有者升到那个位置的步骤相符合。
但是因为在这里培育的教养3不是时代的精神，学生要获得这样的知识，必须学会忽视实际的情
形；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欢迎，必须以对真正的活动的无所不在的限制的无知作为前提；他们对有
秩序的头脑的呼唤，是对无序现实的精神的取消；他们根据标准的音调说话，是为对言词的沉寂
和声音的喧嚣准备的耳朵作出无谓的挑战。构成这种学习的抛弃学识的过程产生的哲人只能被称
作“学究”，他们字能听到他们的同类，也只能被他们的同类所听到。如果他们走到大街上，那
是为了宣传他们教授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被教授给他们的。但大学自称是其卫士的这种自
由，如何能够在由限制骚动的沉默所主宰的工厂和办公室，兵营，监狱，医院，建筑工地那里找
到回声呢？
这么多的学生没有得到他们的学位，把这应归罪于我们缺乏财力，或者归罪于他们能力的退步是
没有意义的。他们的退学的原因是有这样才说得通：即人类通过他们自身所问的问题，与人文科
学对这些问题所提供的答案之间的不符合制造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状况。
但是在文学院失败之后，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人类科学学院。倾听现代人性的努力被作出了。通过
变成人类学，人文主义难道没有赶上时代吗？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已经被赋予权威。如果说
新 的一代学生在培养古典的教养上面有困难的话，对人性的科学似乎怀有现实主义的喜爱。
文化从反省的变成“向前看”的。大学用语容纳了如野蛮的人的宝石一般奇异的词汇。新的 知识
用这种语汇来包围以前未加表现的现象：心理表演疗法，心力内投，测试组，文化适应，转移。
工业劳动，寄宿舍里的宗教虔诚，青春期危机，神经症和精神病，史前技术和新型技术，发展的
各极和亲属结构，电影研究——都进了大学的大门。保守的知识界名流对研究和干预让步了；巴
黎大学似乎再次在这座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讨论会和研究小组产生了一种新的教学法，在这种教
学法里面不同辈分的人之间的交流，研究者之间的对话，集体的表达确定了在那里揭示自身的知
识的位置。
文科研究过去所要培养的人是一目了然的，但现在人类学所要培养的人却是含糊不清的。人类科
学还有待于系统阐述。但这只能够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历史科学摆脱了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把所
有主义送进了储藏室，心理学摆脱了传统的人本主义的预先假定，文化人类学把希腊—基督教智
慧置于恰当的位置，甚至心理分析也怀疑其弗洛伊德的形而上学的普遍化推论了。
但是，被社会学的专门化机构控制着和拖得筋疲力尽，被剥夺了引起回响的力量的活动，是否在
这种新“文化”里找到了发言权？它们的确在被谈论，但这种话语被能使这些活动相对于那些从
事它们的人来说变得更有意义，这些活动“对他们再也不多说什么了”，即使它们的代表者会亲
自发言（因为访谈也是这些新方法之一）。人类学不能够成为一种生活的文化，其成分都只服从
于技术话语的标准。
人类许饿对生活的干预没有赋予后者意义的统一性。把文科研究和现实隔离开来的过时人性模
式，当然没有把它变得盲目。但是，当它在世界上听到诸如“我们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时，还是
感到敌意和无能为力，而这正是文化的问题。人类学分散在生活的各个分区之中，它把这些分区
看作研究和干预的特殊领域，并在它作为科学的尊严之中为自己的麻木和短视寻找借口。但在现
代实践中的科学并不是认为它应对其对象作出反应：它把自己的对象看作只不过是一样东西，并
根据一种机械的策略对它展开研究，这种策略与在实际社会中对活动的运作是同样的。因此这种
人类的科学，不管它的提倡者的动机有多么纯粹，但在提供给社会机构把它们试图控制的活动进
一步机械化的手段的时候，它注定要加强这些社会机构的权力。工业社会学家或者心理技术学家
么有必要被收买，才能让心理社会“文化”被吸收进公司领导使用在工人身上的策略，就像19世
纪的科学技术发明，对劳动力的技术压迫的组织来说如此有利，却没有必要受到这种压迫的刺激
一样。只要研究的结果，不管是技术的还是人类学的，是由主宰社会的同一原则所促成的就够
了：所有活动的目的是在成本和利润之间达到最佳平衡。人类学不过是给这一原则的运用带来了
一些新的改进，这条原则就是我们的非文化的原则。
离开了文学的庇护，到人类科学中去寻找避难所，这无疑给学院带来了一些革新，但代价是再次
逃避了文化的任务。除了它自己的专家（教授）以外，巴黎大学会训练劳动营的思想家，劳动营
适合现代机构据以组织生活和思想的模式。技术世界中的那个未经思考的问题，由灭绝集中营首
次提出的问题——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个在所有人耳朵里回荡的问题，不管是星期一早晨
还是星期六晚上，它揭示了“文明”在所有花里胡哨的工业之中的空虚。我们不应期望研究人类
的学究和专家会把这个问题作为并非形而上学的焦虑来回答它甚至听到它，尽管它实际上是唯一
严重的，至关重要的，日常的问题。
文化所经受的压抑并不一定采取极权主义国家对准大学的脑袋的一支枪的形式。压迫对文化来说
是基本的唯一“能力”，即倾听和述说人们要求被倾听和述说的东西的能力，并不要求警察手
段；只要耳朵聋了和缺乏所需的词汇就足够了。大学话语在迎接对意义，对体现在活动里的价值
观，对社会的重新组构的欲望上面的失败，不是一个近期的现象——例如，巴黎大学是否听到或
表达了一个世纪之前在巴黎公社期间这种欲望的爆发？
但今天发生的正是这种欲望——它无处不在，在工人对节奏的加快和士兵对命令的抵制之中，在
阿维隆矿工“非理性”的固执中，在去年的比利时罢工中，在对全世界的机构试图用来压制行动
和活动的回响的机械性组织的普遍化颠覆之中——这种欲望对文化来说是唯一存在的欲望，它不
能够找到词汇来表达自己。不仅仅是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比以往更不能够用它自己的词汇来
表达这种欲望；政治就其本身来说就是如此地小心，以至没有一个其发言和姿态能使这一欲望发
出回声的政治组织在现代世界里的 任何一处存在。
发言本身服从于机械模式。发言已不再是说出要求被述说的东西（诗）的活动了。它是对现在被
称作“听众”的人实施的一次操作，以便让他们做和说符合控制他们活动的机构的计划（策略）
的任何事情。发言不过是操作的工具，不管这些操作是工作（指令），消费（广告），还是投票
（宣传）。这样，意义和发言的同一性被克服了。语言的意义也位于别处，在约束之中，在乌有
之乡。
文化的欲望是结束外在于活动的意义的流放的欲望。同时它又是结束与其意义疏远了的活动的流
放的欲望。它的工具不可能是大学，大学正存在于这种流放之中，并且是它的产物。发言也不可
能独自成为它的工具。我们必须寻找这种欲望早已沉默地存在于其中的行动；在这些行动中我们
必须听到意义的呼唤，这种呼唤和操作的世界无关，但它还是全然当代的；我们必须付出越过
（破坏）扼杀这种呼唤的机构的代价，使它响彻云霄；我们必须找到使它响彻云霄的方式，机会
和手段。这就是认真对待文化的意义。
出自利奥塔：《后现代与公正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 本文以“lettre morte”为题发表于《巴黎大学学生报》（1964年） 。——译注
2 拉丁文，义为“意义”。
3 原文为拉丁文humanitas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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