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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四海
蒋经国政治革新与李登辉宪政改革之比较
迫于台湾岛内政治、经济的压力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 蒋经国在其晚年大刀阔斧的推行了政
治体制改革; 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继任“总统” 和国民党中央代主席, 此后在打着贯彻蒋
经国革新路线的旗号下, 李登辉逐渐开始了在他主导下而进行的宪政改革。李登辉时期的宪
政改革既是对蒋经国时期政治革新的承继、创新与突破, 又在相当部分背离了蒋经国所持立
场与政策轨迹。从二者的背景起因、意图目的、改革内容、进程特点以及影响等方面都能看
出这一点。
从背景起因来看, 蒋经国的政治革新主要是应对外部压力而被迫进行的一种政策调整，而李
登辉的宪政改革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政策上的延续, 体现了路径依附原则。
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首先，随着台湾经济、社会结构转化的饱和，
政治结构的专制化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之间的矛盾激化，民众的参政意识升高，迫切需要在
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政治利益和政治资源的再分配。进入70年代以后，台湾社会进入了重大
的调整时期，随着出口加工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社会走向解体，一个
以工商业为主体的现代社会逐渐形成，其变动的总体趋势表现为：大批农业背井离乡流入城
市，传统的农业阶级走向衰微；劳工数目激增，迅速成为人数最多的阶级；民间私人资本不
断扩增，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迅速扩大。由于台湾当局不关心工农大宗的利益，致使数千农
民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广大工人不满自身处境，要求民主平等的权利；中产阶级更是不满“
纳捐有份，参政无份”的政治处境，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主张进行温和的民主改革，
是本阶级获得一个根为有利的社会活动环境。这一时期党外势力的发展也对国民党的权威提
出了严重的挑战。总之，台湾社会已经渐入了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力量相互影响的动
荡、多变的时期，如果蒋经国当局不顺时进行改革，势必激化国民党当局与社会各阶层的矛
盾加剧台湾政局的动荡。
其次，法统危机和体制上的弊端也是蒋经国政治革新的重要背景原因。当时作为台湾民意结
构的“国民大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是国民党迁台前的产物，经过几十年的变
化，早已失去应有的代表性，“万年国代”成为台湾民主政治的一大笑柄。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当局出现了法统危机。而国民党体制的种种弊端导致党外势力与民众对国民党专制体
制的严重不满，诸如60年代的雷震案，70年代末的中坜事件与《美丽岛》案，80年代更是多
事之秋，在政坛有14名无党籍省议员集体辞职的抗议事件；后来的“江南案”和“十信弊案
”使岛内的“信心危机”加剧，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的法统危机，这种情况迫使蒋经国开始
着手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等政治革新，以应对这种法统危机。
再次，蒋经国大张旗鼓进行政治革新也是岛外压力影响的结果。环顾80年代，和平、发展、
民主逐渐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台湾周围的韩国、菲律宾等地区和国家也在不断倡导维新，
加速民主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一直在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台美断交后，美国出于
其整个世界及亚洲地区战略的影响，认识到一个亲美反共的“民主政权“要比一个亲美反共
的独裁政权更稳定可靠，更能维护美国利益
。基于这种考虑，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以美国式的
“民主”为标准，要求别的国家和地区效仿。在“江南案”以及1985年的“李亚频案件”中
美国的态度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而相比之下，李登辉的宪政改革所启动之初，面临的社会政治经济压力要小一些，主要是受
推动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路径依附的影响，是对蒋经国政治革新的延续和继承。蒋经国的逝世
宣告了台湾强人政治的终结，代之而起的是“一党独大、两党抗衡、多党竞争的”的政党政
治态势。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一方面为加强国民党的权威和自己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处
于政党政治的需要，李登辉不得不把宪政改革提上议程，对国民党的宪政体制加以改革和改
造，将台湾的民主政治改革推动下去。1991年，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台湾当局终止“戡乱时
期”，废除“临时条款”。而在1989年台湾“大选”之后，李登辉就提出“宪政改革”的概
念。1990年后他就任第八届“总统”后，面对“宪政危机”，提出两年之内“可以解决宪政
体制改革”的“一机关两阶段”修宪构想。
可见，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和李登辉的宪政改革的起因背景基本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应对社
会政治经济压力的结果，而后者除此之外，更受到路径依附原则的影响。
从意图目的来看，蒋经国的政治革新与李登辉的宪政改革都有确保台湾安全与国民党统治地
位、加强自身统治地位的意图，但前者侧重于谋求身后政权的“长治久安”，通过政治革新
以所谓“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的“台湾模式”同大陆进行和平竞争以夺取两岸事务中
的主导权，此外还有改善蒋氏父子在台湾民众中的“形象” 的目的，但后者侧重于加强李登
辉自身的权力，维持“独台”的形势。
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蒋经国在多种场合大讲国民党的责任和“向历史负责”，其原
因就在于他看到了要维持国民党的执政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加强国民党自身
的改造以确保在他身后强人政治消失后保持国民党在台湾政局中的优势地位，以适应“政党
政治”的需要。蒋经国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大一统思想的意识比较强烈，加之其父“
必须完成中国统一”的遗愿声声在耳，使他在考虑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时，都考虑到“一个中
国”的立场，因而在蒋经国主导的政治革新也有与大陆和平竞争之意。此外，蒋经国“想通
过政治体制改革以缓解社会矛盾和获取民众的好感” 。
而李登辉在宪改过程中极力强化自己的主导权，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面对非主流派
的种种“杂音”，1991年1月24日，李登辉通过“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明确表示了“支持宪
改小组一机关两阶段的修宪立场”。同日，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了这一修宪案。通过废止
行政院长的副署权，李登辉进一步扩充自己的“总统”实力；此外，李登辉还通过扶植连战
、压制宋楚瑜来维系自己在党内的权威，为此李登辉不惜与民进党暗通声息，在1997年的“
国家发展会议”中通过了“冻省”决议，“轻易地就在短时间内抽离了宋楚瑜过去几年在基
层部建的状似坚实的人脉，更是‘冻掉了宋楚瑜阵营的总统梦’” ，使李宋矛盾激化，最后
导致了宋楚瑜的退党，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李登辉从小受日本殖民主义教育影响，加之他是台湾人，统一的原则淡薄，热衷于“独台”
情结，因而他向台湾负责的责任超过了向中国负责的使命感。竭力维持“独台”现状，确保
台湾的安全成为李登辉宪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修宪中关于中华民国治权范围的修订
以及1997年“冻省”的决议都能看出这个倾向。
从改革的内容来看，李登辉的宪政改革突破了蒋经国政治革新涉及的范围，也更为彻底。蒋
经国政治革新主要包括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地方自治法制化、党
务革新和改善社会风气以及开放大陆探亲等内容。但是这些改革措施是不彻底的，在执行这
些内容的过程中，国民党又设置了新的障碍。例如，在宣布解除戒严法的同时，又制定了《
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国安法》；既同意开放党禁，又不放弃“反共”国策；既让台胞赴大陆探
亲，又设置颇多，而且对大众探亲设置多种限制，允许赴大陆探亲者只限在大陆有血亲、姻
亲、三亲等以内的亲属人员；服役的军人及党政、财、文单位任职的“公职人员”不在探亲
之内；开放探亲限制在“单向”轨道上，即“只出不进”。这些政策自身充满了自相矛盾，
因而其作用是有限的。
在实现台湾的民主化方面，李登辉的宪政改革突破了蒋经国不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的框架，并发生质变。1991年5月，李登辉下令中止“戡乱时期”，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
时条款》。李登辉还实现了通过“总统”直选的决议。在李登辉宪政改革中立法院的实际权
力得以扩大，监察院的财政监督权转归立法院，监察院不再作为中央民意代表机构，李登辉
以此进一步深化了并完成蒋经国时代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的改革任务。
从改革进程的特点来看，一方面，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和李登辉的宪政改革都受到了国民党内
部强大的阻力，但前者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基于“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后者面临的挑战主
要是“怎样改革”的问题。
蒋经国的政治革新中的“本土化政策”和对大陆关系的“沟通”政策首先受到了以黄少谷为
头领的保守势力以及军方的反对，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政策也受到了资深国代的影
响。这些保守势力基于自身利益或感情上的考虑对这些措施政策表示了反对。李登辉的宪政
改革措施也受到了党内“非主流派”和一部分资深“国代”的强烈反对。李登辉的“一机关
两阶段”的修宪案受到了李焕、梁肃戎、蒋纬国等非主流派及部分资深“国代“的反对；在
“总统”选举方式问题上李登辉的“直选”方案受到了李焕、郝柏村、蒋纬国和林洋港等非
主流派的挑战；在废除行政院长的副署权方面，李登辉受到了郝柏村等的反对；在“冻省”
的问题上，李登辉受到了宋楚瑜的抵制。国民党高层的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何进行宪政
改革”的问题上，说到底，是各派政治势力为争夺对国民党的主导权而进行的斗争，“谁说
了算”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方面，在对民进党的态度上，蒋经国对民进党的存在基本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企图通过
法律手段来抑制民进党的发展及活动，双方经常发生严重争执，甚至在街头也出现了摩擦。
围绕《国安法》的斗争，民进党在1987年组织了两次大规模游行示威，此后两党的摩擦也不
断。而李登辉时代，国民党主流派重视与民进党的高层沟通，甚至在必要时与民进党联手来
打击党内反对势力。李登辉与民进党联合分赃，召开“国发会”，强行“修宪”、通过“冻
结省级选举修宪提案”，使国民党严重内伤。事实上，李登辉不甘于只作国民党的“总统”
，他的政治势力、他的视野和野心，已经超出了国民党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民进党
内部的“李登辉情结”以及去年台湾“总统大选”李登辉的“弃联保扁”的现象就不足为奇
了的。因而，在宪政改革之中，国民党逐渐成为李登辉加强个人势力的工具和向民进党讨价
还价的砝码。
蒋经国的政治革新与李登辉的宪政改革之间改革背景起因的不同、内容的差异、意图目的不
同以及侧重点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影响的差异。
首先，在对台湾民主化的影响方面，蒋经国政治革新推动了台湾民主政治的起步和初步发展
，推动了政治竞争的法制化，而李登辉宪政改革使台湾基本建立起西方的民主化，对政党政
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其次，在对“本土化”的影响方面，李登辉掌权后，从巩固个人地位和“台人治台”的战略
出发，培植个人势力，使台籍人士在政坛上平步青云，外省籍人士从政更加困难，逐渐实现
了政权组成和政治运作的台湾化，这使蒋经国的“大陆籍人士掌权”、“台人制台”的“本
土化”有了质的改变，刺激了台独势力的发展。
再次，在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方面，蒋经国时期与大陆接触的政治革新推动了与大陆关系的发
展，使两岸进入和平竞争的阶段。李登辉时期的宪政改革，整合了台湾意识，逐渐背离了“
一个中国”的原则，给两岸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两岸的和平统一。
第四，在对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蒋经国的政治革新缓和了岛内的紧张气氛，推动了与大陆
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了台湾经济的结构调整与发展。李登辉的宪政改革推动了台湾的民主
化，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其“独台”以及后来的“台独”理念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激
发了岛内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又不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
第五，在对国民党自身的影响方面，蒋经国的党务革新有利于加强国民党自身的建设，提高
执政水平，夺取政党政治中的优势。李登辉的宪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个人利益服务，导
致了党内利益的分化和组织上的分裂，“坐大”了民进党，使国民党的政治资源优势逐渐丧
失殆见，在历次公选中支持率不断下降，终于导致了其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的失败，成
为在野党。
最后，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台湾的国际形象，为台湾当局的弹性外交扩展
了空间。在宪政改革的框架下，李登辉挟经济优势开展务实外交，力图重返国际社会，通过
经济上的收买获取了一些小国的承认和支持。
总之，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和李登辉的宪政改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台湾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登辉的宪政改革既是对蒋经国政
治革新的继承和延续，又突破了其界限，是对其的一种背离和反动。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差
异和内在联系，对认识台湾当前政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两岸关系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
义。
参考资料：
1． 范丽青：《台湾变局——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政权挑战》，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2． 李松林：《蒋氏父子在台湾》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
北大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