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　
　　另一种历史——读《晚清七十年》
　　
　　 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是一部庄谐并出的史学著作，其文笔纵横捭阖，不拘一格，文白相间，嘻笑怒骂；在亦庄亦谐的文字背后，隐含着辛辣的讽刺与挖苦，有“武林高手，飞叶伤人”之妙。唐先生的文笔更算得上是史坛绝学，天马腾空却没有形迹可循，从晚清到现代，从太平天国扯到王洪文，从李鸿章说到周恩来，看似跑野马的文笔，其精神却一以贯之，显示出唐先生独到的史识和非凡的大手笔。
　　唐先生在书中首先探讨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然后以人代史，对晚清政治腐败的内因作了深刻的反省。他的“历史转型论”认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原是一个“国家强于社会”，且长期一成不变的封建历史，这种社会形态很难克服它自身的惰性，“运行于这个定型之中的政治经济的组织原则，社会各阶层成员的生活方式，一般知识分子的思维逻辑，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基础等等，却稳如泰山，丝毫未动。”“因此我们传统社会的发展，便是在婆媳之间作恶性循环，兜了两千年的圈子。”但是“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会发生瓶颈淤塞的现象”，如果“冲不出瓶颈，则只有老死，横死，或老而不死，带病延年，慢慢拖下去”。封建历史发展到晚清，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瓶颈”之中，即唐先生所言的“第二个转型期”内。当“扩张者”有一天变成了“被扩张者”，积弱的结果即已经说明了文化的衰败，当它再也无法面对新一轮的挑战时，新的转型即将开始。中国近代史即是“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是传统文化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的挑战，被迫做出的又一次“社会大转型”。但是转型常常是被迫的，无奈的，“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之时，它是作不出有效反弹的”，所以转型既是痛苦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前推进的，是一个缓慢迂回的过程。“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车多在家门前”，在这里唐德刚先生不厌其烦地告诫着人们，历史的转型决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它特别需要“掌舵者能多一分远见，少一分私心”，只有这样，新的转型才能顺利通过“历史三峡”的瓶颈。唐先生乐观地看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并没有什么“最后阶段”或“最后形态”可言，而是一个不断寻求，不断调整的过程，定型是相对的，转型才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中国近代历史既有恶的一面，但也不乏善的一面，因为它既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同时也正是封建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啊！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文化”一直是“汉族中心主义”的又一称谓，“西化”则是一个让人非常敏感的名词。其实，抛开民族情绪去认真反省“西化”，它也只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是对于腐朽文化的脱胎换骨，所谓历史的转型，不过如此。唐先生对“西化”有着非常公正的认识，他认为“西化”决非洪水猛兽，而是人类生活的一次重新选择，优选劣汰，根本就没有必要分出传统与西化去分庭抗礼，因为西方文化也并不仅仅属于西方，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我读《晚清七十年》，最感兴趣的乃是唐先生对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唐先生对人物的臧否与我们的主流史学大有出入，从中不难窥出一些海外史学的信息，并让我们深深感到我辈读书人一直在坐井观天而不自知啊！即以对李鸿章的评价为例，我辈少时，即深知李中堂之丧权辱国，所谓“汉奸”已经成为李中堂的又一称谓，读过《晚清七十年》方才感悟到李中堂乃是乱世臣子，忍辱负重，“以一人而敌一国”，不得不左右逢源，既要利国又要利民，周旋于“妇人孺子”与“洋大人”之间，也只是为了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已，怎禁得“形势比人强”啊！拿李中堂倍受垢病的黄海之战而言，老李在战前即以对战争结局洞若观火，他既知己知彼，所以力主退让，以保存实力；主战派本身良莠不齐，多以自己的私欲为出发点，不能体味老李之难，却欲置老李于死地而后快，于是，我们最终读到的这场充满了壮怀与遗恨的黄海之战，真有不胜唏嘘，不忍卒读之感。面对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破烂摊子，你只能感叹大厦将倾，非人力可为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语境一直处在政治气候的阴影之下，所谓历史人物，也就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很难看清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晚清七十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廓清了蒙在一些近代人物身上的层层迷雾。唐先生首先把这些历史人物视为普通的个人，然后放在他们特定的时代环境之中去考察，无论是洪秀全，李鸿章，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蒋介石，康有为，他总能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公平心去对待之，既能公允地肯定袁世凯的干才，也能不为尊者讳，指出孙中山的有失“小节”之处。唐先生告诉我们，即使贵为国父，也未必处处都是惊天动地的故事，他身上也有着人所共有的人性弱点，也有过一些人所难免的失误。基于此，唐先生高屋建瓴地说道，人治的时代已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制度的民主制衡，谁能抓住这个主题，谁就掌握了时代发展之大势，否则，则是逆时代潮流而动，袁世凯即是前鉴。唐先生在臧否人物的同时，还时时拿他们同今人作一番比较，可以看出唐先生对于时局的态度与忧患意识，他对于现代人物的善意揶揄，也常常会博得我们会心一笑。这样看似玩笑的笔墨不难让我们想到，对领袖人物的个人神话可谓我民族一贯之传统，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总是黑白分明，非完人即大奸，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什么时候我们小民百姓也可以象唐先生那样把伟人搬下神坛，并象对待朋友一样可以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了，个人崇拜问题才算是真正解决了，以平常心面对平常人，才应当是面对伟人的常态啊！
　　 中国的封建末世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读中国近代史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整个封建历史的缩影，一个太平天国小朝廷的历史，已无异于一部浓缩的中国古代宫廷斗争的历史，所有能有的“最下流，最无知”的传统文化的恶劣痼疾，诸如党同伐异，暴民意识，勾心斗角，阳奉阴违，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竟然包罗已尽，以我们后人的眼光看去，巨细尽收眼底，对各个关节看得较为清晰，在扼腕长叹之余，就不能不对传统文化产生深深的怀疑了！
　　 《晚清七十年》乃是唐先生的一部教学笔记，是“个人对美国各时期所用各种教科书，总嫌不合己意”，于是“每以补注方式，增抒己见。虽每犯众怒，而终不盲从也”，其宗旨在于“论史论政，固不敢自诩是十分客观，然无欲则刚，心平气和，则时以自勉也。”在人物的评价上则是“去其脸谱，重识其真面目”，可见唐先生写作此书原有独辟蹊径，不盲从主流的意思，所以他能够信笔挥洒，旁若无人，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部非常具有私人色彩的历史大书，让我们在开阔史识之余，得到了一次难得的阅读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