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政治控制衰变探析

黄立茀

《东欧中亚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从政治行为对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及二者互动的视角，通过历史动态分析对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的内涵、政治控制衰变发生的时间以及引起政治控制衰变的事件进行了探讨。论文分为三个层次。在第一个层次中，讨论了政治控制衰变的定义，即一个政权实施政治控制的主体结构和基本功能遭到根本破坏。而后对苏共政治控制进行了结构与功能分析。指出苏共政治控制结构分为五个层面，其中共产主义指导理论与苏共一党制、等额选举制、“议行合一”制三个层面构成了结构的主体，依托这个主体产生了苏共政治控制的两个基本功能：集权、政治一元化这是本文的理论框架。在第二个层面中，分析了苏共19次代表会议对苏共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影响的深度。指出这次代表会议及会议后修改宪法两个举措虽然奠定了苏共政治控制向衰变转折的基础，但是由于转折仅限于苏共政治路线以及政治制度的原则层面，还没有根本触及政治控制的结构和基本功能，故而苏联政治体制及苏共的改革仍然存在着停滞抑或逆转的可能。换言之，苏共政治控制真正的转折还没有开始。在第三个层次中笔者强调，苏共改革的后两个步骤——1989年春夏进行苏联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和召开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与前述两个改革举措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后两个步骤启动了竞争性选举和分权制衡制度，使苏联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到了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的层面：政治控制主体结构中“等额选举”制与“议行合一”制遭到根本破坏，“一党制”独立难撑，苏共政治控制发生了难以逆转的衰变。 【关 键 词】苏共政治控制/结构/功能/衰变

苏联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苏联剧变不仅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的挫折，而且对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解体以后，对苏联剧变进程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但是，对苏联剧变进程中苏共执政能力衰变的专题研究给予的注意似还不够。苏共曾是一个强大、成熟、成功的执政党，苏共领导下的政府和国家的政治活动十分有序和有效，因此曾被西方政治学家认为，它可与美、英国家政治之发达和有效的程度相媲美（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页。）。苏共强有力和有效的领导使苏联国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间，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但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苏共政治控制迅速发生衰变，经过短短六年，苏共历史就划上了句号。从根本上说，苏共政治控制衰变是苏联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积弊未能及时革除的结果，也是20世纪80年代当苏共领导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却未能及时、正确地进行改革的结果，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将聚焦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的过程，探讨下述问题：苏共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其政治控制何时、因何事发生了衰变？因为这是苏共迅速走向崩溃和瓦解的开端，准确地揭示和剖析它，不仅对于客观地再现苏共兴亡的历史十分必要，而且对于探寻引起苏共瓦解的原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迄今发表的有关苏联兴亡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与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相关联的苏联改革进程失控的问题。邢广程在《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一书中指出：“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个转折点……1988年的改革把苏联推上了不归之途” （注：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165页。）。江流等主编的《苏联剧变研究》中概括道：“1988年中……，苏联的改革重点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导致改革进程的逐渐失控”；周尚文等主编的《苏联兴亡史》中认为：“19次代表会议是苏联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苏联社会进入了动荡多变的新时期”。也有个别研究已经触及到关于苏共政治控制衰变问题的边缘，例如江流等主编的《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认为，“苏共19次代表会议后，苏联社会危机不断加深，苏共领导节节让步和反社会主义势力不断崛起……”（注：参见江流等主编《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周尚文等主编：《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0页；江流等主编《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上述研究的对象虽然不尽相同，既有苏联改革进程也有苏联共产党，但是对苏共19次会议以后的形势使用“失控”、“动荡多变”、“不归之途”、“危机加深”等进行概括，表现出一个共识：苏共19次代表会议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是苏联形势失控的转折点。俄罗斯研究苏联兴亡问题的学者关于苏联剧变进程分期的观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对苏共19次代表会议引起苏联改革形势发生转折却表现出共识（注：参见〔俄〕斯·维·契什科：《苏联的解体》，莫斯科1997年版第46页；〔俄〕阿·达尼洛夫，德·克拉西里尼克夫：《祖国史过滤时期的政权与政党》，彼尔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167页；〔俄〕阿·尼·萨哈罗夫等主编：《20世纪俄罗斯历史》，莫斯科1996年版，第585～586页。）。这些研究无疑为探讨苏共政治控制衰变提供了准确的切入点。继续沿着这个切入点考察，我们注意到，在召开19次代表会议的时候，苏共仍然强有力地控制着局势，换言之，苏共19次代表会议只是提供了苏联改革以及苏共政治控制转折的基础，而真正难以逆转的转折和衰变还在其后。因而提出一个问题：19次代表会议以后什么时间，由于发生了哪些事件，苏共政治控制衰变才真正发生了？本文拟从政治行为对苏共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及其二者互动的视角，通过历史动态分析对苏共政治控制的衰变作出回答。

苏共政治控制的结构功能分析

笔者认为，采用过程描述性的评价，似难以透彻地解答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的问题。为此，首先需要界定政治控制以及政治控制衰变的内涵。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统称政治控制，用以指称执政党对国家其他政治主体——国家政权机关、社会组织、民众等政治行为进行支配的政治关系、机制及其制度的总和。

政治控制需要从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考察。政治控制结构指执政党依托国家政治制度对政治运行各种内在因素制度化的组织，主要包括对国家制度理论的认定，国家政治权力获得方式的规定；横向上对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力）的划分；纵向上对国家与社会（政党、社会组织和群众）之间关系的规范；对暴力机关的建设。政治控制功能指政治控制结构各个层面协同作用产生的机制的总和（注：参见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4、175～183页。）。

政治控制衰变是指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被根本破坏。为了使“根本破坏”有一个尺度，引入政治控制主体结构的概念。政治控制主体结构是指在政治控制结构中几个基础的部分结合形成的组织，由这个结构产生政治控制的基本功能，并使这种政治控制区别于另一种政治控制。例如由“君权神授”理论、统治者世袭、君主集权制度构成中世纪国家政治控制的主体结构，产生专制的基本政治控制功能，区别于以“人民主权理论”、领导者民选、三权分立制度为主体结构，产生民主政治控制基本功能的近现代西方国家政治控制。本文将以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存在的状况作为衡量政治控制破坏程度的重要标准。在一个政权政治控制遭到冲击的情况下，如果其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和基本功能还保持着，不能算作政治控制发生衰变。相反，如若政治控制的主体结构遭到根本破坏，基本的政治控制功能缺损大半，则可以判定这个政权的政治控制已经发生衰变。

十月革命以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犹如资本主义汪洋包围中的一个孤岛，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敌视和遏制，生存条件险恶。为了生存与发展，苏（俄）共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确立了一党执政、“议行合一”的政体。20年代末以后逐渐形成斯大林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此间至80年代中期，苏共建立了一套完整发达的政治控制结构，它包括五个层面。在制度层面，通过宪法规定了苏联国家的理论基础、社会制度以及各个权力载体之间的政治关系，规定“共产主义”理论和社会制度是苏联人民的指导思想以及苏维埃国家的奋斗目标，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及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7年中文版，第9页。），该层面简称共产主义指导理论和苏共一党制层面。在政权结构层面，通过实际上的等额选举制组建党和政权机关，同时在党的领导结构中设置了庞大的与政府平行的部门，形成了党“重”苏维埃“轻”的政权结构。在权力划分和运行层面，建立了苏共集权“议行合一”的决策模式与运行机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层面，建立了严格的信息检查、惩罚制度，对群众组织和结社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制度。在政治强力层面，建立了强大的警察、军队、监狱等。 苏共政治控制结构产生了苏共控制国家与社会的功能。具体说，苏共从共产主义理论获得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源泉；从一党制获得执政合法化的制度保障；从等额选举制度等组成的政权结构层面获得组织资源保障；从“议行合一”制和对社会严格的控制获得控制国家决策、决策实施进程以及社会支持的机制保障；从强力层面获得政治控制强力后盾的保障。在苏共政治控制结构的五个层面中，共产主义理论与一党制是整个结构的基础与轴心，它决定了其余四个层面功能的设置。在后四个层面中，等额选举制、“议行合一”制直接拱卫苏共一党制，三者一体构成结构的主体，苏共依托这个主体获得了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政治控制的两项基本功能：集权与政治一元化。 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与基本功能的根本破坏

1.制度层面：苏共19次代表会议及其后修改宪法奠定了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的基础

苏共政治控制结构自形成以后至80年代下半期以前，在运行中一直没有遇到大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改革实行公开性、民主化方针以后，苏联社会出现意见多元化，苏共对社会意识的控制受到挑战。苏联社会意见多元化虽然已经开始冲击苏共政治控制，但是它远没有引起后者的根本变化——因为苏共政治控制结构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

苏共政治控制结构的根本变化，是在苏共19次代表会议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以后发生的。

1988年，苏联经济改革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但是仍然裹足不前，戈尔巴乔夫认为，苏共集权这个已经患了“重疾”的政治体制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因而决定对它施行“政治手术”（注：〔俄〕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1988年6月召开了苏共19次代表会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生平与改革》中将这套方案的核心概括为：“将政权从垄断地掌握它的共产党的手里转交到依据宪法应该拥有它的人们，即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组成的苏维埃的手里”（注：〔俄〕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23页。）。与此相适应，方案提出了三方面主要内容：重新划分党和苏维埃的关系，贯彻将权力重心转向苏维埃体系，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使“任何一个国家问题、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不能越过苏维埃加以解决”。改革政权结构：依据党政分开的原则精简和改革党的领导机构，组建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改革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组建方法，通过平等地提出候选人，差额竞选产生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戈尔巴乔夫指望汲取竞争性选举与分权制衡的原则给苏共集权的政治体制注入生机，这种改革思路之于苏联共产党人可谓地道的“离经叛道”。竞争性选举与分权制衡两个原则是先前被苏联官方严厉地斥之为“虚伪民主”的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则。民主制是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但是在关于民主制的含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有鲜明的分野。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巴黎公社原则以及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论述苏维埃国家管理理论时，共同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其内容主要包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国家组织活动的民主集中制，（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合一制（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国家政权机关活动的合议制等。17～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在同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过程中建立了近代西方民主制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等的学说中吸收的人民主权、代议制、三权分立等项原则。西方国家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运用了这些原则，分权制衡制度等成为西方民主制最鲜明的标志之一。20世纪中叶，西方民主制理论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42年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批判了传统民主制理论依据政权权威的来源和目的是否代表“人民的意志”等来界定民主、造成民主概念含混，使民主在很多情况下成为溢美之辞的缺陷，提出了将人民参与和竞争性选举政治领导人两点规定为民主的本质（注：〔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理论界曾就民主制的内容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直至70年代熊彼特的理论占了上风，“选举是民主的本质”“得到了普遍地承认”（注：〔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页。），从而奠定了民主制概念的现代内容。

十分明显，苏共19次代表会议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制的根本理论原则，依照现代西方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勾画了改造政治体制的蓝图，这个政治上改弦易辙的改革方案，甚至令西方政治家咋舌。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小杰克·F·马特洛克看到构想后曾惊讶、兴奋不已。他在回忆录《苏联解体亲历记》中谈到，“新内容比比皆是”，“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注：〔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39页。）。

19次代表会议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纲领开始付诸实践。1988年底根据纲领的精神对1977年宪法中关于苏维埃体制和选举方法的条款作了重大修改，通过了《关于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苏共19次代表会议和修改宪法这两个改革举措意义深远，因为二者奠定了根本改变苏共政治控制的政治路线和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苏共政治控制开始了转折。

然而，还有必要考察这种转折对苏共政治控制结构与功能的影响。如果从这个视角考察，苏共政治控制的转折不过从政治路线的原则层面深入到了政治制度的原则层面，而政治控制的结构和功能还未受到根本的触动。换言之，苏共政治控制在结构与功能层面的转折还没有真正开始。由于苏共仍然有力地控制着局势，当时政治体制改革还存在着继续推进抑或停滞甚至逆转的不确定性。当时，许多人疑虑重重。苏共真的能进行公正的差额竞选吗？真的能遵守修改后的宪法把权力移交给苏维埃吗？还是将宪法束之高阁，流于形式？ 2.政权结构层面：苏联人民代表差额选举使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政治成分开始多元化

笔者认为，苏共改革的后两个步骤，1989年春夏进行苏联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和召开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与前两个改革的步骤，召开苏共19次代表会议和修改宪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正是由于苏共的这种做法使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开始遭受根本的破坏，并导致政治控制功能真正出现衰变。

这种转折是从实行差额选举开始的。改革以前，苏联通过等额选举组建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这种选举制度产生两个互相关联的功能：实际上由苏共上级党委授意指定等额候选人并监管选举活动，保障了选举过程中社会政治意识一元化和社会选择的确定性，从而保持了国家政权机关成分的一元化。但是，差额选举制意味着直接摈弃了等额选举制度，它从三个方面向苏共发出了挑战。首先，由于参选候选人政治成分多元化，出现了与苏共面对面的竞争对手。其次，选民具有进行政治选择的自主权，可以不受意识形态限制，将信任自己的人推举到国家政权机关。再次，所有候选人必须平等地经历竞争淘汰选拔机制的筛选。这三个挑战，给予在野的政治派别通过政治竞争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与苏共分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席位的机会。苏共第一次面对在竞选中不能通过群众的检验、落选后失去政权机关席位的风险。因此，竞选实际上成为苏共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以广大选民为争夺对象、围绕国家权力再分配展开的政治斗争。 如果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主流力量意识到竞选的性质、风险和深远的政治意义，理应采取积极竞争，以获得广大群众支持的竞选策略。然而苏共主流派以执政党自居，他们所持的良好愿望是，通过差额竞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政权机关，遏制高层领导中的传统力量。同时，为了塑造党在竞选中的民主形象，采取了放任的竞选措施。一方面继续推动了在“公开性”、“民主化”方针下对国内新闻和出版已大大放宽的控制进程，直至有些电视台也开辟了专门的栏目，用来进行竞争辩论（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另一方面，苏共为了与以前在选举中由上级领导包揽一切的做法划清界限，对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参与竞选活动采取了放手的态度。当时的苏共中央组织部长格·拉祖莫夫斯基曾多次亲自向州委、边疆区委打电话下达不要干预的指示（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竞选开始以后，苏共地区和基层缺乏统一的步调，有些党组织盲目自大，懈怠竞选，有些党组织胆怯萎缩，躲避竞选。总之，苏共多数地区基层组织仍然停留在等额选举的政治“惯性”中，基本上没有进入政治竞争的状态。激进改革力量采取了与苏共完全不同的竞选方针。他们深知竞争对手的强大和政治机会的价值，对竞选进行了极为认真、周密的准备。竞选演说是竞选代表争取选票的最好渠道，一般情况下，激进派人士周围都自动聚集起了强大的竞选班子（注：〔俄〕加·波波夫《重新在野》，莫斯科“加巴科基卡”国际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对竞选演说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他们分析了民众的心理，挑选了民众最关心、也是对苏共领导70年以来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竞选纲领，阐述改革的主张。竞选演说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主张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建立“法制国家”（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8页。）。

竞选开始以后，苏联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公园、礼堂、行人密集的地铁站、汽车站到处摆开了竞选的舞台。激进民主派努力采取积极生动的方式评击苏共的错误，勾画美好的改革蓝图，使竞选运动成为苏联历史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否定执政党合法性的宣传运动。

如前所述，共产主义理论是苏共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来源。合法性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以国家权威的正当性及其社会所接受的程度为研究对象（注：时和兴：《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自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首先提出合法性概念以后，西方社会学以及政治学各个重要的学派，如结构功能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现代规范政治学派的著名学者都对这个概念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丰富了合法性理论。所谓合法性用来指称“基于某些社会共同价值而对统治者及其活动的拥护（注：S.N.艾森斯塔特：《帝国的政治体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因此，合法性是指在非暴力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权统治的自愿认同和服从。一般而言，合法性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1.合法性基础。它提供合法性的来源，说明统治者进行统治、人民服从统治的理由，“只有当存在一种用以提供统治正当资格的普遍信仰时，合法性才能得以实现”（注：参阅卡尔·弗里德里齐：《人及其政府》，纽约麦克格罗希尔图书公司1963年版，第237页。转引自《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第208页。）。从古至今，宗教信仰，传统观念，社会制度理论（例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西方的“人民主权”学说等），成为不同类型国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2.合法化，即借助于法律程序使统治者的统治制度化的过程。因为一个政治体系只有求助于合法化，才能“成功地保证大众的持久性忠诚，即保证其成员意志服从”（注：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189页。）

在苏联，民众认同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自觉自愿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认可苏共不断进行政治体制建设推进领导合法化的进程。但是，民众认同共产主义理论不能一劳永逸，苏共需要不断取得政绩，持续地证明共产主义理论是正确的，加强合法性基础。在这种逻辑制约下，苏联社会认可苏共的政绩，成为继续信仰共产主义、延续苏共领导合法性的关键。而问题恰恰在于，改革以后，苏共历史上的政绩已经受到质疑，在现实中也陷入政绩困境。实行民主化、公开性以后，在封闭的意识形态模式下被掩盖了的问题暴露在社会面前，过去被宣传得完美无瑕的苏共政绩露出了大面积瑕疵。后来，“填补历史空白点”的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全面否定苏共和社会主义的热潮——苏共历史上政绩实在性被否定，共产主义理论是否正确受到怀疑，群众对苏共领导的信任开始动摇。戈尔巴乔夫改革四年以来，苏共基本上没有做出新的政绩，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的许诺不能兑现。群众对苏共继续领导国家的能力已经置疑。在竞选中，由于社会上大张旗鼓地抨击苏共的错误，加之苏共地区和基层组织在竞选中有种种不高明的表现，加速了群众对苏共的不满和失望，这些情绪甚至演化为“厌倦”和“厌恶”苏共；与此相反，老百姓对许诺可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激进民主派人士开始信任和崇拜，期望着激进改革给予艰难、缓慢地推进的经济改革以“有效的补偿”（注：〔俄〕维·茹拉夫列夫等主编：《当代俄罗斯历史》，莫斯科捷拉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0页。）。在苏联大中城市的竞选中，群众这两种对立的情绪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形成了三个引人注目的场面，对于这些场面，苏联和西方的政治家在回忆录中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提到了它们：竞选者“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谁许诺提高生活水平，人们就拥护谁（注：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页。）；“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位英雄”（注：〔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据苏联各派政治家的回忆录，在从1989年1月至3月近百天的竞选中，每一个候选人都要进行上百场、甚至数百场的演说。随着竞选在苏联全面推开，“社会公正”、“法制国家”、“自由经济”的口号响彻在苏联许多地方的上空，并成为无数听过这些演讲的老百姓心中的梦想。在大中城市的选举中，广大民众积极支持民主派候选人（注：〔俄〕加·波波夫《重新?在野》，莫斯科“加巴科基卡”国际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苏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对社会政治意识和政治选择的控制。

在苏联民主派力量薄弱的许多农村和边远地区，选举进行得比较平静，苏共地方组织提出的候选人照例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支持，例如在北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和中央黑土地区，90%的选民支持由地方党组织提出的候选人（注：〔俄〕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1989年3月26日，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如期举行。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了人民代表2250名。按照新的选举方法选出的苏联新一届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成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在当选代表中，有88.1%是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其中，苏共党员和预备党员占87%；第二，参加竞选的党员干部，约有20%落选，其中包括国家30个重要地区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尤·索洛维约夫、该市市委书记阿·格拉西莫夫以及莫斯科市、基辅市市长、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乌克兰5个州的第一书记及全国1/3小型城市的市长都在选举中落选；第三，许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当选为人民代表，如后来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后来的莫斯科市市长、经济学家加·波波夫，后来的列宁格勒市市长阿·索布恰克，勃列日涅夫时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安·萨哈罗夫，如历史学家罗·麦德维杰夫，还有众多反政府政策宣言与出版物的主要起草人，历史学家谢·斯坦凯维奇，街头游行示威和公众活动组织者、如物理学家阿·穆拉谢夫等。

应该如何评价苏共在竞选中的表现呢？选举结果公布以后，多数政治局委员情绪沮丧，但是戈尔巴乔夫情绪高昂地认为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因为有80%的代表是共产党员（注：〔俄〕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426页。）。雷日科夫反驳了这种看法，指出许多共产党员之所以当选，恰恰是他们“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强调自己是共产党员”。表面上是30个重要地区党的领导人落选，“实际上落选的是整个苏共”（注：〔俄〕尼·雷日科夫：《背叛的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雷日科夫的估计是正确的。差额选举是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政权结构的层面”遭到破坏的开始——一批党的中高级干部落选，削弱了苏共政治控制的组织资源，许多激进民主派当选为人民代表，使国家政权机关政治成分出现了分裂，苏共实施一元化政治控制的组织基础遭到了根本的破坏。还应提及的是，在选举之前，1988年9月30日曾召开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根据第19次全苏党代会决议成立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改组苏共中央机关的决定》。该决定取消了原苏共中央下设与政府平行的23个部，代之以6个委员会，使苏共领导机构大为削减并剪断了“以党代政”的组织纽带。与这一事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5月份新建了庞大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党“重”苏维埃“轻”的政权结构开始成为历史的一页。

3.权力划分和运行层面：在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前后“议行合一”的决策模式开始被打破，苏共政治决策进程开始失控，苏共权力中心衰落，苏维埃权力中心崛起 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出现创伤以后，立即反映到苏共政治控制的功能上来，使苏共集权、控制政治一元化的功能均随之受到削弱，同时，两者强烈互动，加速了结构被破坏和功能向衰变的转折。

这种互动是在苏共权力向人民代表大会的转移中发生的。根据修改后的宪法，人民代表选举以后将召开人代会，启动权力转交人民代表大会的进程。由于许多激进民主派当选为人民代表——他们有明确的民主政治的抱负，许多人有高度的专业训练，而且经过激烈的竞争走上政治舞台，富于战斗性——致使这个进程表现出三个特点：苏共权力转移的启动者不是苏共而是进入人代会的激进民主派代表；苏共被裹挟着被动地跟进；权力转移从地方自发地开始向中央推进。 权力转移的进程中充满着日益尖锐的冲突。第一个冲突发生在人代会召开前夕。当时各派政治力量都在为影响大会做着某种准备，因为会议按照何者的意愿召开将关系到如何重塑党与苏维埃的关系。冲突发生在地方，矛盾的焦点是：党是否有权力指挥新当选的人民代表。加·波波夫在其回忆录《重新在野》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选举结束后不久，俄罗斯联邦就有数十个地区的州党委会按照习惯，召集了人民代表，以便向他们指明，如何参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做什么。莫斯科市党委会也准备这样做，波波夫认为这是可笑的，问题在于，“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后来，莫斯科的人民代表商定，去参加市党委会召集的会议，如果党委哪个人开始训示代表，则马上离开会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独立的人民代表”（注：〔俄〕加·波波夫《重新在野》，莫斯科“加巴科基卡”国际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在列宁格勒选举结束后不久，人民代表被邀请到州党委员会。当时的州委第一书记尤·索洛维约夫开始给新当选的人民代表“上课”，向他们交代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案。代表们不客气地打断第一书记的话，认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方案应该由代表来制定。索洛维约夫碰了钉子。会见结束后，在阿·索布恰克建议下，列宁格勒的人民代表自行召开了会议，商讨组成人代会列宁格勒议会团的事，这个工作会议一直持续到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在人代会召开之前发生的第二个冲突集中在干部任命制上。5月23日，即大会召开前两天，政治局全体成员会见俄罗斯人民代表，向他们通报了刚刚结束的中央全会内容和国家重要职务人选提名。这些提名中包括部长会议主席，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法院院长等。以往，这些提名肯定会得到批准，征求意见只是走形式。但是这一次，俄罗斯人民代表中的专家以被提名干部缺乏专业水平为由据理力争，否决了中央全会提出的除雷日科夫外其他所有的国家重要职务人选提名。迫使政治局史无前例地又召开一次新的中央全会，提出了新的候选人名单（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页。）。

新人民代表在上述事件中对党桀骜不驯的态度表明，苏共权力向苏维埃转移已从地方上自发地发轫，“议行合一”的决策模式已经出现裂缝，不仅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开始遭受第二个强力的撞击，而且苏共集权的政治控制功能也遭遇了直接的挑战。 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组建最高苏维埃领导机构，启动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会议始终冲突迭起，“议行合一”的决策模式不断地受到民主派代表的猛烈冲击。会议伊始，在审议会议议程时，一位里加代表突然出人预料地要求追查第比利期事件（注：1989年4月初在第比利斯出现民族分立主义示威集会。9日凌晨在当地政府请求中央同意下军队对示威集会进行清场，出现人员死伤。）的责任，并提议为死难者致哀，会场哗然。紧接着，以第比利斯事件为契机，传统派与激进派代表在中央、当地政府和军队何者应该为此承担责任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舌战。党中央对此缺乏思想准备，大会马上失去控制。第比利斯事件的争论一直贯穿着大会，冲击了大会的部署。虽然最后传统派占了上风，但民主派代表有所收获。大会决定成立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并选举民主派代表索布恰克担任主席。

人代会距选举虽然已过去两个月，但是在会上，新当选的人民代表竞选时的政治激情未减。他们自动聚集，研究斗争策略，并争相在麦克风前阐述自己的观点，因而使会议的每一个议程都充满着对抗的复杂形势。在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时，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针锋相对，在经济、政治、国家体制方面都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针。在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时，各派代表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经过民主派艰难的努力，叶利钦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时，许多代表虽然赞成戈尔巴乔夫，但是向他提出了应该辞去总书记职务专心于苏维埃工作、妻子赖莎不要干政以及他是否在克里米亚建高级别墅等令他尴尬的问题。使苏共最感不安的是，6月9日，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代表安·萨哈罗夫提出了废止保障苏共执政地位的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动议（注：〔俄〕维·茹拉夫列夫等主编：《当代俄罗斯历史》，莫斯科捷拉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6～47页。）。在2000多名代表出席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会议议程和内容被代表修改，党确定的领导方针受到人民代表全面抨击，党的最高领导人遭遇诘问和责难，苏共一党制受到公开挑战，在苏联历史上是史无前例和无法想象的，党在这些冲撞中表现出的被动和手足无措改写了“党与人民代表的关系”。索布恰克形容道：“所有的代表都已意识到：会场上就座的再不是驯服的羊群，主席台上就座的也再不是颐指气使的牧人。”（注：〔俄〕阿·亚·索布恰克：《步入政界》，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苏共领导虽然控制住了大会的局势，但已经是吃力的。据时任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的瓦·博尔金回忆，为了控制大会，“政治局委员的聚会越来越频繁。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惊慌不定的面孔和焦虑的议论，政治局会议分析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情况，拟定稳定局势的措施，提出反措施”。“这些人第一次不能控制进程，无力改变局势……大部分人明白，苏维埃的大门已经打开，涌进来形形色色的人，其响彻全国的声音，既令他们害怕又使他们无力反抗”（注：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采取了电视直播的形式，因而“这个声音也使千百万公民感到不安，他们坐在电视机旁，看到的是一片混乱”。 苏联人代会进程中的局部失控和混乱与以前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照本宣科的有序场面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这种失控与混乱反映了民主派代表对国家决策进程的强烈影响。从政治控制的结构考察，苏共权力向苏维埃转移的进程已经从地方扩展到中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在以独立立法机构的形象出现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分权制衡的模式开始取代“议行合一”的模式。从苏共政治控制的功能考察，与苏共对立的另一个政治中心异军突起，苏共权力中心开始衰落，苏共对国家集权、政治一元化的控制已开始瓦解，苏联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4.苏共一党制层面：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后公开反共的政治组织纷纷涌现，形成事实上的多党制，苏共一党制开始解体

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是一个由三个层面相互支撑组成的整体，结构中的等额选举制、“议行合一”制两个层面遭到破坏以后，开始联动另一个层面——苏共一党制层面坍塌。这种联动是通过苏共政治控制功能削弱，苏共异己社会力量迅速扩展对政治控制结构的强烈冲撞实现的。

政治体制改革以前，苏共实行一党制。几十年以来，苏共对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严格控制和严厉惩治的政策致使社会意识形态一元化，社会组织政治一元化，官方异己的思想没有公开的传播空间和发展空间。60年代以后，苏联虽然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但是运动发展得极为有限。1980年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说，“持不同政见者和群众之间实际上是没有联系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没有真正的群众”（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强大的国家机器遏制了不受国家制度约束的社会进程的形成（注：〔俄〕萨哈罗夫等主编：《20世纪俄国历史》，莫斯科1996年版，第569～570页。）。改革以前，苏联社会无法想象自下而上改变政治体制的可能。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于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苏联社会已经出现了社会意见多元化，而在差额选举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开始形成了社会政治多元化。民主派在竞选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中挑战的成功，对广大民众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广大民众对政治体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开始不再惧怕国家机器，甚至有了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的勇气和信心。马特洛克在其回忆录中对竞选以后广大民众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形象的描述：“有为数不少甚为独断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大选中惨败……它传给广大公众的信息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突然间，人们不再惧怕直抒胸臆了”。“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注：〔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苏联广大群众政治参与的性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群众继续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此同时批评苏共改革路线和要求进行激进改革的潮流日益扩大。并且这些群体政治参与的方式也随之变化，由需要激进派宣传、鼓动，被动的选择激进派路线开始变为主动参与其活动；由个体参与变为地区内和跨地区的群体参与；由通过政治体制内工、青、妇等群众团体渠道的常态参与，变为组成未经国家批准的非正式组织的非常态参与。民主派代表跨地区联合，带动了社会上要求激进改革的力量。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来自各个城市互不相识的民主派代表为了协调行动，壮大力量，已经形成了“跨地区议员小组”。其主要成员是莫斯科、列宁格勒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如安·萨哈罗夫、尤·阿法纳西耶夫、加·波波夫、阿·索布恰克以及叶利钦等。大会结束以后，小组继续活动并扩大为“跨地区议员团”（注：〔俄〕米·戈尔巴乔夫：《生平与改革》，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页。）成为苏联第一批重要的跨地区的非正式组织之一。此间前后，苏联重要的抨击政治体制的非正式组织也脱颖而出。“跨地区议员团”连同其他非正式组织到1989年底达到6万多个，重要的非正式组织多数打出了批判苏共、批判社会主义、甚至反对苏共，要求实行多党制的旗号。在东欧剧变，共产党纷纷落马的大环境下，这些组织活跃地进行街头政治活动，向苏共施加政治压力，在苏联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党制，实际上瓦解着一党制，成为半年以后苏共放弃一党制的重要推动力量。

简短的结论

通过对苏联政治运行的分析不难发现，苏共19次代表会议奠定了苏共政治控制衰变的基础。1988年底至1989年春夏，举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和召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对苏共政治控制衰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疾速地启动竞争性选举和分权制衡制度，苏联政治体制改革从政治路线和制度的原则层面迅速深入到体制的结构与功能层面。由于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中“等额选举”制、“议行合一”制遭到根本破坏，一党制宪法条款独立难撑，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趋于解体；政治控制主体结构的坍塌使得依托它的政治控制基本功能损失大半：苏维埃权力重心的崛起和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正在取代苏共的集权，国家和社会政治多元化取代着政治一元化，事实上的多党制使苏共一党制趋于瓦解。由于苏共政治控制主体结构和基本功能均已遭到根本破坏，苏共政治控制的衰变和苏联国家政权的解体已经难于逆转。

对于1989年初以后苏联政治的这种发展趋势，俄罗斯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斯·维·契什科教授曾进行过概括：1989年初以后在苏联改革中出现了不受国家控制的进程，“政权逐渐成为形式，单一中心的政治体系开始变为多元的体系，最后改革被社会崩溃所代替”（注：〔俄〕：斯·维·契什科：《民族国家还是民主社会》，载《苏联科学院公报》1990年第1期，第46页。）。原苏共政治局委员、苏联政府总理尼·雷日科夫置身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当时对苏联国家前途绝望的情绪也反映了苏共政治控制衰变已不可逆转。雷日科夫写道：“1989年……正是从这一年起，我不论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还是作为国家总理的一切希望都开始破灭”

（注：〔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作者简介】黄立茀，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