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水之扬

为加尔文辩护？

　　直到最近，我才有时间读完了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写的《异端的权利》。这本由三联书店1986年12月刊行的小册子，第一版印了5万册，到1987年4月第二次印刷时，又加印了10万册。可以想见，在思想活跃的二十世纪80年代，这本书不用炒作也肯定是一个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那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或许将因为这本书及其广泛传播而在中国思想界永远不得翻身；而那个即使在西方思想界也并非著名的卡斯特里奥，亦将藉此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反专制的先驱和烈士。　　加尔文也曾是一个异端，就像所有的改革者都首先曾是一个异端一样。他也曾为信仰而亡命天涯。在《基督教原理》一书中，25岁处在流亡中的他曾经写到："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是，当他一旦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日内瓦城的"立法者"的时候，他不但修订了自己的著作，而且以一种新型的教条独裁统治代替了旧的罗马天主教。加尔文第一个在欧洲尝试：以一种思想的名义，把一致服从强加给全民。他要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一个从这里辐射对世界的拯救的中心，新的耶路撒冷。　　这位有着钢铁一般严酷的理论家，以最严肃、最神圣的态度对待他崇高的乌托邦。他要求他的信徒应该按照上帝的意志和指示"正直地"生活。但是，上帝的指示从那里去寻找？加尔文回答说，在福音书里，在永恒的《圣经》中。《圣经》就是首尾，就是始终，就是世间所有行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所有事物的所有决定，都必须以《圣经》的内容为依据。而除他之外，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神圣的训喻。这样，加尔文超出了宗教改革的范围，并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思想路径。因为，宗教改革的意图是要把福音交给每个人而不加任何限制。基督是个人信仰中的基督而不是由罗马教皇塑造的基督。这一由路德开创�"基督教徒的自由"，连同其他形式的精神自由，被加尔文无情地夺走了。

　　从此，一本书成了日内瓦万能的法典。上帝是万能的立法者，上帝的传教士加尔文是独家阐述那神圣法律的唯一法官。他是由权力装备起来的，对抗他就是犯罪。从一开始，加尔文清教徒式的道德就使他本能地把快乐和不受约束的享受作为"邪恶"。凡是能够带给人美感，能够消除人们的心灵紧张，促进解放并减轻负担的，都被判为虚浮、无用和多余。凡能使官能产生兴趣的，或者能使感情易于脆弱和摇摆不定的，都被无情地扫置一旁。不准有音乐，不准有装饰，不准有宴饮，不准有喜庆和节日，不准有自由，更不准有自主的意志，因为人只会滥用特权。所有人都要成为在上帝面前恭顺的羔羊，直到他们无抵抗地接受那虔诚而顺从的地位，直到他们把自己的个性融合到芸芸众生之中。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实现对人们私生活的广泛控制，加尔文甚至超越了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在日内瓦，一个人可以先验地被怀疑为一个罪犯，每个人都必须容忍监督。时时刻刻，那些职业"道德警察"都可能光顾，每个人都要经过严密的考查，诸如他们是否记得祷告词，或为什么不参加加尔文大师的一次布道。仆人们被查问有关主人的行为，孩子被盘问有关他们父母的行为。一个在里昂或巴黎访问的日内瓦公民的任何不满言论都会被准确无误地报告上去。更为不能容忍的是，无数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和那些由官方雇佣的人一起充当密探，一起活动。因为在一个鼓励告密的社会里，被恐惧驱使的人们，单是为了不被怀疑�"站在魔鬼一边而是站在上帝一边"，也会对他们的朋友产生怀疑，使他们迫不及待地走在告密者的前头。

　　茨威格写到，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谁还能有安全感呢？谁能肯定他没有违背某一条圣旨呢？因为加尔文实际上已经禁止了每一件能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情。戏院、娱乐、传统节日、任何一种舞蹈或游戏都被禁止。他唯一能容忍的衣服必须十分朴素，几乎是僧侣式的。男子不得蓄长发。禁止花边，禁止手套，禁止褶边和开叉的裙，禁止任何婚外性行为，即使是已经订过婚的。没有特别的许可不得印书。禁止向外国写信。圣像、其他雕塑和音乐都被禁止，唯一能唱的只有赞美诗。　　禁止、禁止、禁止，在这么多的禁止之后，留给日内瓦人的就只有去死，去活，去干活，去服从，以及去教堂。这最后一项，实际上岂止是允许，而是如果缺席将要受到严厉惩罚的。一周的前六天，用辛勤的劳作换取每日的面包，到了周末这一天，则礼拜上帝。这样，魔鬼就找不到立足之地，即使在罪人中也不可能。就这样，自由和快乐就此告终。　　在日内瓦这样一个人口比较少的城市里，加尔文统治的头五年期间，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更不用说那些为躲避恐怖统治而逃跑的人了。监狱人满为患。为了建立新的秩序和教规，这个城市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日内瓦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多的死刑、刑罚和流放，而现在，加尔文以上帝的名义统治这里就这样做了。并且，这些禁律特意涉及一些琐事，以使每个人都可能受到良心的谴责，并产生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当局的永久恐惧。举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这些恐吓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一个自由市民在参加受洗时微笑，关押三天；另一个在布道时瞌睡：坐牢！两个人用色子赌四分之一瓶酒：坐牢；一对农民夫妇按传统习俗，一退出教堂便谈论生意经：坐牢。两个游艇船员吵架，无人受伤：处死。　　在所有犯人中，量刑最野蛮的是：敢向加尔文政治和宗教上的"一贯正确"挑战的人。一个男子公开抗议加尔文的宿命论主义，被罚在城中所有十字路口收鞭笞并放逐；一个人仅因为管加尔文叫伪善者，就被先上拉肢刑然后处决。每一犯法行为，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都会详细地登记在宗教法庭的记录簿上。这样，每一个公民的私生活就可以作为对他本人的可靠证明。　　这样，加尔文的日内瓦，这个曾是自由和快乐的城市，成了他所希望的那样，悲哀、畏缩和胆怯，没有能力加尔文大师的思想。这里的居民是那样的冷淡和悲哀，那样的沉默寡欢，精神气氛是那样难以忍受，日内瓦丧失了所有神圣的活力，以致于直到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这座城市里依然没有世界驰名的画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为了平凡捐弃了非凡，为彻底驯服的屈从捐弃了创造性的自由。

　　把加尔文的改革放到人类大历史中去，毫无疑问，加尔文是有贡献的。这一点，连对他极为厌恶的茨威格也不否认。他写到，经过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教育在人文科学中被提高到一个适当的地位，学校、大学和福利机构办的无与伦比；科学也得到了精心的栽培。随着学院的创建，加尔文不仅带来了第一个新教文化中心……"。"加尔文主义在影响所及之处，抑制个人主义冲动的要求，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使每个人成为典型的好仆人，成为持久从属于社会的人----一言蔽之，成为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无暇的中产阶级典型的一员。……没有其他因素能像加尔文主义那样有力地推进促成产业主义成功的绝对服从因素。…….那些坚苦卓绝、坚韧顽强的航海家和殖民主义者们，先是荷兰人，接着是英国人，征服并开拓新大陆的，主要都是清教徒出身。这些世代的清教徒帮助塑造了北美洲的特性，因此，美国和加拿大的巨大成功应主要归功于从毕伽来的教条主义传教士们教育的影�"。

　　按照唯生产力的标准，那些为加尔文辩护的人们完全可以给予他一个"功大于过"的评价。但是，功罪是不能相抵的。加尔文"客观"上的"功"是不能成为为他的罪辩护的理由的。无可否认，像加尔文这样的人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可以认为，这个神经过敏、幽灵一般却又才智过人的人，对流血是憎恶的。就像他自己公开承认的那样，他不能忍受残忍的景象。在他统治期间，日内瓦非常频繁地处决和烧死人，他从不参加执刑。在这儿，人们发现了这些热情的理论家最严重的毛病。他们从来没有勇气去目击执刑，更不要说要他们亲自动手了。但他们会轻易地下令判处上百或上千人的死刑，只因为他们要实现心中的"理想"，他们把不懈实施这一理想看作是上帝所降于他的大任。那就是为什么他无视自己的天性，不让任何怜悯的苗子露头，为此，他系统地"磨练"自己的顽强意志，有系统地训练自己的残忍。就像那是一门精细的工艺。

　　但是生活的目的不是残忍也不可能通过残忍达到。后代的人们应该记住卡斯特里奥的那句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没有人有权利声称拥有终极的裁判权。我们有权捍卫自己的观点，但不是以刀和剑，而是要用真理本身。那个叫顾准的人，在经历了太多之后，说："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地走上多元主义经验主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