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在大学的位序 金耀基教授9月12日在华东师大的讲演（节选）

从高等教育的整体来看，人文教育在现代大学教育里面，已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紧张

我这里所说的大学基本上是指西方启蒙运动之后在19世纪出现的大学，大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我之所以强调大学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因为我并不认为中国现代大学是中国历史上的太学发展而来，中国过去的太学到后来的国子监，含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功能或是培养人才的功能，但不是我们现代大学的功能。所以，中国现代的大学基本上是横向的移植，而不是纵向的继承。作为西方启蒙运动产物的现代大学，它的源头是从欧洲中古时期的大学一脉相传下来的。中古是非常黑暗的时期，但当中有一些非常耀眼的灯火在闪亮，那就是大学，它是现代大学的源头。到了十九世纪启蒙运动以后，现代大学出现了，最早就是德国的柏林大学，它是现代大学的起源。说到柏林大学，中国的北京大学受到它的影响很大，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对北大有很多改革，他曾经考察过德国的大学，受德国影响很大，北京大学与西方的现代大学有密切的接轨。

柏林大学开始都是以人文作为整个知识结构的基础。十九世纪末期以后，科学走进来了，科学引进现代大学是在柏林大学中开始的。人文和科学在大学知识里面是两座高峰。科学的引进对大学教育的影响非常大，从德国、英国到美国，都是如此，尤其是美国。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它在本科教育上抄的是英国，可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开始吸取德国的经验，特别是它的研究生院教育。美国把德国看成是教育的“圣地”。当时美国的大学制度受到德国影响，特别注重文理研究，北京大学也是这样，这个文理，就是科学和人文。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大学，有一个非常轰动的辩论。那就是英国剑桥大学发起的，关于两种文化的辩论，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对话。剑桥大学的斯诺爵士写了一本书，就叫《两种文化》。他指出了人文和科学，现在壁垒森严，科学学者比较了解人文，而人文学者不了解科学。两种文化的争论跨越大西洋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实际上，大学的知识结构里面，也有这两个文化的对立问题，而且对立得很厉害。

现代大学与中古大学基本的区别在于，其一是科学的兴起。科学的绝对性胜利，使科学进入到大学体制。以前大学里没有科学。所以中古时期的大学差不多是一个神学的保卫者，它是一个信仰的教育。现代大学则是一个理性的教育。这是一个精神上的变革。现代大学知识结构的变化，除了自然科学进入了大学的课堂之外，还有一个变化是社会科学作为一个知识的领域的出现。这也是一个大事情。社会科学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中期，开始正式进入大学课堂的。大学知识结构的第三个变化是专业学科的扩大。专业学科大大增长，特别是技术性的学科，像农学、商学院等。大家知道现在大学都在办商学院，这是很赚钱的，不是学校赚钱，而是学生毕业之后很赚钱。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当年哈佛大学办商学院的时候，牛津大学当时就认为大学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是哈佛做了。并且今天商学院成了哈佛大学的非常重要的学院，同时也是现代大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的重点学科。大学的理念不是不变的，大学的知识结构在变：自然科学进来、社会科学进来、专业学术的扩张。这些扩张基本上把大学里面的人文一步一步地排挤出去，给人文留下了越来越小的空间。

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一直在变化，也因此在学科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感（tension）。这个紧张感不仅是发生在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它也发生在实用和理论之间。这方面的紧张感是非常大的。这种紧张感今天仍然是存在的。可是最大的紧张感还是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现代大学比中古大学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中古型大学基本上是教育，重视teaching。韩愈写《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但是现代大学不同，不止是传道、授业、解惑，基本上是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也就是研究问题。所以，现代大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研究型的。这时老师的任务就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还要把人类的知识解释清楚。蔡元培先生当时认为：北大要成为研究学理的中心。大历史学家吕思勉说，在蔡先生主持北大以前，全国的大学几乎没有一家可以称得上“研究”的。现代大学是研究大学，不止是teaching。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直到今天，在研究型大学里面，教学与研究越来越重要，有些教授差不多都不教书了，都在做研究。

过去科学在世界之中 现在世界在科学之中

刚才我讲的是大学知识结构的变化，现在我谈谈知识本身的变化。在大学的知识里面，科学是典范之学。这种知识的科学典范对我们人文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教育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应该是培植人才，培养人的个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好，孔夫子也好，都是谈这些问题。欧美教育的传统是如此，中国的传统更是如此。在香港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先生就讲，中国学问有三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人统，第二个系统是事统，第三个系统是学统。在中国，最重要的是人统，教你如何做人。我们过去读圣贤书，学的就是做人的道理。人统是中国教育里面的根本，事统是告诉你如何做事的。还有一个学统，讲如何做学问，它在三统里面处于最末的位置。但是在现代大学里面最强调的就是学统。例如，现代大学里面的文学、历史就是学统。西方原来一直是以人文为主，但是科学在进入大学课堂之后，慢慢就把人文给压下去了。现代大学里面可以教人们如何做人，但是没有办法开课。大学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是重新安排了。

十八世纪之前，欧洲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都发生在大学校门之外。而今天我们所发生的资讯革命也好，知识经济也好，所有的这些都发生在大学之内。大学本身变成了一个知识的生产场所。有人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过去科学在世界之中，现在世界在科学之中。一些学者非常自信地提出来，这种知识就是科学，是真正决定世界文明的主要因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人文在大学占什么位置？现代大学的知识结构在科学的大力渗透之下，越来越变成一种知性的混合体，讲学统不讲人统，大学里面已经出现知识排他性的倾向，这种排他性体现在：只有科学这种形态才是知识，科学等于知识，其它不是知识。哈贝马斯不只一次地讲：科学只是知识的一种形式，但现在科学占据统治地位，人文退居第二。

而随着社会科学的加入，大学的天下又变成三分，三国演义了。在全球不同的国家里面，社会科学都取得了重要位置。那么人文的位置在哪里？在现代大学，科学观念的统治地位对人文是一个挑战，自然科学的知识观念也渗透到社会科学里面去，人文学科现在也开始被科学渗透，人文学科为了要保护自己，要生存，要表明自己也是科学知识，然后才能拿到一点点科研经费。在知识的科学范畴之下，科学成为唯一的知识。在这种严谨的科学排他性的知识面前，人文学者已变得不懂知识。你只能证明自己是一个“知者”，才有在大学的一席之地。人文学者以前是唯一的智者，现在倒过来被剥夺，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怜的符号。在知识以一种凯旋的姿态往前走的时候，人文学者不敢跟上去，以为自己不是一个知识人，人文学者好像是在博物馆里看门。这种心态是在唯科学的知识范畴压迫下的悲惨下场。

大学教育的四个learn

那么，人文学科究竟怎样定性，人文教育怎样定位呢？这个问题我们是不能回避的。我们承认科学是人类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的确对人类文明的进展起着重大的作用，有时也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今天科技飞跃的进步，所以就像剑桥有一位教授说，科学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应用科学帮助我们改变这个世界。科学是人类发展、积累下来的知识，但是我们要说，科学这种知识不是万能的，科学不是等同于知识。当年胡适之在新文化运动时就讲，科学是万能的，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上它。到今天为止，仍然有许多人相信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能够解决一切，这是科学主义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

今天，科学垄断了整个社会的知识，但我认为，科学不等于知识，从大学的角度来看，尤其不能出现把科学作为整个大学全部内容的单面倾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讨论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说，教育有四个重要的领域，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四个“learn”，第一个就是learn to know，告诉你怎样知道这些知识，得到这些知识。第二个是learn to do，告诉你如何学会去做事。第三个就是learn to together，告诉你怎样和别人生活在一起。这个learn to together不仅仅是指人类，而且也指人类和动物之间如何共存。最后一个就是learnto be，就是告诉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这个提议是非常好的，在这个全球化的环境下，你不学会learn to together，你就很难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这就需要我们在将来的社会中怎样去learn to together。

How to be里面牵涉到超越科学范例的知识结构，如果纯粹的科学范例知识不改变的话，我们就无法去处理这四个“learn”。这些问题是大学教育必须要考虑到的。大学教育不但要有知识，而且要处理好learn和being的关系。今天我们怎样办好大学？我们要培植大学生的智慧，这就牵涉到人的本性、人的潜能，包括他的知性活动、情感和体能，甚至包括他的精神，今天我们大家都讲智慧。以前大家都是看IQ，看IQ高不高，但是EQ低了也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李白的一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判断一个人的能力是从多维的角度来看，不是从单方面看。大学不是一个单纯的“知性混合体”，它是一个多维的东西。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眼光来判断什么是知识，什么不是知识。当然科学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忽视，但是我们更不能忽视人文的作用。人类的前途不单是由科学来决定的。现代大学要给大学生一个全面的教育，让大学生全面发展。美国是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国家，但是美国现在最强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有人认为这是“完整教育”，也有人认为这是“完人教育”。有人认为人文知识是决定整个人类文明的主要因素。人文培植一个人的思维和性格。中华五千年文明基本上是人文来创造的。因为人文这个东西只有在时间久了之后才能产生出效果，不像科学很快就能产生出效果。人文凭借美学和伦理学对怎样做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目标。美学讨论什么是美的，伦理学讨论什么是善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把大学变成一个“知性的混合体”，那么就只有真，没有善和美了。托尔斯泰曾讲过：科学是另一回事，它不能给我们人生中的大问题提供答案，这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样生活。这些问题科学都不能告诉你答案。科学只能够提供给我们一种目标。以前人类社会都是用道德价值来判断一切问题，但是现在不行了，科学理性成了价值判断的标准。但是大家想一想，文天祥在那么严峻的条件下能够写出《正气歌》，不就凭借着价值信念在背后支撑着吗！这个东西科学解决不了。人的价值目标不属于科学解决的范围，而是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就是“人文”。人文教育在大学里面不能没有位置。大学虽然不是以人文为主，但人文教育在整个大学知识结构里面，应该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本讲座由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文汇报“每周讲演”版和《万象》杂志联合举办。杨风华整理）

讲演者小传

金耀基

1935年生，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著名社会学家。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著有《从传统到现代》、《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大学之理念》、《中国社会与文化》、《剑桥与海德堡：欧游语丝》、《金耀基自选集》、So-cial Life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