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兵乙 是极权还是威权——追问萧功秦先生

转自世纪学堂

个人认为，中国的所有问题，制度之争、意识形态矛盾、哲学趣味差别无非是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差。即是欺骗和暴力的，依附、控制他人的，还是真实的、和平的、自由立兹的（借用周德伟对自由主义的阐释，此说最为彻底、真切）。
专制主义在我国根深叶茂、渊源流长、流变万千，真正要判别原始的专制主义不是很难。难在流变，难在现、当代，专制主义隐藏、附着在各种思潮背后，譬若幽灵。正如佛涅磐之时，有魔现前，说将来有魔身披僧衣，混杂在出家人中最终败坏佛法，佛听说竞也忧伤无奈。同样，以一种悲观、警惕的态度来看待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才是理性、安全的。
拿我们这里来说，自由主义传统本身就虚弱得很。什么是自由主义，在宗教、心理、哲学、文化、制度上，应有其渊源、范畴，而自由主义在时空上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分布如何呢？基础、核心部分的普适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统、演变是怎样的呢？自由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在现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以上这些问题是每一个希望摆脱奴役、向往自由的中国人迫切想知、也必须得知的。
然而，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传播工作完成得如何呢？以个人观感，自由主义言说在90年代以来其实一直是被压制的，并非如大家盲目乐观而想见所云。这种压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自由主义庸俗化，大众以为自由主义就只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就是资本至上，自由主义是资本家的主义。这一自由主义庸俗化的结果是出现当政者、左派人士、社会底层针对改革的伪反思，认为改革要停止，回到过去的毛泽东老路。（个人认为这种庸俗化处理有极权压制的原因，也有知识分子本身的妥协、配合，归根结底是极权的阴谋和暴力，事实上一旦社会出现批评和斥责，首先抛出去的是知识分子，这其实也是张维迎等的可悲之处。）二是把自由主义限定在经济范畴，而在宗教、心理、哲学、文化、制度等其他范畴，根本不给自由主义健康、全面伸张的空间，于是出现木子美冒爱滋风险在身体上寻求突破，超级女生风风火火，为全国人民喜闻乐见，而北京的央视机构、政协委员“义正严辞”要予封杀、打压。国家在宗教政策上，体现为对积极入世分享意识形态资源的基督教的警惕和控制，而对宣扬出世、隐忍的佛教予以扶持。在社会心理上，归复儒家的父权训诫、保惜肉体、尊重权威、服从秩序（实质上是在训练恐惧机制）；而在哲学、文化、制度方面的管制则更加严格，尽管从上层到大众，马克思主义已经形同虚设，但公共话语中的形式地位丝毫未减。
个人以为，这所有的一切与极权恐怖不无关系。因为这个社会所有的成年人，遭受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四个重大问题的压迫。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和压力，迫使每一个人必须为了生存而生存。不管经济如何发展，每个人的上述四个问题始终都处在危险之中，没有人真正敢于说一句真话、真正敢于尝试去做一个善良、正义的人。光“按揭”一项，就致使所有的白领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学、大学的年轻人也几乎没有理想可言，生存成了最紧要的问题。自由、平等、权利、尊严，这些作为人应当具有的生活追求，在现实中淡薄得可怜，谁有如此主张和言说，在现实中必被亲友批评、嘲笑。
自由主义其实在中国的生长异常艰难，而知识分子又做了什么呢？90年代以来，解释现实、抚慰大众的是“威权政治”说。意思是，威权是专制到民主之间的过渡。政治上的开明专制和经济上的适度自由能够保证一个平稳转型，有自由主义者以消极演进说与之附应。可以说，“威权政治”一直以来是社会共识。历史上的南韩、台湾、印尼，南美，所有的被西方政治学认知为威权政治的过渡政治被拿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大众以为我们这里的政治也是威权政治。对此，萧功秦、康晓光南北遥相呼应，辩护之功，功不可没；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教师、政治辅导员言教的也无非就是这种理论。——事实需要控制，事实在逐步好转，这也是威权政治合法性的两大基础。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几乎僵化不行，所以同时需要GDP增长的支持。所以言论自由根本不可能，所有的改革都要被权力所扭曲；所以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也就成为必然。不受人民监督的权力，没有三权分立这样的现代社会管理分工的制度约束，我们的发展又如何真正可能“科学”？作为一种腐败定向演变的专制体制，公共危机和公共灾难几乎是自然结果。这样的发展会导向何方？
请教萧功秦先生的是，我们的政治是威权政治么？世界上被西方政治学认知为威权政治、开明专制的政体事实上是没有一个建立在现代极权基础上的。我们的政治到底是威权政治还是极权政治（称后极权还是新极权都无关紧要）？
这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
倘若事实上是极权政治，而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为威权政治，一场灾难将避免不了。因为威权政治或许是要安全一些的，威权政治有可能避免灾难，而极权政治根本不可能避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