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黄昏
雷志宇
在这个夜色浓重的黄昏，二十世纪在仓促地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历史的浪潮已开始冲刷巨人们留在20世纪政治沙滩上或深或浅的印迹。对照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大会上和五年前联合国50周年大会特别纪念会上全球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合影照片，我们就会发现，五年一瞬，那些在二十世纪末期叱咤风云的人物纷纷在世纪末的暮色中逐渐归隐他们曾经高大的身影。在这个节骨眼上，历史要给新的世纪留下一片洁净的沙滩。二十世纪这种仓促的结尾方式，显示出要与新世纪有某种断裂的态势，抹乱他固有的棋局，这使得这个世纪末梢的世界政坛突然间变得波涛汹涌，波诡云谲。这固然不是擦干二十世纪的最好方式，但也是最后的方式了。
从这些曾经风云一时的巨人身影的消隐，我们能从中窥视些什么？
被民意刺破的欲望
领袖作为国家和民众利益守望者的象征，如果他们目光所及的仅仅是其自身或局部的利益，如果驱动他们要去手握大权的不是造福民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权力和地位所附带的荣耀与优越的诱惑，那么这样的巨人不过是权力所鼓荡起的一个个欲望皮囊，其权力殆尽之时，也就是其皮囊萎瘪之时。
对权力的放纵、金钱的迷恋，一度是印尼政治不倒翁的苏哈托终被民意的锋芒刺破暴涨的欲望皮囊，在世纪末颓然倒下。三十年的总统生涯的辉煌换来一个最终不得不依靠近乎耍赖的方式——称病来延迟审判的下场。时间的公平性在于，它既可以将你雕琢成一位巨人，也就会把你剥蚀得渺小不堪，而在一个民主政体的社会中，持续越久的权力不是越牢固，而是越脆弱。
权力不会变移，变的只是握权柄的人。权力可能是永恒的，但却不会永远掌握在某个人甚至某些人手中。任何一种权力都是有维护其自身存在的的方式：不管你握有多大的权力，你曾怎样伤及权力本身，权力终将反刺于你。这就是权力的法则。当权杖在手之时，虽可享受随心所欲的优越，而一旦脱手，则会被权杖所伤。这种变移，既可能成为当权者的救命稻草，又可能成为当权者的致命绞绳。尤其在现代社会里，这个法则已不仅仅表现在后人的笔下口中的褒贬和评说里了。
作为领袖，如果民众对他的膜拜（尽管这种膜拜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少），不是源于对他人格的敬重，而是出于对他手握的权力的畏惧，那么这种权力便可能给他造成骑虎难下的危局。
1998年3月，82岁皮诺切特含泪把象征智利陆军最高指挥权的权杖和佩剑交出，结束了他65年的军旅生涯和25年的陆军统帅。在他的军人统治下，创造了拉美的“智利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智利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他的铁血统治致使包括大量外国人在内的四千多人被杀。几十年来从未出访的他，刚一迈出国门便被拘留，而西班牙更是要求引渡他接受审判。而好不容易回到国内，又被取消了终身豁免权，面临国内众多的指控。这位在智利历史上权倾一时的铁碗人物，尽管早就为自己的后路搭设了一系列权力的台阶，使自己能始终站在一个权力的台阶上以免受权力之剑的反刺之虞。却终不免在耄耋之年成为国际瞩目的“问题老人”，好不凄凉。此公命运的跌宕起伏，令人不得不对神秘的“权力法则”心生敬畏。
同皮氏回国路漫漫相反，与智利毗邻的秘鲁，其总统藤森却于11月19日在日本东京突然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当他意识到不但有下台之忧，还有沦为“阶下囚”之虞时。便主动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策略，在“娘家”日本滞留不归，就是那总统的权杖，也是在日本越过太平洋抛回秘鲁的。这出闹剧说明，要么是藤森本身有问题而做贼心虚，要么是秘鲁的政治秩序失控。当然，也不排除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两者都有问题。当手握的权力已造成为骑虎难下的困境时，这本身就说明权力的制约机制存在问题。
藤森的幸运之一在于他吸取了诸如皮诺切特、苏哈托之类的前车之鉴，带上权杖主动出走；二恐怕还在于他有一个会收留他的“娘家”——日本（近日日本宣布藤森具有合法的日本国籍）。而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就无如此幸运了，先是牢狱之苦，再是放逐之辱，放逐之地沙特阿拉伯尽管将其善待，但毕竟不是娘家。只要权力绝对化难以遏制，同样题材的政治闹剧就还会在未来的更多时间演义出更多令人捧腹的版本。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权力与权力之间应该象小孩子玩的“石头 剪子 布”的游戏一样能够相互制约。权力与制约的权力之间应该是成正比例，权力越大，受到的制约和约束也就越大。而这种正比例增长的关系在许多时代和社会中难以实现。今天的这些首脑或元首们的落马，多是在权力放下之后，才露出的马脚。其根源在于对权力的监督多限于权力失效之时，而缺乏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监督和制约。
无可遮掩的缺陷
在二十世纪的背景下，世纪末的首脑们很难找到几个在历史的暮色里显得高大伟岸的身影，最多不过是几个在世纪黄昏余辉的映照下被拖得长长的影子。不说整个人类历史长河，即便在人类命运最为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里，他们留给历史的背影都可能会显得平庸、暗淡。在这个世纪的黄昏，我们也走到了偶像的黄昏？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趋势？
现代文明导致了领导人神秘感的崩溃和民众敬畏情绪的消减。这个时代的领袖后背已无王座的后背可资遮掩，在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介和大众的聚光灯下，使他们既能更好地彰显优势，却也更易暴露缺陷。正如尼克松所说的现代社会的政治人物都生活在金鱼缸里一样，他们没有普通大众的随意和洒脱，以及正常人的喜怒哀乐。也许他们的异于我们之处就在于：他们要忍受寂寞、孤独和媒体聚光灯下一丝不挂的窘迫以及内心同行为严重分离的近乎变态的痛苦。同时，这个时代的领袖们，大众的双肩已分担了他们以前需要独担的责任和风险，我们已不用他们的非凡去消解什么苦难和忧患，历史对于他们的选择将越来越挑剔，如果你想赢得现代媒体的好感和在历史上留下清誉，最好洁身自好，没有污点。这使得有些巨人，一旦离开了权杖的支撑，将会趔趄。没有荣誉的光环，将会变得比我们普通人还渺小。
保守的德国人终于将他们信任的目光从那位巨人科尔——身上移开，对于德意志民族，这位功勋可直追俾斯麦和阿登纳的16年总理，却因在执政期间接受巨额政治捐款，而今更骇人听闻的是，一些国家的情报机关也染指了这起“政治献金案”。更将这位巨人十多年来所储积的辉煌一扫而光，我们不得不在称呼这位大块头的巨人时加上引号。
以色列魏茨曼总统因1988年-1993年任议员和部长期间未曾申报接受的45万美圆捐款，而犯有严重道德过失，虽免于走上审判台，而一世英名却就此一败涂地，也不得不于2000年7月10日辞职。这位从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正如一位中国巨人所说，躲过了真枪实弹的袭击，最终却被糖衣炮弹所击倒。
与科尔有异曲同工之虞的是法国总统希拉克受到梅里录像带困扰，卷入非法收受政治献金的旋涡中。
克林顿，这个世界世界上堪称权力最大的人，却也在世纪末被性丑闻搅得焦头烂额，差点蹈尼克松的覆辙。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能撬动无论多大的权力的龙基。权力是马，法律是缰，不管马的力气多大，总得顺着缰绳的牵引而行，就此而言,美国人应为他们的道德状况而忧伤，为他们国家的法律秩序而自豪。
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如今面临克林顿曾经过的相同命运，但他所面临的指控不仅仅是一个“美人关”的问题，贪污贿赂，甚至收取绑架者的巨额回扣。如果此传闻确实，那么，埃氏将是一个用民众的生命作为人质而从中获利的国家元首。看来，对于现代的首脑们而言，相对于美人关，更难过的还是金钱关。
在这个民主自由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领袖的职能与作用将日益被缩小和限制，即便是总统，也难给这个时代打上个人太深的印记。越来越难以象以前的那样享受随意挥舞权力魔棍的乐趣，个人意志与自由将在大众面前收敛和自我遏制。他们被日益逼到了一个更局促的角落。
日渐模糊的面孔
这已不是一个为政治领袖唱颂歌的时代了，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幸福的标志之一。就象今天愈来愈成为一个商品的微利时代一样，在这个传媒泛滥的时代，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站在了同一高度，政治权力也愈来愈鲜有一夜暴富者。这种权力的原始积累当然不完全依靠人与人之间的那极细微的高度之别，更多的还是充分施展“狐性”，“以夷制夷”的方式依靠媒体的“作秀”与包装，以衬托其高度。当这些政客们依托媒体的“作秀”来遮掩缺陷和彰显优势的时候，谁来保证民众的判断力，谁在左右民众的视听？可以说，现代传媒曾体现过选举制的民主性，同时又正在破坏这种民主性。
世纪末的美国总统大选，没有日出前时的壮丽，只有难产的尴尬。当人与人的差距缩小到只能依靠“作秀”来分出高低的地步，也难怪美国总统选举会如此激烈。不过，这样的悬念倒能吊起美国民众对政治日趋淡漠的胃口。这样的竞选，依赖媒体扇腾起来的巨人，对于民众而言，早已看不清其真实的面孔了。当然，如果有了能有效管理权力运行的机制，权杖落于谁人之手就不会那么不重要了。
而以色列国内的政局便如巴以局势一样动荡。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于12月9日宣布辞职，而其目的是以退为进，再次坐在总理的位置。可谓煞费苦心。
这个世纪末的春天日本首相小原惠三颓然倒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原是被众多焦头烂额的事务纠缠的心力交瘁而死，更深层的原由除本身的身体因素之外，实际是被日本这辆其政治、经济制度的轮子日趋老化、滞涩的马车所脱垮。
尽管说权力使人年轻，但不会永远让人年轻。叶利钦终于于2000年来临之际辞去俄罗斯总统职务。这位满头银丝、步履蹒跚的大块头实在是现实俄罗斯那片土地忧患的最好象征:那么大的身躯,却如此虚弱.也许,深深体会到自己摇晃的身影在国际舞台上对俄罗斯这片本该生机勃勃的土地形象的损害和病夫治国的坏处，不想以自己的多病之驱来晦气新世纪的俄罗斯。这位权力的魔术师曾为把俄罗斯交给一个自己放心的人而绞尽脑汁、用尽权谋，在世纪的最末梢，将权力的魔杖放心地交给了与自己的衰弱形成鲜明对比的年轻人——普京。
英雄乃不祥之物？
一个太平静的世界对于首脑们而言，太容易被现实忽视和历史忘却。真如梁启超先生所谓的英雄乃不祥之物。需要和平的地方，常常就是英雄的诞生地。在着个时代，和平早已不是一种奢侈，但对于中东那片战火频仍的土地而言，他们缺乏的不是财富、土地和智慧，而是和平。在这个千禧圣诞日，耶稣降生地的圣城耶路撒冷却因纷飞的战火而成为肃杀凄凉之地。这道二十世纪的伤口已注定会在新世纪隐隐作痛。也许，历史也不会给我们太宁静的世界，总要有我们关注的东西来成为我们的目光聚会之处。当五年前拉宾总理遇刺身亡之时，人们在担心拉宾生前所积极推进的中东和平进程会因此夭折。今天，在这个夜色浓重的世纪黄昏，这种担心愈来愈变成一种现实。目前，正面临危机。巴以之间自今年9月28日以来发生的连续流血冲突已造成近200人死亡，巴以关系降到了新的低谷。他的突然离世，给历史留下难以隐忍的暗伤。岁月在战与和的无常变幻中让阿拉法特渐呈老态，现实以一种无情的方式凝固了他在二十世纪内建国的梦想，新世纪将怎样延续他的梦想？
据说伊拉克的萨达姆也身患重病，这位阿拉伯世界颇受争议的硬汉子也要被世纪末的余波卷走？这个可以说是世界上被保护的最严密的首脑，在死神面前同样是无可奈何的。正是历史的公平还是历史的无情？这之后的阿拉伯世界是要平静一些，还是更动荡？叙利亚、约旦、伊拉克，这阿拉伯世界的三驾马车的车夫如果故去。这好象是这些政治家们相互妥协的一种通常方式：既然你不满意我，我不满意你，那我们就一起离开，把我们吵嚷的话题留给后来者，让他们也在这样的吵吵嚷嚷中证明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作用和价值。
二十世纪要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给新的时空涂抹新的色彩。也许正是他们，才给二十世纪末打上了更为鲜明的印记，我们去夸张地伤感什么？
真正的领袖
英雄的出现往往反衬出大众的平庸与渺小。真正伟大的领袖是去倡导和开创一个不需要英雄的幸福时代，用抬升民众的地位和素质的方式来缩短民众与自身之间的距离和高度，以打破偶像的神龛和对英雄的膜拜，是因为他们的作用已让民众与处于同一高度，而不是因为自身的贪婪、腐败和昏庸而被民意的鄙夷和愤怒所击倒，是让跪着的站起来，而不是自己也去跪在自己的欲望面前。
那位以个人多年的牢狱之苦为他的同肤色的同胞赢得永久尊严的老人也已淡出世纪舞台，这位名叫曼德拉的老人以其一贯严峻的神色立于非洲这艘巨轮的前端，凝望那片被战乱、愚昧、贫苦、饥饿缠身的大陆，为新世纪的非洲政治家站成一面旗帜。而另一位曼德拉惺惺相惜的非洲伟人——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则于1999年10月14日离世，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二十世纪。曼德拉曾这样赞扬他：回忆起尼雷尔为非洲大陆争取自由所做的贡献，我们都相形见绌。
尽管这两位英雄灾难依旧深重的非洲大陆，但非洲真正缺少的都诞生在不是财物与粮食，而是这两位老人身上所闪耀的——乐观、坚毅、理性与宽容的精神。
英雄之所以为英雄，也许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而在于他在特定时空所做处的行为和选择，离开了这个特定时空的环境条件，他们本身包括他们的行为与选择，都与我们无异。但那个特定的环境里，在他们身上所凸现出来的勇毅与非凡使他们站在了人、神之间。而现代技术逐渐打破了偶像的神龛，使他们从人神之间归位到人的行列。
巨人的黄昏
二十世纪没有在宏大的叙事中戛然而止，也不会以一种平静的方式悄然隐去。不管我们如何为新世纪欢呼雀跃，历史依然会沿着二十世纪的轮辙以他不紧不慢的步履从容向前。不管现代媒体的细微使这段历史变得多么厚重与精确，也不管身处其中的我们有多少难以尽述的艰难历程和精微细致的感触，历史留给未来的永远只能是由些许巨人为点线支撑建构的大致轮廓。尽管他们还远不能成为历史的衔接者和过度者，不管这个时代在历史中将赢得怎样的位置，或荣或辱，历史都将把他们风干成这个时代政治成功或失败的标本。以供后来者品评和鉴赏。二十世纪的盖子已然合上，他们的功过得失将封存其中，正是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使许多事我们还难以评说。当这段历史渐去渐远，这个时代在历史之坛中已被酿成陈年老酒时，个中滋味，或醇香，或苦涩，他们的身影是更高大，还是更佝偻，一切都将会在未来的时空穷形尽相。
二十世纪末成了这些领袖们的黄昏，是否为新世纪的一个吉兆？历史已张开了二十一世纪的袋子，我们希望从这袋子中脱颖而出
的的不仅仅是那么几个大人物，而是整个时空的普通民众的历史身价的提升。新世纪的荣光将会更均匀地洒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正如那首曾经响于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所唱的：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即使没有月亮，也会星光满天。这已不是一个举臂一呼，群起响应的年代了，他们的离去已难以让我们过分的悲伤与惊恐、绝望，这不是一个需要救世主的时代，我们知晓所谓的伟人与我们高度之间真实的距离。但我们相信我们视野中的二十一世纪不会因此而荒芜，新世纪不是真正伟人的墓地，只有那些用人民所赐予的权力之剑伤及人民的政客才会在历史的暮色中日渐佝偻。在新世纪微明的曙光中，我们仍希望在我们视野的地平线上出现的是那些真正令我们仰视的身影，他们能走出二十世纪战争的阴影和巨人们的光环。为这个更加多元化、更加人性化的世界带来和平与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