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为甚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
在经历过百年屈辱的中国，一个没有民族主义情怀的知识份子不配是一个中国人。然而，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是合理的。民族主义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有温和与极端之分、有务实与激进浪漫之分。几年以前，针对西方某些人士的“中国威胁论”，我写了一些文章，为中国当代主流民族主义辩护。我在这些文章中指出，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两个基本特点：首先，它是一种防卫性的、或称之为反应型的民族主义。更具体地说，这种民族主义的波及面、影响力，它对社会精英与民众的动员程度，以及其表现的强度，基本上取决于外部所施加的威胁与压力的强度，以及人们所感受到的民族生存条件的恶化程度。而且，这种民族主义所作出的应激性反应，往往与特定的具体问题有关，而与抽象的理念与教义无关，一旦这种外部的压力消失，这种应激型的反应也就相应的减弱。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宗教性的、世俗性的民族主义。中国没有那种弥赛亚式的救赎主义（Messianic）的宗教传统，也没有西方宗教中启示录式的“末日审判论”。如果说，一些具有这种救赎主义的宗教传统的民族，往往会把在人间建立“神权王国”作为自己的神圣义务，从而使这类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性的话，那么，没有救世主义的宗教作为支撑点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不存在一种向外扩展的内在的文化冲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总体上是温和、理性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国的反应型民族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偏向。这种偏向不是走向对外扩张，而是走向非理性的排外与自我封闭。我在1997年发表的〈民族主义、儒家文化与中国未来：与澳大利亚记者马利圣的谈话〉一文中，谈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上述偏向。
第一种情况是，“中国直接遭受到西方国家的欺凌，感受到巨大的屈辱、苦难与挫折感”；另一种情况是，“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困难，造成生存条件的极度恶化，而西方又在造成这种困境过程中，起到了严重的消极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激进的、排外的、封闭而又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就有可能找到滋育的温。然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无论对中国对外国都并不是甚么好事”。
从五八事件来看，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美国飞机轰炸中国使馆，理所当然激起中国人的义愤，然而，一种刚愤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也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迅速抬头。五八事件中，法不责众的非理性行为与竤情亢奋，大学生中甚至打出“我们不要学英文”这样的口号，北大三角地甚至还出现“不惜与美国一战”的观点，一些民众中甚至出现“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慷慨激昂呼声，等等。美国某些不希望中国强大的人，正在利用这种情况来证明他们遏制中国并反对与中国友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种激进刚愤派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以下几个特点，这些特点相结合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为封闭型的极端民族主义。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有积极的方面，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就往往成为支配人们对复杂问题作简单的理解，并以这种理解与“危机感”作为对国际局势进行判断的根据，从而具有强烈的亢奋的情绪化倾向。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他们自以为诉诸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就似乎从此具有了压倒一切的语话优势。如果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那种“坚定”立场，都会被视为“对西方的投降主义”而加以抨击。在国际关系的复杂互动与彼此振荡的过程中，这种“过度危机感”的优势话语一旦在民众与知识份子与官员中成为主流，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似乎只有如此，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才会认同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刚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而走向“闭关锁国论”。一种方式是，在刚性互动过程中，出于挨打的自卫反应，在受到强势对手压力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在缺乏有效的出击手段的情况下，自然会以自我封锁信息与经济交往的手段来实现“弱者”的自卫。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著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使清中期以后的保守的当国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另一种方式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文化中，极左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以闭关锁国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闭关自守的“自力更生”。据称，一些内省的中层官员与民众中就有不少人认为，“政府对北约轰炸的反应过于软弱”。他们甚至认为，“当下的当政者由于过于有求于美国”，因而失去了毛泽东对美国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战斗精神”。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所以不怕封锁。封锁十年二十年，中国就真正强大起来了”。这种小农式思想观念中实际上恰恰潜含著激活“自卫－锁国论”的传统机制。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这是因为，在建国以来的中国意识形态资源中，在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思维定势中，左派话语提供了大量现成的以封闭方式来伸张强硬立场的推理方式、政治概念与口号。在五八事件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民族败类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五八事件以来，新左派某些人士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去”的口号决非偶然。自科索沃危机以来，某些新左派与老左派如此迅速地结合成“神圣同盟”的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了极左思潮其实死而不僵，它可以经由极端民族主义的封闭锁国论而复活。极左思潮与民族主义这两者之间相互结合的逻辑机制是，既然你把对方视为邪恶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对外开放就被视为接受“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就是自觉地接受“国际上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这种观点尤其表现在新左派刊物所引用的〈六评〉中所断言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根据这一逻辑，为了避免被国际阶级敌人“腐蚀”，就必须以左的思想支配下的封闭自守来抗击“和平演变”。而这种闭关自守与信息封锁，产生的愚昧、落后与盲目，又进而成为极左思潮得以不断滋生的肥沃的土壤。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这种情况就会形成双方互动过程中的非理性的强硬派得势，使双方务实的温和派受困。反过来将使任何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的出现更为渺茫。在这种双方“鹰鹰相激，鸽鸽受困”的恶性互动过程中，诉诸极端民族主义话语而如虎添翼的保守人士，则可以渔翁得利。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融入国际社会与保持国际友好关系的格局，将因此而毁于一旦。而美国国会山里那些保守的“西方价值的原教旨主义者”正等著这样的机会，来为进一步遏制中国制造理由。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不少前苏联国家，都存在著民族主义与反对经济改革的机会主义者结合，形成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势力。从近年来国际上民族主义的煽情作用往往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大量事实来看，凡是煽起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好结果。
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中国政府在五八事件以后的态度，还保持著相当的克制与理性。但一些激进民族主义泛滥的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国人深省。至少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饱受西方侵害，从来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
对北约轰炸中国使馆的民族义愤是每一个中国人理应具有的，但这决不能构成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的合法存在的理由，中国民族的长远利益必须经由理性的思考与冷静的应对来实现。在当下中国的知识份子中，理性的民族利益的维护者与极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分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知识份子中的思想重组与分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刚愤的民族主义的不断激进化与极端化，实际上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清流思潮存在著一定的联系。“清流派”可以说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即在野的、无权势的士大夫知识份子，高唱一种理想的、大言高论式的口号与道统原则，从而取得道义上的“语言霸权”，以此来压抑务实派。因为这些清流派人士在野，言之太易，清代学者赵翼就引用过宋人的一段话：“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儿戏？”这一段话固然是从传统王朝中在朝者的立场来评价在野的清流派，但这段引文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流士大夫是单纯从泛道德主义的立场来立论，并以此为社会提供历史选择的，这种因脱离实际而导致的“大言误国”，对于我们后人仍然是有重要启示的。对照一下那些在网上大发“不惜与美国决一死战”的大言高论者，两个时代的清流习气何其相似。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清流思潮在中国广大民众、知识份子与官员中决不占主流地位。但从近代中国的历史来看，在受到强大对手挑战而信息流通又相对封闭、文化误解容易产生的情况下，反应性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清流思潮则会拥有很大的市场。在社会情绪受激进思潮支配的情况下，最激昂的大言高论者甚至会获得交口称赞的声誉。当年郭嵩焘这位中国近代先觉者所受到的保守的清派党的无端攻击就是典型例子。
如果亢奋的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并走向极端化，如果国内的糟糕问题与国际的糟糕问题彼此互为因果，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左倾主义发家史，重演于下一世纪初的中国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这是因为，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文化遗产中，有太多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集体潜意识的构成部分，并将如同幽灵一样支配著国人，支配著我们好心肠的知识份子。另一方面，一个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矛盾的复杂性与尖锐性使人们需要太多的渠道来宣泄，而刚愤的民族主义情绪无疑为非理性的宣泄提供了最为“安全”的突破口。极端民族主义引向闭关锁国的历史选择，老左派的进一步死灰复燃，均有可能使我们民族再次失去现代化方向，因为“救亡”的符号将高于一切，无论是真救亡还是假救亡，都足以摧毁一切启蒙。并经由这种对启蒙、开放与稳健的理性思维的摧毁，进而走向反文明经验的非理性主义。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民众中的义和团排外情绪与保守顽冥权贵结合的政治传统的民族，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几年以前，我对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前景的判断相对比较乐观，现在我开始有了一种新的隐隐的担忧。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过去没有预料到的内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势必使中国的未来增加了更多的复杂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