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与右》新书介绍

安东尼·吉登斯 著

选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网站

本书简介

2000年4月我社的《社会理论译丛》中将出现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代表作《超越左与右》。现将这本书的内容和作者向读者进行介绍: 关于本书: 《超越左与右》全面阐述了吉登斯改造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系列理论构想,它与后来出版的《第三条道路》可以并称为英国工党以及许多欧洲社会民主党改革自己纲领的姊妹篇。本书1994年出版,后来分别在1996年、1998年再版,其影响由此可见一般。 《超越左与右》是吉登斯计划写作的“晚期现代性批判理论”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前两部分别是1981年出版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1995年第二版)；1985年出版的《民族国家与暴力》。这三部曲实际上是吉登斯借助自己建构的结构化理论逐步拓展自己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的过程。 《超越左与右》是吉登斯对他以前写的多部著作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的总结，带有强烈的社会改造方案的色彩。全书的立意非常明确:当代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了反思的现代化阶段，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解传统化的进行以及个人自我反思能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崭新的、潜在破坏力更大的人为不确定性。政治光谱中的左、右两大阵营都无法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以及有效的对策，因此必须超越左右的认识局限，综合众多理论，建立新的理论出发点，以此来制定能够解决当代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方案。

吉登斯在本书中主要观点有三：

1．左和右，激进与保守，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们各自的反面。当我们使用“左”“右”这些词汇时，我们实际上是假定了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即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历史中心。在中心的这一边，人们称之为“左”，在中心的另一边人们称之为“右”。 吉登斯在对保守主义的各种形态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左和右的说法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必须超越左右的认识局限。

2．吉登斯在本书中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提出了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理论。在书中，吉登斯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接受了凯恩斯主义而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方式，而社会主义也正在借鉴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和单一了。

3．论述了他认为要重建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他试图通过这个方案，在左翼与右翼、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种融合。

关于作者：

安东尼·吉登斯是英国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著有30多本社会学理论方面的书籍。目前他是我国最有知名度的西方社会学者之一。他所建构的雄心勃勃的社会理论，不仅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中占据了重要一席，影响着社会学以外的诸多学科，而且其思想在90年代中期被英国工党接受，成了后者恢复失去了近20年的执政地位的指导理论。其倡导的“超越左与右”的思想成了西方主流社会中最流行的术语。 吉登斯60年代步入学界，他并没有拘泥于长期以来西方的学术主流一直醉心于纯粹思辩，或者潜心于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分析，始终与主流政治保持着距离的状况，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从理论高度来寻求走出这种二元对立困境的出路。可以说，在目前西方主要社会理论家，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家中，吉登斯是与主流政治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他不仅以一个社会学家特有的视角密切关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而且在批判的同时，积极地提供更现实的解决路径。这也许是当代西方学术发展中一个最引人关注而且发人深思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吉登斯的最大贡献不是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全面梳理和发展，而是其社会政治理论为世纪末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革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解释理论，而且为政治观念的变革提供了一个看起来颇为合理的理由和选择。

吉登斯是一个非常多产的学者，他的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1971)，《马克斯·韦伯思想中的政治学与社会学》(1972)，《社会学方法新规则》（1976），《迪尔凯姆》（1978），《社会理论的中心难题》（1979），《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1981），《权力、财产与国家》（1981），《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社会的构成》（1984），《现代性的后果》（1990），《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私人关系的转变》（1992），《超越左与右》（1994），《第三条道路》。除了上述一些著作外，他还有几本论文集，并且主编了许多论文集。分别在1989年和1990年出版的《社会学》和《社会学原著选读》是英美两国社会学系学生使用的教材。

本书责编 程晓燕 撰写

专家点评：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一书评介

殷叙彝

大致从本世纪80年代开始，西欧各国的政治界和理论界相当普遍地流行一种看法：传统的区分政治倾向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经过时了。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也有一段时期遭到挫折时，这种说法更加盛行，出现了大批的有关论著，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英文版)是其中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该书的副标题是“激进政治的未来”，表明作者企图提出一种超越传统左派的激进政治设想。我们也可以认为此书实际上是作者在四年以后发表的《第三条道路》一书的理论基础。

《超越左与右》本来应是吉登斯的三卷本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的第三部(第一、二两部已分别在1979年和1985年出版)，作者是准备以“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为题论述在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是否能胜过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由于苏联发生剧变，两极对立不复存在，吉登斯感到再谈这一问题已没有意思，但同时也认为西欧各国一些主要的政治党派的“政治的塑造能力已经耗尽，政治意识形态也空洞化了”，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都已失效，马克思关于建立“真正自由的人”的社会的激进思想已成为梦想。吉登斯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但是也不赞成福山之流关于历史已经终结、目前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加上市场这样的制度可以永恒维持的论调，因此他试图提出自己的激进政治设想。

对社会主义的批评：

吉登斯所说的社会主义(有时他称之为左翼激进主义)包括苏联的共产主义或“现实社会主义”和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中央政府通过计划对经济实行指令性控制和管理。他把这称为“控制论模式”。这种模式认为可以使经济从属于一个发出指令的中央信息机构，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国家，从而把它最好地组织起来。吉登斯并不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模式。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如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从市场角度对这种制度的批评有合理之处，但是过分绝对化了。他说，许多种类的计划，不论是由国家、企业还是由其他集团执行的，始终是资本主义动作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在控制论模式具有最发达形式的国家即苏联，计划经济即使在很复杂的情况下作为启动经济发展的手段也是相当有效的，但前提是社会反应能力和全球化程度都相当低，经济基本上是一国性的，人民的生活习惯相当固定(吉登斯认为，这种前提是“简单的现代化”，而不是“具有灵敏反应的现代化”)。由于“具有灵敏反应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经济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控制论模式就失灵了。

吉登斯基本上也用同样的论据来分析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福利国家制度。他认为福利国家既不像社会改良主义理论家如克罗斯兰所认为的那样是政府的善意加上工人争取的成果，也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是控制工人的手段，而是像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所说的两股社会主义思潮的“具有张力的”结合。一股思潮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关心的是对经济生活的指令性控制，另一股思潮关心的是对经济上被剥夺权利者的保护。有过一个时期，全球范围的经济环境使这种结合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甚至是顺利的。当这种环境改变时，福利国家的建筑就垮了。

对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与批评：

西方政治学界对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各种不同解释。吉登斯按照自己的分类体系把这二者区分开来并且主要根据英国的情况来分析和批评。吉登斯认为，维护等级制、贵族制、集体或国家对个人的优先地位、宗教神圣性，敌视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旧保守主义已经“死亡”了，因为它企图维护的那种社会形态已被消灭，还因为它在欧洲大陆上是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的。

新保守主义的鼓吹者主要在欧洲大陆国家。他们已承认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普遍性，但是认为资产阶级制度破坏了传统生活的道德框架，而这种缺陷是不能通过国家来克服的。新保守主义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维持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的机构(例如教会、家庭)资本主义及福利国家都需要具有道德意义的因素得支持才能保持稳定，而这种因素是它们本身不能提供的。新保守主义必须支持和鼓舞这些因素。

吉登斯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新右派的思想，它是“近年来保守主义政治中真正的激进力量”。新自由主义非常重视市场经济的作用，认为竞争性市场不仅能产生最高的效率，而且是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的保证。吉登斯以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为例论述他对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关系的看法。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撒切尔主义喜欢援引保守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合法性和历史延续性的论据。它认为自己和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希望个人、家庭和民族共同体的传统价值获得“再生”；它实行私有化固然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令人精神振奋的德行”；它提倡的个人主义不是自私，家庭共有的财产有助于巩固家庭及其连续性，加强社会团结。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些都构成它与保守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但是吉登斯认为，实际上市场自由恰恰动摇了家庭的巩固性，新自由主义加强国家的要求与保守主义的同样要求(目的在于保护等级制)也不是一回事。另外，保守主义根本不赞成道德个人主义。总之，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是很难成立的。正因如此，吉登斯宁愿把新右派称为新自由主义，而不是新保守主义。

吉登斯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近些年来胜过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它能适应世界上发生的两方面的重要变化：全球化的加强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也只能局部地并且悖论式地应付这些根本变化的冲击。对于全球化和人为的风险，它主张取消对市场的管制。对于日常生活的变化，它以教条的方式强调家庭和其他方面的传统价值。但如前面所讲的，市场破坏了家庭，而且市场的扩展是有确定的界限的，单纯为经济发展而发展是危险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激进政策的框架，吉登斯在书中提出了他的激进政策的六点框架：

1．关心遭到破坏的(社会)团结，有选择地保存或重新创造传统，恢复个人和社会对他人的责任。

2. 承认生活政策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应当如何在这一世界上生活，就是生活政策要解决的问题。

3．在社会反应能力普遍扩展的条件下，必须实行有创造能力的政策，在能保证人们之间的积极信任。

4．在全球性的、灵敏反应性的社会秩序下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民主制的缺陷要求人们提倡更加激进的民主化形式，强调对话式民主的重要意义。民主制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代表利益的工具，其二是创造能在原则上解决争端或至少处理争端的公共场地，方法是通过对话，而不是通过已经确立的权力形式。对话式民主的扩展可以说是民主制的民主化过程的一个部分。

5．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福利国家，并考虑全球性贫困的一些更加广泛的问题。福利措施必须是赋予人们以能力的，而不是恩赐的。

6．用对话代替暴力，承认不同价值的冲突具有积极意义，它能成为加强交往和自我理解的手段。

积极的福利：

福利国家是目前西欧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各政党选举斗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吉登斯的书有三章是直接论述社会福利的。整个说来，他对福利国家的批评是相当中肯的，但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比较抽象。至少可以说，他在这本书中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福利政策。

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最大的结构缺陷是提高经济效率与企图实行再分配之间的关系非常薄弱。福利国家未能实现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实际上成了促进扩大的中等阶级利益的工具。前面说到的福利国家所体现的社会妥协不是直接发生在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而是一种加强社会的中间部分的妥协。贫困之所以能减轻不是由于再分配，而是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结果。

福利国家在风险分担上的成功是明显的，社会保险普遍化而且遍及一生，但这是以假定风险相对稳定地分布在全社会为前提的，而人为的风险对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来说都是不稳定的。福利国家的措施大部分是在事件发生后针对后果的，而不是针对根源。吉登斯说，人们普遍认为福利国家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来源，但如从上述观点来看，应当说主要是由于财政来源的安排方式与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相适应，这就与生活政策和有创造能力的政策联系起来了。

在这些政策基础上提出来的积极的福利主要不是为了对付贫困，而是强调自我实现和责任。吉登斯认为，针对人为风险而不是外来风险的积极的福利以培养“有其自身目的的自我”为方向。这是一种具有由自我尊重而来的内在信任的自我，它能容忍对社会差别的积极评价。这样的人能把潜在的威胁转化为回报的挑战。他不企求使风险失效，或者指望有人会来关心这一问题，而是把风险当成能产生“自我实现”的挑战。

绿色运动和保守主义的结合：

吉登斯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看法：社会主义变得保守了，而保守主义变得激进了。前者是指社会主义者仍旧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坚持维护福利国家，后者是指保守主义哲学的某些成分能与目前的激进思潮之一即生态运动或绿色运动结合起来。他认为这种结合是目前比较合乎理想的激进主义。

吉登斯在评论保守主义的一章中谈到了“哲学保守主义”。他认为这种保守主义依靠三个观点：权威、忠诚和传统，其中传统是基本的。哲学保守主义是“保护、保存和团结”的哲学。传统在过去意味着必须遵守的礼仪性或天启性真理。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受到质疑，必须为自己的存在提出理由，当然有些传统还是值得维护的，但必须以“非传统的方式”来维护。面对人为的风险时，哲学保守主义认为，“以牺牲对现在和过去的保护为代价而无止境的探索未来”是不行的，这恰恰与目前最有资格要求继承左翼激进主义传统的政治力量即绿色运动或生态运动对待自然的态度相一致。双方都强调保存、恢复和修复。但绿色运动必须摆脱所谓“回归自然”的建议，这种态度与保守主义方面的原教旨主义是一样的。

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是所谓“后短缺社会”。吉登斯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后短缺经济。这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产品极大丰富、不再存在任何短缺的“乌托邦”不一样。吉登斯认为后短缺经济是几种状况的复合，其中经济发展已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也不意味着短缺已完全消失。当积累过程普遍被认为威胁或者破坏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时，当明显地出现有可能导致“未达最佳标准的”经济、社会或文化后果的“过分发展”时，就会出现后短缺经济的倾向。当个人或集体在生活政策领域作出限制或积极反对经济回报最大化的生活方式决定时，也会出现后短缺经济倾向。生态主义正是这种倾向的一种表现形式。吉登斯分析了几种对生态运动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左派的激进主义已丧失自己的特色，但可以由生态主义加以挽救或甚至深化。左派方面也有人把生态运动当作被排斥的激进主义的“避难所”，也就是说可以从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角度来批判它。保守主义方面近年来广泛的批评生态主义是用另一种形式打扮起来的社会主义，批评它敌视科学，相当缺乏根据地作出世界末日的判断，腐蚀社会团结。但又有人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保守主义是与生态运动有共同之处的：1.世代之间的契约；2.对进步的慎重态度；3.对大规模社会试验的反抗；4.认为个人只有在共同生活形式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挥自己。吉登斯本人则认为，生态主义并不是优先地与保守主义有联系，正如它不是优先地与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有联系一样。准确地说，绿色哲学反映了政治取向的转变，既不是明显地属于左翼，也不是明显地属于右翼。它反对那种认为每一件事都能愈变愈好的进步观，同时又拥护含义远远超出通常的社会主义框架的激进主义形式。绿色理论既是社会和政策问题的表现，也是解决方案。吉登斯认为，早期的生态学和自然保护主义在批判现代化方面是与老保守主义一致的。 超越，综合，还是“乌托邦”?

“超越左与右”可以有两种理解。既可以把它理解成既不左也不右，摆脱左右的对立而构建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既包含左，也包含右的思想体系。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讲，都可以把吉登斯的思想说成是一种中间道路或第三者道路。尽管他在这本书中只出现过一次“第三条道路”的提法。

吉登斯在本书的结尾说，左和右的区分在目前党派政治的实际语境中无疑还是继续存在的，只不过这一区别的主要意义至少在许多社会中已经和过去不同了。新自由主义的右翼已经开始主张对市场实行管理，而左翼则赞成更多的公共供应和公共福利，还有形形色色的其他政党“跨坐”在右派和左派的阵地上，它们有时是和社会运动有联系的。脱离枯燥的正统政治环境来看，左和右的区别也还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整个说来，右派比左派更乐于容忍不平等，更倾向于支持有权者而不是无权者。这一对立是现实的和重要的。但这一点不能说得太过分，也不能把它看成一种压倒一切的原则。实际上没有任何保守主义者会像旧保守主义那样维护不平等和等级制。新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不平等的重要意义，是由于把它看成一个促进经济效率的原则。但是这一立场主要是以劳动市场必须灵活化的理论为基础的，而不是根据对不平等本身的辩护，不是从原则上为贫困提出正当理由。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者曾经比最近时期的社会主义者更加积极地批评传统的特权形式。保守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则往往是因为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模式造成过多的社会分化，他们希望不平等少一些，而不是多一些。

如果把这些观点同吉登斯对新自由主义的温和批评、对哲学保守主义的很大程度的肯定联系起来看，他显然认为当前社会上的激进纲领必须从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中吸取相当多的积极因素，但同时他也认为现在已出现或多或少具有普遍性的伦理价值，可以把除各种原教旨主义以外的所有派别团结起来。这种全球化的、后传统社会的伦理包含：承认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普遍的享受幸福与自我实现的权利，加上对促进世界性团结的义务和对“非人类存在”、对现在和未来的尊重。他在本书的最后说：“现在决不会看到普遍价值的消失，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这些价值第一次能真正获得实现的时候。”

由此可见，《超越左与右》所体现的中间道路实际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综合。至于这是中间偏左还是中间偏右，是激进中派还是温和中派，还要等实践来检验和证明。但是我认为这种综合带有一定的空想性或者乌托邦性。他自己在书中也多次涉及这一问题，但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例如他在谈到后短缺经济时说，这与马克思关于普遍极大富裕的思想相似但并不相同，后者是乌托邦，后短缺经济却属于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它是符合可以观察得到的趋势的，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和表现。但是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设想也只能在中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那里得到共鸣，要靠它们来解决西方国家面临的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是很不现实的。

(作者：中央编译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