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金庸小说中的性别政治
刘剑梅/文
对金庸作品有兴趣的学者，通常会发现很难用任何本质化的概念来描述他的写作。金庸写作的非本质化，表现於其游离於“雅”与“俗”，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这种游离性瓦解了一切简单的“二分法”，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原有的文学或文化批评体系进行重新思考。
由於性别政治最容易表现金庸写作中的“游离性”立场，本文尝试从性别政治的视角出发，来讨论金庸作品中复杂的多元文学价值，以及“全球化”和“地方化”的文化身分与认同等问题。通过探究金庸小说中“阴柔”与“阳刚”两种性别政治的表达方式，本文一方面揭示金庸写作使鸳鸯蝴蝶派这一文学线索变得更为“现代化”的事实，另一方面讨论其抗争被纳入全球性之“现代化”话语的文学与文化意义。
“江湖”是武侠小说所独有的社会空间。江湖儿女在这一文人虚构的空间里，总是匆匆忙忙寻觅与奔波著，被江湖塑造，也塑造著江湖。在晚清的小说中，侠义小说之盛行是为了对抗“满纸情香粉艳”的才子佳人小说而产生的[注1]。显然，前者宣扬的是一种阳刚的正义之气，后者则浸淫於阴柔的情爱、甚至“狎邪”世界里。即使清末武侠小说开始注重“儿女英雄”的模式，“女侠大多只是男侠的‘帮手’而不是‘情侣’”[注2]，或如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把男女之“情”硬生生地套在“忠孝节义”的大道理中。虽然晚清小说家们都认同文康的说法——“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做得出英雄事业。”[注3]，可是他们都尽量避免陷入缠绵排恻的风月传奇中，而极力张扬英雄的阳刚之气。自三十年代以来，武侠小说在不断的开始重视”情。的因素，发展到五十年代以後，”情。更是成为这一文类的重要标志之一［注4］。然而，这一现象是否意味著武侠文类开始以阴柔对阳刚的渗透来瓦解正统男权社会秩序？在金庸的文本中，他是如何具体定义阳刚与阴柔的表达形式呢？他的定义与汉语传统写作及其文化身分认同又有甚麽内在联系呢？
金庸非常擅写“情”在他的小说中，最引人入胜而又最惊心动魄的“情”莫过於”情痴」。与情毒有意思的是，金庸笔下的坏女人、恶女人，或怪女人大多是情痴与情毒的直接受害者。
《神雕侠侣》中美貌的赤练仙子李莫愁之所以变成心狠手辣的女魔头，归根於她在初恋上的失意；公孙绿萼的母亲裘千尺由於在”情」上吃了苦头，而变得阴森古怪，满怀怨毒；《天龙八部》中貌似”神仙姐姐」。的曼陀山庄王夫人，迁怒於情人的不专情，动不动就将男人杀了做花肥；身为武林前辈的天山童姥与李秋水，为了争夺共同的情人而不择手段地互相残杀；《射鹏英雄传》中的铁尸梅超风修习阴毒的”九阴白骨爪」，以致杀人无数，残害无辜，起因是为了逃避师父对她和师兄私通恋情的惩罚：《碧血剑》中的五毒教女子何红药因”金蛇郎君。移情别恋而百般狠毒地折磨他，变成了凶狠的复仇女神。”情」使得这些女子变得阴毒、凶狠和怪异；她们的变态皆是因为中了”情」毒。绝情谷中娇艳无比、但又能致人於死地的情花，便是”情毒。最好的象徵。这一象徵既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言情传统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散发著现代表现手法中常见的诡秘气息。
《红楼梦》以来的中国古典浪漫文学传统，有关”情痴」与”情毒」的描写比比皆是。似乎惰不痴、不毒，就不足以达到一定的美学效果。中了情毒的女子，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不惜自残、自伤或自毁，把自己义无反顾地投入死亡的怀抱中。晚清的狎邪小说把”情毒。移植到青楼的风月言情中，产生一批黛玉的忠实追随者，如《花月痕》的刘秋痕毅然以身殉情，《海上花列传》的李漱芳不惜慢性地摧残自己的身体，直至死亡。民国时期的鸳鸯蝴蝶派，如徐枕亚的《玉梨魂》亦延续了这充满病态与死亡的情痴与情毒【注5］。这一"自虐型"。的阴柔美学，存五十年代早七十年代的大陆文坛，虽被一片”向阳」的革命文学不像哭、笑不像笑的凄凉笑声所吓到，以为遇到鬼怪。裘千尺不仅外型有巨大的变异，她的内心更加变态：说话疯疯癫癫，万事不近人情，脾气古怪跋扈。从她以”绝情丹」要胁救命恩人扬过、设计报复负。已丈夫等细节，我们可以看到金庸对她心里的变态进行的精彩刻划。另一位”怪女人」天山童姥的身体更加怪异。由於情敌李秋水的陷害，她的身体永如女侏儒，不会长大;最奇怪的是，她所练的武功，会使九十六岁的她每隔三十六年返老还童一次，神态长相与八、九岁女童无异，就如”借尸还童的女鬼」。之後，她需要每日生吸动物之血，才能逐渐恢复原状。这种身体上的变形与畸形导致了她内心的变态，平日乖戾阴狠，在三十六洞洞主、七十二岛岛主的身上种了令人痛苦难当的”生死符」，以挟持众英雄为她所用。总之，这些生理和心理上扭曲变形的”恶女人」是现代版的"情毒"产品。
金庸对”情毒」的性别阐释以”阴毒」为主，中了”情毒」的阴性世界自然是毒性十足的了。”坏女人」”恶女人」与”怪女人」的性格特徵、行事方式都离不开”阴毒」二字。她们行走於江湖，成为江湖一害，给江湖男权社会的正常秩序带来严重的威胁：她们身上的鬼气、妖气与毒气对立於所谓的”正派」，是”邪派」的表徵。在金庸的小说中，武功有正派的阳性武学，也有邪派的阴毒手段。武功实际上也被他用性别政治加以区分，类似毒针、折磨人的”生死符」、阴毒的”九阴白骨爪」等邪派的武功，都是正派武林人土不能容见的。正派人士一般不屑於练这种邪门的武功。《笑傲江湖》中最”阴性。或”阴毒。的武功要算是”葵花宝典」了。要练就这种天下第一的武功，男人首先必须”引力自宫。，而且练成後会不可思议地”变性」，变得异常”阴毒」，让人胆寒心悸。”引刀自宫」与这种极其阴毒的武功有著深刻的内在联系。自我＊割後的”东方不败」、伪君子岳不群和林平之，自从练了这种”阴损毒辣」的武功後，沦落到不如女人的地步：不男不女，甚至比女人还阴毒。由此可见，金庸把男人眼中的坏文人、自＊的”双性人。与贬意的阴毒世界联系在一起，是一种性别政治的命名方式【注6］。通过这种命名方式，男权中心的正常秩序得以维持，而男性的”阉割焦虑」也因此得到释放【注7】。不知如何是好」［注11］。可以说，父权是造成她变成魔艾的根本原四。金庸把她的阴毒归咎於’父权。对她的压迫，所以，她对父权的叛逆与最後的归顺，其实带有很大的悲剧性。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些中了情毒的女子，大多是不再年轻的女性，只有李莫愁较年轻，而且她们不是身体残疾，就是心理变态。从对女性的定义来看，她们指涉著女性的阴暗、衰老丑陋、压抑甚至歇斯底里的一面，对立於另一批被金庸美化了的、貌如天仙的女子。许多小说家经常忽视女性”阴暗。面的特徵，但金庸却加以重视。也正因为有了这批”坏女人。、”恶女人」的存在，金庸对”阴柔」性别的定义才更加完整独特。这些女性既是绝情谷中美丽而有毒的”情花」，又是兼具古典与现代色彩的”恶之花」。她们是有问题的、危险的女子，象徵著阴暗与死亡，限光明的、正义的、积极的阳性世界格格不入，就如同金庸的写作和文革时期”红太阳」式的毛文体写作走的轨道是相反的一样。在文学逐渐沦落为政治工具的革命文学里，好女人与坏女人是由阶级意识来划分的，”情」是一个禁区，女性的性别也变成了”无性之性」【注12】。因为情而变得”阴毒。的女子，若放在革命文学的语境里，则是一个”怪物」，是所谓”封建主义。的遗毒和”资本主义。之颓废相结合的产品。现代文学史中，与这批”阴毒。女子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女性形象，要算是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了。如孟悦和戴锦华所论述的：”张爱玲的女人们如果不是在沉寂中凋零、死去，便会在『无名的磨人的忧郁』，欲望的隐秘的饥渴、精神上的被虐与施虐中成了一位死亡天使，一个恶魔母亲；成了古宅之中一个无所不在、令人窒息的狱卒。。【注13】金庸笔下的阴毒女子，都有著曹七巧式的疯狂、恶毒与残忍，是死亡国度中的复仇女神。她们疯狂的自虐与施虐行为，是对父权社会和男性世界隐秘而持久的压抑方式的报复。她们无父亦无母，在阳性的江湖世界中，严重脱离父权与男权社会的轨道；作为一群异类，她们在僵尸、骷髅、鬼怪的颓坏阴暗的世界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疯笑与狂笑，使正面的阳性世界亦为之颤栗。
如上所述，金庸创作的”恶女人。、”怪女人。群像，在一定程度上，呆中国大典小说中”情痴．、”情毒。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的定义紧紧相关。但在金庸的小说中，少年男侠与十八世纪欧洲小说中”有问题」（Problematic）的青少年不同：这些少侠们在成长过程中虽有问题，却不失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他们解决社会压力的办法，来自於他们在”走江湖。时逐渐形成的某种男性的”理想人格」。所以，少年男侠成长成理想的”一代大侠」的过程，蕴含了金庸对”男性性别」的定义与重新定义，以及他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等问题的看法。
金庸小说中的少年男侠，基本上都是在缺父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英雄之後代，如袁承志和郭靖从小就没有父亲；奸人之後代，如杨过亦是从小失父；正邪两派结合的後代，如张无忌幼年时父母自尽：而像浪子令狐冲则更是不知生身父亲是谁。父亲缺席这一现象与香港的地域性有共同之处；他们与父辈的关系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他们都没有完全继承父辈的价值规范。在江湖漂流的日子里，这些少侠们获得了另一种有别於他们父辈的价值规范，从而建构了属於他们自己的男性”理想人格」。所以，无父、无家可归、在漂流中不断地寻找自我，是金庸对男性性别重新定义的出发点，也是他选择的写作立场。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在一种漂泊的状态下，对男性中心的社会秩序，进行反思与重新界定。这种界定与重新界定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漂流性话语。它只能产生於”写於家园之外。（writingdiasPora）的写作中。
不约而同的是，这些少侠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一段”情感教育J。他们所爱上的美女或妖女，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改变了他们原来的价值观，尤其是改变了他们父辈传递下来的价值体系。由此可以看出，金庸对男性性别的定义，是借用女性定义中带有流动性的特徵来实现的。当然，金康对女性的塑造，还是离不开男性对女性”凝视。的视角。他笔下的妙龄少女，无一不美、无一不贞，而且大都美得让人”无法逼视」；但这种”无法逼视」却蕴含了男性对女性不其实的臆造。女性真实的身体、性欲、痛苦，以及张爱玲式的女性写作中的”细节。【注17］，在金庸对这群美女的塑造中全部被—一略去。被他美化了的女性，或是全然不会武功的纯洁”仙女」、”圣女。或”玉女」，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雪山飞狐》中的苗若兰和《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或是武功高强、容色绝丽、但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妖女。和”古”致命的女人」（femmefatale），但她们对正统的男性社会有很大的挑战力。所以，正派的父辈们都警告成长中的男侠：别在这上面搞得名败名裂。可是，金庸笔下的理想男性，全都通过沈迷於这些女性的情爱，而获得了重建自我价值体系的途径。这些女性全都聪慧异常，像黄蓉就比郭靖聪明百倍，而赵敏也比张无忌有计谋；她们又很有权力，如黄蓉是”丐帮。的帮主，赵敏是蒙古郡主，而任盈盈在日月神教中的地位也很高。与这些妖女的交往过程中，少年男侠对父辈的正＊邪之分，有了很大的超越。基於”情」与人之真性情，少侠们发现正派中也有阴险之人，而邪派中也有好人。因为所谓正/分的背後，是由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支配的。再者，这些妖女也帮助少侠们质疑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如赵敏是统治汉人的蒙古郡主，但张无忌仍义无反顾地爱上她，他们的爱情便已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所以，金庸小说中的理想男性，不是保守迂腐的”正派」人士，也不是大汉族中心主义的”民族英雄」，而是有趣味的性情中人，如杨过、张无忌和令狐冲。借助”邪」派妖女这一中介，金庸对男性的重新定义，加入了他立足於香港的写作立场。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从事汉语写作，金庸并没有完全回到”本土主义。，去认同所谓最”本质。的中国人的概念。相反，他的理想男性，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都没有回到本质化的个人身分认同，而是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也许，正是这种包容性使得金庸的作品跨越了国度的界限，而成为後现代社会里各种中国人（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与全世界华人〕共同认同的对象。
然而，这两类女性，虽然都帮助成长中的男侠们修正他们原有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却不是新价值体系的创造者，而只是间接的媒介。她们完成了使命後，都重新依附新建立的男性社会秩序。如黄蓉与郭靖结合後，基本上不再r邪。，而成为正派的女侠，与丈夫一起守襄阳，反而看不惯杨过逾越礼教的行为，成了正派的忠实维护者：赵敏脱离父亲，与张无忌闯荡江湖後，也基本上认同张无忌的世界。在金庸对这些妖女的塑造中，他本人不大喜欢有权力欲的赵敏，还有另一位由正派转变成阴毒女子的少女一周芷若。由此可见，有权力欲的女子，成了无权力欲的理想男悻的反衬；而没有权力欲的女子，如小龙女、任盈盈才是理想远在寻找的侠旅中。
注释
注1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公案）中曾指出，清代侠义小说之流行，”值世间方饱於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於说部中露头角J。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对此种说法有进一步的论证，并认为"明清风月传奇的‘脂粉味’，部分改变了侠女形象以及武侠小说的整体风格，可以说开了後世‘侠情小说’的先河。"（台北：麦田出版社，1995年，页87－92）
注2见《千古文人侠客梦》，页引。
注3文康，《儿女英雄传》缘起首回。
注4《金庸梁羽生合论》认为”『武』、『侠』、『情』可说是新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
注5夏自清先生对《玉梨魂》继承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情痴”与“情毒”有精彩的论述。见其文“HsuChen－yasYuhHun”（论徐枕亚的《玉梨魂》），InLiuTs’un－yan，ed．ChineseMiddlebrowFiction’FromtheCh'ingmdEalyRePublicanEras，(HongKong:chineseUniversityPress）．1984．
注6对拉康而言，命名象徵著并组构了父权社会的法律，维持了身体的完整。InJudithBulter，BodiesthatMatter（NewYork：Routledge,1993），P.72.
注7弗洛依德的心理学词语。
注8金庸，《神雕侠侣》（四），页1189－1190。
注9金庸，（神雕侠侣》（三），页1023。
注10金庸，《神雕侠侣》（二〕，页712。
注11金庸，《射雕英雄传》（一），页371。
注12见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论述解放区妇女解放的章节，页213．215。
注13《浮出历史地表》。页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