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梦想的断崖：军队国家化

资产重组

(转自《世纪沙龙》)

中国何以不能自由，或者说曾经的自由为什么那么脆弱和容易失去，重组认为，根本的原因是无法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如果没有认识清楚这个问题，那么就无法理解历史，同样不能拿出有效的办法，也就根本谈不上在中国推行很多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宪政。

一个民族要自立，必然要有自己的军队，其规模和其环境关系密切，这都是最普通的道理。而中华民族战略处境的不利，可以说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就必然要求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常备军。如何有效的统摄这支力量，一直是困绕中国统治者的大问题。唐朝设重兵于边塞，内腹空虚，东北的边防军安禄山一反，势如破竹就打下两都，回头平叛还主要依赖西北的边防军——郭子仪、李光弼的朔方军。而且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朝廷无可奈何，这是尾大不掉的弊端。宋朝全面修正，把全国主力集中于京师附近的禁军。内部倒是安宁了,却造成边塞军力不足，而且大批军人在首都附近的繁华地区娇生惯养，其战斗力大成问题。弊端就是边防不振，最后成了汉民族政权里头一个被彻底征服的政权，汉民族结结实实当了近百年的三四等人。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迁都北京，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一方面，首都靠近边塞，周围自然可以集中大量军队，另一方面，北京地区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将士饱经风霜之苦，不会象内地驻军被温柔奢华弄得有气无力。这一决策一直为明清所沿袭，也就保证了明清的统治在传统条件下相对稳固。

满清灭亡之后，中国至少知识界对民主宪政的热情是非常之高的，但是主要就栽在如何实现对军队的控制上。在皇帝这个旧权威被打倒之后，军队的效忠对象发生了迷茫：理论上当然是国家，可谁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这就开始了分歧：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是误国卖国，倒很容易把这些帽子戴到对手的头上。袁世凯和孙中山、段琪瑞与吴佩孚、吴佩孚与冯玉祥、张作霖与孙传芳，互相指责对方是汉奸、是吴三桂、是石敬瑭。可以说，民初的战事里除了蔡锷护国起数千孤旅“为国民争人格”大家感佩，张勋复辟倒行逆施国人震怒外，其他多是过甚之辞。北洋军阀里也有出色人物，却因为没有一套有效机制维护其团结和纪律，结果最后分崩离析，徒留恶名。象徐树铮经营外蒙的手段可谓老到，可惜直皖一战毁于一旦；吴佩孚与冯玉祥更都是爱国自诩，其政治主张非常接近，只因个人恩怨就能造成不但个人势不两立，而且彻底分裂了当时势力最大的直系。最后的结果是全民彻底对其绝望，也懒得去替他们分辨是非、评理说和，一概斥为军阀，希望完全打倒，对由政府统率军队的可能性难以相信，转而接受国民党系的国民革命军。在国民政府时期，实际上军队已经党化，或者说党派化，蒋介石更努力以黄埔系为骨干实现对全国军事的有效控制，可惜他的这个愿望直到败逃台湾，在大陆也没能完全实现。国民党相对北洋时期，“国军”内战并未平息，还因为国共分家造就一支新的武装力量：共军。与国民党军的派系林立，嫡庶分明相比，共军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纪律严明，完全听命于“党中央”。共军是清亡后唯一一支没有发生过明显内讧的军队，直至建国后，毛泽东说撤大区，封疆大吏们束手到京，连杯酒释兵权都不用。毛泽东先后打倒两个国防部长，都是军中显赫人物，尤其林彪，旧部占全军之半，但竟然毫无反手之力，只能借助于燕太子丹的黔驴之技，这都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根本无法做到的。他只能靠手腕把“劫持统帅”的张学良审判一下，还激吕正操们投奔共军。

对这段历史的清理，就非常清楚的说明，中国第一次宪政实验的失败，其要害就在于对控制军队的失败。而最后的成功者又果然是最能控制军队的共产党，于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就深入人心，难以挑战了。现在有的人回顾历史，感慨北洋时期是中国最自由的时期，这话是很有道理和可信度的。但是，这只是知识分子相对最少受约束的时期，却也是军队最少受约束的时期，与少数读书人自由自在地评古论今，吟诗作画同时，还有更多无辜同胞在毫无意义的战斗里流血死亡，任何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安于这种“自由”的，而普通百姓对之更是深恶痛绝，因此对那种自由的怀恋，我认为是没有前途的。

要使中国安全，必须有庞大的正规军；要保证国家的安定，就要保证军队能够受到严格纪律的约束，听命于一个文官集团（哪怕是党派集团）。如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让一个绝对控制着武力的政党和其他政党平等竞争，显然是异想天开。自由主义者们在这个问题上无计可施，只是对镜自赏，不过是书生空谈，有何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