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中华政制之道

公法评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吴小龙

黄炎培的忧思与欣慰

　　黄炎培的一生，至少有两件事给人们留下了不灭的印象。一是他不当官的名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几度辞谢虚席以待的高位，全心致力于自己所认定的发展实业和职业教育这种民间工作。他在1917年所创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影响、贡献不可谓不大。职教社的名义至今犹在，当今社会对职业教育也颇为注重，但数年前我与一位致力于职业教育而颇有所为的朋友交谈时，他对职教社如数家珍，但说到黄炎培时，却一脸茫然，这似乎表明了，今日谈职教，与黄公当年意味已然不同；今日"职教社"，统脉已别有所自，五十年代前的职教社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黄炎培给今人印象更深的事或者要算他与毛泽东之间那段关于历史周期律的对话。那是在历史开新局前夕，在一位对以前的中国社会有着不少影响的民间人士和一位对此后的中国历史有着决定影响的政治领袖之间的一次开历史新局的对话，加上这个话题的尖锐性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重新突显，因此它名垂青史。而它现在不断地被人重提，也提示着更深的历史意味。

　　那场对话发生在抗战胜利前夕，在黄炎培，左舜生等六位参政员对延安进行访问期间。这次访问受到中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对其后的国共和战之局以及其间的民心向背都有相当的影响。延安之行对黄炎培个人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延安归来》，记下了在延安5天的所见所思，其中，就有他和毛泽东之间的这段著名对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应该说，黄炎培在这里确实提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尤其是向一个其时不少民心所归，既有得天下之势，又有得天下之志的政党领袖提出这个问题，更体现着他对这个国家前景的悬念和期待。当然，以他的大半生经历和了解，他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是忧虑多于信心的。而此时正在励精图治、正处于"其兴也勃焉"的上升阶段的毛泽东，以他的气魄和自信，三言两语，说出了几句很到位的话，既回答了黄炎培，又回应了当时在中国占主导的社会民心的关切和诉求，其后数年，这种民心民气的主流就决定了政局走向的主流。而毛泽东不但在这一方面压倒他的老对手大大得分，并且以建政前后数年间的具体作为赢得了黄炎培的真心信服，他的忧思终于得到了化解，并感到了由衷的欣慰。他当然没有意识到，他得到的"解答"其实还只是他的问题，而且只是问题的一半；如果一个人向他重复一遍他问题的前半段作为回答，他一定会把这当作对他智力的愚弄，如果是历史对他这么做，效果就不一样了。不幸事情正好是这样。

　　其实中国历史的这种周期早已为国人所见。就史实而言，有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之治"的太平盛世，以及作为其对照的盛世之前与之后的"白骨暴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就理论而言，则有对这种周期的种种表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一种表述，"五百年必有王者出"又是一种表述，黄炎培的那位大气磅礴的对话者所说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更是一种表述。在这背后的周期律确实是极为残酷无情的，黄炎培所说的那些，只是强调了这个周期律在其"自在"地起作用时表现在政象方面的一种"自为"，或者说，"周期律"在吏治和人事运作方面的一种体现。说实话，这种种政象（"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以及贪污、腐败等等）再怎么触目惊心，都是中国历史周期那"看不见的手"在操纵。这个周期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以二、三百年为一轮周而复始：先是王朝初期的"与民休息"，励精图治，接着很快出现盛世的聚荣和骄奢淫逸，接着是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不断积累着矛盾和危机，接着是贪贿横行、吏治腐败，加剧着危机；接着是遍地流民饿莩，再结合着某种边地的外患--于是，火山喷发了：农民起义（其实是流民起义）出现了，终于是玉石俱焚，在横扫了贪官污吏的同时，也将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物质文化成果毁于一旦，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等到农民战争过去之后，在这废墟上再来一次重建。这个周期令人惊心动魄，但是这个劫数谁也不能幸免：谁能说中国近现代的农民革命及其所扫荡的那个"蒋家王朝"不是这个周期律的又一次体现？过去我们曾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人数之众、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为世界历史上所仅见"而自豪，岂知这正是中国历史的一大不幸，正是我们自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地主制经济的农业社会的一大痼疾！黄炎培提出的兴亡周期律，只是那历史规律和历史周期的轮回在政治方面的一种表现；而他提出的问题：如何"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也未始不是表达了中国在脱离农业社会并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一种普遍要求和渴望。毛泽东的回答，也应该说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并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政党及其领袖在当时所能做出的最好的回答。黄炎培对这个回答的满意和信任也是有道理的。

　　不仅如此，中共在建政前后的种种作为也更加强了黄炎培的信心和认同。以延安之行而言，他认为，"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的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黄炎培觉得中共的群众动员模式与他的民间事业的运作模式"路线倒是相同的"，真是一种一相情愿的认同。但是他对延安的总体感受和评价并没有错。延安时期，可以说，对中共的政治理想及其领袖人物都是一种成全；毛泽东的伟人气象，也可以说正是成于此时的从凤凰山到杨家岭的昏暗窑洞之中。这时全国尚未"解放"，因此，种种励精图治，"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当然是必要的。而黄炎培以其兴学、办实业、致力职业教育的经历，当然很能够认同中共这种从底层作起的动员功夫。在黄的生平事业中，他基本上一直坚持不靠上层、靠民间力量和社会支持的运作方式（这与中共多少相似，但是理论基础截然不同），而他的这种方式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不断遭遇尴尬的经历使他痛感"没有政权和军权"的困境，从而使他更能理解和赞赏中共靠这二权把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整理出来的举措，他也由此产生了把这种方法和举措推向全国的希望--这当然也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希望。但其实就在黄炎培这独特的表达"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中还蕴藏着某种微妙的意味，是其时的言说者自己显然也不可能意识到的。"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的整理或曰管理，诚然也已有其复杂性，但道德感召力、精神力量、民心民气，却能起着几乎决定性的作用；而要更为长久地、有序地治理更为广袤的国土，更决定性的应该是某种制度性的东西。大系统和小系统，操作之异，是习于"治大国如烹小鲜"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路数的国人不易想到的。更何况，当时的时代思潮，是举国一致地要求民主（而不是法治），谁更能回应和满足这种时潮和民意，谁就能得分更高。不但像黄炎培这种"根柢于经验一方面"（蔡元培对黄的评语）的思考者会这么看，就连长于玄想和思辨的梁漱溟，判断原则也不例外；他在与黄炎培等人聚谈时，"都叹息蒋介石没有出息，竟如此蔑视社会各界舆论……对此深表不满。"蒋介石对此或许会私下冷笑：中国的独裁者正是把蔑视和玩弄"舆论"作为其"有出息"的表现的。但还有另外一批颇受欧风美雨薰洗的知识分子，在压倒性的舆论、时潮之外，还执着着他们的另一个原则：保障自由的制度，他们或许与当下的"民气"更有距离，但在坚持自己的原则认定时，却表现出更有断智。

　　总之，当时从"社会各界舆论"，到黄、梁等持中间立场的上层精英，到毛泽东，都认定了中国的出路唯在民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时，说得何等从容自信、掷地有声，他这时的态度和结论，都不仅仅只是针对国民党的策略，他的思考和本意，也都是真诚的。黄炎培出之于他的"稳健"的经验主义，把这理解、解释为基本针对时局和形势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固然不错，但毛泽东的本意，我想或者更为深远，他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完全合乎他的性格、他的思考、合乎他所接受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民主观：不同于（并且否定）西方议会制民主模式的、由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以"造反有理"的态度和口号来反对压迫的群众运动式的民主。毛泽东这时所说的两条"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人民监督"和"人人起来负责"虽然也针对时局，但在他的思想和言说中，时时，处处，都很容易看到其先声与后论，始终一脉相承："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这是他在1919年的豪言；"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他在1966年的"谆谆教诲"，而人民"监督"、"负责"的极致，就是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这"四大民主"来打倒"当官做老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能说毛泽东这始终如一的对民主诉求是假意不是真情吗？这种民主诉求怎么居然就变成了"史无前例"（或曰前无古人）的专制呢？今天，我们只好用"后见之明"来下评断：缺的是制度、是章法。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即使今天看来，称之为开大局之谈也一点不为过--在这对话之后不过四年，一个崭新的大局就开始了。对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来说，如何开历史新局都是很重大的事，中国恐怕就更是如此。法国大革命之后，如果拿破仑不出，那么，法国的国运、欧洲的历史，都将不同；美国独立战争后，如果没有华盛顿，那么，北美十三州，依母国大不列颠之制，拥戴一个国王也未必不可能；而华盛顿和他的战友们，则以一部宪法开美国二百年民主制之局。谁能说毛泽东当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登高一呼，气势会稍逊于中国历史上的哪位开国之君？又有谁能说他的雄才大略和英明能不超过华盛顿的开局气象？（他的诗友柳亚子就在给他的献诗中作了这种充满豪情的比较："华拿陈迹休怀念"！）而且，开局之初的一念之别，一法之立，恐怕作用意义都势将远远超过颓象已成之际那千辛万古的弥缝补罅。可惜，开局之初的毛泽东，励精图治则有之，民主制度方面的开创篇章之制却偏偏没有，或者很少有。这一方面，是不是缺少有识者的建言？我看不是。还是黄炎培，在1949年就曾以商讨、建议的口吻给毛写过这样的信："各方都倾心接受民主集中制，我意此时急需将这一名词做一番具体的说明，否则万一发生两种不同的措施，一方以为我是民主，而一方以为是集中。……例如，民主集中制必备之条件，组织、首脑、小组，它的施行法；关于选举，从编选名单起到开会当场无记名圈选，应该怎样怎样；关于开会，怎样召集、讨论、议决，到怎样通过记录，怎样保留不同意见；以及关于执行、关于检讨奖惩等等，一一举出实例，说明理由。这些工夫，管见颇以为需要，只不知已有人做过没有？尊见以为怎样？敬求公余赐教。"--这无异就是对毛的提醒：要注意制度建设，要有保障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制度--当然，这差不多还只是技术性的制度，估计毛对这类东西在理论上也还是能接受的。然而，在根本处，这位诗人革命家对此类章法细节历来是蔑视的。至于更进一步，对他个人权力制约，政治体制上的某种制衡性的制度，那么，免谈。

　　于是，黄炎培在"其兴也勃"的开新之局中看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的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他充满欣慰。兹举数例：1950年初，黄对当时土改、征粮中的过左、过火现象向中共中央直率进言，为中共接受并下指示纠正。对他"说得太露骨"的"尽情报告"，龙云将军的评论是："料不到中共统治下敢有人这样说，而中共坦然肯接受，中共应该有天下"。不久后，毛在中南海招宴黄炎培时对政府工作做了自我批评："事情办不好，老百姓没有给他们好处，先给他们吃苦，干部只想完成任务自己立功，不顾老百姓受得了受不了。偏错、贪污。老百姓说共产党来一年要征四次粮，就是夏征、秋征、借粮、公债，这都是他们的怨声，我们必须一一纠正。"此后，黄多次就土改、征收农业税、肃反等事在各地视察、考察中发现问题，向毛提出，甚至长谈以商讨解决、补救办法，使黄炎培得以"贡献不少意见，今如愿了"，感到非常满意，并在日记本扉页上郑重写下了这样的话："毛主席善于听取和我不同意见的言论，善于和与我不同意见的人合作。"毛在这几年励精图治的开局气象终于使黄炎培在欣慰之余，对这种"新型民主制度"和中国的前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人要和大众紧密联系，对己要自我批评，这些武器会从人群中放出万丈光芒。只有流水是不腐的，事实已经证明了并不是夸张。到至今，我识得了，当时延安一席谈，我估计过低了，所得到的答复是正确的，'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好政府才会久长'。""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是正确的。"黄炎培说这些话是真诚的，兴奋宽慰之情溢于言表。

　　我想可以肯定，黄炎培关于兴亡周期律的质疑给毛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因为它确实包含着对历史的"中国特色"的思考，而且，它的设问很尖锐--尽管对一个新兴历史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样提问时，提问者的本意中丝毫不含指责或质疑，相反，它包含着期许。毛泽东没有回避这个尖锐的历史质询，而是以他的行动和他一以贯之的思考和认定作了回答。除了他的令黄满意的个性化的回答之外，当时的报章，还以理论阐述的形式作了正式回答：黄炎培自己就保留下了一篇题为《关于"历史周期率"》的文章，它宣称："中国历史上的确尚没有任何革命者能够跳出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周期率，则今天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运用了他们的高度的马列主义修养，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不怕困难，所向无敌的斗争精神，他们不但已经在撕毁中国向来几乎二百年来一次治乱兴亡的封建社会的周期率，而且正在创造人民中国的新历史了。"这，即使不代表毛本人，至少也代表着领导层和理论界和观点和认定，至少说明了"黄炎培先生"面对几千年历史的质问，他们也有责任来做一个解答。答案是什么呢？人民监督，人人负责，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够了吗？今天看来，当然远远不够。只不过数年之间，周期律又开始作怪了，而且，带头的，几乎就是曾经声称找到了摆脱周期律的新路的毛泽东本人。当然，甚至就是在这时期，毛的自我意识里也还是认为他在继续着摆脱这讨厌的"周期律"的探讨和努力：怎样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怎样反对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怎样"反修防修"，怎样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钟情于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人确实终生都没有放弃他的努力，力图摆脱某种令人丧气的前景或规律（诸如"复辟"云云），但这时，已经没有当年黄炎培那种尖锐、坦诚的对话了，黄炎培于文革之前的1965年去世，他在1964年写成的回忆录《八十年来》的自序里保证：要"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一分精神全为国，一寸光阴全为民，以'天天向上'自勉，这样学习到老，改造到老。"经过"改造"后的他，要以自己的回忆录，"秉着是是非非的直笔，将使大家看看今天，想想昨天，知所努力。"而在这"直笔"中，他给现代史和国人留下的最重要的一笔--对"周期律"的质询和反省--已不见他提起一笔。李维汉晚年在回忆录中提到了1957年他曾经如何煞费苦心保护黄炎培过关，以免黄被"划为右派不好办"--由此，我们当不难明白黄炎培后来不再提起"周期律"的原因，不难明白他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的意思了。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2年0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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