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域为梯度推进中国的民主

梁木生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必将在整个文明世界普遍获胜决定了民主政治在各国的普遍确立。但市场经济在各国发展的渐进性与不平衡性，亦决定着民主在各国的发展呈梯度状态，并以如下几种转化形式表现出来：民主的全球梯度发展，民主实力的梯度发展，民主的层级梯度发展，民主的地域梯度发展。市场经济在中国必然走向强大已经预设了中国政治的民土方向，但中国市场经济水平的总体低下与公有制度仍然强大决定了人们提出的通过政治民主化改革、发展民主运动、建设层级民主的路径推动中国民主发展目前尚不具备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却能为中国以地域为梯度推进民主提供经济保障．本文根据市场经济水平在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明显的梯度差异，提出从东至西梯度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同时就这一路径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这一方案所可能面临的政治难题作了初步探讨和交待。

关键词：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 地域 梯度发展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跨文明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全球扩张和涌动，置一种曾经理直气壮的意识形态日益尴尬和苍白的境地：发端于西方的民主，在非基督教文明的世界里不是没有市场，就是很难拥有市场。事实已经使民主只是某种文化的特产与专利的观点归于破产，并使民主是市场经济孕育的一个令人欣赏的文明成果的经济决定论观点获得胜利。以此为视角，一个结论不应该是武断的，不论今天的状况如何，迈向民主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方向理应不再需要论证，因为通过市场经济推动中国走向强大可以肯定已经没有阻挡的力量。但是，现实的中国给人设置了难题，虽然不再质疑民主的发展方向，但如何迈向民主人们似乎显得十分无奈： 自上而下推进民主几乎没有可能； 自下而上发动民主是否会引发社会混乱谁也没有把握；上下联手发展民主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迹象。在中国，民主仍然象一个虚幻的海市蜃楼因难以在现实立脚而滞留于人们的观念中被虔诚地祈盼着。也许，这是中华民族必须历经的一个并非不能改变的不幸。

面对目前中国发展民主陷于的困境，本文以一个假设为前题，一个预设为条件，探寻

建设性地发展中国民主的路径与方案：一个假设为，民主必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向强大；一个预设为，尽量减少中国迈向民主有可能支付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在对这一假设和这一预设存而不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地域为梯度推进中国民主和平发展的路径与方案。

下面就这一路径与方案的可行性提出自己的认识与思考。

民主的本质是多数人统治，它表现为四个层面：民主观念，民主力量，民主运动，民主制度。当民主政治被确立为国家的政体时，前三个层面的民主则统一于国家以法律安排的国家政治制度之中，人们称之为宪政。但是，在民主被安排为国家制度之前，不同层面的民主在政治实践上的产生与发展并不同步，这种不同步被作为本文所界定的民主的梯度发展。

1、民主梯度发展的四种基本类型。作为一种健全的政治形态，民主政治最终取代传统政治都是逐步的，因此，民主政治在各国的发展都呈梯度状态，并且以各种具体的转化形式表现出来。本文初步归纳概括出民主梯度发展的四种基本转化类型。

1)民主的全球梯度发展。以民主在全球的发展为视域和参照，以一个文明国家确立民主制度为标志，可以清晰发现民主在各个文明国家的发展呈梯度状态，即以一个主权国家为单元的民主制度在各国的确立不具有同步性，而是依次梯度地实现。对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对这一梯度发展进行了富有创新的实证分析和概括。他认为民主化浪潮在全球的扩展，自1828年在第一个文明国家首先确立以来共涌动了3波：第一波以1828年美国成年公民超过50％的参选导致美国成为第一波中的第一个民主国家为标志开始，到二十世纪30年代初结束：第二波以1943年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跨台为标志开始，到1960年代初结束；第三波以1974年葡萄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独裁政体建立民主政权为标志开始，到1990年仍然没有结束Il，。自那以来，近10年过去了，第三波到目前为止结束没有似乎没有明显标志，也许还有一些国家今后几年在这一波进入民主行列，也许基本结束。至于整个文明世界中未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今后还会涌动几波浪潮达成民主不得而知。但民主在全球的这种波浪式发展，正是民主以国家为单元在全球的梯度发展，而这一梯度发展截至目前仍未完结。

2)民主实力的梯度发展。它是指在一个国家的范畴内，从民主观念产生到民主制度在

中央与地方同时获得确立的整个过程中，作为推动民主发展的民主实力呈梯度发展壮大的运行态势。通常，民主实力在一国的发展呈如下几个阶梯：民主力量形成与发展阶段(主要为市场经济力量的发展)，民主运动发展与壮大阶段，民主胜利阶段。标明上述三大阶段的各自标志为：中产阶级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利益集团出现并独立发挥作用(如工会、商会、制造者协会等，此为民主运动的低水平时期)与政治团体展开实际政治活动(主

要为代表民主力量的政党产生，这是民主运动的高水平时期)；民主力量获取国家政治权力

并建立普选制度。实践表明，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是通过民主实力的梯度发展达成政治民主的，并且在第二波特别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中，这种梯度发展的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突出，尤其移植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如亚洲的韩国、菲律宾、印尼及中国的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3)民主的层级梯度发展。这一梯度发展是指在一个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中，以选举为基

本的民主制度，以最基层的地方政权为始点设置这一制度先后从低一层级向高一层级逐层建立民主制度。从世界范围内看，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民主的这一梯度发展类型还没有实践上的成功范例，因此，本文只能把民主的这一梯度发展类型归之于理论概括。至于目前中国在全国推行的基层民主选举，可以认为是这一类型的偿试。

4)民主的地域梯度发展．民主的地域梯度发展表现为在一个国家的主权范围内，将全

国地方行政区域划分为不同等级，依次先后在地方政权中逐步确立以选举为基本内容的民主制度，并在逐步推进的过程中适时地在国家的中央政权中确立民主制度。这一类型完全是作者的一种理论概括，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实证材料证明它能够存在，哪怕是偿试的实证材料。

2、民主梯度发展的经济分析。上述四种基本类型，第一类为以国家为单元的民主梯度

发展，后三类为一个国家范围内的民主梯度发展；第一、四类为民主的横向梯度发展，第二、三类为民主的纵向梯度发展。作为一种先进的政治形态在文明社会的演进方式，民主的梯度发展昭示着民主政治进化的一个客观品质和特征，并揭示了一个基本原理：市场经济发展的渐进性与不平衡性决定着民主政治的梯度发展，其他因素影响着民主政治的梯度发展。现就这一原理作一简要分析。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民主内生于市场经济。无论市场经济在哪一文明国家植根、发展，

这一文明国家必然接纳市场经济孕育的民主政治。这一点，无论是古代西方的民主，还是目前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民主，抑或是后发型国家的民主到位，甚至是目前正在为民主化奋斗的国家的民主运动，都以他们的民主实践强力地支持着这一判断。尽管他们民主化的方式、水平、程度、过程千差万别，但以选举为基本标志的民主制度得以在本国最终确立，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强劲的也是决定性的，这就是市场经济。任何国家，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就是对民主的必然选择。而历史地考察，一个普遍的结论已经不容否定，因为优越于任何传统经济如游牧经济、狩猎经济、小农经济等，市场经济必将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最终取得统治地位。

所以，就整个文明世界而言，一个关于政治发展的结论理所当然不容挑战，民主在各个文明国家获得普遍确立将是历史的必然。近200年来，世界政治文明的进化历程耐人寻味地告诉人们，民主之所以先后成为各国的政治制度，就在于各国具有走向民主的共同前途，而不论他们昨天或今天采用了什么非民主的政体；而各国对于这一政治前途必然选择的决定因素，就是市场经济必将在各国走向强大，而不论他们昨天或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状况如何。

然而，市场经济决定民主政治仅仅是一种定性的判断，发端于传统经济和传统社会的

市场经济并非一开始就具有承载民主政治的能力。历史的逻辑往往是，市场经济只能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孕育民主，并随着自身力量的逐步强大抚育出日益强大的民主力量，最终通过强大的民主运动战胜传统政治达成民主的政治统治。这一逻辑过程揭示了市场经济决定民主政治的定量意义，即只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由市场经济孕育的民主力量强大到足以支撑民主在国家层面制度化时，民主政治才能在该国最终确立。这种定量意义告诉人们，市场经济的水平和程度决定着民主的水平与程度，并使民主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而这一阶段性则标识着民主呈纵向梯度发展的特征。这里，市场经济发展的渐进性成为民主纵向梯度发展的决定因素。 ·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的早晚与发展的快慢亦不相同，致使市场

经济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平衡甚至严重的不平衡：当甲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统天下时，乙国也许正在就是否接纳市场经济进行着痛苦的决择；当某国的某一地区市场经济水平已经很高时，其另一地区的市场经济之路也许刚刚开启。一般，内生型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取得统治地位较早，移植型市场经济国家则较晚；传统文化水平较高、内外障碍较弱的国家市场经济发展较快，反之较慢；国土较大、人口较多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域的差异较大，反之较小。本文称这种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家和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区产生早晚与发展快慢的不同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而正是这种不平衡直接决定着民主在各国与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域的梯度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着民主的横向梯度发展。

当然，民主的梯度发展同时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发展过程更为复杂。这里，传

统政治与传统文化、先前生产力水平、宗教信仰、国土大小、人口多少、地理环境、国际关系等因素，通过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直接影响民主的发展过程，或者单一或者综合地发挥滞碍或促进民主梯度发展的作用(甚至有时这种作用十分巨大)，并导致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不同步，同时制约各国对民主梯度发展的具体路径选择。

一个事实是，民主无论作为制度还是作为运动都还没有在中国的实践层面有意义地展开，至于民主力量仍然处于低水平的形成阶段--我们仍然处于集权统治之下。但是，中国的民主方向却不可扭转地预设了，因为孕育民主政治的母体--市场经济在中国走向强大并最终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已经必然地昭示出来。

1、三种民主发展路径的否证。然而，面对中国的政治实现，如何迈向民主同时不至于引发大的社会混乱，无论官方还是学者似乎都在进行着艰难的探索。综合目前已有的思路，作者概括出如下几种迈向民主的路径选择，并作简要的可行性分析：

1)政治民主化改革的路径选择。这是一个寄希望于执政者从上至下进行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的路径选择。本文认为，这一路径难以成功。撇开执政者是否敢于牺牲自己的政治利益不谈，仅就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就告诉人们，这种改革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

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低下直接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力量的整体弱小，相应决定了民主水平的低下，表现在：市场经济力量还没有演变成为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民主运动在现实上是一种零和的沉寂状态，民主制度没有任何民主力量支撑它在国家层面予以讨论。这种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双重低水平蕴含着一个基本的理性判断，它排除了集权政体通过自我改革迅速质变为民主政体的可能性，因为缺乏坚实强大的市场经济力量的支撑，集权统治者在改革过程中引入的各项民主制度将难以在国家层面稳定而强有力的确立--如果强行改革，很可能出现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所需要的秩序与稳定的环境，因集权力量削弱而丧失，因民主力量弱小而不能保障的后果--国家的秩序与稳定，如果民主政体没有实力供给，只能由现存国家政治力量即集权政治力量提供。所以，一个刚性的条件是，集权政体力图在自我质变为民主政体的过程中，能迅速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并维持国家的稳定与秩序，必须以强大的市场经济力量为基础。在市场经济力量整体弱小的情况下，如果集权政治通过改革直接自我质变为民主政治，很可能民主政治不仅难以在国家层面制度化，而且政治上的稳定和秩序也丧失了，相应这种改革的后果不是自我制造政治混乱，就是脱变出新的集权政体。

2)民主实力梯度发展的路径选择。通过民主实力梯度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实质是，以

强大的民主力量发动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否定集权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纵观整个文明世界的民主化进程，这一路径虽然是各国迈向民主的普遍选择，但基于中国目前的现实，它似乎是一条容易导致中国的民主发展陷于两难困境的路径。目前中国低水平的市场经济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实力仍处于低水平阶段，即民主力量自我形成阶段(市场经济力量自我整合阶段)，远未进入中产阶级主导经济生活的阶段，更未达到利益集团大量自主形成并发挥作用的阶段。这反映了民主实力在中国仍然处于梯度发展的初级阶段，离民主通过其政治力量以自身强大的实力支撑民主制度在国家层面确立还差两个梯级。同时，市场经济的渐进发展也排除了民主实力迅速发展壮大的可能性。这一现状宣告，立即采用大规模民主运动的方式迅速推进民主的国家化目前不具有可行性。民主运动超越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即民主实力能够支撑的程度大规模暴发表现的只会是缺乏强大民主力量领导的公民运动，而一旦这种公民运动集权政治难以控制后，它制造的可能主要是混乱而不是秩序，因为这种运动实质是包括民主力量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竞逐，而这种政治竞逐因民主力量的弱小将很难在短期内自我整合为有序的民主潮流以推进民主政治很快承担创造和维持秩序和稳定的职责，很可能出现通过这种政治竞逐整合而成的新的集权政治力量再次控制国家以恢复秩序和维护稳定的局面。因此，可以肯定，低水平的民主实力根本不可能在现行集权统治崩溃后支撑起弱小的民主力量自主建成国家层面的民主制度。所以，以民主实力的梯度发展推动中国在国家层面立即建立民主制度的时机尚不成熟--即或我们追求这一路径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我们也只能遵循市场经济发展推动民主力量成长，民主力量在逐步壮大的过程中推动民主运动发展，最后强大的民主力量通过强大的民主运动废除集权统治实现民主的国家制度化，而不能超越民主实力实际发展的程度强制建立民主制度。

3)民主层级梯度发展的路径选择。这一路径目前正在为中国偿试，但没有国外偿试的

先例。基于同样的理由，本文认为，民主的层级梯度发展在中国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行性：市场经济力量总体弱小，特别是在农村整体力量十分弱小的现状，决定了它不可能孕育强有力的基层民主力量自主构建民主制度，并自主向上逐层推进；整体强大、统一的集权政治体系自主操作与控制最为基层的民主制度的设置，不可能有民主制度稳定运行的政治保障和发挥作用的有效空间，集权政治基于自己的政治利益和自己力量的强大，不仅会自主控制这种民主制度的运作，而且也不会允许基层民主力量冲破强大的集权压力向上一层级推进。近10年来，中国基层民主的试验，一是迟迟没有向上一层级推进，二是就普遍的意义而言民主的价值已经扭曲甚至被阉割，这样的民主偿试不仅在政治发展的实践上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而且导致民主异化并衍生出各种亵渎民主的怪胎。所以，力图以民主的层级梯度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路径不可能达成中国的民主政治。

2、需要探索切合中国现实政治要求的民主发展路径。以上几种民主发展路径的一一否证，似乎发布着一个令人遗憾的信息，中国目前必须认可集权政治的统治。显然，对于这一结不少人不会接受，并且会以如下几点理由反证：(1)就世界范围而言，并非所有低水平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没有确立民主制度；(2)中国目前集权统治的制度设置不仅已经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而且整个现行集权制度已经严重滞碍着市场经济正常、健康的发展；(3)中国目前民主实力弱小和民主运动的零和状态正是集权统治超强控制的结果；(4)普遍盛行的政治腐败正是发展市场经济却仍然实行集权政治的必然付产品。本文认为，这些都不能成为目前中国放弃集权统治的充足理由。

中国是移植性的市场经济国家，传统政治十分强大，国土辽阔，人口众多，这些因素综合地决定了中国目前低水平的市场经济没有立即确立民主制度坚实的经济基础与社会保障；中国目前集权政治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虽在迅速下降，但还没达至正负相抵为负数的程度。而致使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日益畸形、扭曲的原因，主要不在于集权统治而在于私有产权没有到位，因为公有经济本身不可能建构主导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自约束机制[2]；至于集权政治的过份控制抑制了民主实力和民主运动的正常发展和扩张，着重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贯性已经形成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和总体运行态势，使集权统治具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并使民主运动的大规模活动在实践上的表现虽然能够打破既定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平衡，但却会因自身力量的弱小而没有能力迅速而持续地承担起维护政治稳定和秩序的政治作用；虽然广泛的政治腐败集权统治负有直接责任，但一是几乎所有以集权统治推进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都伴生着腐败，二是目前的政治腐败如此严重，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公有经济为权力合法直接操作市场经济运行以在各个环节大规模行贿受贿提供了经济土壤。所以，虽然人们十分地厌恶这一政治，我们亦必须理性地认可它的现实合理性。

然而，这是不是作者欣赏一任现行的集权政治持续而强大地发挥作用而使这种渐失民心的集权政治延续下去，最后引发令人担心的更大混乱呢?本文的论证显然并不追求这样的目的，恰恰相反，本文力图探寻一种可行的发展中国民主的理性思路，以尽量减少中国政治的民主发展即将支付的代价。应该说， 目前中国的集权统治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并不等于作者认为目前集权统治的方式和程度具有合理性。但如果因为应该改变这种统治的方式和强度，却成为人们要求执政者立即放弃集权统治或者民众应该摧毁这一统治的理由，那么本人认为代替这一被放弃或摧毁了的集权政体的很可能是不民主政体，而只会是另一个集权政体甚至强权式的集权政体，或者软弱的不能维护政治秩序和稳定的集权政治，因为集权政体被放弃或摧毁之后，很难迅速聚合形成强大的民主力量自主建构国家民主制度并恢复秩序和维护稳定--既然这两种置换都有可能导致政治动荡甚至巨大的社会动乱，又不能确保民主制度的迅速确立，而人们对现行集权统治方式和程序没有实质性观地的继续后延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又十分担忧，人们当然需要在理性地承认目前集权统治合理性并认可其在维持目前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前题下，以变革目前集权统治的方式为思路探索有可行性的民主发展路径，并避免因变革不当同样可能造成的政治混乱。

3、民主的地域梯度发展：中国迈向民主之路的有效路径。虽然中国的政治现实严格地约束着中国迈向民主的路径选择，但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却为中国开辟新的路径迈向民主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以地域为梯度推进中国的民主发展。目前：综合地考察中国的经济现状一个特征十分明显，中国的市场经济水平虽然总体低下，但这一水平在全国不同地区却极不平衡，其不平衡正如官方与学者共同认可的那样，如果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域[3]，那么这三大地域的市场经济水平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这一差距如下表：

中国市场经济水平这种明显的地域差距，反映在民主发展的水平上必然存在明显的差

距，包括市场经济力量、利益集团的规模与作用、民主力量、公民对民主与法治的诉求各个层面的差距。在此，作者对于这一民主的差距可以概括为如下地域梯度：东部的民主实力接近或基本上可以达到支撑民主制度确立的程度，中部的民主实力正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西部的民主实力只能算作起步阶段。民主实力的这一地域差距，集中说明中国能够以地域为梯度逐步推进民主--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决定着中国具有以地域为梯度推进中国民主的可行性，而且与前述的三种路径相比是操作性最强的一个目前发展中国民主的路径。

与此同时，下列因素可能滞碍甚至严重滞碍着前述三种路径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有效性，但若以地域为梯度推进中国的民主发展，这些因素的影响将主要是积极的或者干扰作用大大下降：(1)国土广大。辽阔的中国与欧洲的面积差不多，欧洲是几十个国家先后呈梯度确立民主，中国力图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上同时实施民主制度，其难度和后果可想而知：(2)人口庞大。中国有13亿的庞大人口，又没有民主的传统和训练，如果同时全面实施民主，

这其中可能引发的难以预料的政治变数令人没有把握；(3)公有经济基础。严格地说市场经

济目前已经形成的扭曲、畸形和混乱的局面，既难以自我整合出健康的民主力量，又难以支持民主的制度确立。而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历史的贯性沿袭到目前为止，公有产权制度还在相当程度与相当规模上支配着市场经济运行，也承载着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操纵。如果政治上全面实施民主，．将直接引发山权力操作的公有经济因执政者经常变更而处于不稳定的运行状态，政治、经济的同时混乱会因此而难以避免：5l。但是，如果以地域为梯度分阶段逐步推进民主可以明显削弱这三大因素的滞碍作用：可以大大降低因全国同时民主化引发的巨大的政治振荡，可以分解因全民同时参与选举而释放出来的巨大政治能量，更可以为国家在逐步推进私有化的过程中推进民主政治留下缓冲的时间与空间。

可以预料，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不平衡发展今后还会加剧(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本文不作探讨)，这为民主在中国以地域为梯度推进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经济理由和政

治支持。但是，如果执政者继续采取目前铁板一块的集权统治方式、控制强度和制度模式，

不仅东部的市场经济水平与集权统治的不适应将日益突出，而且会严重地抑制东部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导致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更为扭曲和畸形。这对整个中国今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将构成日益严重的不利，直至导致中国陷于混乱。所以，应当整体、动态地把握中国经济、政治的发展与走向，创造性地开辟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新思路，而以地域为梯度推进中国的民主发展，以突破目前中国政治陷于的胶着状态当屈最具理性而可行的一个路途

严格地说，民主在文明世界的制度化确立，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理性地设计方案并在

其指导下实现的，因为任何一个非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没有理由积极主动地设计结束自己政治命运的方案，并通过有步骤地放弃自己的政治统治而让位于民主。正因为这是一种政治悖论，当然也就没有一个什么由集权统治者设计的迈向民主的和平方案。所以，至少从理论层面上讲，作者认为任何所谓推进民主的方案设计，只能是学者们的异想天开或者政治家们的掩耳盗铃。不过，鉴于中国的政治现状十分地令人忧虑，同时又希望尽可能避免目前的集权统治秩序不断恶化自我崩溃后通过混乱的政治演变推动中国迈向民主(那样的代价太大)，人们当然是寄希望于目前的集权统治者能在稳定全国政治局面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政治变革即以地域为梯度推进民主发展的路径保证中国平稳地向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6]

1、方案设计。这一方案由高级与低级两个阶段的的民主梯度发展构成：高级阶段为，

将中国基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域梯级，以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规模和人均国民收入为主要指标确立各省归属于哪一梯级，以省区为单元，以选举制度确立为基本内容逐级推进民主；低级阶段为，各省以市场经济水平的差异划分县、地及地级市二个梯级，以县为基本单元，以确立选举制度为基本内容逐级推进民主。方案操作的初步设想：

1)划分梯度，确立起点。在全国大致确立三大地域梯度的基础上，明确处在各级梯度

的省区：第一梯度的省区在划分县、地及地级市两级梯度的基础上，确立第一梯度的县及县级市(有些省可以以地级市作为第一梯度)，民主制度以第一梯度的省所确立的在本省内作

2)建立直接交叉选举制。以地域为梯度推进民主主要建立选举制度，这一制度拟采取

直接交叉选举制。直接选举是指，地方议会代表与行政首长基本由选民直接选举(部分省级

行政首长过渡期可采取直接、间接选举与中央任命多重办法产生)；交叉选举专指，本区域

的行政首长先由本区域的议会从议会代表中选举若干名候选人，候选人在本区域通过竞选由本区域公民或者一轮或者两轮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同时，候选人可以成立临时的竞选机构。

3)地方议会由一院制逐步过渡到两院制．地方议会以现行人代会为组织基础，现行人

代会制度基本不变，地方政协组织逐步纳入地方议会范畴。在过渡期，政协除了传统职能外增加两项职能：人民代表候选人资格的审查和推选；强化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尤其民选行政首长组织地方政府对政务类官员的提名时，应与人大一起行使否决权。政协代表由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推选并直接民选产生。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一律专职化。

4)实行议会党团制度．已经纳入民主实施范畴的地方，同级地方党委溶于同级人大与

政协中组成议会党团，地方党委传统的行政职能转移给地方政府。暂不允许成立新的政党，

但各民主党派可以扩大活动范围。 ．

5)政治特区试点。在方案全面启动之前，确定几个行政区域进行试点，可以叫政治特

区，县及县级市一至两个，地级市一至两个。通过总结政治特区民主试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具体、详细、稳妥的梯度推进民主的实施方案。

6)中央成立专门而有权威的政治改革领导机构，全面负责制定、组织、实施民主方案。

2、方案实施可能面临的几个政治难题。虽然经过上面的初步论证；作者仍然不敢妄断

以地域为梯度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方案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更不敢妄断这一方案能够保证中国和平、稳定、秩序地迈向民主，因为有如下的政治变数是方案的提出者不能实证把握的，甚至理论上的逻辑把握都没有。在此，本文把这些变数归之于需要考虑的几个政治难题，这些难题或一体或单一地影响甚至决定着这一方案能否被实施及实施的效果与命运。

1)中央是否能够形成共识与权威．既然是和平而理性地在中国逐步梯度推进民主，当

然的一个前题是这一推动力来自中央，它既不可能来自下层亦不可能来民主反对派。由于来自中央，其方案的实施就面临两个问题：中央能否形成共识特别是决策层能否形成共识实施这一方案，没有这种共识不可能有持续而理性的推动力量；既使形成共识，中央能以多大权威和能量排除各种障碍强制逐步推进民主，权威和能量不够方案在实施过程中流产不可避免。

2)方案内含着两个政治悖难。这一方案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概括为以集权力量推动民主

发展，而不是以民主力量推进民主发展，因此这一方案的实施在实践上会存在两个政治悖难：(1)职责冲突。作为集权政治的政治权力与作为民主制度确立后的政治权力之间出现职责运作的冲突如何协调，特别是在结合部即上级是非民主地方政权与下级是民主地方政权之间，在实施政治治理和行政领导时发生冲突如何协调。如果双方都是公正地处理问题也许冲突容易解决，但如果上级存有私利、偏见或者必须对所辖区域实施统一治理而下级则偏重地方利益形成职责冲突，协调将会十分困难：上级取胜，民主将流于形式；下级取胜，上级的行政权威会受到否定，各自为政难以避免。(2)制度摩擦。在政治运行过程中，整体的集权政治制度与局部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可能产生全面摩擦甚至有些方面形成对峙，这必将削弱国家有机、统一、和谐的发挥政治统治与治理的功能和作用。

3)政治基础脆弱。现行的集权统治在国民心中的道德信赖严重削弱，如果集权统治者

在局部逐步推进民主，很有可能直接、间接诱发民选地区、民选以外地区甚至全国各地的民主力量自发聚集，民主活动频繁发生，以至引发大规模的公民运动而牵制中央集中力量理性、秩序、和平地梯度推进民主。这涉及到集权统治者能否将这一有可能诱发出来的民主运动和公民运动控制在中央能够保证民主梯度推进的政治秩序里--从民主发展的角度而言，虽然民主运动的大规模发展并非坏事，但如果它削弱了集权统治者在和平梯度推进民主的过程中对整个政治秩序控制的能力，民主和平梯度推进的方案很可因缺乏秩序保障而被迫中止。

4)社会承受力的限制。不少人对集权政治仍以目前的方式进行统治所造成的政治局面

表现了极大的忧虑，包括腐败的制度化扩展，农民与农村问题日趋严重，城市职工下岗与失业的快速增长，贫富差距不正常的严重扩大，政治统治系统内部的多重矛盾与关系日益紧张等等。人们担心，如果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很难说这些问题不会或者单一或者一体地引发政治麻烦。面对这一日渐紧张而严重的政局，使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央是否有能力在维持政治稳定的同时腾出精力和时间强力推进民主的梯度发展，很可能这一方案的实施本身就会导致政治麻烦，或者其他问题的恶化引发政治麻烦而中断或放弃这一方案的实施。另外，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各种独立、分裂势力亦会严重干扰中国的政治运作，这更增加了民主方案和平逐步推进的政治难度与风险。也许经过综合考虑，执政者认为还是以放弃为好。

5)产权公有：和平推进民主的主要障碍。作者的一个在此不便展开论证的基本观点是，

民主作为制度的确立只能以私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现在，虽然中国的私有经济发展迅速，但作者认为公有资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表现为：国有经营性资产不仅比重巨大而且主要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大中型工商企业和重要产业，除商业服务以外的其他第一产业(教育、科技、体育、文化、传媒等)几乎是公有资产的一统天下，农村最重的生产资料土地更是整体的公有。这种公有资产占统治地位的产权格局，本身会使任何理性推进民主的方案走调和丧失意义，甚至引发经济混乱。因此，力图和平推进民主，必须先行改革产权，既使不能同时在全国全面立即进行产权私有化改革，也应象梯度推进民主那样，从东部向西逐步推进私有化改革，并在这一任务先期完成的基础上，再予逐步梯度推进民主发展。可是，中央是否有如此的魄力、勇气与智慧，先行强力逐步推进私有化，然后逐步推进民主化，作者没有任何把握，因为私有化本身已成为一个足以引发政治麻烦并可能导致现行集权统治跨台的问题。

最后，作者仍要作一个并非多余的交待，除了能力和可行性之外，中国的执政者们是

否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实施这一变革作者也是没有把握的，因为这一方案的实施总会触及整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学院：梁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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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一章，第11-26页，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发行，1998年10月第1版

[2] 虽然公有产权迟迟没有私有化集权统治负有全部责任，但它不是集权政治存在的原因，也许它强化了集权统治。象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低水平的私有市场经济仍然会承载集权政治。

[3] 199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对中国三大地区所属省份划分如下：东部为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为山西、安徽、江南、湖北、江西、湖南、黑龙江、吉林；西部为贵州、西藏、四川、重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云南、宁夏。

[4] 本文参见王石生、全天心：《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优劣的形势比较分析》，载《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0年第2期，第12-21页。本文引用的上述数据为中央财政研究所王石生、全天心两位先生依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等有关数据资料，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分类换算统计计算而成。

[5] 虽然集权统治者对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拒绝主动全面改革产权负有责任，但我们必须客观地面对已经形成的客观现实并寻求突破，但以公有为基础立即实施民主化，中国必乱。因此，目前可以强烈呼。于执政者立即改革产权，但不宜强迫其马上改革政制，更不宜强求其同时改革产权与政制。

[6] 也许这种变革仍有风险，即把握不当政治稳定与秩序很有可能在政治变革中自我“摧毁”而引发混乱。但是，这已经不是能够拒绝的理由了，因为不改等“死”的结局谁也无力改变。这一巨大的日益迫近的现实压力日渐沉重地悬置于执政者的头上，任何清醒而具有政治责任感的政治家都能理性地把握这一点。而这一巨大压力正是一种强制统治集团寻求政治突破的推动力，他们依照目前的统治方式持续而长期后延地控制中国政治的能力正在严重削弱，所以通过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变革摆脱日益恶化之困境的内在冲动应该是强烈的。但是，应当突破并不等于鲁莽、草率冒进，否则改革找“死”于统治者不利，于中华民族亦不利。因此，理性地寻求具有可操作性又能突破目前集权统治僵局的政治变革方案应该成为人们的应有之义，至于通过也许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最具操作性的方案设计指导改革，不论基于什么理由最终也失败了，也只能说中华民族命该如此，她注定要为一个更先进的政治制度的诞生支付代价--环视各个已经民主化的文明国家，哪一个没有为此支付过代价。但如果这种政治变革是一个悲壮的结局，它至少会昭示两个积极的后果：为执政者赢得了国人道义上的同情，可以降低中华民族为民主的到来支付的代价。

[7] 本文认为，不应改变目前集权统治政体，却必须改变目前集权统治方式之观点所持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集权统治应该以自己强大的能量主动强行实施私有化，以为理顺市场经济与集权政治的互动关系，市场经济健康运行，民主力量正常形成与发展提供产权保障。而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用集权控制国家秩序并集中力量解决私有化比私有化在政治演变无论基于什么原因混乱后完成更有利于民主的发展。这是作者认为目前不能立即实施民主化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认为公有制度的持续存在严重阻碍和后延了中国和平、正常的民主发展作者是赞同的。问题是中国的公有制度已经历史地形成并且仍然强大地存在，我们不能否认这一事实而强行民主化导致缺乏政治控制产权的经济混乱，这样的后果是可怕的，它不可能为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提供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