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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主义的困境
黄张凯
何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横行无忌，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举步维艰？
从外部因素看，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四小龙的崛起，不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但更重要，也是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内因。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三民一个都不能缺，否则一个都保不住。中国民族主义在今日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民生、民权远远做得不够。
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西方媒体充斥着中国形形色色的分析，其中有不少文章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义和团的再现，必须加以遏制。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要分析中国的民族主义，须从历史和文化说起。民族主义本非中国所有，乃是源于西方。今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无不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民族国家的概念，兴起于西方，近代以来逐渐传遍全球。既然中国自古无民族国家，何来民族主义一说？其实中国古人对于民族的概念，是浅薄的。
李唐皇室带有鲜卑血统，并不妨碍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满清入主中原，史家依然奉之为正朔。古人效忠的，是他们隶属的朝廷，而非他们隶属的民族。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这样描述史可法沉江之前的悲愤：“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可见在古人眼里，真正值得哀痛的，是皇帝老儿换姓，也就是改朝换代，而不是异族的统治。
一方面，古人的华夷之辨是基于文化，而非血统，只要接受中华文化，便是中华；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几次种族大融合，更进一步冲淡了种族间的距离。今天的汉族，在血统上和两千年前已有很大不同。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北宋末年金兵入寇，二帝北狩；每一次的大动荡，都伴随着种族的大融合。今天我们再也找不到匈奴，鲜卑这些民族，因为他们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而全国能通满文的人寥寥无几，盖因满汉之间的差别，几乎完全消失。
由于我们的祖先重文化，轻血统，几千年来，朝代屡屡更迭，中华却屹立不倒，即使偶尔有外敌问鼎，也无不被中华文化征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古时的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有的是“天下主义”，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中华重于种族的中华，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认为，改朝换代和老百姓没关系，而文化的兴亡才是和每个人戚戚相关的天下大事。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来指的是这个意思。
中华民族的概念
然而这一局面到近代就难以为继了。西方的入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面对着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个敌人有着优秀的、强势的文化。中国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靠自己的文化来保护自己了。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人很自然的像西方一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在民族的基础上保卫自己。清末革命党人一方面排满，一方面又提出了包括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自然是针对“非我族类”的一切外国而言。
从此，中国人效忠的国家，不再是一个建立在朝廷之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建立在中华民族之上的概念。国家兴亡，不再是“肉食者谋之”，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大事。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辛亥革命将中华民族的概念根深蒂固的根植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中国人团结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而非效忠于哪个朝代，日本的入侵，才不被视为试图改朝换代的举动，而视之为亡国灭种的威胁。中国人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国民政府抗战檄文），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拖垮日本，成功的保卫了新兴的民族国家。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
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年来似乎屡招非议。中国人的爱国举动，在使馆“误炸”事件和中美撞机事件中的抗争，不但西方媒体诬之为极端民族主义，就连部分中国人也随声迎合。须知西方在捍卫自身的民族国家上，从不犹豫。八十年代初爱尔兰共和军囚犯在狱中为争取政治犯待遇而绝食，英国政府视人命如草芥，听任十余人活活饿死，手段之残忍、极端，实属罕见。何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横行无忌，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举步维艰？
我认为，原因有二，一为外因，一为内因。从外部因素看，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必将打破现有的世界秩序，直接威胁西方大国的利益。这一地缘政治的基本事实，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无关，甚至与中国在外交中的一些具体作为也无关。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就像现在民主化的俄国一样，照样是西方的心腹大患。而中国在外交上的技巧，顶多只能暂时缓解一下这种冲突除非中国俯首称臣，甘做二流国家，否则必然会动辄得咎。
中国的外交政策、手段，确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可外交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国际政治又服务于各国的基本利益，难道羊更温顺一些，叫得更好听一些，狼就不吃羊了吗？简言之，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四小龙的崛起，不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个现成的靶子罢了。
但是，更重要，也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内因。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三民一个都不能缺，否则一个都保不住。中国民族主义在今日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他的两个“民”没有做好。
从民生的角度看，中国今天远远不能说富裕。我们依然有庞大的贫困人口，国有企业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仰人鼻息。
邓小平一代强人，却不得不将钓鱼岛问题搁置，留给后代解决，何也？邓小平自己解释：“今天是中国求日本多一些，但总有一天，是日本求中国多一些。”（大意如此）。离邓小平说这些话二十年了，虽然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中国求日本，求西方多一些的局面，并未得到很大改变。既然有求于人。又如何能挺直腰板，大张旗鼓的推行民族主义？
我们说落后就要挨打，这个落后包括政治制度的落后。北洋水师船坚炮利，亚洲第一，却依然全军覆没。可见一个落后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利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民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无法捍卫民族主义。
殷鉴不远，岂能掉以轻心！苏联不可谓不强，但民权问题始终没处理好，等到病入膏肓，改也晚了，偌大的帝国一夜之间分崩离析，为天下笑中国的国力离当年的苏联差了一大截，如果中国不下大力气保障民权，那么苏联无法避免的，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可以避免。
一个昌明的政治制度，同样有利于民生。我的家乡浙江，自古为鱼米之乡，可从父辈口中听来的关于大跃进的一鳞半爪，足以让人恻然。像大跃进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在一个民主法制健全的国家发生！试想当年若有完善的制度，能使领导人知道民意，能约束领导人的行为，能容纳彭德怀的正确意见，又怎会有河南信阳那样十室九空的悲剧？由此可见，生存权固然是最重要的人权，但如果人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生存权也无从谈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拿什么来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民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正如邓小平所言，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照样保不住。既然经济保不住，难道国家的主权，领土的完整，甚至民族的存亡，就保得住吗？
中华文化是天下主义
正是由于中国在民生和民权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中国人捍卫自己民族的努力才受到挑战、攻击，甚至辱骂、嘲笑。民族主义想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只靠民族主义本身。如果我们拿出公务员加薪的热情给教师加薪，如果我们把给北京申奥、粉刷胡同的钱用在希望工程，如果我们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杜绝贪官污吏，如果每一个官员都在新闻舆论和立法机构的有效监督下行事，何愁民族不强盛！而一个强盛的民族，才能很好的保卫自己。
我坚信，虽然中国人在当代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中国正在朝民族、民权、民生全面进步的方面前进。什么时候这三者都做好了，中国也就能在世界上取得真正匹配中国伟大文明的地位，一百多年来为这一目标奋斗的无数仁人志士，才能在地下安息。这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全人类的大事。我们的雄心，不应当局限于做世界强国。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言，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能领导世界。我认为，这不是大师一时兴起的溢美之词。前面说过，中华文化是天下主义，是超越种族的。如果人类要实现天下大同，中华文化责无旁贷。中国的崛起，绝不能只看几个有限的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全球超强的中国，在我看来，不过是成就了霸业，而霸主的地位，是不稳定的。
历史上各个大帝国，无非是各领风骚数百年，不能千秋万代。而强大的文化，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才是王道的根基。我相信，虽然中国暂时告别天下主义，屈就西方舶来的民族主义，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天下主义的传统，以中华文化征服世界。一个天下主义的中国，将和盛唐一样，四夷宾服，远人来归。天下即中华，中华即天下，这样的中华，根本不需要民族主义来保卫。如果中华文化能像在历史上打破中国境内的种族区别一样，打破世界上的种族区别，那才是中国的全面复兴。
·作者是在英国牛津大学研修财经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