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处理群体事件的理由
蒋兆勇

汉源事件已平息多日，但是对汉源事件的定性及其处理方式却是值得关注。虽然瀑布沟水电站的移民补偿引致骚乱，虽然持续的骚乱有可能出现政治对抗，但汉源事件却鲜有政治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笔者认为必须柔性处理后续事件，只有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才有可能化解社会抗拒，行动过于激进而没有弹性反而会加深裂痕，不利于长久的社会稳定。这也是对当局执政水平的一次检验。
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不稳定的心理原因有如下几点：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社会挫折感、危机感、政治衰退。汉源事件还要加上一条：利益表达、沟通渠道堵塞也是引发事件的原因。即使在骚乱期间，农民也有对现有权力秩序的合法性的某些尊重，他们有人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反“贪官”，反昏官，却没反“皇帝”，“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在对待政治的观念是不同的。美国人像防贼一样防官，而中国人视官为父母，期待“官”是青天，民风纯朴不太关心政治、也无政治企图心的汉源人应该说是顺民，也象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一样，即使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不一定犯上作乱，但恰恰又在这样一块地方出现了骚乱！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了中国的发展，为了工业化，事实上是设计了一个工农免费交换的制度，个人利益、农民利益绝对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惯性思维，才会出现肥沃的土地被篡改成高山峻岭，补偿而不是赔偿，补偿的标准还是前几年的标准，而且历久经年的上访，那个超稳定的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信访制度加政治承包漠视了农民的“诉苦”，当地的政府本应在国家电力与移民之间坚守公平与协调的角色，而政府却动用公权让移民服从，当地的市领导为了政绩在即将爆发大规模群体事件时还要“限期解决”“分头承包”，县委书记更是“谁做不下工作，就摘谁的帽子”。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天然地也会尽量多赢得个人利益，也会做些有利于利益谈判的“事实”，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农民已不再可能“决然告别家园，茫然走向未来”。同样，比瀑布沟水电站十万移民更复杂的三峡百万大移民，至少在现在是处理得比瀑布沟移民好，虽然万州骚乱也有移民后产业空心化，移民无所事事的影子。有人说，三峡移民是“国家粮票”，瀑布沟是“地方粮票”，是国电的“公司粮票”，这也提出另一个问题，水电工程在中国早就不是一般的经济工程，从来就有政治的含义，中央政府在大型水电站修建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是值得深思的，难道瀑布沟的移民赔偿就不能比照三峡移民吗？新近出版的《长河孤旅》中有这样一段叙述，黄炎培多次对黄万里讲：“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
农民的利益在体制之内得不到表达，就有可能选择体制外的表达，“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而当地政府的处理却是“敲”，农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不信任的结构，也形成“敲与闹”的循环博弈，越敲越闹越闹越敲，终于酿成“大闹”，甚至骚乱。有的干部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分析得出的当然就有“反革命” 、“阶级敌人”搞破坏，搞组织，搞骚乱，而我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来分析却得出另外的结论，也就没有那么多“政治性”。
社会心理学认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思维和感情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一种集体心理，成了一个心理群体。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闪念或感情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个体的无意识占了上风，群体累加在一起只有愚蠢而不是智慧，情绪互相传染，为了荣誉可以慷慨赴难，为了一个暗示可以赴汤蹈火。同样汉源农民为了解决问题形成共同的心理特征，人群聚集，因为拥挤而焦虑感上升，控制感下降，人的暴力本性一显露，暴力情绪一传染，与同样有“弹压”“敲”共同心理特征的政府人员的冲突就难以避免。群体出现暴力后，怕被算帐的恐惧心理又上升，就更要团结、凝聚，对抗心态进一步提升，这时无准备、无计划、无命令、也无法计划的打砸抢烧等就更难避免了。群体聚集之后，借混乱渲泄不满的人就多了，如果有人放诱饵，就会把暗示传达给攻击型群众，就会迅速失控。万州骚乱中，有人说“警察有啥了不起”，就有人砸警车；再放诱饵“有打火机吗”，马上就有人“点火”。放诱饵的人常是对社会最不满、挫折感最强的人，干暴力的往往又是那些自控力差的攻击型暴力型群众。群体中，有意志坚定、善于演说、说话多而富鼓动性的人，可以把成千上万的人带领而干下惊天动地的事，这就出现了“街头政治家”，“街头英雄” 。也是因为以上因素，那些本是旁观者，秩序维护者的汉源官员也有卷入这场骚乱中的。所以，群体心理是理性化的颠覆者。
正是因为有些官员不了解群体心理，却把精力放在寻找“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证据，这是一个方向上的错误。重庆市对万州事件的看法是政府公信力下降，产业空心化，根本在贫困，采取不抓“头”的手法，缓解社会紧张度，从技术上来讲重庆的做法值得肯定。时代在变化，保持稳定的手法上也应该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