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公法评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译/张旭东

现代性的幽灵

　　[编者按]杰姆逊（FredricJameson，又译詹明信，1934--），美国文学批评理论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代表人物。早年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及精神分析理论的介绍和分析，为"理论"在北美的兴起提供了重要资源。80年代以来转入当代文化批评和阐释的开创性工作，在世界各地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囚笼》、《政治无意识》、《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地缘美学》、《时间的种子》、《布莱希特与方法》、《文化转向》、《现代性的神话》等。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5年创立杜克大学文学博士项目，担任系主任及杜克批评理论中心主任至今。80年代中期曾在北京大学长期讲学，随后出版讲演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此后多次来华访问。2002年起受聘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

　　本文是杰姆逊2002年7月28日在华东师大的演讲的节录，该演讲由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万象》杂志社和本版联合举办。这原是他即将问世的新著《现代性的神话》的导言。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杰姆逊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思维风格，将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完美地结合在对观念话语的意识形态读解之中。以"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的论点为核心，文章分析了当今世界范围里激烈的思想观念的斗争，批判了种种扭曲历史、抹杀历史的意识形态论述，呼唤知识分子忠于自己解释世界进而改造世界的职守。在冷静、现实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压抑性的同时，杰姆逊表现出对历史的辩证运动的尊重，表达了为争取一个更为美好的"集体性社会存在"而不懈工作的真诚信念。　　

　　现代性问题无处不在

　　我在这里提出我对现代性问题思考的四点提纲：

　　1、我们必须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阶段化。

　　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

　　3、一种拒绝叙事的手段就是坚持从主体性的角度看问题（它的题旨是主体性是不能够被再现出来的）。只有现代性的历史境遇才能够获得叙事形式。

　　4、任何有说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必须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这个假设。

　　在我们当前的语境里，在充分后现代性条件下，当我们面对种种过时的东西的回归或重新发明，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现象无疑是最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因为重新回到我们眼前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天真地以为早已被超越了的现代性本身。现代性不但没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举登场，在拉丁美洲，在前"第二世界"（按：前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政治讨论中，现代性问题更是无处不在。与此同时，西方却在以一种明显的后现代的方式庆祝自己所谓的胜利，它认为自己最终克服和超越了老式的现代主义乌托邦和强调生产的价值观；它宣扬意识形态和历史的"终结"；它以一种唯名论的教条鼓吹特殊性和差异性。在所有这些议论中，人们似乎不再关心这些看法是左派的表述还是右派的表述。事实上，抹杀任何左与右的区别正是后现代修辞术的核心所在。如今，一切现代或"摩登"的东西都好像被人从货架和橱窗里剔除干净，现代性不但从大众媒体中功成身退，甚至在知识界，除了个别吵吵嚷嚷、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人们都在忙于自身的"去现代化"（demodernification）。那么，重新亮出"现代性"的招牌目的何在呢？只要我们觉得它不仅仅是整理刚刚消逝的过去的老老实实的文献学和编史学兴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可以说，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思想市场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这里有社会学这样的大品牌，也有五花八门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讨论。

　　有很多种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但没有哪个理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发展的根据。在那些已经站稳了脚跟的学术专业里，后现代性变成了一个名声不好的观念，因为后现代性一些较为棘手的后果，比如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新一轮理论化工作，女性主义、对价值相对主义和社会现实之"构建性"等观念的接受，现在都已经有目共睹。所以即使人们不信任历史阶段化的思维方式，也会觉得现代性概念显得很学术，很体面，因为现代性概念不可避免地会把它自身的谱系追溯到社会学的奠基人那里去。事实上，社会学研究领域本身就是和现代性概念一同出现、相伴为邻的。

　　但这下面还有更深的动机，更大的好处，直截了当地说，它们来自全球市场，包括全球性的观念的市场。现代性概念无法逾越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化的概念，而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出现要晚得多，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产物。至少在"摩登时代"，现代性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同技术发生关系，因此它也就和进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给予"进步"的意识形态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在同技术相关的进步概念方面。更不用说自19世纪后期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自己就对进步概念有过严肃的、自我批评式的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现代化理论使资产阶级的"进步"概念起死回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同时，在一些国家，现代性和现代化则被赋予一个新的、不同的含义，那就是赶超西方，特别是西方的工业。环境保护主义运动，某些女性主义者，和不同类型的西方左翼运动都对"进步"和工业化持批判态度。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历史业已终结，如果我们把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激进的社会变革从我们的政治思维中剔除出去，我们就无法形成任何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

　　而现代性概念的复活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它看到，在今天，现代化、工业化（尤其是电脑技术普及之前的重工业发展）"对大自然的蹂躏"都已受到人们的质疑，于是它就要告诉你，那些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想要的大概是纯粹的"现代性"本身。它这么说的时候全然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世界上，所有能维持下来的民族国家都早已在一切可以想象的方面，首先是技术方面，变成一个"现代"的东西了。然而那种现代性的话语要人们相信的却是一种幻象，好像只有西方才拥有某种别人没有的东西，但所有人都应该有得到这种东西的欲望。正是这种神秘的东西通过"现代性"获得了洗礼和命名，然后再由一批招募来的人把它不厌其详地描绘出来，四处兜售。

　　不现代的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的现代性？

　　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前对"现代"一词的颇有争议的用法，看看它会把我们带入什么样的混乱。在奥斯卡·拉方丹最近出版的回忆录里，他描述了自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里的官场沉浮（按：拉方丹为施罗德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未及任满便因与施罗德政见不和而辞职），对政府里那些为媒体广泛报道的主张自由市场的竞争对手满腹牢骚：

　　"现代化"和"现代性"这样的词现在已经贬值到你想往里面塞什么就可以塞什么的地步了。如果你想弄明白那些被称作"现代化论者"的人对"现代性"作何理解，你就会发现，他们仅仅是想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适应那个所谓的全球市场的种种制约。现代性概念被简化成一个经济和技术的范畴。于是，既然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再有法律保护他们自己免遭失业，我们就得把我们保护劳工的法律统统废除，否则我们就不够现代。现在在许多国家，社会安全网都被严重地削弱了，所以，既然我们想要变得"现代"，我们就也得效仿那些国家，大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在许多国家，企业税已经一降再降，好让企业家们留在国内，不跑到别的国家去；所以我们想要现代的话，也得赶快减税。现代性简直就变成了对这种经济束缚俯首帖耳、百依百顺的代名词。可是我们如何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这样的问题已经变得彻头彻尾地不现代，不再有人提出来了。

　　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如何引入"现代"这个词是一场根本性的政治话语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在一个不同的上下文里，如何确立"改革派"和"顽固派"的区分有时是成功的关键。一旦主张自由市场的各种立场得以系统地将自己等同于现代性，从而被人习惯性地理解为"现代的"，自由市场论者就已经赢得了一场关键的胜利，其意义绝不止于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我们只把它视为媒体的胜利，我们就低估了政治斗争向语言和理论术语的移植和错位。问题在于，反对自由市场万能论的人会发现，他们的立场目前在理论术语的领域里像游魂一样无处可去。事实上，对抗市场意识形态主流的人，在今天总是被归入负面的、消极的、否定性的、不具有任何公共性的范畴，被视为没有现代精神，因循守旧；最终，因为他们对"进步"和现代性显然持抵制态度，他们就被人称为顽固派。从拉方丹那种哀怨的口吻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但已经输掉了那场关键的话语斗争，而且他从来就没意识到那场斗争的关键性，也根本没有搞明白他真正输掉了什么。

　　对"现代性"一词内部的政治动力学，它在当今世界各地的再次出现，以及它的特定含义的系统运用，我就说到这里。现代主义往往被理解为一些陈旧的自上而下的计划指令，是在国家机器，或经济和审美领域的中心化权力结构；它同构成后现代性特征的"去中心化"、"拼贴性"价值观背道而驰。所以，像拉方丹这样的人是不现代的，因为他们还是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本身变成了不现代的东西。如今那种能够被首肯的现代性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是后现代的。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就用后现代这个词呢？

　　后现代的诡计

　　答案是明摆着的：后现代这个词太理论化了，它还不够普及，在更大的范围里，"后"这个前缀好像会自动地引起人们的不快，让人既想弄个究竟又想对它冷嘲热讽一番。我相信，在这个盖子下面有更深层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审视一下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著作，因为吉登斯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鼓吹者，他的言论始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到头来却变成了对它的辩护。在《现代性的后果》（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这本书里，吉登斯不再同后现代眉来眼去，并说明了这样做的好处。像许多人一样，他把后现代性理解为一种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认为只有像利奥塔那样的人才会拥护它。他写道：

　　仅仅发明像后现代性之类的新词汇、新术语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关注现代性的本质。由于非常具体的原因，现代性的本质一直没有被人们很好地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在进入一个后现代时代，而是在进入一个晚期现代性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性的后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极致化和普遍化。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个超越了现代性的新的、不同的社会秩序的轮廓，但它只是一个"随现代之后而来"（post－modern）的时代；这同我们今天许多人所说的"后现代性"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所以他的立场可以被重新命名为"极致化了的现代性"，这听上去和哈贝马斯精辟的"不完整的现代性"或"作为未完成的规划的现代性"表述大同小异。但哈贝马斯的表述含有一种有用的歧义性或含混性，它允许人们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现代性之所以尚未完成，是因为它永远也不能由中产阶级及其经济秩序来完成。而吉登斯的意思正相反，他想要我们做的是走通向自由市场的"第三条道路"，这对他仍旧不时使用的社会主义语言只能是一种嘲弄。不过我至少在一点上同意他的分析：如果说现代性遗留给我们的是它的不完整和部分的完成，是反映这一历史情境的一整套问题和答案，那么，后现代性就是一种在更为完整的现代化条件下获得的东西。后现代性的成就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农业的工业化，即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彻底毁灭。二是对无意识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即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

　　那么，当前"现代性"概念的意识形态斗士如何区分信息革命、全球化自由市场意义上的现代性和那种令人厌恶的老现代性呢？他们做这种区分的时候难道不会被卷进后现代性概念所不可避免地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制度问题中去吗？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回避这样的挑战：人们可以谈"替换性现代性方案"或"现代性的不同道路"。这种说法现在是家喻户晓：就是说，现代性大家都有一份，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于标准化、霸权式的英美模式的现代性。无论你多么不喜欢英美现代性模式，无论你如何不喜欢这种现代性为你预备好的"低贱者"的位置，这种不快都会被一种令人放心的"文化"观念所打消，它告诉你，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所以日后可以有拉丁美洲式的现代性、印度式的现代性、非洲式的现代性等等。要不然你可以仿效萨缪尔·亨廷顿，按文化的宗教类型把这个问题重新描述一遍：可以有希腊正教或东正教式的现代性、儒家现代性，以此类推，最后不同现代性的数目可以和汤因比所列的宗教一样多。但这样我们就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对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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