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研讨——基督新教在当下中国的意义

转自世纪沙龙
地点：北京后海一咖啡馆
参加人物：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金陵神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泰山产业研究院有关人士近20名

基督新教是现代职业精神的本源
曼德（人民大学）：今天大家开这个有关基督新教的研讨会，缘起是最近我们刚刚策划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是讲基督新教的职业伦理的。书名叫<<敬业——美国员工职业精神培训手册>>，英文书名叫做calling。calling 是神职.神召的意思，国内有些翻译成天职.“天职”不是太妥，因为中国人理解的天没有人格,不像西方基督教中的天是个实实在在的人格化的神。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本书呢?一个是因为企业树立现代职业精神的需求非常大。现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人们需要从无到有、真正树立职业这个概念，需要确立适合市场经济的职业观、财富观和其他职业伦理。再一点，就是我们发现市面上有些关于敬业、主动等职业精神的书非常畅销，如<<把信送给加西亚>>、<<邮差弗雷德>>、<<没有任何借口>>等，这些书都发行了几十、甚至几百万册。但这些所有的书都有个缺陷,就是他们虽然讲的都是美国的敬业精神，但没有抓住敬业精神的根本，或者说没有把敬业精神的本源揭示出来。我们出版界需要紧跟一步，通过图书出版把敬业精神的本源揭示出来。
这些书中阐释的敬业精神,实际上来源于宗教信仰,来源于基督教新教伦理。当年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这种脱胎于新教伦理的美国早期敬业精神阐述得淋漓尽致,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看到新教信仰是如何促使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可以看到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马克斯.韦伯当年到美国去考察,他觉得美国的经济如此繁荣昌盛,背后一定有某种精神原因，美国的基督新教成为他研究的重点。大家都知道学术界德国有“二马”,一个是马克斯·韦伯，另一个是卡尔·马克思.他们两个的思想结论是不一样的。就社会学这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唯物论，另一个却非常强调精神信仰的作用。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对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看得很低。但韦伯不是这样看的,韦伯觉得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宗教信仰对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反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他指出资本主义的产生就与新教伦理有着极大的关系，与宗教信仰有着极大的关系。基督新教具有新意的职业观和财富观,对美国当年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韦伯说为什么中国、印度、埃及都有对金钱的追求,人类历史上每个国家都有对金钱或物质的追求.而且很多国家都曾经生产力非常的发达、经济也一度繁荣,但是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在那么多富裕的国家里反而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这实际上不能单单从生产力角度解释的。
资本主义在哪些国家产生呢?就在新教诞生和发展的地方，在清教徒聚集的地方。如加尔文后的荷兰和建国前后的美国, 荷兰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股票交易,美国很早就有一整套完善的市场机制,尤其在职业伦理、财富伦理方面非常地成熟.资本主义在新教推动下出现在西方国家，后来的许多国家包括很多亚洲国家也引进了资本主义和市场体制，虽然东西方有很多发达国家，但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和持续增长的仍然是美国。
新教和传统基督教的有着很多区别,正是这些区别,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现代职业观的诞生。因为传统的基督教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的,所以它非常鄙视盈利性的工作、发财致富等等。传统基督教觉得做这些工作的话不会进天堂,它觉得只有神职是上帝赋予的、神圣的,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新教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进行了革命性的转化,肯定了世俗工作,认为任何一个正当职业都是神所赋予的神圣职位，将自己的职业做好，本身就是在荣耀上帝、履行天职。这个转化非常有意义，从职业史上来讲，新教促成了现代职业观的诞生。新教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诞生了现代职业精神、现代职业观，也诞生了真正的敬业精神。我觉得这本书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把现代职业精神的本源给揭示出来了。实际上对基督新教信仰怎么去论述它、传播它可以从很多方面着手,但我们这次就只抓住了它的职业伦理、职业观来阐述。
新教职业伦理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上帝的召唤---calling。新教徒觉得职业是上帝的召唤、是上帝安排的任务,如此工作就具有了神圣感，工作成为一种宗教行为。我干工作,追求更多财富是为了荣耀上帝,不是为了金钱的贪欲,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将俗世当中的工作当作一种信仰来对待，这就是敬业精神的本源。
中国目前处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参差不齐,这个时代最需要配套的信仰体系也还没有真正形成。当然，传统的一些东西早就奔溃了,但一些新的信仰系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是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些财富观、伦理观、职业观，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需要怎样的职业精神，以前讲要作革命的螺丝钉，但这些东西在注重个人自我实现的今天似乎没有了多大市场，而且与现在这个自由、开放、互利、竞争的社会也不大合拍。我们着眼新的职业观的形成,我们试图通过图书这种途径把新教信仰中的职业伦理介绍到国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人的职业伦理和敬业精神相信会对中国当下很有积极意义的。
这本书中还提到,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为什么会仍然持续增长?著者认为宗教是个很重要的原因。美国经常去教堂的人占总数的91%,美国是信仰上帝的国度。宗教信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甚至比教育还要大。教育只能提高某个人的生产技能和他的文化素质,但就提高整体人之间的通力协作、起到粘和剂、润滑剂的作用的，还是宗教。宗教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整体效益,可以使人力资本树立积极的价值观。美国有些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宗教信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得出的结果是比较惊人的,尤其是新教相对于天主教来说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更大。
大家对基督新教传播都非常的热情.从其他角度推广,在国内受到很多的阻力。从经济、从职业伦理角度来谈信仰,来传播信仰，既符合国家发展经济的利益又贴近每个人的生活现实。我觉得我们选的角度还是非常好的.今天请大家来，望大家畅所欲言，讲一下对新教伦理的认识, 经济与宗教信仰关系的认识，现代职业精神的认识，还有就是基督教信仰对自己工作的影响等等。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下面请社科院的亚峰先生讲一下。
职业伦理重建与改革宗运动
亚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来讨论一下基督教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基督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实际上是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一个大的运动的入口上，我把这个运动称为“改革宗运动”。我认为《敬业》这本书上讲的新教职业伦理的重建是中国伦理重建的一部分，为什么要进行伦理重建，因为现在人们的是非、善恶观念和良知的冷漠、麻木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提出了伦理重建问题。伦理重建的一个来源是旧的传统，像儒家传统，第二个是来自西方基督教和西方希腊罗马哲学的传统。今天看来对中国社会更有生命力更有冲击力的是基督教，基督教中有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其中新教对今天中国更有现实意义。
新教中有路德宗、浸礼会、加尔文宗等，相对而言，其中加尔文主义也就是改革宗，对新教伦理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改革宗在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今天中国家庭教会达到7千万人、8千万人，甚至一亿人的规模。最近几年家庭教会有两个转变，第一个就是从以乡村传教为中心转为以城市传教为中心。第二个是在教会中有一个权力的转移，就是从年老的传道人向年轻的传道人转变。在这个转变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改革宗或者加尔文主义在年轻的传道人中占有很大的优势。现在基督教家庭教会正在形成的主流宗派取向是改革宗，这样一个取向正在走向深入，深入的标志就是大量书籍的翻译、出版，《敬业》这本书我想应该属于大的改革宗运动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这个运动的深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作为运动，它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即文化方面的冲击与更新；政治社会方面的冲击与更新；教会治理；家庭建造以及个人灵修、生命的更新。
这就是改革宗运动5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毫无疑问包含了职业伦理重建，这是整个伦理重建的一部分。简单来说，伦理重建包括以下方面：家庭伦理、职业伦理和政治法律伦理的重建，今天我们注重探讨《敬业》这本书中讲的职业伦理。
“敬业”这个词翻译过来，把它的宗教意味给丢失了。Calling这个词翻译成天职实际上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天”这个字，在基督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作了转变，比如说“天父”“天主”，这样已经很深地把“天”的概念转变了。这样情况下，翻译成“天职”可能不一定是个误译。另外，Calling这个词有使命、呼召的涵义。加尔文有一句名言可以拿来作为补充：“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 世界就是基督徒的修道院，这种思想对基督徒、尤其是对加尔文主义者来说非常有意义。加尔文主义作为新教伦理为什么对基督徒构成这么大的影响，这和加尔文主义的5个要点很有关系，这五个要点我简单介绍一下：
1．人的罪性。人的罪性使人完全的败坏，这是加尔文主义第一个要点；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使基督徒在面对世界、面对工作的时候，无论那种工作，无论政治方面的工作还是经济方面的工作，有一种敬虔的心态，而很难生出对人的绝对崇拜，因为高举人的任何东西，包括金钱、权力，都是一种偶像崇拜。人的罪性也就是人的有限性。
2．上帝的无条件拣选。就是说基督徒所听到的呼召、Calling是来自上帝的无条件拣选，不附加任何条件。这一点就把人性的善恶修炼、个人的努力摧毁掉了。这一点就跟以人为本有根本的区别。以人为本，就会导致以人为中心，导致人的自我中心、自我崇拜，自我的极度膨胀，导致尼采式超人，每个人都是上帝，每个人都是上帝相互就不服气，就打仗，打仗不算还要打世界大战，国家之间要战争，家庭内部要开打，形成存在主义的“他人就是地狱”这样的观念。这种恶果与高举人、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有很大的关系。
3．有限的救赎。就是指上帝的拣选是有限的，而不是全人类都普遍得救。
4．神的救恩不可抗拒。它说明了Calling、呼召的超验性，这也是加尔文主义最重要的特点：上帝的绝对主权。上帝的绝对主权体现在上帝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5．圣徒永远保守。圣徒得到上帝的拯救后，这样一种拯救、救赎就永远不会失落。
这五个要点的核心是突出了神的绝对主权，如此，加尔文主义自然而然地就是对基督徒生命的全方位地更新，全方位体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他自己人格的转变，他自己对家庭的建造，对整个社会的负担。这里面，职业对基督徒来讲是上帝安排的天职。人生的意义在于职业的乐趣，为什么职业是乐趣，因为“世界就是基督徒的修道院”，职业就是上帝所赐给的修道的方式，也是荣耀上帝的方式。加尔文主义就区分了称义和成圣，称义是一次性的，成圣是一生一世的。成圣是没有限度的、没有最高点的、无止境的。韦伯所揭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张力就出来了。新教伦理是一种出世的、禁欲的取向，而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入世的取向，两者之间有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加尔文主义的伦理观。
韦伯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很经典的清教徒，是巴克斯特，他写过一本书叫《基督徒指南》，这本书还没有翻译过来。在李猛的文章《除魔的世界和禁欲的守护神》里面写到：作为一个模范的法官就是清教徒法官，因为清教徒保持与世界之间的张力，他把来自上帝的呼召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对普通法的法官来讲，普通法的正义是一种发现的过程，正义是一种发现的过程，而不是把法律运用于事实、规则运用于个案的过程。在普通法的审理当中，整个是一种对规则的发现、进一步发现正义的过程。但对清教徒法官而言，却是把人心中的超验正义运用到具体个案中的过程。前不久武汉法院的法官，一下揪出12个人，整个法院全部烂掉。再来看中国社会集体腐败问题，为什么会有集体腐败问题？就象我翻译的阿克顿勋爵的书《自由与权力》中说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制度性腐败表面上看是来自不合理的制度，其根源却来自人心的败坏。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宪政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伦理重建、心灵更新同时并进，否则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条文的名义规则再好也无法对抗普遍的潜规则和实际规则，无法对人们形成有效的约束。
我的提议是有必要做一本法律伦理、司法伦理的书，因为现在司法腐败非常严重。贺卫方先生说：“司法是正义的最后防线”，现在这道最后防线已经跌破底线了。贺卫方先生最近慨叹：中国的法院越来越成为迫害人权的阵地。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法院里面司法伦理已经跌破底线，跌破底线的原因是因为人心中的正义缺乏一种超验的支持，使得整个伦理架构崩溃。所以我们要重建伦理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人心中的正义要有一个更高的来源，超越于人本身。今天修宪，将人权写入宪法、讲以人为本，这是个好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人权这个话语有一个更高的来源。职业伦理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能够敬业，因为他认识到在普通的职业之外、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理学讲在普通的世俗的事物之中，有一种更高的意义，理学重要的特点就是有超越的维度。如程颐的诗：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能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那么今天来讲敬业，敬业这个词原意是Calling，是呼召的意思，呼召来自谁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回答，有人说是天，有人说是上帝，但对中国人来讲，对待呼召就是对于天、上帝、心灵、宇宙、自然等超验之物、更高之物的敬畏，这种敬畏会使我们对普通的职业之上寻求有更高的意义。伦理重建的涵义不是说在中国让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而是让每一个普通人发觉在职业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东西、有一种更高的意义。所以人生的意义就在普通的职业伦理当中。医生有医学伦理、法官就有法律伦理、政治伦理、还有家庭伦理，无论那种伦理，都可以象刘海波博士讲的，要恢复中国传统主流的道德传统，吸收基督教伦理的智慧，重建中国社会的公民伦理。我们发现儒家主流道德传统和基督教之间有共同的一点：原始儒家有一种对超越之物的敬畏，就如孔子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我今天强调的是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伦理重建、《敬业》所强调的职业伦理的重建是改革宗运动的一部分；第二个是公民伦理的重建要形成对超越于人之上的更高之物的敬畏。不管这个更高之物是什么，“道”也好，“天”也好，总而言之，要唤醒人心当中对更高之物的敬畏，而不是简单的以人为本。
新教职业伦理、基督出版物的当下困境
高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
刚才亚峰、曼德说的很有道理,这也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敬业>>这本书确实是很重要的.说的比较具体点就是职业伦理的问题.这个可能在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现在我们说中国的优势,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中国有非常丰富的资金和无限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另外一方面,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的素质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总是在同一水平上重复。原因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讲，存在一系列教育培训的问题，如果和其他的国家比如新加坡、日本比的话有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培训，但是从最根本角度讲人为什么在职业中没有专注的精神——我作这个事情就要把这个事情作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有再多的技术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刚才亚峰他们说是的信仰的问题，要一种高于人本质、高于现实生活的召唤。
我想说的世俗一点,托克维尔去美国考察后，发现在作为民主社会的美国人人都乐于工作,而且以劳动为荣，这个原因何在?我觉得托克维尔的总结很有道理.他主要把美国和欧洲做了比较,他认为,在美国,主要是实现了平等, 一个民主社会实现了平等，而不是一个贵族的社会。为什么实现了平等,人们就愿意去劳动了？原因就在于，第一，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第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致富。所以我觉得在现代中国，如果你要提倡敬业精神的话,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平等的基础,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好多人是依靠权力,或者天生的一种资质在获得财富,如果这些现象大量出现的话,那么我觉得对敬业精神的期盼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凭什么说,你可以让一部分人老老实实地去工作,提高自己的技能,然后现实对他的回报却不是那么理想。而有些人凭着天生的特权,或者说后天的努力获得的特权来不劳而获的话,那我觉得,不大会鼓励更多的人去改善自己的工作技能。
.再有一点就是我们谈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总结时,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到其实韦伯是有两面性的。我觉得把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这种联系当作一种决定论式的论断，恐怕是有问题的。有很多人也都注意到就是经过美国化改造的韦伯和在德国本土上的韦伯有很大的差别。你看韦伯的一些演讲及他后期的一些作品,和这个经过美国社会学改造的韦伯是大不一样的。立足于德国的韦伯，他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有他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背景在里头的,当然具体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背景是很难推测的一个事情,但如果说你仔细的整理他整个一生的思路，我觉得有迹可寻.现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韦伯理解为推崇理性主义、把理性作为一种普遍价值在推广的这样一个思想家，但实际上你看到他对德国问题的一些具体的演讲，他的一些政治冲动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包括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当中讲到了很多批评德国企业家的现象，所以我总是在推测韦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德国的读者。
那么就像刚才亚峰说的如果把这个问题回到中国的国土上来说的话，是不是说我们要有职业精神、要有这样的超验的追求，必须要有一种宗教的情怀,我觉得恐怕未必的.就像托克维尔在总结美国民主的时候说，民主社会里信仰是很重要的，他憎恨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唯物主义会腐蚀人的心灵，让人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只关注物质享受。如果一个民主社会要长久的发展的话，必须要对这唯物主义有所限制，那宗教在美国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中国是不是非要有宗教来起这样的作用，我觉得是未必，因为我们就像刚才亚峰讲的，我们有我们的传统，包括我们近代以来的传统。当中有对这些因素非常健康的一些体制的力量，可能更适合我们民族的这种精神结构和追求。就说这些。
季先生（南京金陵神学院）
我觉得在谈到基督教伦理的时候有几个概念我们需要在这里了解一下，我们谈到的这本书的主题在“基督教伦理”里边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范畴，叫做职业伦理，好比是一个百花园里的那么一朵小花。实际上基督伦理这个范畴太大了。我们把它笼统的谈，它首先解决人和神的伦理关系，然后是人和人的伦理关系，最后是神和人的关系，这四大关系都在这里头，刚才你们谈的比较多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里头最小的这一点------职业关系，其实新教伦理里头应该包括的范围还要广一些，那么这一点我想咱们在搞这个文化实体的时候，还是我们在作出版的时候，还是我们在谈信仰的时候，一定要有那么一个宏观的范畴，不要被一个树叶影响了一片树林。
我觉得讨论的视野我们要打开，另外一点，我们要回到一个更高的职业道德点上去的话，那就要回到圣经里。在圣经最开始的创世纪里头的时候就提出了人的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修理看守”，修理看守就在谈人的职业观问题，这是人对自然的一种侍奉，人对人的一种侍奉，人对神的侍奉，那么这个是修理看守的一个最核心职业内容。在我们目前全世界范围里的职业伦理，都没有超出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在谈任何一个职业，在谈到职业原理的时候，他还是在研究这个修理看守的问题。宏观到宇宙，微观到我们一个小小的家庭，到我们个人，那么这样一个修理看守的职责范畴，我们可以做好多书的文章。那么职业伦理这一块，我觉得你们做的是非常好的，这不仅仅基督徒会说好，就是不了解基督教的人他也觉得很好。
在今天社会道德伦理状况下，搞职业的人，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职业了，他们觉得挣钱就是职业。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到沿海去讲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卖淫嫖娼也变成职业了，那么这些人实际上不叫职业，他是在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是一种犯罪，犯罪不等于职业。比如说吸毒的人、贩毒的人甚至是靠犯罪为生的人。我也跟很多罪犯交流过，但是这些人他们也认为这就是职业，甚至组织抢银行也被认为是职业，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一种违背人的最核心伦理----修理看守责任的职业，这是一种人伦的丧尽、道德的败坏。
我们从出版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讨论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去关注这个重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些人是最爱国的，你把这本书推出来，要比去喊多少句“我爱社会主义”政治口号要好的多。还有一点从我们这个角度我们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职业伦理，把它上升到一个社会伦理道德的高度，不是说只有马克思主义道德伦理才是可以一言堂的，在社会主义才是有市场的，其实在西方的伦理道德当中没有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就是圣经一本文化来占领整个西方道德世界。那为什么它还能治理得这么好呢？我们中国几十年来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是不是它就是绝对真理，我们需要针对持有那些观点的一些人作一个讨论，实际上这本书也在引导他们：“你们再重新调整一下，你们认为的那个马克思主义伦理是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今天的世界花园里，是不是只有粉的红的，没有白的黑的。
这样使得更多的人，不管你是有信仰的还是没有信仰的，你是做文化的还是不做文化，他首先应该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关注中国的一些现实问题。小到家庭伦理，如果没有修理看守的伦理，没有爱的侍奉的伦理的话也不存在，还是要回到圣经伦理的范畴里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编辑策划的过程当中，我们未必回避一些东西。我是这么看的，现在中国的文化产业里来讲，有的人提出来，我们不必在书里去做很多绕弯子的事情，干脆就应该一语点破。比方拿这本书来讲，我们假如再设计一个系列书，你干脆就直接提出来，基督教伦理认为基督徒的职业是上帝所选定的，他要在这个职业里头荣耀信仰、荣耀上帝，来荣神益人。书就应该告诉那些读者，这就是基督教职业伦理，就不必去回避他了，因为本身这一类的书，它不属于宗教出版。我们在谈的时候必须撕破那个面纱，把那个神秘的东西搞掉，让我们的书直接告诉信仰上帝的人和不信仰上帝的人，去了解认识基督教的信仰，这一切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从我的角度开诚布公地说，在我所写的东西里，我就一语点破，直截了当告诉大家基督教伦理的核心是什么，其它的读者就会去想作者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以基督徒的眼光来认识目前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然后从圣经的标准来解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总觉得我们在出这一类书的时候，包括我们在介绍这一类书的时候，大家甚至不必去掩饰一些东西，给他开诚布公的谈出来。在书里甚至都可以把圣经当中的关于职业伦理的章节给他添进去,因为圣经是世界文化名著啊，我们要让这个书有更多的读者去看，比方说这本书摆在我的学生的面前，他首先要看有没有圣经章节出现，如果有圣经章节出现，他肯定会说这本书我要介绍给基督徒，因为你这个书里头没有圣经章节出现，他就会觉得太边缘了，离我很遥远，可买可不买。但是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呢，你要是真想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你就必须回到圣经里的经典里去，作一些更深刻的阐述，把西文人的那种观点、那种出处给找出来，注到自己的书里。那就会使更多的对圣经文化感兴趣的人到我们的读者群里。包括我们将来要从事这方面书的介绍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建议，这本书首先他是基督教的理念，不管信仰还是不信仰，这本书的观念、理念和伦理的最高点在圣经里头，我们就应该给他点出来在圣经的出处是什么？他在圣经文化的基础上影响是什么？所以我想在写书评的时候，我总觉得中国人的东西应该是一针见血，不要学西方人围着苹果树绕了半天，苹果没到嘴里，还累的够呛，读者也没这个时间陪着你看。
曼德：基于国内出版方面的限制，绕弯子的事情很多。
季先生：我与出版社也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也出了一些类似这个方面的打插边球的书，但我觉得你也没必要回避，比方说这次我和一出版社谈的，也和其他文化出版社谈的，直说这个书就是圣经文化，因为圣经是世界文化名著，中国搞文化，你不搞圣经是一种损失，所以真正有识之士他会赞同我们的观点，不是说我们的思想前卫。就是我们做编辑的还是做作者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在这样一个时代高度上去，把事情向前推动，而不是老牛拉车，拖在它后面跑。我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所做的一项工作。比如说我们参与这本书的介绍，那么我们以后会参于这一类书的策划出版，我们还要去参于文化实体的建设，包括我们这些书友，还有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时代的一些使命感。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认为是大使命，去参于文化事业，本身也是一个爱国宣言啊。我作为一个公民，我要爱这个国家，我要爱这个国家我就要先改变这个国家落后的腐败的东西、道德伦丧的东西，所以我在这本书里头我就公开的提出了很多跟政治高度一致的观点，但是是从圣经提出来的，比如说铲除妓女、打击嫖娼买淫，这些东西我是直接在书里谈出来了，执政党的书刊、报纸有几个是这登过的？等这个书拿来我希望你能给写点书评，我是从圣经里谈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圣经里多少经典强调的：如果不把这些社会丑恶问题解决了，这个民族不可能复兴！（有人插话：他们是弱者呀）这不是弱者的问题，在伦理道德范畴里头，没有弱者的概念，这就是一个是非标准的问题，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谢谢。
李先生（北京大学）：
刚才季先生的话对我启发很大，但是这本书我觉得如果要是作为一种畅销书或者作为一种在社会上公开销售的大众读物的话，宗教色彩太浓，很多人估计也不一定有很大兴趣。因为在座的很多的人都是学识比较高，或者对宗教信仰兴趣很大，对新教理解的比较深，并且看过或研究过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很多普通老百姓或管理人士未必对这些东西有很深地了解。
这本书我看了，觉得写的还挺好的，装帧还都不错。从国家发展来讲，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市场经济，都需要敬业，而且只有敬业的国家才能发展起来市场。咱们现在很多假冒伪劣产品、产品质量不合格，说到底就是哪个环节没有敬业，哪个环节就会出现问题。比方说房子没盖好、漏水，建筑公司就没有敬业。我觉得我们在宣传这本书的时候，还应该更多地从这个角度来讲，更能够打动那些管理者或者市场上的受众，过分强调宗教信仰可能不行。在中国这么多年，宗教信仰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树立起来的，而且我也觉得似乎很难树立起来，几千年来都没有树立起来，不可能咱们这几十年就全都信仰基督教了，我不太相信这一点。而且要说美国欧洲有新教伦理，那日本呢？日本做的也不错，日本好像基督徒不是像咱们说的那么多，包括新加坡甚至包括香港也没有那么多。当然有一些人是信仰基督教的，但他们那种信仰是不是欧美那种发自内心的信仰，其实也是令人怀疑的。所以我觉得宗教的东西在职业上是不是体现地那么深、那么大，是不是联系那么紧密，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觉得当然这本书里是有这个信仰，不管种信仰是上帝的召唤也好，或者谁的召唤也好，可它总归是一件好事，内心总有一种虔诚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从这本书来讲，从现在建立的市场经济包括每个人的发展来讲，敬业都是不可逃避的，只有你敬业了你才有可能发展自己最大的潜力，才有可能在你的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甚至说你的生活会有更好的提高，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或者这种环境下，咱们出版这本书或者要出一系列这样的书，这都是实在的也是非常好的。咱们国家确实还没有形成这种敬业的传统和氛围，所以我觉得咱们出版社应该多出一些这样的书，对于营造或推动这个氛围的形成是很有好处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谢谢。
文化与新教精神
杨先生（泰山产业研究院）：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风范强调要“知行合一”。试问三千年来的历史中我们有几人真正做到？为什么儒家的道德说教只沦落成虚伪的教条？为什么儒教实际成为吃人的礼教？或者成为遥不可及的理想？这固然很大原因在于专制体制的扭曲，但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没有得着真正的道（基督）的生命，才是关键和根源。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一定是他全部的生命的展现，信仰带来的是鲜活的新生命，否则他就没有得着，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信仰者。
我和一些基督徒接触后，尤其是通过一些兄弟姐妹信主前和信主后生命变化的见证，发现传统儒家的人格理想若和基督徒相比，不但显得很不充分，而且破绽多多。任何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她实际做到的，用儒家的“圣贤”标准来衡量，可能都还不够。传统儒家最大的破绽，就是把对无限之神的上天——上帝的忠诚，替换为对有限之身的世俗权力君主的忠诚。这是儒家坠入虚伪、背离和无法成功的真正原因。
大家都知道目前中国的诚信体系和道德伦理败坏到什么程度，方方面面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关心如何重建或如何健全我们的诚信体系和道德伦理。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里，就根本建立不起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重建诚信体系、重溯伦理的问题，而是整个的重新认识文明、整个的文明重建的问题。离开了文明的重建，我们不可能孤立地重建起一个所谓的社会诚信体系。
那么，文明的核心和根本是什么？是对生命（自我）的认识和对待，是对人际关系的规范，是对天人关系的和谐。这需要分层次清晰对待，这里有一个递进的决定关系：最终极、最本源的是信仰；然后才是道德；然后才是伦理习俗；然后靠前面这些都不足以应对的，才需要法律和制度。
基督信仰认为人有灵、魂、体三个层次。只有真正有信仰的人才能达到属灵的层次，“魂”约略如那些很有天分的人，或没有得到真灵，但活出了某种魂的人，比如被称之为“民族魂”鲁迅，又比如，清末百日维新失败时，有日本人认为主持变法那些英杰是“中国的灵魂”。而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有灵、有魂的人实在太少了，绝大部份行尸走肉、甘坠魔界、自做野兽，强者自命为虎狼，次弱者争做走狗抓牙，最弱者只能做猪做鸡。所以，没有信仰，就没有完整的人的生命。在信仰中生活，个人生命自会圆满。与人相处，需要道德；道德而约定俗成，成为伦理习俗。在传统社会、小农社会、熟人社会，基本凭伦理就能保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但是进入商业社会、陌生人社会后，社会的复杂度增加，就非得更多地凭借法律和硬性的制度加以治理了。
不要以为法律和制度是我们的荣耀，法律和制度其实是我们的罪。如果我们都是天使，何需这些？为什么信仰是道德、伦理和法律制度的源头？为什么只有信仰对一个人的养成才是最关键的？就在于我们信仰的是我们的生命之道，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的生命。而其他的，都是我们生命的产物，是为保守我们生命、服务我们生命的。如果没有得着真正的人的生命，赁着那些以魔为道的强势流氓和那些信奉“以食为天”弱势犬儒，再把伦理怎么说教，再把法律怎么防范、堵塞、惩戒，也不可能建立起令人满意的诚信体系。
我的文化根基，主要就是传统文化。在二十三岁来北京之前，我对西方的东西接触很有限。连中国“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西方的议会民主的区别与优劣，信仰与宗教的关联与不一致等等，都和很多人一样分得不是很清楚。对传统文化，虽然也很粗浅，但基本的自易经以下，诸子百家，儒释道，二十四史，简单说是“经史子集”，不可能通读，但大概的涉猎和了解错不了。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始终是我安身立命之本。我认为这也是自谭嗣同至辛亥革命那几代能够抛弃锦衣玉食、官宦富贵前途而开民主共和新中国的那几代真正显出“中华魂”的前辈安身立命的基础。当然后来我认识到，外来文化对他们和对我的影响。总之，我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之强之深，未必有多少人能超过。
后来看到文化界有许多人在讨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其中许多要“捍卫中华传统文化”，甚至要“复兴传统文化”。都很感兴趣，也很振奋。虽然我强调中国重要的是走向世界而不是回到古代，但这和要保守、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是两回事。再后来居然也能接触、认识不少这方面的朋友，甚至参与了其中的研讨和活动，再包括网上网下的一些观察，发现绝大部份在谈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人，尤其是一些整天喊着要复兴传统文化、要捍卫民族文化的人，似乎连基本的传统文化经典都不了解，连基本的中国历史事实都不了解，不了解外来的佛教如何成为我们传统文化之不可或缺的部份，更不承认我们传统文化的理想和经典文本，其实与中国的历史事实存在极其严重的背离。甚至可以说，中国三千多年被专制统治，而形成的以流氓文化、厚黑文化、潜规则、杀戮、酷刑支配的历史事实，就是对传统文化经典文本的讽刺。我觉得如果就凭这样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弄清、连基本的经典都不读，就奢谈如何如何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肯定是很不负责任的。直白的说，没有资格来谈。
我接触基督徒和真正开始有些读懂《圣经》是参加了察经后的事，至今不超过半年，觉得信主基本已没有什么障碍。以前也读过整本圣经，是硬着头皮翻完的，觉得不过是由大部份浅显的道理和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语组成，该明白的早就明白了，其他的不值一提。参加察经后才明白，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家里人的典籍，好比看一个孩子写的关于他父亲的日记，没有神家里的人（传教人）带领，是很难真正明白和领受的。
也好比一个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没有足够了解的外国人读《红楼梦》。在传教人的引导下，头两次察经也很不习惯，但有点感悟，后来就觉得每次都有很重要的感悟，和自己以前读《圣经》有非常大的差别。在我认识的真正的基督徒，几乎每一个人你一眼看上去就能感觉到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平和、善良、真实、自然，一个伪装的人是无法让人有这种感觉的。再了解，他们的家庭感情、小孩的教育、工作上的敬业、为人的诚实、与人的友善，等等，都明显地好于其他人。以前只是听别人说，通过书本，通过网络、电视和教会的宣传品，据说有无数多的兄弟姐妹以信主后的新生命为基督信仰做了见证。那么现在是我的生命里就有不少兄弟姐妹做了见证，感谢他／她们代圣灵为我做工，使混沌浮燥的我逐渐得到了清静。这使我知道，信仰不是说教，是生命；基督不是虚幻，是真实。
有人举例，现在世界上凡是各方面发展得较好的国家，都是新教信仰有很强（至少影响总人口的1／3以上）的国家。但是这么一个只有十几人的座谈会上，已经听到两位朋友以日本为例，证明没有基督信仰也能有很好的发展。日本是我们文化上和地缘上的近邻，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能对日本有较为正确的认识，恐怕难免还要吃许多苦头。我认为日本并不是证明没有基督信仰也能很好发展的好例子。反正我目前还未找到什么好例子。
日本在目前经济上确实比较成功。但经济上的一时成功就能说明一切么？当然我们要看到，日本举行奥运会后，街上不留下一丝纸屑。再有，二战时日本兵战败几乎没有投降的，大都是奉行武士道剖腹自杀。包括到今天还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这些民族精神的脉络，和它在经济上的成功确有相承之处，有过人和独特之处。
我们知道，是本是信奉神道教的国家，这是日本开国和立国之基，是日本民族精神的来源。无论中国的文化，包括佛教，还是西方的文化，很大程度上都被神道教化合了。日本民族到现在仍是集团主义上主导的。举个例子。听我从日本回来的朋友讲，包括一位有近亲在日本，他本人也在日本有深入了解的老师说，日本人的生活是很压抑的，比如每天下班后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和同事得去吃饭聊天什么的，否则人际关系就没法处理。而日本的政治制度和公司治理，到现在虽有西方的治理架构，但真正的决策，还是幕后协商出来的。这些都是日本的特色。而日本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停滞，和这些“东方病”有很大关系。
同时，日本正由于太固执于自己那一套，几乎无法融入世界，无法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理解和尊重。这些想说明，第一，日本的成功未必是可靠的，充分的。甚至正好由于它局部的成功而使其狂妄，更难真正改善。
第二，日本的成功与它的民族精神有很大关系。而它的民族精神的根基是神道教。神道教对天神的尊敬，难道不表明它也有基督之道这影子？而它的乖离，不正是日本步入偏差的原因？当然我对日本也比较陌生，这些只是供参考。
为什么我于01年皈依佛门又于02年告别佛门呢？佛学的智慧，确实很高，博大精深又简单明了，我绝不同意有的基督徒把佛学作为异端一棍子打死。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真正接受不了的，是佛学根本对生命是悖离的，把万有看作是“性空缘起”。虽然佛家还有许多解释，但其实践无法让人信服，而且真正能达到“真如”境界的，从来没几个。
我现在准备成为基督徒。我发现基督信仰和我以前所接受的多种文化并不矛盾。人是有限的，只有上帝是无限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信守的。有限的人认识无限的上帝，基督教的经典是最好的。但既使那是先知和使徒直接受到神的启示而记录的，而且确实是保守得最好的，但肯定不是绝对的，不是唯一的。因为我们不是先知，先知也不是神，神之灵意经人传导（哪怕是经过先知）必有错异和误差，否则基督教会也就不会分为现在的无数派别了。我们应该对此保持足够的警觉，否则就又同撒旦般犯了僭越之罪。对此，写出《常识》而带动美国独立的潘恩在《理性时代》中，已有较充分论述。当然，我也不同意纯靠理性和逻辑去认识神。理性和逻辑是什么？尽管它很重要，但其实也不过是类似于神赋予我们身上的某种分泌物而已，我们又岂能仅仅通过它而判决整个人？
其他宗教和文化体系，对神的偏离可能较多，但他们未必就完全是魔鬼的化身。伊斯兰和基督教，互指对方为魔，历史上且因此血流成河，这不会是神旨意。可是至少彼此对神的领悟，无论称作“上帝”，还是“真主”，非常接近。神是生命之灵，魔是死亡之灵，如果对方真是魔，那就不可能长存于世几千年。总比，其他文化未必没有和我们共同感受到神的某些启示，未必没有某些比我们更接近神或更充分领受神的启示。比如我感觉，佛学里有很多地方，和圣经对我们的启示是一致的，甚至可以互补而使我们对神的启示领会得更充分、活得更圆满。有条件我会去做这些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我很欣赏巴哈伊教“世界一体，人类一家；宗教和合，文化包融”的思想和主张。这对全球化时代的生活和文化交融很重要，对化解世界性的很多难题很重要。如果哪一位基督徒反对对多元文化的尊重，我还想问一句：难道神只想让我们穿同样一件黑色的袍子？难道至能的神的荣耀只需要一种鲜花就可以完全荣耀？
所以我认为，对有限之身保持警惕，尊重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尊重多元文化，保持对异己的宽容和包融，不仅仅是各种残酷的宗教迫害和文化纷争的历史事实的经验教训，更是神对我们的启示，因为我们认识无限的神也需要更多的可能途径。如果因此把多元作为极端推向一切，笼罩一切，那么又犯了另一个方向上的狂妾之罪。太初有道，道是终极的，极是一元的，人类文明的最核心的价值，也即直接来源于神的、最基础的部份是一元的。人类对它的认识、认识程度、认识方式和途径、生活演绎，有可能是多元的。至于上帝的创造物，自然万有，多姿多彩。尊重多元，乃是谨醒人的有限和对神之无限性的谦卑。神是一元的，神的创造物是多元的。多元如何和谐于一元，就看我们是否能接受神的启示，以彰显神的荣耀。
我认为文明是生命在更高层面上的展现，文明应该是和谐的。信仰、道德、伦理、法律和政治制度，作为人的认知体系、价值体系、引导体系、规范体系，作为文明的核心，需要而且可以保持一致性。它和人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应该是和谐的。人类现在的不同分支、多元文化，最后也应该是和谐的。文明的冲突乃是我们罪性的体现，文明应该是和谐的。这里有很多很大的问题，需要打通各个层面、各个层次、各个环节，最后一体贯通，这才是我们文明重建或者说现代文明发展的根本。我们首先需要在认识上，理论上，做好这些工作。我希望和有兴趣的师友共同探讨、促进，希望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参与和支持。
邓先生（南京金陵神学院）：我想起上次我参加一个书的发行叫《道德的市场》，我记得德国的作者最后说任何一个制度如果离开人为基础，那这个制度是无意义的，也就是说制度没有一个可能的人来执行的话好这个制度还是空的。所以我个人观察中国也出现了好多文章，对当前的现象进行反思的时候，他们会追溯到人最根本的原因，就象刚才这位朋友所讲的，这位朋友讲得很有激情但不缺乏理性。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的一个老师从美国回来，说在美国做生意你一定要说真话，这和你是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否则就会象会计公司安达信一样倒闭了。说个大白话，你在美国要混下去，一定要讲真话。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里形成一个规则，来导致一个社会或经济的运作，是一种正常的秩序，那么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在这个伦理的建造过程中，一定会设定一些规则，执行这些规则的人不管你是什么背景的人，如果这个规则有意义，通过这个规则，使我们的社会或公司，使个人得到更大的回报利益，这个可能是有的。刚才有朋友提到日本可能跟基督教关系不是太密切，在香港、新加坡和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也不是太密切，但是也能运作出好效果，这也是一种看法。所以我个人认为，从普遍的意义来讲一个比较好的规则，还是有一定的积极的意义在这里。但是今天的问题又涉及一点，就是这个规则存在跟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这种文化底韵是有关系的，就是说这个规则的存在不是架空于今天我们个体人之上的、抽象的，而是必须和我们个体人的存在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就回到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作为一个次序里信仰在伦理、道德、法规之上，那么这个法规在它的主要意义的作用，但这个法规又必须建立在强而又力的巩固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
我想起一个人叫汤一介，他到荷兰采访的时候，看到一个现象在荷兰有公开卖毒品的、有公开卖淫的，但是他发现荷兰这个国家里有两个保证，一个是它的制度比较规范，另外它的文化底韵成为它的保证，能使这个社会起一个稳固的作用。那这样看来，我们今天出版这本书的意义是不仅把一些好的制度介绍过来，而是把制度背后的渊源、制度背后产生的动力能够介绍出去，这是一个出版的意义。从第一个层面上讲，不管是基督徒，不管是什么样背景的人，大家认同一个共同的、可供我们社会运作的规章制度，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当前有积极意义的。另外在制度和规条之后的内涵和文化背景是更深刻更细腻的，值得挖掘和推广，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很认同这本书。
这本书不是简单的一本书，而是理念的一种推广。像亚锋设想到的，从经济伦理、到医学伦理、法学伦理等等，每一个方面都应该去扩充去扩张，逐渐地形成一种潮流来推动，而不是很多人恐惧地说基督教要侵入中国，我想不是这个概念，只是说让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在转变的过程中从文化的意义当中如何做个衔接，这是一点。另外一个，我是一个传道人，象刚才亚峰说的是全时间的职业传道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我的观点看法还不一样。
我想起圣经里有一个故事：一个主人给三个仆人不同的金钱，一个是给5000两银子，一个给2000两银子，一个给1000两银子，结果主人回来，给他5000两银子的仆人又赚回5000过来，另外一个2000两的又赚回2000两银子，结果给1000两的那位把银子埋在土里，主人来的时候就骂他。在基督徒的伦理观念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认同我们自己是管家，上帝所恩赐给我们的才华、我的知识和技巧、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这是赐给我们来管理的，我本身不是拥有者，我不是主人，但我是管家。我认为在当前文化中有两个极端：一个是说我就是万物的主人。我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我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另外一个就是成为金钱的奴隶，人为财死，财就是人的主人，这是两个极端。但我们在圣经里所领受的是管家，上帝把这一切托付给我们，我们要做一个修理和看守，做好管理的工作，因为主人来的时候有个交待的意义。
但现在社会上的观念是：我为什么不乱花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乱来，人一定是要死的嘛，我老子提供给我的地位我为什么不用，60岁我要退休为什么不把钱、权力拿出来用掉。我们要打破这种局限，因为将来有一个终极意义的交待，我要向永恒者有个交待，而不是短暂的几十年就完了。我认为基督徒所认为的管家的意义，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能力去执行，是因为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相信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必须向他交待，是仆人为什么不乱花钱，还要赚钱回来给主人呢？因为主人一定会回来，因为主人还要找我算账，我只是一个仆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一观点中所领受的意义不是空的理论，而是有一种生命的高级维持是我和主人的关系、我和这位所信的神的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在当今的社会中，应该进入社会当中，把上帝所赐的每一点恩赐发挥出来。
那么我个人会极力推荐这本书，我现在做的事就是把好的书选出来，然后通过我们的关系、我们所建立的网络，把书推广给需要的人。我对这本书虽然没有多看，但是今天对这本书的理念深深认同的，我会做一个极力的推广。因为当前的中国基督徒是非常需要这样的书的。
正如刚才有人所分析到的，中国的基督徒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是修身养性，是把门关起来在自己的房里完成属灵的意义，恰恰没有把门打开来。而上帝的呼召之说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他的前提是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那么基督徒就有一个神圣的意义说，我在任何的领域里都可以有能力也应该宣告耶稣基督是王，这就包括政治、经济的每个领域进去宣告耶稣基督是王。我记得刘小枫在译丛中写了一句话：我们在做义徒的时候就使人成为宇宙公民。因为他认为希腊文化中“逻各斯”是宇宙的起源，所以一个跟随道追求的人，应该对宇宙的精华有一个思考，所以称为宇宙公民。但我认为今天基督徒更应该有能力宣告是因为这个道的本质意义我已经摸清楚，而且发生深入的联系。我是个传道人，所以我要呼召我的弟兄姊妹，或者我在讲道的时候也常常讲我们有能力也应该有权柄也应该有实际的意义来成为宇宙的公民，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地域里面能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
最后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来结束我的讲话。我两年前去云南的时候，发现云南有个地方基督徒的比例特别高，一个县大概有400个教堂，那个地方山清水秀景致特别好，但我们到哪里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上厕所特别麻烦，简直糟糕透顶。当时我就提出来，你们那么辛苦到处去传道，为什么家不能治理呢？为什么一个最简单的卫生都弄不好，而且投资不大，稍动一下脑筋就可以做好的，当我离别时讲这话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兄弟姊妹都哭了，他们认罪悔改，他说上帝啊你所给我的很多地方我没用起来，我仅仅用了一个方面，而且就是这个村庄、这个家我们都没有整理好。这是一个很深的感触。所以今天中国的基督教，从乡村到城市，从文化程度比较低转移到对知识分子宣传的力度越来越快的时候，基督徒对中国文化建设、中国伦理建设，我认为起了一个不可低估、也绝对不能忽视的力量。当然我不认为基督教文化要来统治中国文化，这是另外一个概念。这些就是我做的一点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