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论衡

梁京：是走向宪政还是重演另一个治乱循环？

　　随着中国大陆新一代领导人正式登场，有识之士都十分清楚，中国再
一次处在十字路口，面对历史的抉择。江泽民为一己之利，回避了自己的
历史责任，但是，由于改革二十年积累的社会问题已经十分严峻，胡锦涛
以及其它参与执掌最高权力的新一代领导已经很难效法江泽民，无视日益
严重的社会危机，把难题留给下一代领导人。

　　那幺，中国面临的历史抉择究竟是什幺呢？一些有分量的大陆报纸，
借十届人大召开之机，鲜明地点破了大陆政治改革的主题，那就是走向宪
政。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以前，致力于复兴中华民族的先知先觉者，曾经为
实现宪政而大声疾呼，但是当时代表不同势力的中国精英未能为实行宪政
达成历史性的妥协，结果，中国在一个世纪中至少有八千万人死于战乱、
饥荒等巨大的人为灾难，代价之惨重，中国人至今没有勇气面对。如果当
时中国的精英们知道会发生这样的后果，我相信许多人会作出完全不同的
选择。当今中国已经有不少人认识到，中华民族再也经受不住又一个治乱
的循环，而要避免这个可怕的前景，惟有走宪政民主的道路。

　　这一次大陆中国学者对宪政的呼唤，不仅表现了高度的政治成熟，也
达到了空前的认识深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陆的知识分子在1989年的六四
悲剧以来，面对世界和中国的巨变，进行了多年深入的思考，更重要的是
，一批有机会留学海外的学者带着中国的问题，全面汲取西方宪政理论和
文化的丰富营养，已经领悟了宪政民主的真谛。其中令人注目的一位是季
卫东。

　　现任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的法学学者季卫东，多年来一直关心大陆的政
治改革，在海外发表了许多文章，分析中国大陆实现宪政的可能。这一次
，季卫东终于获得了在大陆传媒表达自己思想的"话语权"。这件事本身，
就令人鼓舞。在3月6日的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中，季卫东以访谈的形式，
发表了他对大陆中国如何走向宪政的一个相当具体的建议。不过，季卫东
首先针对的是反对宪政改革最常见的一个理由，就是时机不成熟。季卫东
指出，事实上，大陆中国的宪政改革正面临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是"机不
可失，时不再来"。他的理由是，"20年经济改革已经大功告成、　M国家
领导人集体正在进行1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换届"，而在这个改革过程中获
得了大量财富的新兴阶级需要与国家和人民达成一次历史性妥协，"把限制
国家权力和（保护）私产入宪统筹安排，在此基础上重建政治的基本共识
，重新缔结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他更强调说，"如果失去这个机会，要幺
出现胜者通吃的局面，任何健康的力量都无法再限制那一小部分强者，最
糟糕的权势资本主义形态就会变成既成的体制；要幺出现社会不稳，所谓
弱势群体将不得不在体制之外宣泄自己的不满。"

　　让我把季卫东的话翻译得更直白一些：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渐进改革
之后，中国大陆虽然依然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但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
本性的改变。一批人，特别是一批与政治权力关系密切的人在改革的过程
中发了财。但是，无论是共产党的政权，还是这些新富的财富都没有充分
的合法性。不过，在季卫东看来，由于多数人的生活在改革过程中也得到
了很大的改善，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现实的可能性，那就是中国的权势集
团，以换取自己既得利益的合法性为条件，同意实行宪政民主。但是，如
果大陆的新领导人没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权势集团迟早会认为不
搞宪政对自己更有利，中国大陆就会错失良机，中华民族又将陷入又一个
漫长的治乱循环之中。

　　我不仅同意季卫东的这个判断，我也支持他的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
新上任的大陆领导集团，有很大的可能，能够领悟这个历史性的抉择对中
华民族的意义，而不象江泽民和朱熔基那样，一个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而另一个则只知道哗众取宠，个人逞能。但愿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没
有看错这群新的领导人。我和这群领导人是同代人，我们都经历了大跃进
，三年"自然灾害"，尤其是十年文革和二十年改革这些不平淡的岁月。他
们应该从这些岁月中，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苦难中学到足够的东西，积聚
了足够的道德勇气，走向宪政，打破中国的治乱循环。

张祖桦 　　

不要把中国实行宪政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领导人身上。借用林达的话说：领袖都是靠不住的，那怕他们说得天花乱坠。
对政治领袖应时刻持警惕态度，瞪大眼睛监督之，不要为其表演所蒙骗。
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形成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让政客随心所欲地弄权。

杜导斌 　　

同意祖桦的观点,把希望过多地寄托在好官的身上,最后收获的只有失望.

困知 　　

"如果失去这个机会，要幺出现胜者通吃的局面，任何健康的力量都无法再限制那一小部分强者，最糟糕的权势资本主义形态就会变成既成的体制；要幺出现社会不稳，所谓弱势群体将不得不在体制之外宣泄自己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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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我研究清末新政所得出的结论。
时间愈拖延，强势群体愈强，弱势群体愈弱，国家能力愈虚。届时弱势群体得不到保护，国家权威就加剧流失，强势群体趁火打劫，混乱就不可避免。即使有所谓公民社会也只会成为强势群体的帮凶。清末的所谓保路运动已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